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国内对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又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涉及到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府会关系、宪政思想与制度建设、市民社会、文官制度、弹劾制度等多个层面，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又有了新的提高。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陷入僵局，最后不得不诉诸于最高法院裁决的尴尬境地，引发了学者们对于总统选举制度的探讨与反思。袁征在“从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 一文中，结合美国的国情，从历史的角度对于美国联邦制、选举人团制度、总统选举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等层面阐释了美国选举制度的由来与变革，并对2000年大选可能引发改革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彻底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可能性很小，最多只会做出一些调整，特别是技术上的改进，毕竟这些要容易得多。唐晓在“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制度” 中指出，作为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举人团制是美国共和制、联邦制和分权与制衡原则结合的产物，是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经过20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总统选举人团制度的内容和运行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作者考察了选举人团制度的作用，认为迄今为止仍是选举美国总统的重要机制，但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病。竞选经费一直是美国选举中的热门话题。孙逊在“论竞选经费制度对美国大选的影响” 一文中指出，尽管《联邦选举活动法》对政治捐款的数额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制定了公共基金制度，用联邦补助的方式向总统候选人提供经费，但“软钱”成为总统竞选筹款中一个特殊的现象。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政治行动委员会参与到选举进程中。作者进而论述了竞选经费制度对美国大选产生重大的影响。谭融在“美国竞选财政制度初探” 一文中，指出美国竞选财政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由于利益集团政策参与的需求和竞选人竞选的需要，美国的竞选捐赠日益加剧，捐赠规模日趋膨胀，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策过程中利益代表性的偏差。美国早期的法律就对利益集团的竞选捐赠进行限制，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关于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立法不断。但改革遇到利益需求和关于合宪性问题等种种障碍，步履维艰。作者认为，美国政治中的这一两难状况是其政治体制所使然，有关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赵勇在“美国青年‘远离选举’政治现象分析” 一文中认为，美国青年远离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美国青年的利益和声音没有得到候选人的足够重视，这是青年远离选举政治的直接原因。其次，候选人没有采取适合青年的竞选方式，这是导致青年远离选举政治的技术原因。最后，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信任危机是美国青年远离选举政治的根本原因。 王荣声、王玉声在《山西档案》 2001年第1—6期“史档杂俎”专栏中，连续发表了美国总统大选系列文章，对于美国总统选举人制度的建立、政党的出现与总统选举、总统大选的法制轨迹、两党轮流做庄和内外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和介绍。 府会之间的互动也是学者们探讨的课题之一。通常人们多强调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压力和影响，而袁征在“总统游说与国会决策” 一文中指出，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总统已经逐渐成为国会最具影响力的游说者，其游说直接影响到府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影响国会立法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对总统游说国会的不同方式进行了阐述后，文章进而探讨了影响总统游说成效的各种复杂因素。作者认为，游说的能力和效果可以反映一个总统的实际领导能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影响不容忽视。孙哲在“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一文中指出，尽管在历史上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潘洋在“国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的宪法根源” 一文中指出，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与总统之间的权力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究其根源，两权斗争的始作俑者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在作者看来，正是立宪者们的最初意图及其宪法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直接导致了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 随着国会在美国内政、外交领域职权的不断扩大，国会助理队伍也得到了急剧扩充,在国会立法过程中的职能也不断增强，进而在美国国内立法和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隐形政府”、“影子立法人”等现象。对于国会助手的特殊角色，孙哲、信强在“国会山庄里的‘隐形政府’:美国国会助理制度评估” 一文中专门加以阐述。文章探讨了国会助理的类别、职能、历史发展沿革和政治作用等问题,以求对美国国会助理制度的基本架构作一梳理。 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姜曦、陈兆河在“美国政治进程中的利益集团剖析” 一文中指出，利益集团已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政治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对利益集团的内涵、类型、活动及作用进行简要的剖析，总体上肯定了利益集团的积极作用。而谭融在“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综述” 一文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包括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以及利益代表制理论等。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析。刘润忠在“当代美国政治的若干问题” 一文中，认为研究当代美国政治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分析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美国金钱政治、游说政治和软金政治等重要社会政治现象，相信会对我们了解当代美国所谓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认识这些本质和特点的制度性根源，具有一定的启发和裨益。 在有关宪政制度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成果。佟德志在“权力、权利与民主——论美国宪政思想发展的三个维度” 一文中，认为美国宪法在不断的发展和修正中形成了权力、权利和民主三个维度，构成了宪政的三足。作者论述道，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公民权利、选举制度、自由宪政等逐渐成熟推动了美国宪政的不断发展，而这同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人民不断斗争的结果。作者进一步指出，宪政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同时也更加暴露出其弊端。在《美国宪法的理性精神初探》 一文中，赵娟认为，美国宪法蕴涵着的理性精神是其生命力的根源。这种精神体现在：人是制度设计最基本的出发点；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受统治的人民的承认和认可；限权宪法的本质决定了实现政治多元（利益多元性）是宪法的出发点。任东来在《美国早期宪政史上的联邦法令废止权》 一文中，指出美国的州权是美国早期宪政史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它最集中地体现在联邦法令废止权（Nullification）这一州主权论中。作者论述到，联邦法令废止权在1798年的《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中初露端倪，并在1832年的《南卡罗来纳废止联邦法令公告》中发展成型。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它们与美国宪法及宪法实践的关系也不尽相同。