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深化和扩展 ——记“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 10月26日-28日，由中美关系史学会、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在美丽的南国名校厦门大学举行。这次研讨会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一次盛会，国内有30多个机构的7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达近60篇，所有这些均创下历届中美关系史研讨会的最高记录。这次会议的主旨是将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下加以关照，推动中美关系中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在厦门大学有关方面以及王旭教授周到、细致的组织安排下，此次会议开得紧凑而又热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由于参与人数多，提交的论文多，为期三天的会议分为大会主旨发言和分组讨论两个部分，综合所有与会者的发言，本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重要的历史事件、现象和人物 在这一方面的讨论中，首先，中美关系史学会会长，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陶文钊教授在大会主旨发言中将中美关系的演变划分为前近代时期、近代时期、后近代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五个时期，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各个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与中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对各个时期一些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如《望厦条约》对条约体系建立的作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合作政策”、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最后崩溃的关系、《九国公约》的作用、冷战时期苏联、朝鲜和越南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美国对中国的新遏制政策有没有可能？以及“亚太小北约”有没有可能？等提出了自己中肯的分析和见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为案例，分析了中美之间在经历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时美国政府方面的危机处理机制、决策过程以及影响决策诸多关键因素，并认为，对这类历史问题做深入研究，有助于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许多借鉴和启示。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大勇教授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国进行核试验前夕，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的政策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牛教授充分考虑了中苏论战、苏美英禁核条约谈判等重要的国际因素，这使得有关的立论更加周全和完整。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东来教授对1941-1949年期间美国在华的军事机构如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盟国中国战区、美军中国战场、美国驻华陆军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美国第20航空队轰炸机队、驻华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及其演革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对1946-1949年期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内战中的作用应当进行更加全面和认真的评估。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仇华飞教授通过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互惠贸易协定法》、以及“九一八”事变等因素观察了这一时期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些突出特点，指出自1932年以来，中美贸易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对华贸易迅速超过对日贸易，这对3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何慧副教授回顾了中美建交前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情况，认为在经历了将近15年的相互隔绝之后，自20世纪60年代中开始，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开始有所恢复，并得到了两国政府的支持，尽管这时交往的数量有限、渠道不多、形式单一，但是增加了处于敌对状况的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彼此了解，这些交往构成了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需要在民间交往方面做更多挖掘，因为民间交往永远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有力因素。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陈奔从美国人权政策的发展演变的角度探讨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人权因素与中国的国内政治稳定之间有着某种函数关系，当中国出现某种不稳定时，人权因素的份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陈永祥副教授探讨了宋子文在美国租借援华物资营运方面的作用，认为宋子文在相关事务的对美接洽和沟通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对日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在租借物资的营运中，宋子文也有玩弄权术、中饱私囊的问题，这些都降低了美国租借援华的实际效果，暴露出宋子文的个人和阶级局限性。 二、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进程的各种国际因素 中美关系不是孤立的双边关系，也是东亚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通过对各种国际因素的探讨，无疑为中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副教授从1900-1945年期间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所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探讨了国际体系对其中的一些重要行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在这一时期，东亚的国际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核心的事件就是带有威尔逊理想主义色彩的威尔逊体系的确立以及最终瓦解，尽管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承认既有现状基础上的，但是同时它也确立了列强在中国和平竞争、以及不得在中国谋求新的特权等原则，这些原则对日本试图独占中国的企图起到了某种体制约束作用，使得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变成了对整个体制的挑战，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东亚带来了秩序和稳定，有助于中国政治的巩固和经济的复兴。中山大学历史系梁碧莹教授以上个世纪初美国的哈理曼全球铁路计划和诺克斯的东北铁路中立化倡议为线索，描述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日本“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使得美日两国在获取对华利益方面开始由合作转向竞争。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蔡佳禾教授则对60年代中国-巴基斯坦战略关系的确立分析了冷战和地缘政治因素对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认为，与美苏相比，中国在这一地区较早摆脱了冷战思维，以现实政治为基础，构筑了一种代价不大，效果持久的政策。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探讨推动20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实现突破的世界因素，认为联合国、民族解放运动、多极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直接或间接对中美关系解冻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不仅构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国际大背景，而且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山大学历史系王德春副教授运用较为翔实的史料对抗战胜利后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与解放区的交往进行了探讨。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李志东副教授分析了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认为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使俄罗斯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有利于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持续存在，但目前作用有限，尚有潜力可挖；同时，中俄关系仍存在不确定因素，如内驱力不足、两国在战略文化上的差异、俄国内存在“西化派”与“欧亚派”的争论等，要使俄罗斯因素继续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应谨慎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李志东的同事李期铿、刘学政副教授则探讨了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认为日本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上升，在人权和经贸领域，日本的作用在总体上是积极，而在安全和台湾问题，日本有可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牵制作用。