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站在世贸大楼的废墟上 一架飞机从晴朗的蓝天中俯冲下来、倾斜着撞向世贸大楼优雅的一座玻璃塔楼，然后在腾起的烈焰中爆炸，这一画面已经成为21世纪标志性的一幕。我们通过电视的直播目睹那一时刻和随后所有造成的破坏。通过电视的威力和遍及全球的覆盖，整个世界都体验了911恐怖袭击的灾难。今天，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了解都是通过电视作为媒介——这是目前各地获取消息、信息和娱乐的首要途径。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的世界中，整套带有视觉效果的故事向我们迎面而来，也针对我们而来，不管我们转向任何一个地方——在广告牌上、报纸和杂志上、电视和电影中——我们对于图像的理解要超出画面本身所要传达的含义。这种标志性的画面是可怕而真实的。仅仅因为它毫不费力地将我们视觉记忆和我们从电影和电视中看到的许多非真实的、虚构的灾难画面联系起来，因此这种视觉的冲击不会削弱。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这种现实的画面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反应——我们接受一个真实事件所带有的含义的努力——将由那些关联来形成和构筑。那么形成我们同所生活的世界之间关系的真实和非真实画面之间有何联系呢？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个人体验依旧带有局限性：仅仅限于我们生活中的邻里关系、我们工作的空间、我们孩子上学的学校、我们购物、做礼拜或者寻求娱乐的地方以及我们来往这些地方经过的地方。如同我们所有的前人一样，这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世界。使得我们的世界更为狭小、相互联系更为密切的不是我们所引领的生活方式，而是通讯技术的普及使用给我们带来了间接的经验——并将其直接带入我们的家中。电视和其携带的文化产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组成部分，如同我们通过个人接触所体验的那些东西一样。我们的认同感、隶属于一个更大群体的认同感、我们的文化体验、信念和观点不仅仅由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接触所形成，而且也由我们通过媒体所感受的更大的世界所形成。世界通过电视所看到和体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仅仅是故事的一个很小部分。世界各地的民众如何承受那一事件、如何做出反应和如何受到冲击，也是由文化群体、文化习俗和媒体公共资源作为媒介的。电视向我们展示发生的事情，也向我们展示我们看待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方式。 电视系列片《白宫西翼》（The West Wing）体现了美国自由价值观和民主文化的最佳之所在。该剧一上演就赢得了9项埃米金像奖（超过了此前所有任何其他节目），被《时代》周刊描述为“一堂全美公民课”。 这部片子演绎了总统巴特里特(Bartlet)——一个完美化身的自由派民主党人——的连续故事，同时也展示了美国政治的万象，实质上折射出美国人的自由意识。如同任何现实中的白宫当局，巴特里特和他的阁员竭力应付个人问题、丑闻、游说组织、权力的道德困境、国内问题和全球问题。2001年10月3日，仅仅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三个星期后，全美广播公司播放了《白宫西翼》的一期特别节目。情节是一个戏剧性的叙述，一种富有创造性地——从想象力的角度而言——试图来阐释真实的事件。《白宫西翼》并没有将真实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带入其虚拟的世界——那将是过于厚颜无耻的行为，但是它不需要那样做，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情节是什么，重要的则是该节目处理问题的方式。 故事在两个故事情节之间来回转换。一组高中生，作为一个称作总统课堂项目的组成部分，在访问白宫的时候，赶上了一次安全警报。他们被指令到食堂去——“是我们吃午饭的地方”——一个有桌椅和一个白色黑板的地方。在那里，系列片中拍摄的人物就在这里进行当天的授课。第二条故事情节是关于白宫工作人员中一个名叫拉齐姆•阿里（Raqim Ali）的阿拉伯裔美国人，他被怀疑同恐怖分子有联系，因而被塞进一个黑漆漆的房间中接受紧急讯问。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利奥•麦加里（Leo McGary）获知可能有一个恐怖分子就在白宫内的时候，他看上去非常吃惊，嘴里咕哝着：“哦……那仅仅是时间问题，不是吗？”恐怖主义的威胁不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它是一种只能等待发生而不可逆转的事件，试图触及美国人生活的核心，不管虚拟的还是真实的。与公民教育相对应，这一变换的阴谋主题将是实际反应的再现，一种令人忧虑的、自然情绪的激烈撞击。 公民课程从人们心中一个有点转弯抹角的问题开始。一个学生问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乔希•莱曼（Josh Lyman）：“那么……如何处置每一个试图要杀你的人？”在《白宫西翼》对应的世界中，先前的一个故事情节里面，在为总统到访弗吉尼亚而召开的宴会上，枪手开火而使得莱曼严重受伤。总统们总是经历枪林弹雨，而《白宫西翼》两个部分的故事情节中认可了这一事实。《白宫西翼》的再度播出是以“在枪手的阴影下”这一故事开始的，首次是在2000年10月4日播出。在那个案例中，策划的袭击目标不是总统，而是他的女儿佐薇（Zoe）。刺杀的原因在于：佐薇正在和总统巴特里特的一个助手查理•扬（Charlie Young）约会，而查理•扬正好是一个黑人。枪手们是一个称作“西弗吉尼亚白人精华”的新纳粹组织成员。我们将要收到的是一次特殊的节目，设计的故事是明确地处在那个最后期限之外，因而提到此前在虚构期限内的情节似乎十分奇怪。按照电视系列片的惯例，这种参照设定了一种背景：就这部片子而言，背景就是恐怖。该片做了三个方面的关联。首先，显而易见的，该片认为恐怖可以有一个美国的化身，而仇恨不仅仅是一种群体或社会所独有的。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似乎暗示种族仇视是各种仇恨中最有害的和最持久的仇恨。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将从这一特别的故事情节所表现的主题中发现。