第八章 执行灵活反应战略：以越南为例 为了讨论“灵活反应”的执行，有必要先做一个选择。可以考察该战略得以自我显现的一系列事件：如猪湾事件、老挝、柏林、古巴导弹危机、多米尼加共和国。或者，可以着眼于一个事件的细节，因为该事件持续的时间，造成的分裂局面以及所付出的代价使所有其它事件黯然失色：越战。选择第二种方法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事实上微观地反映了“灵活反应”战略在实践中的所有要素。第二，肯尼迪、约翰逊以及他们的顾问把越南看作对“灵活反应”战略的一个相当好的测试：艾森豪威尔已无力应付，类似问题首先导致了对“灵活反应”的批评；如果该战略在越南无法发挥效用，那么就有严肃的理由质疑这种战略是否在其他地区也适用。美国领导人着手该实验时充分意识到潜在的困难，但同时对于通过执行一项转为这类形势设计的战略有能力克服那些困难充满信心。 说他们把信心放错了地方是有意轻描淡写：产生的成绩与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实在罕见。这场战争没有挽救南越，没能慑止以后的侵略，没能提升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所作承诺的可信性，也没能阻止国内的指责。对于战后国家安全决策结构的缺陷有各种不同主张，去责备这些主张是很容易的，尽管那些主张也许是实质性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单一或者始终一致的遏制办法；指控该战略的所有表现只不过太模糊了。把在越南的失败归咎于1963年11月22日白宫领导人的变动也是无益的，不管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个性有多么显著的差异。因为事实上约翰逊在越南忠诚地执行着“灵活反应”战略，或许肯尼迪本人都不会有他那么忠诚。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更有可能是来自于该战略自身逻辑衍生出假设：即对东南亚的防御对于全球秩序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在越南精确而有区别地动用美国军队；存在可以正确地评估其表现的手段；其效果是为了提升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势、威望和可信度。这些设想又反映出一种难以理解且目光短浅的对过程的专注——过度痴迷于手段而牺牲目的——专注于一项旨在促成目的和成就精确一致的战略的结果，而事实却适得其反。 I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官员们喜欢强调他们在越南的政策与1947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方向是一致的：他们坚持认为，那场战争只是为了证明侵略没有好下场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中的一个。约翰逊争辩说：“我们今天在东南亚面临的挑战， 和我们凭借着勇气和力量在希腊和土耳其、在柏林和朝鲜、在黎巴嫩和古巴所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这一代人主要的教训”是“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的立场坚定，就能最终制止侵略”。 这些声明暗示，质疑对南越承担类似义务的必要性就等于怀疑从根本上维系遏制战略的那些假设。 然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多年中那些假设已逐渐发生了变化。可以想一想，凯南曾经强调要区分至关重要的利益和边缘利益，区分对这些利益的各类威胁，区分在特定的可用手段下可行的反应层次。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凯南曾试图通过在精心挑选的重要地区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杠杆维持全球均势；到1965年，约翰逊几乎完全依赖于在一个对手选定的战场上使用军事力量。凯南曾希望驾驭民族主义力量，甚至那里的共产党，来遏制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影响；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可信性，约翰逊试图反对共产主义，甚至包括那里的民族主义。而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变是，约翰逊和后来的尼克松都令人悲哀地一致依赖于遏制政策最初的针对目标——苏联的帮助，把美国从自己的战略造成的混乱局势中解救出来。 有人或许会解释说，这些不寻常的变化是政府反应迟钝、目光短浅、甚至是心不在焉的结果，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肯尼迪——约翰逊期间，这些特质比通常情况下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然而，这些政府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对称反应的承诺，就是这一点人们必须仔细留意，以便解释一个战略思想的演变为何如此令人吃惊，事实上轻而易举地完成战略思想演变的那些人似乎没有意识到演变已经出现了。 