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布什外交新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自“911”事件以来，布什政府开始着手对美国的外交战略做重大调整。由于美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布什政府认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奉行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和通过建立国际制度维护霸权的战略已经失效。在布什看来，威慑和遏制对跨国恐怖网络不起作用，因为恐怖分子都是亡命徒，居无定所，在实施完袭击后能够很容易地避开报复；而国际机制和制度可能对根治恐怖主义有远期效果，但不能解决目前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为此，美国应当实施一种全新的对外战略。 一、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外交新战略的枢纽 正如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一位编辑指出的那样，如果假设在2000年那场有争议的选举中民主党人戈尔胜出，那么他在对待“911”事件问题上所作出的最初反应，可能与布什政府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他也会对“基地”组织和庇护该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实施军事打击，也会在国际上组织一个全球反恐联盟。问题是在这之后美国会怎么办。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显示出与民主党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尤为集中地体现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在伊拉克问题的作为是观察美国外交新战略的一个切入点。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一下这位美国编辑的分析，会发现它的确有相当的道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布什政府的外交新战略是围绕着伊拉克问题展开的。 经过一年多的布局和调整，布什政府的外交新战略已经初见端倪，而它的几乎每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的确都与伊拉克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首先，布什的外交新战略确认了美国安全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按照去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就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恐怖主义一种扩大化的解释，因为基地组织成员在劫持撞向双子塔飞机的时候用的只是一把水果刀！然而通过这种说法，可以把恐怖主义与美国一直所关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结合了起来。对于这种扩大化解释，美国的指向很明确。在去年1月布什的首份国情咨文中，他提出了“邪恶轴心说”，伊拉克被列在这一所谓轴心的首位。而从去年2月开始，美国就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开始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准备。 布什外交新战略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所谓“先发制人”，即“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主动出击”，它最本质的含义就是以自身的判断作为标准，对那些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所谓“无赖”政权和组织发动主动的进攻。从“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的时机来看，它恰恰是在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论”和开始对伊拉克的战争准备不久，显然有着明确的指向，当前的主要目标就是伊拉克。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伊拉克问题具有这样的含义，即萨达姆政权不论是在中东地区还是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对美国最怀有敌意的政权，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应当除之而后快。尽管事实上伊拉克并没有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一种实质意义的威胁，但是美国显然是想把一场推翻萨达姆的战争看作是未来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先例。 布什外交新战略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轻视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的作用，或对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公然声称“当美国的利益和独一无二的责任需要时，美国将单独行动”。而这一特点在伊拉克问题上得到尤为突出的反映，尽管对伊动武遭到了国际社会甚至许多美国盟国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依然一意孤行。虽然，美国也一度将这一问题纳入联合国的轨道，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伊动武的合法性，并让国际社会分担伊拉克战后重建的责任。当在联合国遇到阻力之后，美国最终还是撇开了联合国，拉上少数几个国家，单独发动了对伊战争。 自去年9月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认为“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着自17世纪民族国家以来建立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世界的最佳时期”，为此希望协调大国关系，建立一种“有利于自由的均势”。而这一提法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主要是围绕着伊拉克问题展开的。因为当时美国希望以阿富汗模式来解决伊拉克问题，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获得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普遍支持（包括联合国的授权），同时，世界各国也为阿富汗重建出了不少力，分担了美国的责任。为此，美国希望把这样的好事在伊拉克问题上再重复一遍。