其次，通过在有关莱曼部分长时间的离题，该片借机承认了暴力对于人类的影响。在一个世界中，人们对于虚构出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感受一样，如果不是更为强烈的话，这是一种表现情感的方式，不管在那种环境下显得多么老套。第三，我们可能越来越有些认可该系列片的预见或者强调的一个简单事实：恐怖经常会有其非常显而易见的普通嫌疑人。在早先的故事情节中，当白宫形势大厅忙乱地应付枪击事件时，形势报告会这样开始：首先指出奥萨马•本拉登的藏身之处还不知晓，对于伊拉克革命卫队前线的集结提出关注。 在这些铺垫完成之后，这段特别的情节迅速地转向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为何所有的人都试图杀死我们？”作为这堂公民课程的召集人，莱曼争辩道，并非所有人都倾向于对美国人使用暴力，但大多数确定的情况下美国人是攻击的对象。他坚持认为，问题必须精确，从而更为明确。于是，他在白色黑板上写下了他测试的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如同 对基督教一样”；并给出他自己的答案：“三K党”。莱曼补充道，“那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三K党变得守旧，并向全球扩散。它可能同信奉伊斯兰教的男男女女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有许许多多的信徒。”——包括那些在美国军队、警察系统和消防部门中服役的人们。一旦做出了这种类比，就再没有被深究过，因而难以让人看清这种类比将如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威胁的来源和性质。 于是，经过提炼后更为准确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何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试图杀我们？”这个问题有一个主要的功用，即探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别，因为分歧，如同人们所认定的，可以解释诉诸于恐怖手段的动力。美国所代表的东西是恐怖分子所反对的，这是简单易懂的命题，所有的信息搜集和讨论都是围绕这一命题来进行的。对于片中的学生来说，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是“自由和民主”。 右派对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许多分析也将调子定在这一层面上。举例来说，在《纽约观察者》中，专栏作家理查德•布鲁克荷泽（Richard Brookheser）认为，恐怖分子仇视美国是“强大的和正直的”这一事实。布鲁克荷泽写道： 美国被正确地看作是一个主宰世界体系的化身——一个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帝国。纽约市也被视作那些次体系之一的中心，是生产财富的喧嚣的发动机。世界上的任何人看看自己的财产份额，再看看我们——美国和纽约市，都会不高兴，由此看到了变通的方法。如果他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他就会设法来到这里或者效仿我们。如果他怀有一种苦恼的心态，他将会将贫穷的责任推给我们。如果他拥有一个敌对国家或者同等功能实体的资源，他将设法杀死我们……这个世界的输家憎恨我们，因为我们强大、富足和正直（或至少要比他们强）。当那些因为仇视而采取恐怖行动的人受到惩罚后，百分之一百的，我们将重建世界贸易大厦，并多上一层，就是让那些人不舒服。 羡慕和嫉妒的主调在许多右翼的媒体上显得非常突出。在《芝加哥论坛报》上，2001年初、也就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几个月就杜撰出“他们恨我们”这一术语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将袭击的原因归结于“地地道道的嫉妒”。他认为，“即使在西方工业民主国家俱乐部里面，对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其独有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其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也有怨恨。” 《大西洋月刊》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全美公共电台上宣布，事情的症结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仇视，即极具冲击力和活力的西方文明，正在对于这一世界上居于中间阶层的文明构成了挑战，因此以一种其他意识形态难以匹敌的方式成为传统伊斯兰教的竞争者”。穆斯林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如同卡普兰所认为的，他们“从没有真正憎恨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可怜而显而易见地失败了。” 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成功是仇恨的真正源头。 《白宫西翼》超越了这种简单化的分析。如同一向的那样，该片旨在既文雅又世故地倡导比如不带偏见、宽容和节目所赞赏的重要道德规范——多元化这些正面的美国价值观。莱曼告诉学生：“承认他们的确有一些特定的抱怨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他逐条列举的“抱怨”是：“美国支持的人”；“美国在沙特的军队”；“对伊拉克的制裁”；和“对于埃及的支持”。我们被告知他每天都听到这些抱怨。因为我们断定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并不是每天和恐怖分子或者伊斯兰极端分子接触，这些不可能仅仅是提出这些“抱怨”的人们。在那一个案中，或许就这些问题开始进行一番有益的探讨是比较合适的，尽管就这些极具争议的政策问题来说“抱怨”似乎是一个明显中性的用语。比如，或许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是有意义的，即这样的“抱怨”源自于许多不同的途径——美国人、欧洲人、跨越第三世界的人民和政府——同样有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当从如此多的渠道经常出现这样的“抱怨”之时，就可以有助于恐怖主义的出现，或者有助于恐怖主义滋生而征召到新会员的环境吗？