当然，是NSC-68把威胁认知从苏联转变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份文件还提供了扩展手段及从结果上扩展利益的理论基础。艾森豪威尔否定NSC-68提出的对手段的分析，但并不否定对威胁或利益的评估；由于这个原因，他乐于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协定对南越防务扩展一种不明确的承诺，*这与政府以最小的代价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威慑的想法是初步一致的。肯尼迪对于代价关注较少，他面临越共暴乱的高潮，便回复到NSC-68可以扩展手段的理念，并加上履行艾森豪威尔承诺的决心，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延伸为演变为手段的替代品。同时，肯尼迪决心降低先前执行的战略所冒的升级或蒙羞风险；这种决心恰好导致了美国地面部队在越南的部署，先是作为南越的“顾问”，尔后在约翰逊的领导下成为训练有素的战斗人员。 然而，美国在越南的利益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均势在这里濒临危险？沃尔特·罗斯托在1962“国家基本安全政策”草案中曾警告说“领土和资源的重大损失，将使美国更难缔造它所向往的那种世界环境，……将会导致非共世界的政府和人民产生失败情绪，或者导致国内的挫折感。”但当公众敦促华盛顿官员解释一下为什么“丧失”一个遥远的小国家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时，官员们通常引证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条约义务，即如果美国不履行条约义务就会引起人们怀疑美国在世界其它地方的承诺。“美国承诺的完整性是全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腊斯克在1965年写到，“如果美国的承诺不再可靠，那么共产主义世界就会得出一个导致我们毁灭或几乎肯定导致灾难性战争的结论。” 这是一个古怪的推论。它要求证明美国对南越的承诺对于维护全球稳定是必要的，尔后将这种稳定描述为正因为华盛顿承诺的脆弱性而受到了威胁。它牵涉到慑止侵略和被当作人质。看来，这种混乱根源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没能说清楚那些单独从东南亚衍生出来的利益概念；相反，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完全取决于所受到的威胁和所承担的义务。他们认为，无论共产主义在哪里挑战美国提供的保护，美国的安全，甚至整个非共世界的安全，都处于危险当中。越南本身可能并没有多大价值，但作为威胁和承诺的交叉点，它就是一切。 这种观点并不要求集中对付威胁，或者甚至把共产党在其他地方的活动协调起来对付。没有要求它同共产主义者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活动协调一致。当然，在战争的初期经常提到中苏“统治世界”的计划， 但当莫斯科——北京分裂的迹象已经无可辩驳，这种提法就不常见了。接着理论阐述就转移到对中国的遏制，但只不过是暂时的。正如副国防部长（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约翰·麦克诺顿所言，到1965年年初主要的关切只有“避免屈辱的美国失败（我们作为保护人的声望）”。 那么，共产主义不一定对世界均势形成了联合的威胁，但因为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所以即使这种威胁不是联合起来的，也会导致屈辱，对全球稳定的挑战没有比这再真实的了。唯一的区别在于，现在是华盛顿对后退的恐惧，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自身内部的纪律和控制，把这些威胁联结在了一起。 所谈论的美国承诺也不一定是明智的。肯尼迪政府中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即艾森豪威尔在东南亚过分扩张了美国的势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斯托更喜欢在近海战略要点建立不太正式的联盟。 他的助手罗伯特·科默在1961年私下把东南亚条约组织描绘成对付并不存在的公然侵略的“包袱”。尽管如此，罗斯托在同年晚些时候致信肯尼迪：“我们的确陷在了越南，我们当然要履行我们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承诺。”很简单，问题就在于脱离该地区的危险似乎在每一个阶段都超过继续留在那里的代价。“我们进入越南的原因……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切实际的，”麦克诺顿在1966年写到：“在每一个决断时刻我们都冒了风险；在每一个关头，为了有效地避免我们不履行条约造成的损害，我们都提高了赌注。我们没有不履行承诺，但现在赌注（和承诺）非常大。”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有一种明显的自我加强的趋势。政府越是保卫它们的越南政策以维护美国的信任度，美国的信任度就越是依赖于这些政策的成功。约翰逊在1965年4月宣称：“让越南去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将会动摇……人们对美国承诺和美国诺言的价值……的信心。”