也正是在这一新提法提出不久，美国开始把伊拉克问题纳入了联合国轨道，希望再通过大国的协调以及众多国家的支持来处理伊拉克问题。然而美国没有想到的是，伊拉克问题与阿富汗问题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 布什政府外交新战略的还一个重要特点是迷信美国的军事实力，将军事手段的运用放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更显著的位置。而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在一开始就把运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看成是几乎唯一的选择，尽管国际社会化了大量精力试图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联合国也通过了著名的1441号决议，为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创造了相当良好的条件，但是这些做法均被美国所一一排斥，最终还是使伊拉克问题走向了战争之路。而这场战争本身，也成为美国向世界展示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强大军事实力的表演场。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国不仅再次展现了强大的火力，先进的装备，以及无人能敌的信息战技术，而且还采用了许多新的战法，而面对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伊拉克则几乎处在一种只能挨打，无力还手的境地。通过这样的画面，美国似乎正在提醒世界，最好不要与它作对，否则就有可能挨到这样厉害的铁拳。 布什外交新战略的最后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美国的所谓“道德优势”和“道义责任”，更积极地用美国的价值观来规划世界，改造世界。而这一点也在伊拉克问题表现非常突出，美国官方和媒体在为伊拉克战争寻找理由和说辞的时候，经常把“解放伊拉克”和“民主改造伊拉克”放在嘴边。而美国目前最流行的新保守主义也认为，民主改造伊拉克是从根本上根除恐怖主义的开始。在他们看来，美国遭受的恐怖威胁，主要来自中东，而这一地区专制制度盛行和暴君比比皆是所导致的社会压制和社会不公是恐怖主义的真正温床，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在某种程度上是代中东的专制统治者受过，因此，只有对这一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才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在他们眼中，对伊拉克的战争是这一过程的“第一声发令枪”。 如果将布什的对外新战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那就是，以反恐和美国无以伦比的实力为基本支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构筑一个单极世界体系。按照美国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而这一战略的每一个关键点都与伊拉克问题有着密切关联，有些点甚至就是围绕着伊拉克问题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伊拉克问题是布什政府对外新战略的枢纽，或者说，只有通过这样一场伊拉克战争，这一新战略才能得以真正地贯彻和实施。 二、伊拉克战争与新战略的实施 随着布什5月1日在“林肯”航母上宣布，伊拉克战争的“重大作战行动”已经结束，可以说这场战争基本以告一段落。透过这场对美国具有枢纽意义战争，我们在某种程度可以对美国新战略实施情况做一番估价。对美国来说，这应当是一幅非常奇特图景：外交以及政治上的“滑铁卢”和军事上的完胜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基本结局。 通过这场战争，可以说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损失惨重。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对计划中的伊拉克战争有这样一个基本评估，认为战争最大的风险是战后伊拉克的重建。然而，在这场战争是否合法问题上，战前，美国就与整个国际社会在政治和外交上展开了一场对决。在伊拉克与恐怖主义是否有牵连的问题上，美国一直都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最后它也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对伊动武的所谓口实。在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不认同美国单方面的指控，主张进行核查，联合国核查工作得出的结论显然与美国的指控有着巨大落差，为此，尽管美国使尽了说服、威胁、收买等各种手段，直到最后，联合国安理会也没有将对伊动武的授权交与美国。对于所谓的“先发制人”，更是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严重践踏，世界各地掀起了自越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战运动。而对于围绕伊拉克问题所进行的大国协调，非但没有使大国的关系变得协调起来，反而进一步加剧他们之间的裂痕，美国的传统盟国法国和德国对战争表示坚决反对，俄罗斯也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正象有些媒体所分析的那样，这场战争使“911”以来美国建立的反恐联盟处于崩溃的边缘。而美国的道义形象更是在这场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一位美国专家自己也认识到，“在‘911’事件发生之际，美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而今天美国的所做所为，让人感觉到，美国也是一个恶棍。”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做法还使整个国际秩序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美国最终绕开联合国发动了战争，这使处理国际冲突最重要的机制——联合国安理会——面临严重的信誉危机。欧盟国家由于在伊拉克问题上立场分歧，也陷入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统一外交防务政策面临破产。而“先发制人”这种美国随便教训人的做法，不仅没有实现所谓的单极稳定，而且使世界上乱象横生，一些被美国列为潜在打击目标纷纷采取了反措施。去年年底，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机制，伊朗也接着表示，它拥有核材料，而印巴也开展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世界正变得更加动荡和不稳定。