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导弹危机与美国攻伊 樊吉社 1962年10月20日，肯尼迪总统正与幕僚紧急磋商如何应对苏联将导弹部署在古巴所构成的威胁；2002年10月20日，布什总统已获国会对攻伊的授权，正携其“鹰派班底”寻求国际社会对攻伊的支持。比较跨越40年时空的两个安全问题让我们看到：肯尼迪殚精竭虑要防止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布什挖空心思要为他的“先发制人”战略寻找试验场地。 两类严重程度相去甚远的威胁。肯尼迪面对的是苏联部署在古巴的核弹，它距美国最近只有150公里左右，部署到位和在建的导弹基地基本能覆盖整个美国，威胁极为严重、迫在眉睫。布什指称的伊拉克威胁是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一再说萨达姆与本·拉登“关系暧昧”，但布什迄今没有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即使《欺骗和违背的十年》报告中也看不到新东西，把恐怖主义与萨达姆联系起来显然是布什“乱点鸳鸯谱”。伊拉克已经受国际社会十多年的制裁及武器核查，它有多大能力隐匿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并制造出核或生化武器？即使萨达姆发了疯要攻击美国，他又如何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掷到美国？这种夸大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威胁总让人感觉牵强。 两种截然不同的危机处理方式。最初看到侦察机拍摄的照片，肯尼迪身边的高参们几乎一致建议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古巴导弹进入作战状态之前先行摧毁。肯尼迪冷静地要求这些高参们穷尽所有可能的应对手段并评估其优劣然后做出决定。肯尼迪还向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提供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强有力证据，通过外交手段为可能采取的应对手段寻求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同时通过公开和私下渠道向苏联传递信息，真正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布什之于攻伊战争，仅是空泛地宣称威胁已经存在，“不能等待最终的证据”，“要防止最坏情况的出现”。尽管也与各国领导人通过电话，也到联合国发表演讲，但这种“听取别国意见”的姿态，在攻伊政策既定的情况下，只能被理解为“走走过场，做做样子”。 两种大相径庭的目标。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寻求的是苏联撤走在古巴的导弹，目标有限而且同意以保证不入侵古巴和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做交易。即便危机获致解决后，肯尼迪也避免宣扬“美国胜利”，而是盛赞赫鲁晓夫的英明与大度。而对于伊拉克，布什总统要的不仅是无条件核查，而且要“更换政权”。这种“漫天要价”的做派显然要将萨达姆逼入死角，他除了“就地还钱”、兵戎相见外，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肯尼迪解决危机，布什制造危机。 两种结果。肯尼迪总统通过海军“隔离”迫使苏联同意撤走导弹，从而消除了威胁，因此美、苏、古当事人40年后聚首哈瓦那时才可以自豪地宣称他们缔造了历史。相形之下，布什攻击性政策能否因此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仍然难以断言，也许如《纽约时报》10月14日刊登的反战广告所言：战争将滋长恐怖主义，入侵伊拉克将打开地狱之门。 国际政治学大师摩根索说过，审慎是最大的美德。40年前肯尼迪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彰显了他的“审慎”，这也许应该为情绪化的、意识形态驱动的布什先生提供一个有益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