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发展及其前景 袁 征 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上发展平稳。中美两国在推进联合国改革、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防范和应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安全、环境保护、预防自然灾害、传染病防治等重大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合作不断扩大与深化。特别是自2005年秋天以来，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势头更为明显。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多层次的合作，并致力于各个领域和层次交往的机制化，以便加强沟通和协调，避免误判，增进战略互信。在整个2006年，中美关系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 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首先是中美两国高层互动频频，沟通渠道畅通。应美国总统布什的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于4月18日至21日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首脑会晤就全面推进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确认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是“建设性合作者”。双方一致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互利合作前景广阔；良好的中美关系对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具有战略意义。双方同意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全面推进２１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此次访问中，胡主席提出的六点主张也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一，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第二，把握机遇，开拓思路，巩固和扩大经贸合作基础。第三，恪守原则，履行承诺，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第四，密切磋商，迎接挑战，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第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断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第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正确看待和处理彼此的差异。此后，两国元首又在圣彼得堡和河内亚太经合组织年会上会晤，并不时通过电话和书信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进行沟通。毫无疑问，这些良性的互动加深了领导人间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有助于提升两国的政治互信。 其次，继高层战略对话以后，在两国元首的倡议下，中美间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正式宣布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关乎两国利益的双边和全球经济问题展开对话，目的是推进中美经济合作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原有的双边对话和协商机制如中美商业贸易委员会、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科技联合委员会将继续扮演积极而重要的角色。2006年12月，中美在北京举行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美方由财政部长保尔森领衔，多位内阁级官员与会。这一对话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有助于两国从战略高度来就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乃至全球范围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这对化解矛盾和分歧，促进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随着2005年秋天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中美军事关系也在逐步恢复。2006年，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应邀访问美国。两国海军舰艇编队进行了互访，并分别在美国西海岸和中国近海举行了海上搜救演习，这是两军首次联合军演，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这些表明自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之后一度中断的中美军事关系有了较为明显的恢复。 第四，中美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不扩散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无论在朝核问题上，还是在伊朗和问题上，中美在从双边到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多边机制中进行了密切的磋商与协调。经过中方的大力斡旋和推动，围绕朝核问题而召开的六方会谈在历时一年多的中断后得以复会。美方对于中方的努力表示了赞赏。 第五，中美贸易额再次创出新高，双边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中美贸易发展迅猛。到2006年，中美都已成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我海关统计，2005年中美贸易额2116.3亿美元；2006年，中美贸易额2626.8亿美元，同比增长24.1％。据美方统计, 2005年美中贸易额2853.0亿美元；2006年，美中贸易额3,610亿美元，同比增长26.5％。中方数据表明，从1979年两国建交开始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06倍，相当于每年增长18.9%。而美方的统计显示，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44倍，相当于每年增长20.2%。此外，中美在投资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截至2006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2211个，合同资金额1241.6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539.6亿美元。截至目前，美仍是我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而中国则成为美国主要债权国之一。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国有望互相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 二、 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美关系之所以得以顺利地发展，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得益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中国自身的实力不断增强，日益成为地区乃至世界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世界经济两大发动机之一。2004年，中国成为世界第3大贸易国，2006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对内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对外继续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6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三大峰会：先是6月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在上海召开；然后是10月底在广西南宁举行了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接下来则是11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三大峰会影响深远，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影响力的扩展，使得美国更加重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2006年9月，美国财长保尔森说：“因其所拥有的经济规模，中国已是全球经济的领袖之一，这种领袖地位应该得到承认。”他说，“过去5年中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来源于美国和中国，而这两个经济体将来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正是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美国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当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年会上，中国的投票权从2.94调升至3.72。依据保尔森的设想，第二步将在2008年之前修改各国股权计算公式，将中国的股权增加到5左右，与英国、法国齐平。当保尔森带领布什政府的多位内阁成员出现在北京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美方对于中国战略重要性的重视程度。 其次，继中国形成对美外交的共识之后，经过多年的讨论，美国对华战略达成基本共识。早在1994年，江泽民就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对美工作方针。但一段时间，国内在对美问题上意见不一，因此在具体处理对美政策方面有时显得前后不一。1999年使馆被炸，引发了国内精英阶层就对美政策的讨论，其结果是进一步统一了思想。2005年11月，布什来访之时，胡锦涛主席就进一步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出五点建议。今年4月访美时，胡主席又提出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六点主张。他指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中方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战略意义；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肩负着共同责任。 在美国方面，也经历了数次对华政策的大讨论。2005年，美方将中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并进而写进了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美国对美中关系加以了清晰定位。美国政府基本上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利害与共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界定表明美国已承认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欢迎一个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承认中国拥有自身正当的国家利益，但要求中国不能挑战美国的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就是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内负责任的一员。尽管我国国内对于“利益攸关方”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一界定表明了美国对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认可，总体上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第三，在处理问题的风格上，中美双方更为务实，能够理性处理分歧和争执。经过多年的发展，双方已逐步摸索出一套在竞争中合作、在摩擦中共处的潜规则，更搭建起包括经贸交流、军事交流、文化交流在内的几十种互动机制。