但是《白宫西翼》发现探讨这样的问题十分没有必要。莱曼仅仅告诉学生们：“我认为他们是错的。”由此就没有需要阻止我们的公民课堂介入人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 如何解释恐怖分子的行为，如何界定他们的分歧，仅仅关联到他们信仰的性质和历史——这是我们被教授的课程的精髓。那么，什么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它是严格地遵循对7世纪伊斯兰法律的特别解释，如同创始人穆罕默德所实践的那样。”并且莱曼进一步强调：“当我说‘严格遵循”的时候，我不是开玩笑。”仅仅情节上的一次跳跃，我们在这堂公民课最初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错误的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严重地有害于合乎逻辑的判断。伊斯兰教是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由先知穆罕默德所首先倡导的。在该个案中，依据这种定义，恐怖主义源自于伊斯兰教。如果 “像先知穆罕默德所实践的那样”，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就是形成极端分子的原因——而我们已经被告知极端主义和数百万穆斯林男男女女的信仰没有关系——那么这些这么多百万计的人们和他们的信念、或者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知之间有何种切实的关系？大概这些百万计的人们不太严格恪守自己的信仰。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先知穆罕默德实践的重要性仅次于《可兰经》本身，人们将其作为如何生活的指导和示范；其提供了伊斯兰教的道德价值观和伦理，也同样提供了如何进行祈祷和祈祷者采取何种形式所必需的细节。不仅如此，事实上是从7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所有伊斯兰法学院和所有穆斯林民众中所有观点的形成和阐释都基于、提及先知穆罕默德宗教实践或者在此基础上的推论而取得合法性。于是，我们被提供了一种区分方法，只能产生混乱，难以将伊斯兰极端分子同任何其他穆斯林区分开来。 实际上，《白宫西翼》的自由派分析，尽管是以一种更为谨慎和谅解的语言来表达，结果还是同右翼对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看法相差并不太远。右翼的语言更为敌视和毫不妥协，如同《美国企业》（The American Enterprise）资深编辑卡里娜•罗林斯（Karina Rollins）的言语所表现出来的。她写道，“怀有这样的想法，从所谓单个的穆斯林人士是清白的，到他们生活的国家和社会是和善的，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错误”。伊斯兰文化本质上是反西方的，天生地充满了憎恨：“没有证据表明，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都肯定是伟大的爱国者。”布什总统关于“伊斯兰教不是敌人”的言论，尽管是出于良好的意图，却是“没有根据的断定”。“伊斯兰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宗教”；并且今天“这种最新的敌人抵达了文明社会的大门口”。 《新闻周刊》在封面上提出了有关仇恨的问题，并且刚刚被任命为“国际事务编辑”的法理德•扎卡莱雅（Fareed Zakaria）在该期刊内认为，“穆斯林人士来自于一个强化他们敌视、不信任和憎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宽恕恐怖主义，但可以助长其内在的狂热。” 在保守的《洞察》（Insight）杂志中，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和《波士顿先驱报》评论作家唐•菲德（Don Feder）提议，总统布什“对于伊斯兰教迪斯尼童话般的看法”（将伊斯兰教视作一种和平的宗教）应当被“普通的美国人”拒绝接受。恐怖主义并不“背离”伊斯兰教文化，而“实际上是其规范”： 从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以来到17世纪后期，伊斯兰教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从比利牛斯山脉传播到菲律宾群岛。这一传播的浪潮只是受拒于维也纳大门之外。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得衰落到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教推进的势头放慢了。今天——得力于石油财富、过剩的人口、移民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伊斯兰教在重新崛起。不是作为狂野的骑手出现，其旗帜却是由游击队、恐怖分子、神权统治者和暴君所打出的。 右翼的全部观点非常清楚完整地在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所写的一篇广为流传的长篇文章中得到了概括，该文章第一次是出现在《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冬季号上。他写道“他们恨我们，因为他们的文化是落后的和堕落的”，也因为“他们嫉妒我们的力量和声望。”左翼和多元文化圈子的总体看法，即“西方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在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有某种等同的地方”，或者“美国对于中东尤其不够厚道”，是错误的。对于汉森而言，民主、协调治理、宪法、自由和公民权都是欧洲人（希腊人和拉丁语系人）的发明；总体上他们和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穆斯林世界没有太大关联。穆斯林民众妒忌美国的成功和优越，“这种成功和优越不是源自于运气和资源，也不是源自于遗传基因或者地理位置”，而是源自于其自由市场、自由社会和犹为重要的军事实力。在美国和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一道称为实力的鸿沟”。“我们应当记住，”汉森指出，“最为致命的、具有2500年历史的西方战争方式是对于各种不同看法的反省，这些看法包括个人自由、全民军国主义、战场上的个性化、军事技术、后勤、决定性战役、群体纪律、公务员审计和知识的扩散”。