王宝明在“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宪法实施的监督” 一文中，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宪法问题的决定往往是行政机关与其他两个机构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对话、妥协和斗争，但美国宪法监督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法治尚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以启示。李世安在“美国宪法改革与人权政策” 一文中，指出美国的人权政策是建立在古典政治哲学基础上的，它过分强调人民的消极权利，而忽视了人民的积极权利。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这种人权政策显得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又掀起了宪法改革的运动，以解决宪法中存在的人权概念不清楚和政治自由太多、人民的经济权益太少的问题。在修宪运动中，美国的最高法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使运动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由于种族偏见的根深蒂固，因此美国人权政策的发展依然面临着有待进一步克服的问题。 在“从立宪共和到党派民主———美国政治的两种现实主义路径” 一文中，孙仲分析考察了美国政治历史中出现的两种现实主义取向：联邦党人时期的宪政共和主义和杰克逊时期以降的市场化党派多元民主；指出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以对于人性的“现实主义”的预设为基本出发点来理解和构造“政治”。然而它们也有相当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制约人性的”，后者是顺导人性的；前者是政治中心的，后者是(市场)社会中心的；前者以自由为核心，后者以多元为中心，等等。在实际的美国政治生活中它们混杂在一起发挥作用。而周明田在“混合政体论与汉密尔顿学说之联系” 一文中，指出，汉密尔顿等在设计美国的政治制度时，显然深受古希腊罗马混合政体论的影响，因而其所设计的的美国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混合政体成分。作者认为，揭示汉密尔顿思想的这一特点，不仅可弥补以往对汉氏思想研究之不足，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清美国政治制度的真正面目。 在民族和种族歧视问题上，一些论文发表。张立平在“论肯定性行动” 中，介绍了肯定性行动在美国的起源、兴起和转折过程，分析了这一沿革背后的原因，并探讨了有关的理论及肯定性行动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她指出，肯定性行动的兴衰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造成其兴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民权运动的因素,又有政治理念的演变,还有时代思潮的变化。作者认为，实行了30多年的肯定性行动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看，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培育了弱势群体的中产阶级，提高了弱势群体的地位。而从后者而言，则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施琳在“论美国人的民族观” 一文中指出，美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具有突出的特殊性，美国人的民族观表现得五花八门，但却明确地反映出族裔间的偏见和歧见。种族歧视、民族不平等现象在美国由来已久，是影响其社会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的言论自由与种族诽谤” 一文中指出，美国虽然标榜言论自由，但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种族诽谤。尽管民权运动胜利后，美国的反诽谤刑事法令开始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执行，但由于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美国要彻底消灭种族诽谤，仍然任重道远。 一些学者对于美国的决策效率进行了探讨。张旺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与决策效率” 一文中指出，美国政治中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和抵触，可能导致决策效率低下这一消极后果。但与此同时，也包含了许多积极的因素：民主已经成为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广泛的政治参与在程序上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民主政治可以使社会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的变革。作者认为，决策效率不高既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体现,又是民主政治所付出的代价。陈弘君则在“美国政府科学决策正反经验与启示” 一文中，考察和分析了美国的决策机制，在肯定其实现科学决策的机制和经验的同时，指出其违反科学的决策机制和因素，并提出进一步提高我们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的看法。 克林顿弹劾案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兴趣。张小兵、赵红在“克林顿弹劾案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一文中，认为克林顿弹劾案，打破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则，且把政党政治斗争推向了高潮；动摇了美国的司法制度，独立检察官制度成为众矢之的；降低了美国总统的权威,对美国的道德观和政治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李海平、陈凌涛则在《论美国的弹劾制度》 中，对美国弹劾制度的起源和具体程序进行了分析，并对该制度在美国历史上的应用及其约束作用做了简要评价。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章值得重点关注。资中筠在“论美国强盛之道(下)” 对于美国强盛的密诀进行了揭示，认为美国正是相对成功地解决了发展与平等这对矛盾中走向强盛。一方面,它靠公众的批判与权势集团的改良相结合的渐进主义,不断缓解矛盾克服危机,避免激烈震荡和暴力革命;另一方面,它靠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取得持续、快速的发展。这一现象,有其历史文化和思想根源。美国是源于欧洲的重大思潮的实验场,经过选种、变种、生根、开花、结果,形成20世纪“美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过，造成20世纪美国强盛的一些因素正在发生异化,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明显。 石庆环的《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 一文，从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政治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20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20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刘澎就美国的政教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政教关系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宗教、政治、法律等领域内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原则是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近年来,美国政教关系的热点主要体现在公共场所的宗教表达、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活动、宗教信仰与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相冲突等问题上。政教关系所面临的新难题之一是如何对待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政教关系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是法律手段，如何运用已有的法律或设立新的相关法律,成为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各方争夺的焦点。对政教关系问题的处理,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价值标准,反映了美国法制与道德,世俗与宗教既统一又矛盾,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特性。 金灿荣则在“美国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的关系” 一文中，首先介绍了有关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关系的一般理论,特别是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型态的关系的理论。接着,集中分析了美国市民社会与其政治民主的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市民社会与美国政治文化的关系,主要揭示了美国市民社会的道德体系对其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所起的支撑作用;二是市民社会与美国政治参与的关系,尤其是社区层面的参与。最后,探讨了美国市民社会的变化及其政治影响。 （注释全部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