美国的一意孤行甚至使它自己所构建的同盟体系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法德的坚决反对，以及土耳其在最后时刻拒绝为美国开辟伊拉克北方战线而开放边境，使得北约的信誉和凝聚力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而美国在中东的阿拉伯盟国大多抵制了美国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使美国人自己也发出了这样的哀叹，“为了一个萨达姆，美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由于付出了这样代价，美国有可能对其新战略的某些做法进行一些反思和调整，并对遭到损害的一些关系进行修补。与此同时，我们也可看到，它的这些代价是和军事上的“辉煌”胜利结合在一起的，通过这场军事胜利，美国再一次感受到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实力和力量：用一月左右的时间和很低的伤亡就可以摧毁一个中等规模的强国；尽管世界多数国家普遍反对，但是如果它坚持自己的做法，国际社会也不能拿它怎么样。而且，军事上的胜利也使美国实现了一系列的目标，如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掌握了中东的核心地带、控制了更多的石油资源，进而使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获得了更大的地缘政治优势。所有这些可能使美国更加迷信自己的实力，其“帝国”野心进一步膨胀，变本加厉地推动外交新战略的实施。 总之，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外交新战略所表现出的两种倾向都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观察。 三、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伊拉克战争的结局表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差距被进一步拉大。通过对伊拉克的占领，美国不仅拨除了其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障碍，而且在这一地区的核心部位又打入了一个楔子。由于伊拉克与美国的北约盟国土耳其比邻，使得美国在中东和欧洲军事力量贯通并连接在了一起。从2001年末开始，美国国防部就在策化将其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东移，而从去年年末开始的北约东扩实际上为这种东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将不可避免地与从欧洲东移过来的美军以及它在这里最紧密的盟国以色列形成呼应之势，使得整个中东地区都处于美国绝对军事优势的掌控之下，世界其他大国在这一地区更加无法对美国的主导优势进行制约和抗衡。还有，通过对伊拉克的占领，美国还控制了这一世界主要石油产地除伊朗之外的绝大多数石油资源，这无疑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控制和牵制。目前，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东地区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正在迅速增加，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进一步增强将使中国的发展面临更加棘手的挑战。 另外，由于取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美国大大增加了所谓改造阿拉伯世界的信心，不论这种改造的结局如何，或是出现一个全面亲美的阿拉伯世界，或是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都将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消极的影响。还有，随着对伊战争军事上的完胜，美国有可能会更加迷信其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可能将进一步增加。从布什对外战略内在的逻辑上看，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总之，面对一个奉行实力政策、轻视国际规则而又咄咄逼人的美国，中国可能遭遇到更多、更尖锐的安全难题。还有一点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我们看到布什政府在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的过程中，推行的是一种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即集中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和主要的外交资源由易而难地逐个拔除其眼中的战略障碍，而每拔除一个障碍同时也为下一步的行动积累了更多的优势，随着这种策略的推进，到最终，美国会不会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一点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正如一家美国著名思想库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美中关系今天所享有的稳定性，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共享关系，与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所阐明的、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范式是不同的。尽管如此，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在这种利益的表面共性所构成的表层下面。大概无须很大的刺激，就能看到行政当局的许多高级官员从前所提倡的、有关‘中国是潜在威胁’的观点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通过伊拉克战争，我们也可以看到，布什政府在推行其外交新战略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正象前面提到的那样，尽管美国取得了军事上的完胜，却在政治和外交上遭遇了滑铁卢式的惨败，美国对外新战略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逻辑正在急剧消耗其长期积聚起来的政治、外交资源，使得美国更象一个为所欲为的恶霸而非国际社会的“领导者”，这使对华施压以及围堵的国际号召力大打折扣，同时，美国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正在全面上升，美欧矛盾日益突出，北约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美俄关系倒退，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巴格达的市民以游行示威欢迎“解放者”，新战略制造问题的速度似乎比解决问题来得更快。如果美国被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所缠绕，对中国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大战略回旋余地或相对较长的战略喘息期。 就中国的周边环境而言，伊拉克战争表明，自布什上台以来有关美国战略东移的说法，其东移的重点应当是中东地区。