尔后，又在5月声明：“有一百多个其它的小国家……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如果南越被吞并，那么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它们头上。”他于7月再次发表声明说：“如果在越南战场上我们被赶出来，那么以后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再对……美国的保护拥有同样的信心。” 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只有一部分是人们信任的产物；它们同样还产生于政府的主张。考虑到这些及其它类似的声明的频度和强度，这些声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被认真对待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政府发表这些声明是为了躲避撤军的压力，撤军将导致蒙羞；然而，其效果却加大了承诺和现实表现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恰恰是羞辱产生的根源。 但为什么首先是极端担心蒙羞呢？人们猜想，部分原因在于这有可能会向对手暗示我们很软弱：毕竟，慕尼黑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越南也已成为一种关系到个人荣耀的东西。“从1959年至今，我们还没有把一个国家让给共产主义，”约翰逊喜欢这样吹嘘。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人们更深的关注不是这个世界会想什么，而是美国会做什么。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都有一种奇怪的对美国的非理智性的担心——假如美国发现已经“失去”了越南，将可能做出不可预料的、无法控制的反应。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早在1961年就警告说，这样的发展“将会在美国国内激起强烈的论战，将会被极端分子利用来分裂国家、攻击政府。”罗斯托在 “国家基本安全政策”草案中甚至提到了一种可能，即如果遭受重大的失败，“美国有可能会轻率地发动一场战争”。 约翰逊或许怀有最强烈的恐惧：“我知道，如果我们让共产党在夺取南越的侵略中取得胜利，”他后来回忆到， 那么在这个国家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无休止的全国性的辩论——一场卑劣的、毁灭性的辩论——它将会损害我的总统职位，摧毁我的行政部门，伤害我们的民主制度。我知道，哈里·杜鲁门和迪安·艾奇逊自从共产主义接管中国那天起就失去了起效力。我认为失去中国对于乔·麦卡锡的兴起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知道所有这些问题放在一起，跟如果我们失去越南将会发生的事比起来，都只是鸡毛蒜皮。 那么，最根本的危险是如果美国不能履行它自己确定的义务，它对自己要干什么。 约翰逊政府刚刚离任以后，《纽约人》杂志的撰稿人威廉·惠特沃思曾试图就越战的潜在地缘政治学原理采访前总统的几个顾问，唯一一个愿意见他的就是沃尔特·罗斯托的哥哥尤金·V· 罗斯托，1966年至1969年间他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Under-Secretary of State）。随后的讨论明显是在兜圈子。当被问及为什么美国的安全依赖于对南越的防御时，罗斯托强调了在世界上维持“均势”的需要。但当被询问为什么有必要这样做时，罗斯托又求助于典型的“灵活反应”论调：有必要处理类似越南这样的问题而不诉诸于核武器。惠特沃思感到这很令人迷惑：“我们拥有平衡是为了处理问题，而我们又不得不处理这些问题以便维持平衡。这种理论是自己咬自己的尾巴。”“对，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对的，”罗斯托回答说：“我所能说的是，当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建立霸权的时候，这对人民来说总是很危险的。我不能一一列举潜在的霸国如何行使霸权，但是我会宁可即便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也要阻止这种的危险。” 这种自己咬自己尾巴的现象在越南问题上并不少见：扩张手段来履行承诺使得履行承诺成了手段的替代品；根据均势论证承诺的正当性使得均势因为承诺的存在而摇摇欲坠；为了可信性而实施的防御政策损害了可信性；最终为实现国内共识而展开的探索是用摧毁共识的手段来进行的——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灵活反应”战略的失败，没能在认清利益、感知危险、选择适当反应等各个阶段以有序方式推进这个战略。相反，威胁和反应本身都成了利益，结果，正当美国以空前的决心要大干一场的时候，美国就忽视或忘记了它来越南是干什么的。 II 应用在越南的“灵活反应”战略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相信“校准”或“微调”——能够在一个精确计算好的行动范围内上下移动，美国可以慑止有限的侵略而不会有过度升级或者蒙受屈辱。