双方都寻求尽可能寻求双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扩大双方合作的领域，同时坦诚沟通、直面分歧，力图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矛盾和分歧。中美关系正趋于成熟和稳定。 第四，美国忙于反恐和伊拉克战争，而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双方在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反恐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由于对伊拉克重建所遭遇的困难准备不足，美国一时间还难以从伊拉克脱身，从而使得美国的很大部分精力放在中东。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压力。 第五，在许多功能性问题上，中美双方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中美在防扩散、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双方的合作不仅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议题。最为突出的当是不扩散问题为中美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平台。无论是在朝核问题上，还是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经济利益交融，相互依赖，早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石。双方也越来越认识到，维护良好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2006年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了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第一份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尽管该报告中不乏对中国的指责，但对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列举了美国从对华贸易关系中的受益之处，诸如在廉价中国商品促进了美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等等。报告指出，“这些发展有助于扩大和深化美中两国各个层次的关系”。相互的利益交融，从政府到利益集团都不愿打贸易战，而更愿意通过建设性的谈判和协商来解决争端。 三、 当前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中美关系积极面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两国关系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是中美战略互信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中美之间的许多问题，多源于误解和相互猜疑。时至今日，美国对于中国的接触与防范的两手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虽然对话机制有助于加强彼此的沟通和了解，但中美之间实现战略互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台湾问题依旧可能将中美拖入直接对抗，必须妥善处理。台海局势变幻莫测，岛内的事态发展变得相当复杂。尽管自2005年以来，布什政府和陈水扁当局之间的摩擦不断，双方关系变得龌龊起来，但美国国内要求支持台湾的势力还大有人在。陈水扁“废统”的前前后后，美国复杂多变、前后矛盾的反应，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随着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临近和执政即将期满，陈水扁当局也蠢蠢欲动，竭力谋求“法理台独”。尽管中美在维持台海稳定上达成了共识，使得近两年来台湾问题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表面上有所下降，但双方对于岛内政局的发展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美国继续在台海问题上推行平衡的两面政策，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依旧是可以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对抗的“地雷”，因此各方都不可小视这一问题潜在的危险性。 第三，随着世界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能源安全问题逐渐在中美关系凸现出来。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都担心中美未来会在能源领域发生恶性竞争，从而给双边关系乃至世界带来冲击。可喜的是，中美双方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将其列入战略对话的议程。 第四，民主与人权问题依旧干扰中美关系。2006年，美国再度发布年度人权报告和宗教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宗教政策进行无端指责。此外，美方在达尔富尔问题、缅甸人权等问题上也向中方施压。中美在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平台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原为人权委员会）进行私下和公开的较量。由于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不同，中美在这一领域的较量将会持续下去。 最后，随着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经贸领域的争端与摩擦也在加剧，必须妥善处置。目前美方所关切的问题包括贸易逆差、市场准入、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2016亿美元；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325亿美元。2006年美国对华逆差占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据中方统计，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为1141.97亿美元；2006年中方顺差1442.6亿美元，同比增长26.4％。美方一直要求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同时要求中方进一步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尽管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责任也不全在中方，但中方还是作出努力扩大从美国的进口。胡主席访美前夕，吴仪副总理率领大型经贸代表团在美国13个州的14个城市采购，合同额达150亿美元。此外，中国照顾美方的要求，改变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做法，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美方则开始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2006年12月16日，中美签署协议，美国将向中国出售价值达50亿美元的４座核反应堆。 四、中美关系的前景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受制于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在消极的方面，如前所述，首先是中美战略互信还远没有建立起来，美国国内要求加强对华防范的呼声还是不容忽视。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还远没有消散，还会时不时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防范的一手不会放松。 其次，新一届国会上台之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山可能在民主与人权、经贸等两大问题上要求对华施加更大的压力。民主党人向来关注民主与人权，自由主义色彩尤为浓厚。而将出任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一直在对华问题上十分活跃，不断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反对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对北京申奥，反对加强美中文化交流。而出任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兰托斯向来主张，推动人权应当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部分。作为纳粹大屠杀中幸免遇难的犹太人，兰托斯建立了国会人权核心小组，不仅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而且关注右翼独裁政权的人权问题。即将出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哈利•里德则数次致函布什总统，要求在人权和贸易问题上对华施压。因此，未来民主党人主控的国会将在人权问题上推动布什政府对华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不仅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且会要求中国在缅甸、苏丹等国家的人权问题上改变立场。 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贸易赤字高居不下，传统工业外移引发劳工集团的反弹，廉价商品的进口则使得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不少国会议员日益关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后果。 由于民主党与中小企业和劳工组织关系密切，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更为突出，所以会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诸如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施加更大的压力。不难想象，未来国会中有关这些问题的涉华议案将会明显增多。 当然，在积极的方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 如前所言，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有了基本的共识，即中美之间并非“零和游戏”，保持对华的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鲜有候选人将中国问题作为选举议题来攻击对手。11月9日，国务卿赖斯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做朋友总比做敌人好”。 其次，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忙于反恐，对外战略的重点将是反恐和防扩散，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美方将会要求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担负更多的责任，这些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极右强硬新保守主义者的影响力大为下降。伊拉克战争久拖不决，让新保守主义者名誉扫地。随着拉姆斯菲尔德的离去，副总统切尼几乎成了孤家寡人。随着五角大楼牵制的削弱，赖斯旗下的国务院将会发挥更多的影响力。而近期罗伯特•盖茨接任国防部长和一批老布什手下元老的出马，似乎表明现实主义者的影响力正在上升。这些有利于中美关系更为顺畅地发展。 最后，中美关系日趋成熟，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从战略层面的协调，到一般功能协作，都建立了一系列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双方能够通过务实坦诚的对话，减少相互间的误判和猜疑，寻求相互间的共识和利益契合点。 总体而言，中美关系已渐趋于成熟。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对方的战略重要性，都有合作的意愿和要求。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中美关系，抗冲击的能力日益增强。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将会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双方通过不断合作取得共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