正是欧洲人、而不是奥斯曼人或者阿拉伯人，也不是中国人，“在中非、南非、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美洲进行了殖民活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大西洋港口或海洋船只，而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对于科学探寻、苦思冥想、自由市场和个人独创性与主动性的态度和传统”。概括起来就是： 我们军事强大，而阿拉伯世界可怜地弱小，不是因为更大的勇气、人数众多、更高的智商、更多的矿藏或者更好的天气，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一百万的民众和世界石油的价值也几乎不能同马省理工、西点军校、众议院、美国公共电视网 、比尔•奥赖利和G.I.法案 在军事资产的价值上相提并论。在带着孔雀王冠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俯瞰萨拉米斯和站在观礼台上的萨达姆检阅他的部队两者之间，在希腊人跟随地米斯托柯利（Themistocles, 古雅典执政官）战斗直至筋疲力尽之前的争辩和讨论与美国人在海湾战争前夕彼此指责之间，存在着2500年的文化传统，可以解释为何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依照我们美国来复制自身武器、军装和军事组织、而不是反之亦然的原因了。 当然，《白宫西翼》不能像那样粗鄙和大国沙文主义。但是鉴于已经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异顺理追溯到伊斯兰教的性质，它就使得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这部片子使用塔利班来作为例子说明这种差异：人们被迫去祈祷和蓄起胡须到特定的长度，妇女被剥夺了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并且因为比如没有蒙上面纱这类的罪行而在公共场合用石头砸死，禁止播放电影和电视。他们和我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异是缺乏个人选择。“对于一个其法律规定一个男人必须蓄有胡须或者戴上头盖或者穿着带有长衣领衣服的宗教而言并没有任何的过错。问题是在于违犯这些法律变成了反对国家、而非父母的犯罪之时，我们谈论的是缺乏选择”，至此我们才大开眼界。不仅如此，如果三K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很好的宗教类比的话，也有一种政治类比。这里《白宫西翼》直接引用了一份由阿富汗裔美国人塔米姆•安瑟利（Tamim Ansary）所写的广为流传的信件。将塔利班从政治上类比为纳粹主义，而阿富汗人民则是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反对纳粹主义是好的事情，于是通过类比，反对塔利班的战争就同样是理所应当的。 许多左派的作家也拾起了这种观点。最为突出的，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炫耀了这种断言，并无意间带有一种陈腐。但是，这种类比不仅仅有一点信手拈来的便利，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荒谬。首先，塔利班不是种族主义者——事实上，种族平等是他们看法的一个基本准则。他们的确怀有清教徒的意识形态，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连贯一致的哲学基础，更不要说如同第三帝国那样复杂的理论了。他们既不能产生一个海德格尔(Heidegger)，也不能推出一个瓦格纳(Wagner)。尽管塔利班是极端压制的政权，但他们并没有推行种族清洗或者大屠杀，也没有使用毒气室。他们的压制只是针对他们自己的民众。他们也没有试图寻求世界主宰地位——尽管他们允许本•拉登在他们中间兴盛起来，或许拉登的确怀有这样的欲望。你是不会仅仅因为你排斥现代世界或者强迫你的民众实践严格的行为规范，或者在总体上一种沙文主义的方式来行事就变成了纳粹分子。使用纳粹的类比只能导致一个结果——排斥其他相关的问题。塔利班是从哪里来的？塔利班推翻阿富汗前任政府的环境和背景如何？为何塔利班自己的宗教学者一致谴责对于美国的袭击与伊斯兰教义相悖呢？ 不过，如果塔利班代表了所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那么所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就可以被类比为恐怖分子，这就使得聚集在《白宫西翼》虚拟世界中的学生们思考下一个问题：恐怖主义的最初行动是什么？我们被告知，一个由狂热的毛拉哈桑•伊本•阿萨巴（Hasan ibn al-Sabah）所领导的秘密邪教在11世纪发动了第一次恐怖主义行动。阿萨巴的追随者被教唆不信任任何事情而胆大妄为，实施了对于同为穆斯林兄弟的迅速而奸诈的谋杀，这种谋杀是在一种由麻药和承诺进入天堂而宗教迷幻下进行的。所以，不仅仅恐怖主义源自于伊斯兰教，而且第一批恐怖分子是那些残杀穆斯林教徒的穆斯林。11世纪之前的世界历史于是变成了不存在任何种类的恐怖主义！这一段浓缩的历史所遗漏的是一个事实，即hashahasbin，由此出现了“暗杀者”这个词汇，是在十字军东侵的过程中产生的；十字军战士和各种穆斯林团体一样使用这种手段来争夺权力。使用山中老人（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比如人们所知道的阿尔萨巴（al-Sabah）一样，来理解本•拉登穷凶极恶的活动和确定其活动的地点是一回事，而表示穆斯林的历史是暗杀和恐怖分子的起源和主要源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刺客未必是一个恐怖分子；两者所表示的定义和采取的行动也有差别。刺客执行的是单独的政治谋杀行动：他们的目标是与他们存有特别冤恨的君王和高官。而“恐怖分子”这一术语最先是由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使用来特指那些实施恐怖行动的人们，而这个恐怖行动指的就是法国大革命中那场争取自由、平等和友爱运动中血腥的、断头的阶段。暗杀是针对特定个人的、带有政治动机的谋杀，而不试图杀害无辜的旁观者。恐怖主义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侵略、战争，将一批人或者国家作为集体承担责任和有罪的敌人。