“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作为执行外交政策的工具……以经过测算的、有限的、可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使用，”麦克纳马拉的一个助手在1964年底写到：“军事行动本身不应成为目标。”数月后约翰逊后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他强调，他不会留意“那些怂恿我们不计后果地、随便地动用我们巨大力量的人……我们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只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然而，由于这个战略最终招致了扩张和羞辱，正如官方对势力均衡的想法一样，这个战略似乎包含了某些缺陷。 从理想上来说，威慑力量必须包含表达决心，而不必实际展示这种决心。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尝试过这种精妙的操作，通过威胁使用核武器挫败任何级别的侵略——只要有技巧或好运存在，这个方法至少有一个优点，即它把显示决心与实际做法分隔开来。缺少前任政府对这种战略的自信，同时相信在有限战争形势中这种战略没有效果，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在类似南亚这样的地区排除了核武器威胁，但没有排除美国在那里显示坚定决心的需要。罗斯托在1961年8月提醒肯尼迪：“我们必须马上制订行动计划，让对方相信我们是完全认真的”. 几个月后马克斯韦尔·泰勒补充说：“美国干什么或没能干什么，这对最后的结果都是决定性的。” 困难在于除了采用杜勒斯的战略, 所有其他能想象得到的决心展示似乎都需要某种形式的验证。 这没能困扰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1961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建议美国向南越派驻部队，以便“对北越和（或）中国共产党潜在的行动提供一个看得见的威慑，”并且“向所有亚洲国家展示我们意志坚定。”一位越南问题老专家，陆军准将爱德华·兰斯代尔对其。。。。。。。。。 IV 但是，战略的有效性不仅仅要求有能力去识别利益和威胁，校准反应并监督战略的实施；它也要求具有冷静地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有意识地把在一个地方的承诺同其他地方的义务相对照，并能意识到这些承诺将分散其他地方的注意力和资源。 约翰逊和他的下属们认为他们具有更大的远见：他们屡次强调，越南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自身，而且也是美国全球决心的一种象征。*然而，在具体的事物和它的象征之间界线是细微的；一旦越过这条线，视野通常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狭隘，结果是，手段与目标不相称不适合，甚至会破坏设想的目标。视野变得狭隘、缺少冷静地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不能察觉短期手段损害长期目标的程度，这是“灵活反应”战略应用在越南的第四个、或许是最为持久的一个缺陷。 这种趋势在越南表现得最为生动，南越政府没有能够预见到数十万美军将会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造成的绝对压力。就象威斯特摩兰的“搜索并摧毁”行动使人口中的难民剧增一样，尽管美国人努力控制，但城市里的生活费用在1965年到1967年间至少上升了170％。当然，腐败在越南总是存在的，但电视机、摩托车、手表和冰箱的激增以及美国人携带的活钱使腐败大大加剧。一位观察家回忆说：“美钞的大量流入产生的影响……几乎等同于对农村轰炸产生的影响”： 它使西贡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新经济中，一个妓女比一位GVN部长挣得还多，一个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的秘书比一位全职的校级军官挣得多，一个能说几句英语的出租车司机比一位大学教授挣得多……在西贡原来的富人反对威胁他们社会地位的共产主义；他们发现美国人以一种更快、更决定性的方式剥夺了那种地位��这样越南人价值观的基础还能剩下什么。 一个类似的现象也传布到了农村地区：“从安溪到芽升、从古芝到朱莱，在美军基地的四周逐渐形成了由木箱和非铁皮建成的完整的小镇子……小镇到处都是舒尔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广告…小镇只有三种工业——为美国人洗衣服、向美军士兵出售美国冷饮，服务于美国人的色情业。” 这种专横存在产生的影响是，它侵蚀了南越自力更生的能力，自力更生恰恰是美国首先试图加强的。当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都从来没能成功地控制它的附庸：美国肆意挥霍在南越的投资，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偶尔发出的断绝投资的威胁不那么可信。1968年初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在摊派的情况下或者GVN和美国人之间的分歧无法容忍的时候，认输的是美国顾问。”但是，顽抗与独立并不是一码事儿。同一份报告指出“大街上的越南人坚信美国完全控制着南越政府并发号施令。” 而且，军事或者政府层次的越南人当然不是傀儡，显然他们对美国控制他们的文化记恨在心，同时想到有一天美国人会离开又不寒而栗。 