尽管在布什上台之初，美国政府内部有将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提法，但是，“911”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这种说法。正象前面提到的那样，自“911”之后布什政府外交新战略是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中东展开的，因为美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是出自这一地区。这一点在美国去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作为都表现得相当明显。尽管，目前美国已经取得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胜利，但是，要消化这一“胜利”仍需相当的时日，这包括：伊拉克的重建问题，被称为“世纪难题”的巴以冲突问题，中东地区政治、安全秩序的重构（如美军的重新部署，制定更为明确的伊朗、叙利亚政策，协调与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弥合北约内部国家因伊拉克战争而产生巨大裂痕，等等。所有这些使得美国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另外，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距离下届总统竞选开始只剩下了半年多的时间，国内政治议程将牵涉布什政府大量精力，因此，除非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布什政府不会再对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或对目前对外战略重心作出重大调整。有些美国媒体甚至认为，2004年的总统大选已经提前拉开了序幕，5月1日布什在“林肯”号上的讲话，整个创意、画面和内容都象是为竞选而设计的，这些镜头将成为布什明年竞选连任的资本，重复在美国的电视画面上。可以这么说，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在这一届政府的任期内，美国对外战略关注的重点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仍主要是中东而不是东亚或亚太地区。按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坎贝尔的说法，时至今日，由于“911”事件的阻断，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政策还没有形成。 而在台湾问题上，由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中国在伊拉克问题应对得当，美国主要的战略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以及在朝核问题美国需要获得中国的帮助，因此在近期内美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重大的带有挑衅性的行动。另外，美国方面认为，由于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再次展示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会有助于它在台湾问题推行的所谓“和平解决”的政策。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对美国来说，最棘手的对外问题应当是朝核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可能进一步刺激朝鲜方面的生存意识，在核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这也是现如今我国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周边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解决，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争论，以鲍威尔以及国务院为代表的温和派倾向于通过外交渠道和平解决，而以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国防部为代表的鹰派则主张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目前状态下，布什本人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完全表明立场，但比较倾向于鲍威尔的立场，因为在中东的许多问题还未尘埃落定的情况下，表明和平解决的立场至少对于拖住这一问题是有利的。事实上，对于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外政策上出现的争论，布什本人对两派的意见和主张做了地域上的分工，以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所代表的鹰派主要负责中东地区的事务，而以鲍威尔和国务院所代表的温和派主要负责亚太地区的事务，因此，如果朝核问题在未来一年半的时间不发生重大意外，有关和平解决的主张可能会是布什政府政策的主流。 与此同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如果布什竞选连任，而其中东政策推行得比较顺利，美国有可能会将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东亚，象伊拉克问题那样，围绕着朝核问题在东亚地区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和部署，到那时，美国可能会对朝鲜采取比现在更为强硬的立场，加强在东亚地区军事部署（如：增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加快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进一步强化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从而在对朝鲜加强威慑和压力的同时形成一个更加严密和有效的对华防范网络。而且由于朝核问题存在，对于美国政府的做法，中国更难于采取有效的外交手段加以反对和制止。 总之，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使得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优势进一步增加，同时也没有对中国构成迫在眉睫的挑战。中国应利用美国“消化”伊拉克战争后果以及国内政治选举所造成的间隙，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化解其优势，防止最坏局面的出现。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应当与周边主要国家以及欧盟和美国加强协商，提出一些较有效的、能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认同的解决法案，努力将这一问题纳入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逻辑轨道，防止这一问题被美国利用或完全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