没有人是无辜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针对目标，尽管并不是在每一特定的个案中都必须是有意实施的。 当然，不仅仅对于一部电视片来说，而且对于左右派做出的权威分析而言，这些差别过于微妙。在《白宫西翼》对于恐怖主义的讨论中，作为留居白宫的这一问题专家，萨姆•西伯恩（Sam Seaborm）被问到恐怖主义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道：“其100%的失败率。”这或许是意在安抚担忧的公众，但是他难以经得住对于恐怖主义历史的考察。西伯恩说，恐怖主义完全失败的原因在于：（1）恐怖分子“经常没有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2）“他们往往成功地强化了他们所正要反对的任何事物”。对于这种说法，即使是一群高中学生也提出了异议。“如何看待爱尔兰共和军呢？”好的，萨姆说道，英国人和新教徒仍然还在那里。这种看法对于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目的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反映，忘记了“英国人离开”是现在、而且长久以来都是一个由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来通过投票决定的已被认可的主张。这种说法也没有认识到新芬党崛起的复杂历史，新芬党刚刚取得了他们在英国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办公室。希巴恩说，巴斯克激进分子没有什么结果。又一次，这种说法忽略了西班牙已经采取了给予巴斯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这样巨大的调和举措。不仅如此，“‘意大利红色旅’、‘巴达-蒙霍夫（Baader-Meinhof）’和美国‘气象员’（译者注：均为激进组织）寻求推翻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发展得好好的，的确如此，但是并不信服的是圆满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也没有消失。（当然，这个节目是在意大利红色旅发动最新一次的暴力活动高潮之前制作的。）每一项这样的论断都会引来认真的探寻，这些不同的组织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实施政治暴力的动机也会引发人们的探讨。《白宫西翼》回避了任何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恐怖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谈判、妥协和和睦的政治进程，并产生了变化。 天衣无缝地，讨论转向了非暴力抗议的问题，这或许是一个相关的主题，尽管两者关系的性质值得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将所有的事情都混在一起。同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其他事情相比，这一关系我们必须加以澄清。我们需要考虑具有类似——或者甚至是相同的——目标但产生不同运动、不同政策和不同种类动员的人们和群体之间的差别。《白宫西翼》简单地向我们断言，非暴力抗议运动对甘地和民权运动来说发挥了作用。依照这种观点，由此恐怖主义包括许多事情——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含括了从没有提及的基地组织到甘地再到波斯顿茶叶党的美国独立战争人士（我们被十分亲切地告知是他们宣布了独立战争的开始），而仍然辩解恐怖主义经常失败这一判定。 现在我们转向由恐怖主义给社会带来的一个尴尬的选择：在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平衡。一个学生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那些为了获得一点暂时的安全而能够放弃至关重要的自由的人既不会获得自由，也不会获得安全。”《白宫西翼》通过白宫新闻秘书克雷格（C.J. Cregg）对国家安全态势进行了刺耳的辩护。自由派的不同意见则是由白宫通讯主任托比•齐格勒（Toby Ziegler）提出。讨论的基调是使得学生们信服：如果美国公民要感到安全的话，人力间谍是需要的，电话窃听是必须的，而对于所珍视的特定自由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恐怖主义的现实带来了明确和现实的危险，为了同其有效地斗争，美国需要合作伙伴，这些伙伴可以不一定是自由和民主的伟大信奉者，或者同塔利班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克雷格承认这一事项会给言论自由带来的后果，认为并没有开始处理人们被“爱国警察对其发表观点的诽谤”这一问题。不过，她坚持认为，我们需要认可中央情报局各种各样的秘密活动不仅是必要的和适当的，而且他们的成功和有效性不言自明。克雷格列出了刚刚过去一段时间的成功案例：苏联人从来就没有跨过易北河，北朝鲜人驻足在三八线以北和千年大关在平静中度过。至于所有会给自由带来固有风险的情况，诸如黑名单、麦卡锡式的政治迫害和非法拘禁，这是出于安全的需要为当前战胜恐怖分子而采取的补救措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所有这些听起来过于刺耳，克雷格告诉学生们：“构筑联盟是美国最为擅长的方法了，约翰•韦恩（John Wayne）经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一群人组织起来。”于是，就《白宫西翼》而言，抓住每一次机会展示其完美的自由派强调，结盟法则、秘密行动、美国干预（军事或者其他形式的）和除此以外的许多事情，在打着维护安全和美国方式的名义下是无可非议的。该片并没有提及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活动可以成为所有那些“仇视我们”的人们的“特定委屈”之一。 但是对于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退休冷战斗士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来说，对此有一些怀疑的地方。正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这些因素产生了对于美国的憎恨和恐怖主义对于美国的袭击。