结果是一种模糊而深深依附感，这种依附程度在1973年美国人确实最终从战争中撤出后才变得很清晰。 事后看来，很难说维持南越对抗敌人所必需的外援水平和超越即会损害其自力更生能力的数量之间的交叉点是什么。或许没有这个样的交叉点；或许南越从来就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然而，很显然华盛顿没有做出什么努力寻找这个交叉点。美国加强势力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过它对这个它设想要保护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有害影响。在1968年的春季攻势后，一位空军少校轰炸了位于被越共占领的湄公河三角洲的一座村庄后解释说“为了挽救它，又必要摧毁这个城镇”。 这种评价适用于美国在越南的整个经历，而且适用于手段不相称的困境，尽管最初强调反应要与攻击相匹配，但“灵活反应”战略似乎从来没能解决手段对称的问题。 然而，保护南越独立不是美国在越南存在的唯一理由：美国还要向其他地方潜在的侵略者显示它的决心，说明侵略是不划算的。约翰逊声称“从一个战场撤退仅仅意味着为下一个撤退做准备。我们必须呆在东南亚——正如我们在欧洲一样——……‘到目前为止，你来了，但你不能再向前一步’。” 有趣的是，政府官员并不认为在南越的成功一定是传递这种信息的必要条件。然而，情况就是如此，约翰逊·麦克诺顿在1964年表示：“美国有必要……以‘良医’的身份出现，我们必须信守诺言、保持强硬、冒险、流血、沉重打击敌人”。对北越的持续报复不一定管用，麦乔治·邦迪在1965年初承认——他认为成功的机率介于25％到75％之间。但“即使失败了，这个政策也值得。至少它能减少了对我们未尽全力的指责……此外，报复政策……将使敌人以后的游击战冒险付出更大的代价。” 重要的是通过作出承诺来展示决心；如果失败——这即有可能又让人不快——比最初没有采取行动还要糟糕。 然而，实际传递出来的信息大不一样。美国稳步增长的承诺不能阻挡北越的渗透或者越共的进攻——1968年的春季攻势让人痛苦地证明了这种模式——它似乎说明，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那种力量没什么用：就这方面来说，技术在越南帮了倒忙。 这场战争还证明了毛泽东的理论，即相对落后的力量如果有耐心、毅力就可以战胜更先进的敌人，胡志明比约翰逊更准确地察觉到美国对越南的态度中缺少这些品质。 最终，到1968年华盛顿在那个国家承担的义务达到了如此大的程度，如果世界其他地方出现了类似的危机，美国要想作出回应就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那么，越南所证明的与其说是进行侵略不如说是抵抗侵略，这与政府试图传达的信息有些不同。 在越南不成比例的承诺也导致了对美国整个军事能力侵蚀。现在很显然，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蒙羞之后，开始着手一项长期稳健的计划，加强其战略武器力量。约翰逊政府决定不采取增强美国的对应措施，部分是因为它低估了俄国加强战略力量的程度， 部分是因为麦克纳马拉确信美国的战略计划已经达到边际效益递减的程度，但部分也因为迅速增长的越战开支使得政府不愿意再到国会去要求昂贵的新式武器系统来对付苏联的扩张。 约翰逊在肯尼迪死亡两周后这样宣告说：整个“灵活反应战略”是建立在持续维持对俄国人的战略优势之上的，“我不愿意成为一个葬送这种优势的总统”。 然而，当约翰逊在1969年离任的时候，莫斯科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方面接近于与美国旗鼓相当，而且其他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到70年代中期将使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和其他几类战略武器方面确立数量优势。 人们可以充分地讨论做出不与苏联军事力量竞赛的决定是否明智：接受对等这个事实确实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成为可能，在1968年苏联同意谈判，但同时却也无法保证谈判能否成功，也无法保证莫斯科在那些谈判没有覆盖的领域会保持克制。然而，这些考虑在约翰逊政府的思想中没起什么作用：在60年代末，正是预算压力和越战滋生的反战情绪使得甚至提议增强美国的战略能力都行不通了（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是个例外，相对而言它不算很昂贵期，初始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也是例外，它是国会强加给这个不情愿政府的）。后来不得不忍受这些决策后果的亨利·基辛格回忆道：“恰在我们的全国辩论应该全神贯注于新形势的潜在含义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防务项目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抨击。” 华盛顿对越南的痴迷能够导致短视，这就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证明。 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升级或许不会在一个长远的基础上损害与苏联缓和的前景。