西安外语学院张广秦则分析中美日三角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中国应当更灵活地处理这组三角关系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逊副教授探讨了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对东亚安全的影响，认为“先发制人”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突出联盟加强了日本在地区的领导作用，同时，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做法将对东亚安全格局产生积极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扬则通过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问题上的交涉，从一个侧面观察了美国约翰逊政府的中国观，认为约翰逊之所以对归还问题犹豫再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当时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为此，希望利用冲绳的战略地位继续对中国实行遏制。 三、当前的中美关系 尽管本次会议以历史问题为主题，但是研究历史一个基本的立脚点就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现实，会议期间又正值江泽民主席访美，这样，目前的中美关系自然地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一个热点。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顾国良教授介绍近些年来军控领域两国关系的发展，认为军控领域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新亮点，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并呼吁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黄仁伟教授通过美国最近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畅谈了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郭宪纲副研究员分析了反恐与近期中美关系改善之间的关系，认为“911”可能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此，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反恐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社科院美国副研究员倪峰则对“911”以来中美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认为中美关系有可能步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其近期主要表现是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在反恐领域合作机制已经建立起来、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增加、以及以中国入世为契机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如台湾问题、相互之间的战略疑虑、人权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两国共同探讨更为有效的方式加以管理。 深圳大学项锷副教授从重建中美关系的基础、建立远东大国合作机制的可能性、改变观念融入世界发展主流三个方面论证了与美国共处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路、新的心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李育良教授介绍了入世前后中美贸易的基本情况，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依然巨大，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单方面扣减中国纺织品配额、向中国对美钢铁出口加增高额关税、滥用反倾销措施、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等。国家知识产权局马秀山讨论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专利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李庆四副教授分析了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布什上台以来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强硬做法，对日、韩、澳等传统盟友的重视，以及对台湾更为支持的态度，随时有可能对中美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四、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此次会议又是在与台湾仅有一水之隔的厦门举行，台湾问题自然成为了讨论的一个热点。上海社科院黄仁伟教授认为，近期以来，布什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不断向台湾方面倾斜，为此我们应当以“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来化解潜在的冲突，这包括，明白无误地表明统一是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而台湾并不是美国的一部分；为台独开“空白支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美两国建立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一个中国”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原则；推动三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化解安全困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钢研究员探讨了冷战以来台湾问题在美国地缘战略中地位的演变，认为，就目前而言台湾问题在美地缘战略中的地位还没有完全明晰化，主要分三派主张，分别是维持现状派、划分势力范围派、支持台独派。厦门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所胡锦山副教授分析了1996年台海危机对美国海军战略的影响，为此美国海军提出有关四种选择的应对方法，它们分别是加强美国的前沿部署、鼓励美国的地区盟友发展威慑力量、增加对台售武和与台军的软硬件整合、危机时对中国大陆进行战舰和空中打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张文生从亚太政治格局演变的角度分析了目前两岸互动的特点，这就是对话与对抗并存、和平与冲突并存、经济整合推动政治整合。张文生的同事孙云博士讨论冷战后的亚太安全与台湾问题之间的关系，认为该地区众多的热点问题、安全机制的缺乏、“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以及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台湾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福建省委党校李才义描述了美国的台海政策由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的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美国过分支持“台独”将纵容台湾的挑衅行为，使美失去控制台湾局势的主动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小平运用丰富的史料剖析了二战期间美国的对台政策，认为当时美国出于打败共同敌人的需要，积极支持中国收复台湾，这在开罗会议上得到充分体现，战后，美国积极支持中国接受台湾，并且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五、影响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因素 随着中美关系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探讨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深层原因，于是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领域。在这次会议中有不少与会者提交了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潘志高副教授探讨了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问题，他以《纽约时报》为案例，对1993-1998年期间该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做了详细统计和归纳，认为，美国媒体之所以对中国的报道以负面为主，主要是“媒体特性论”和“媒体霸权论”共同作用的结果。洛阳外国语大学江心学副教授分析了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观的影响，认为，相互依存理论正在对国家中心观产生冲击，全球主义使国家不再担当保障安全的唯一角色，而新自由主义本身也对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他也认为，与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还相对较小，处于从属地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阎循华则对“布什主义”的理论构成做了分析，认为它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新一代的“混血儿”。四川外国语学院语文研究中心张涛副教授以《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为例，对近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观进行了剖析，认为，近些年来美国历史学关于中国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主要表现是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没，有关文化研究的趋势有所加强，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对中国历史中性别与男性的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李育良教授则对蓝德公司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些特点进行介绍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