在全美公共广播“通盘考虑”节目中分析已经发生的事情时，约翰逊使用了“后坐力”这个术语，该术语是由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是用来特指秘密活动反过来带来的困扰着美国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这一术语首次使用时是用来特指中央情报局刺杀当时的伊朗总理穆罕默德•穆萨德（Muhammad Mussadegh）所带来的后果。约翰逊说，“这种对于伊朗事务过分干预的结果是让伊朗国王上台掌权，开始了长达25年的压制和暴政，最终导致了美国整个在德黑兰的使馆被扣押为人质超过一年之上和阿亚托拉•霍梅尼领导的革命”。“美帝国”持续不断的扩张和“过度扩张”，他争辩道，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根源。 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和终身持不同政见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乔姆斯基拒绝接受左右两派提出的“时髦”借口。“这样的借口对于美国和西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比较方便的，”他对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广播电台说道，“引用《纽约时报》（9月16日）的头条分析：‘作恶者是出于对于西方所珍视的价值观诸如自由、宽容、繁荣、宗教多元化和博爱的仇视而发动袭击的，’同美国的行为是毫无关系的，因此甚至没有必要提及。这是一种令人舒服的描绘。”但是“它恰恰和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不相符合，而是具有自我奉承和对于力量毫无评判的支持所有的特性”。 相反，乔姆斯基要美国人“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美国视作一个首要的恐怖分子国家，并有很好的理由。比如，我们还记得，1986年，美国被世界法院谴责为‘非法地使用武力’（国际恐怖主义），美国进而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号召所有国家（实际指的是美国）遵守国际法的一项决议。” 《白宫西翼》对于恐怖主义的界定更为简单：一种由于难以接受该节目解决所有问题而开出商标式的处方——多元主义而激发的一种偏狭的产物。于是，多元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而对那些严格遵循一套不允许背离和强加极权主义式顺从的法律和实践体制的人们的生存构成了一种威胁。那些坚持这些僵硬体制的人们不仅仅受到了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特征、不同信仰、种族和生活方式公开并存的威胁，而且面临人们在任何特定主题上能够接受观点多元化的威胁。不仅如此，充斥陈词老调的历史和和对必要信息的排斥，使得这些信息对于那些信息不灵通的公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穆斯林社会的历史和伊斯兰教的教义是建立在对于多元化的容忍上。伊斯兰教在本质上是持有多元化世界观的，如同它的许多历史所鲜明地展示的。摩尔人的西班牙，即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是研究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黄金时代。当西班牙再次被强调宗教的天主教君主王朝如斐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王朝所征服之时，全国种族净化的社会思潮需要对犹太人进行驱逐，而这些犹太人在穆斯林统治的土耳其帝国寻求避难，并获得了敞开双臂式的接纳。多元主义远非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发展，也是有自己的发展历史。但是这并没有干扰《白宫西翼》这段特别插曲中公民课堂所下的断言。 《白宫西翼》承认，作为一个穆斯林会遇到问题。这可以从该片的陪衬情节——对于拉吉姆•阿里（Raqim Ali）的讯问。白宫一个职员和一个被通缉的恐怖分子的名字相同，是一个阿拉伯裔的麻省理工毕业生。他被塞进一个办公室，必须就一些事情做出回答，比如说他的父亲对于似乎称作圣地抵抗者的组织捐助过一次、他自己参加反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驻扎军队的游行抗议活动。阿里解释道，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所在地，在他看来，美国军事干预的真正目的是保护美国的石油利益。但是最为主要的，他反对一个由男女军人组成的军队被派遣去“保护一个妇女甚至不被允许开车的穆斯林王朝”这种双重标准。阿里的反对马上引来十分和蔼的利奥•麦加利（Leo McGarry）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家长式的辩护。他说道，“或许我们能够教导他们。”就其所有的自由派腔调，这个陪衬情节是不加辩解的、直率的和带有感情的。阿里说，“当这种事情发生时”，阿拉伯裔美国人首先成为被怀疑者并非不多见的，只是这实在“可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利奥反驳道，“我不能够猜想是为什么，不能！我正在试图找出为何每当有恐怖分子活动时人们常常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原因。”随后，他自己转到结论上面：“这是你付出的代价。”于是我们就有了答案。作为一个穆斯林就被打上一个标签：一种带有情绪化的无知，将阿拉伯同穆斯林混为一谈，将中东同恐怖活动混同起来（尽管按照美国国务院1997年的一份报告，恐怖主义源自于中东就频率而言是排在世界第六位），将政治同宗教混同起来，由此为存在真正敌人的场景提供了合理性。或许，阿里必须付出日裔美国人曾付出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日裔美国人不幸具有一张敌人的面孔而被拘留和剥夺了财产和生计。当另外一个拉吉姆•阿里——真正的嫌疑犯在德国被找到时，这一次要情节突然被终止了，让这些场景中的主角——和蔼而仁慈的利奥——凝思他所说过的话。 但是，利奥所说的并不被所有的美国人所接受。作为一个穆斯林美国人和作为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或者意大利裔美国人有什么区别吗？穆斯林人士应当为仅仅是穆斯林就要付出代价吗？平等只是施用于特定族群的美国人吗？