这一过程恰好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掌权巧合，他们与赫鲁晓夫不同的是，在达到大致的战略对等之前，他们宁可推迟做出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努力。甚至有迹象显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欢迎华盛顿为东南亚分神：它几乎没做多少事情来劝止河内的反军事升级行动或帮助安排谈判；在1966年，一位苏联官员有一次甚至建议约翰逊政府在南越增加美国的军事力量。 同样不清楚的是，美国在越南的介入是否会起到治愈中苏分歧的作用，这是批评这场战争的人所担心的事情。与此相反，美国深化在越南的承诺引发了中苏之间援助河内的恶性竞争，结果是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 然而，越南的确扰乱了美国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另一项主动权：这就是约翰逊1964年发起的、通过加强经济纽带与东欧国家之间“架桥”的运动。但这种并不巧妙的、尝试削弱莫斯科对其卫星国控制的努力失败了，国会出于对苏联和东欧援助北越的愤怒而拒绝减少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歧视性关税壁垒。 这些事态中让人深刻印象的是约翰逊政府很少做出努力评估评估越南对这些事态的影响。*似乎那儿的战争升级发生在地缘政治真空中——虽然相比之下不升级的后果被认为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事后看来，可以说所有这些倡议——推进与俄国人的缓和、维持中苏分歧、改善与东欧的关系——反映的利益都比那些在越南濒临危险的利益更加至关重要。但华盛顿当时没有这样看待这些问题；事实是，越战仅仅损害了这些利益中的最后一项应归功于运气好，而不是有远见或者计划周密。 越南同时也分散了在其他问题上的注意力。在60年代中期，戴高乐将军拒不妥协及对核战略的持续辩论使得北约处于严重的紧张之中，但是，在多边核力量观念终结之后，约翰逊政府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去缓解这种紧张状态。肯尼迪所重视的与拉美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约翰逊忽视了；唯一的例外是1965年发生在多米尼克共和国的危机，总统突然派出海军，因而破坏了美国长期避免公开干涉该地区的政策。只在1967年6月的阿以战争之后，中东才成了关注的焦点：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冲突，或者解决由于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和莫斯科逐渐增加在该地区的影响所造成的难题。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使得政府丧失警惕，除了（仅仅是暂时地）推迟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回应。所有这一连串事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迫使华盛顿官员意识到必须从越南抽出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结果，他们往往在一个特定的危机管理的基础上处理这些问题，很少注意到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或者考虑它们的长远含义。 但是,最大的分心来自于国内事务,约翰逊自己把国内事务当作需要优先要处理的事情。“我不愿成为一个建立帝国、追求庄严、或者扩大统治权的总统”，1965年3月他对国会说： “我想成为一个教育儿童使之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的总统。我想成为一个帮助饥饿的人有饭吃并且成为纳税人而不是吃税人的总统。 我想成为一个帮助穷人找到出路并保护每一个公民在每一次选举中拥有投票权的总统。 我想成为一个帮助消除同胞之间的仇恨，促进各种族、宗教和党派之间相互关爱的总统。 我想成为一个帮助终结地球上兄弟之间战争的总统。” 实际上，那时约翰逊的国内立法成就已经超过了自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在回忆时，约翰逊自称预见到了战争对这些计划的破坏性影响：“我知道，不管我走那条路，从一开始我就注定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为了介入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该死的战争，我遗弃我珍爱的女人——伟大社会，那么我就会在国内失去一切……。但是，如果我遗弃那场战争，让共产党接管南越，那么我会被看作一个懦夫，我的国家会被看作一个绥靖者，我们都会发现我们不可能为整个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成就任何事情。” 但当时约翰逊认为他可以避免做那种的选择。他回忆道：“我决心既做一个战争领袖又做一个和平领袖，我拒绝让我的批评者逼迫我二选其一。我两个都想要，我相信两者均有价值，我认为美国能为两者提供资源。” 然而，为了两者提供资源需要尽可能长时间地隐瞒战争的性质和代价。因此，约翰逊在1964年大选前公开地低估美国直接介入战争的前景，尽管他的顾问们希望美国直接介入，甚至不很认真地考虑如何进行挑衅。