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号失事后，主要借助互联网这个特殊的平台，在中国社会引发了一场争论。这一争论很快发展到对于中国安全战略、中美关系并进而延伸到政治观和价值观的讨论。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是一件坏事，表明了民众对于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的密切关注。同样，也有助于我们从中管窥中国社会思潮的某个层面。然而，争论中除了不少理性的思考之外，也有一些纯粹的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是威胁。这就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颇有意思、也是我早就在思考的现象：一些涉足中美关系的国际问题专家都曾在各自的祖国遭遇过人身攻击，甚至到了其政治立场都遭到怀疑的境地。在中美关系中，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著书立说，不时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冷静而客观的分析时不时会受到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攻击。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一片“谁丢失了中国”的讨伐声中，“麦卡锡主义”兴起，中国问题专家如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或受到排挤，或受到迫害。这是历史中一段真实的插曲，似乎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着。这里仅仅举出一个例子。1997年，美国两位记者所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引发了一场讨论。在书中，作者对中国怀的偏见进而到了怀疑美国一些著名人士正直甚至是忠诚的地步，认为他们是为了从中国获取好处而为中国说话。受到攻击的人当中，包括前政府官员基辛格等人，还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和工商界人士。这种现象同样也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笔者认识的前辈中，不乏有被骂做“汉奸”、“卖国贼”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除了上纲上线之外，有些专家甚至祖宗三代都被骂到，尽管骂人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被骂人的真实情况。这种大批判的“文革”做法实在让人哭笑不得。有人私下里说，两国的这些国际问题专家似乎是生存在一种夹缝之中。这话不无道理。我熟知的一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卡特执政时期直接参与中美建交工作。这位美国人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非常热爱美国，也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因为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在一起时，曾对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讲话。然而，就这样一个人，他在中国问题上冷静而理智的观点曾受到美国国内极右反华势力的攻击，被指责为“亲华”。受到美国国内氛围的影响，有时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非常有趣的是，一些中国留学生又认为他对中国并不友好，对华存在偏见。平心而论，这些人士的政治立场是没有问题的。就对华比较友好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而言，他们之所以主张发展中美关系，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深知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主张保持同中国的对话和接触。不过，他们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都力求推动中国的变革，反对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的崛起不要危害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也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说话的。他们同样痛恨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但与普通人相比，多了一份理智，既反对无原则的退让，也反对情绪化地处理中美关系，主张“韬光养晦”，尽可能为中国的崛起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话好好说，切忌扣帽子，打棍子，这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有人评论说，上个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中国问题专家的靠边站，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损害，延迟了对华政策的调整。最终，还是以反共闻名的尼克松总统来到中国，打开了中美关系和解的大门。在中国，“文革”中动辄扣帽子、搞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危害，至今不少人还记忆犹新。或许没有多少人愿意再看到那种情景出现。当今国际关系错综复杂，而不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世界。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更要多一份理性的思考，少一点谩骂，这样才能有助于决策层面制定出能够切实维护中国利益的政策，最大限度地为中国的富强创造良好的环境。 注：袁征先生的《“哥伦比亚”号失事与中国人的风范》一文在本报2月9日B26版刊发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广州天河区的一位杨先生甚至用特快专递发来信件，表达了与袁征先生不同的看法。在本报与袁征先生进行沟通之后，他特地写来此文，作为回应。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