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言论自由和民权的老捍卫者丹尼斯•库钦奇（Dennis Kucinich）对此有着明确的立场。以一个祈祷者的形式，在洛杉矶对“南加州支持民主行动美国人”的讲话中，库钦奇以宣言的形式开始了他的演讲： 一项法则深深地体现在合众国的联合之中。我们国家联合中所不容怀疑的是所有民众的联合，所有的民众在本质上是一个人。世界的相互联系不仅仅是经济、贸易、通讯和交通这种物质层面上的联系，也是通过人类共识、通过人的心灵、通过世界的心灵，通过简单表达寻求自由呼吸的冲动和愿望来相互沟通。我为美国做出这样的祈祷。 《白宫西翼》中断言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活动对于维护自由和民主来说是必要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库钦奇认为，放手让这些组织活动恰恰会削弱美国宪法和自由民主思想的基础。他祷告说，美国将不会陷于“困兽的心理状态”、“爱国的游戏”、“心灵的游戏、非选总统和非选副总统的战争游戏。”他祷告，美国将不会把“宪法公正的确保”搁置一边而取消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和平结社权利）、第四条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第五条修正案（禁止未经审判而无限期监押）、第六条修正案（迅速而公开审判的权利）和第八条修正案（确保不受残酷和非常的惩罚）。他祷告美国将会听从人民的声音，并详细说明以民众的名义而没有获得民众直接赞同和认可实施的相关行动： 因为我们没有授权入侵伊拉克； 我们没有授权入侵伊朗； 我们没有授权入侵北朝鲜； 我们没有授权轰炸阿富汗的平民； 我们没有授权在关塔那摩长期关押未经判决的战俘； 我们没有授权退出日内瓦公约； 我们没有授权终止正当的法律程序和人身保护权； 我们没有授权使用刺杀队伍； 我们没有授权让“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复活 ； 我们没有授权否定《权利法案》； 我们没有授权废除宪法； 我们没有授权使用国民身份卡； 我们没有授权老大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通过摄像机窥视我们； 我们没有授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们也没有要求911恐怖袭击事件中死亡的无辜民众的鲜血必须用阿富汗无辜村民的鲜血来复仇； 我们没有授权行政当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它高兴，就可以发动战争； 我们没有授权发动没有结束期的战争； 我们没有授权一种持久的战争经济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如同许多口若悬河的博学者和评论者一样，《白宫西翼》毫无保留地拒绝考虑美国自己的历史和在过去50年美国同世界互动的历史。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这一历史在左翼作家和思想家的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分量，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美国自动地在道德上居于更高的境界。许多批评突出地表现在观点的尖锐上面。举例来说，在文艺双周刊《伦敦书评》上，一群经常为其撰稿的人士宣布美国是恨有余辜。在一篇广为批评的文章中，来自剑桥大学的文学名著讲师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简单明了地说：“美国造成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她说，“世界上的欺凌弱小者，尽管他们内心是好的，最终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印度小说家和评论家阿米蒂•乔德胡里（Amit Chaudhuri）将美国各届不同政府比作前印度首相英迪拉•甘地夫人。甘地夫人装作民主、自由的热爱者和世俗论者，却用各种非民主的方式，压制各种自由，并煽动宗教烈火，来使她自己和她所属政党的统治和主宰永久化。她插手干预联邦架构，使得反对党治理的州变得不稳定，并用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对抗以便推进她自己的目标。尤其是她支持和推动锡克族原教旨主义分子贾莱尔•辛格•宾德兰瓦奈（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和他的Akali Dal党。当宾德兰瓦奈转而反对甘地夫人，并在位于阿姆利则的金庙（the Golden Temple）避难的时候，甘地夫人使用军队袭击了此庙并杀死了他。结果就不令人惊讶了：甘地夫人被她的锡克族保镖谋杀；而来自她自己政党的凶手则杀害了德里无数无辜的锡克族人。“如同印度的甘地犯人一样，”乔德胡里写道， 美国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伟大的、自我任命的民主支持者，而实际上在它寻求自己的利益之时，就将民主看作一种讨厌的东西和一种障碍。它现在说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来使得战争合法化，但是数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只不过是巴勒斯坦的碎石而已。为了从阿富汗根除共产主义，美国武装了一支宗教极端分子群体；并未实际上造就了一个宾德兰瓦奈。数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如同甘地夫人的国内政策一样，只是关心拓展其势力范围，不管代价如何。只有美国公众能够施加压力并改变异常的政策：但是美国公众对于自己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信息源全是好莱坞所渲染的恐怖景象和“正义”与“邪恶”的骇人腔调。 依照小说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观点, 美国是一个“所有事情都被引向极端”的国家。在她写给杂志《格兰塔》（Granta）关于“我们如何看待美国”论坛的文章中，莱辛指出，“对于911事件的反应——如同恐怖袭击事件一样糟糕——对于旁观者来说是过分的，并且我们不得不告诉我们的美国朋友，尽管他们变得暴躁，准备和铁石心肠的指责割断联系”。她对玛丽•比尔德的评论进行了辩护，认为“ ‘他们自作自受’的判断被如此地愤恨，或许是被误解了。