*甚至大选以后，当原则上批准报复北越的计划时，约翰逊强调：“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没我的明确指示不得将我们这项政策立场的主旨公之于众。”1965年4月批准美军在越南的地面作战任务之后，他指示这些行动应“以一种尽可能不表现出政策突变的方式进行……这些动向和变化应该被理解为是逐步的并且与现有的政策相吻合”。直到六月公众才发现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已经被分派了任务，而且仅仅是通过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不经意说漏嘴才知道的。 一旦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性质逐渐清晰，总统就试图隐瞒战争的代价，避免越战成为一个削减“伟大社会”计划的口实。他在1965年7月指示麦克纳马拉做出计划，利用马上拨付的仅有3到4亿美元的拨款，让美军扮演新的更积极主动的作战角色。邦迪提出，到年底20亿美元是比较现实的数额：“鲍勃担心我们不能摆脱这种观念，即象几亿美元这样小的数目无法支付计划征集大量兵力所需的费用。”到1966年10月，麦克纳马拉报称，在1966财年实际的战争费用超出和平时期防务预算94亿美元，估计1967财年超出197亿美元，到那个阶段结束，计划每个财年的增幅为224亿美元。威廉·P·邦迪在1966年春提醒道，“因为我们提前一两年看那些需要较多增加预算费用的军事项目——这对税收和国内项目的影响——稳定或者可能上升的伤亡，这场战争极有可能成为挂在政府脖子上的枷锁，至少和朝鲜战争在1952年对杜鲁门总统的影响一样。” 约翰逊对这种危险非常敏感，想到这一点，他在整个1966年拒绝寻求将税收增加到足以抵消军事开支剧增导致的通胀压力。直到1967年初他才要求征收所得附加税来支援战争。国会照例拖到1968年6月才以削减约翰逊国内项目为代价批准了他的请求。 作为“灵活反应”战略假定预算基础的“新经济”计划不仅担负着及时减税刺激经济停滞的任务，而且同样要及时增税为过热的经济降温。但是，约翰逊后来承认，后一项措施的实施难度远大于前者。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国会不愿意增税；而且总统不愿意在他的政治声望比1967年初更高、在国会山他的政党实力比1967年初更强大的时候为增税而奋斗。 * 正是约翰逊对于手段实际上没有限制的认识——这种信念认为美国可以同时既提供大炮又提供黄油——导致他史无前例地尝试打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同时维持一个代价巨大的改革计划。这种努力最后证明是徒劳的：“伟大社会”最后不得不为这场战争做出牺牲。但是，避免做这种选择的长期努力也有它自己甚至更持久的影响。总统隐瞒战争性质和代价的决定损害了政府的信誉，这种损害后来还将长期存在，并使得获取公众支持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在一个民主国家有效地推行政策赢得公众支持是必需的。长远来看，更大的代价是，约翰逊推迟做出为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的决定导致不断变动的螺旋形通货膨胀；在他离开白宫的十年中，这种趋势使得生活费用翻了一倍，而且还看不到停止的迹象。** “我们不能毁掉我们努力捍卫的东西”。戴维·艾森豪威尔从他的国家安全政策思想中总结出来的唯一连贯的要素：他一再主张防御的过程从来都不应允许掩盖防御的目的。需要保持目的和手段平衡的这种敏感性恰恰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所欠缺的；相反，以目标为代价而全神贯注于过程，如此迷恋于如何做事以至于往往模糊了应该做什么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事情会发生自诩有能力以最为恰当的方式搭配目的和手段的政府身上。人们禁不住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正是因为那些年中有那么多似乎可以利用的手段才导致了这种问题的出现。毕竟，令人振奋的短缺约束比最为复杂的管理技术更能提高效率的强有力刺激。 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计算的联系，但这里隐含着对这一定义中四个要素的同等关注：计算和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对这四个要素同等关注——如果计算比所要计算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比目的吸引更大注意力——那么有战略比根本没有战略还要糟。（where that does not exist---where calculations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relationships being calculated, where means attract greater attention than ends-----then what one has is not so much bad strategy as no strategy at all）因此，这就是“灵活反应”战略没有预料到的遗产：不是“微调”而是笨拙的过度反应，不是协调而是主次不分，最后不是战略精确而是战略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