人们觉得美国人至少应当懂得他们和任何其他人是一样的，也受到妒忌和复仇的毒蛇的威胁，受到在街角（如同在贝尔法斯特）或者一家政府所在的宾馆（比如在布莱顿）爆炸的炸弹的威胁。他们说自己已经从他们的伊甸园被驱逐出来。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本应想到他们有权利拥有这样的家园”。受控于爱国的狂热，美国人将他们自己“看作是独特的、孤独的、被误解的、受到围攻的，由此他们将任何批评看作是险恶用心的。” 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哈罗德•平特（Harold Pinter）看法更为严厉。他写道，美国 “在全世界持续不断地、系统地、不知过错的和时不时地操纵力量，而装作是为了全世界有利的一支力量”。美国“傲慢自大、漠不关心、蔑视国际法，对于联合国则是采取轻视和操纵的手法：这是现在世界所能知道得最为危险的大国——真正的“无赖国家”，而且是拥有巨大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一个“无赖国家”。但是世界已经受够了美国的所作所为。现在，有“一种对于美国力量展示和全球资本主义深刻的反感和厌恶，而这种反感和厌恶正在全世界增强，并正在凭借自身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然，所有这类看法还是会受 到挑战。美国正在收获帝国主义的成果这一看法被许多评论家所抨击，认为这是宽恕邪恶的一种立场。《主要色调》（Primary Colors）的作者和《纽约人》（The New Yorker）的华盛顿记者乔•克莱因（Joe Klein）将此观点简单地批驳为“道德上破产的牢骚”。大多数批评美国及其外交政策的人们都受到了与《白宫西翼》中拉吉姆•阿里所受到的待遇差不多方式的对待。《卫报》报道： “在纽约和华盛顿遭受人员死亡的袭击之后，似乎任何曾经公开批评过美国或者全球化的人士突然发现他们自己被指控为奥萨马•本•拉登的同犯——或者更为严重的指控。仅仅在美国新闻界，他们就已经被描述为‘失败主义者’和‘不爱国的’、‘虚无主义者’和‘受虐狂的’，以及‘斯大林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巴达•蒙霍夫（Badder Meinhof）帮、‘奥萨马的女仆’和‘独裁者的狗腿子’；‘软弱的’、‘摇摆的’‘无情的和愚蠢的’；‘被苏联宣传所吞噬的蠕虫’；‘放纵的言论’、‘任性的自我错觉’和‘智力上颓废’；还被描述成一群‘有用的白痴’、‘瞎眼而生性乖僻的人’；是‘仇视人们的人’。” 无比重大的事件，比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不允许你采取中立的立场。为采取了使人不快的立场而遭遇到辱骂的洪流，人们对此应当并不惊讶。但是重大的事件也渴求重大的结论。在《白宫西翼》结束的章节中，公民课堂提出了最后的问题：所有这些事如何开始的？正当此时，第一夫人出现在人群中，回答此问题就落在了她的身上，而答案也提供了这一特别情节的题目：“艾萨克和以赛玛利”（Isaac and Ishmael，后者指的是被遗弃的人）。依照第一夫人的观点，问题起自于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圣经》式的故事。“于是，就这样开始了：犹太人是艾萨克的子孙，阿拉伯人则是以赛玛利的子孙。”在该个案中，对于美国的袭击可以被理解为同以色列的问题有直接联系，而以色列的问题则可以由《圣经》起源的争执来加以解释，这一争执已经受了长久以来报仇的浩劫和灾难。如果该争执——远非领土争端——是有《圣经》的起源和涉及《圣经》中部分的故事，那么就很难有一个真正的政治或者基于政策的解决途径。我们——作为个人、美国人、世界民众——就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来解决这一问题。加拿大司法部长安妮•麦克伦南（Anne McLennan）所建议的路线——“我们必须诚实地评估为何我们认为这正在发生”，并且“一旦有必要”，就改变我们的“政策或者处理问题的途径”——就变得多余了。 没有必要改变，当所有的事情说了和做了之后，《白宫西翼》拒绝面对真正的问题，而宁愿逃避。 这部片子在结尾告诫即将离去的学生们保持愉快、而不是需要思考后结束了。问题在于，没有信息的思考并不能产推进理解。正是信息的质量和准确性及富有独创的想法，可以理解和解读其中的含义、并为困难的问题找出可能的答案。《白宫西翼》的敏感性和其对待恐怖主义问题的处方和通常一样是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颂扬。其所使用的信息带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从而使得其诉诸于虚假信息、困惑和总体上的陈词滥调、完美的舆论反应、与真实世界中相对应的评论和专业知识。 《白宫西翼》中“艾萨克和以赛玛利”的特别插曲是由通常的演职人员引进的。他们呼吁观众向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受害者捐献金钱；该节目的收益也捐给了这项事业。对于该情节的反应呈现两极化态势，如同左右两派对引发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起因和“为何人们恨美国”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截然不同一样，而“美国招人恨”是由那日重大事件所提出的令人烦恼的问题。一方面，有人支持对于这些问题进行具有创造性的探讨；另一方面，傲慢、自鸣得意的卖弄学问、鼓吹和自负的妄尊自大遭到谴责。不过，关键在于这不是“公正的电视”。《白宫西翼》所提供的逻辑和非逻辑、争论和困惑、理性和辩护、历史教训和分析追随了现实世界中所有的消息报道、评论、分析和讨论的相同步调。在这方面，与之并行的现实是一面镜子；它所反映的是围绕为何人们憎恨美国这个问题而构筑的前提和不易改变的立场。这种虚拟的反省所清楚表明的是讨论的条件是通过一种黑暗的、模糊的、歪曲的和不严密的眼镜来观察的。《白宫西翼》所提出的观点和政治家、专家和一大群记者的并无好坏之分。如果我们准备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待的话，该片所十分有效展示的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超越单一的问题从而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如何反应和应当如何应对以及何处可以找到安全和解决的路径。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美国的敌视一直主导着分析，或许我们必须审视一下问题的本身并发现在其下面有哪些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