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军备控制项目于7月8日在京联合举办了“后冷战时代军控形势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军控中心主任顾国良和清华大学军备控制项目负责人李彬教授共同主持，来自外交部、商务部、国防大学、宇航学会、国际战略学会、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等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由七位年轻研究人员就七个议题发表主旨发言，七位资深学者分别进行评论，然后与会专家学者进行讨论，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莫斯科条约确立的美俄核战略框架 　　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的王连成认为，虽然《莫斯科条约》从总体上体现了美国调整战略的需求，但它确立的美俄核战略框架仍然是稳定的。 　　到2012年12月31日，如果按照作战部署弹头来计算，俄在洲际导弹方面具有重大优势，美国在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和重大优势，但总的权衡，美俄仍能够保持战略稳定性。如果按照部署运载器最大运载核弹能力估算，美国则获得了全面的重大优势，尽管俄对美仍可保持相对的战略稳定性，但稳定度明显下降。 　　如果运用兰德公司的FALCON模型进行交战模拟分析，可以看到，在当前美俄核态势下，美国能够用大约2900枚战略核弹头消灭俄罗斯大约80%的战略核力量，但俄在经受第一次打击后生存下来的核弹头仍足以报复美国，美俄仍处于“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在美俄调整战略力量的2012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远不具备拦截200－300枚弹头的情况下，不论是按照作战部署弹头计算，还是按照运载器的最大投放能力计算，俄罗斯仍能经受第一次打击并有200－300枚核弹头生存下来报复美国，亦即在未来10-15年内美俄战略核态势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如果在美俄关系没有突破性进展、俄罗斯经济没有重大发展的条件下，15－20年后美俄战略稳定性可能会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 　　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分析考虑的是最坏情况，但事实上未必如此，美俄战略武器的高度预警状态表明，两国战略关系的稳定性仍然是很大的。 （二）朝鲜核问题 　　始于2002年10月的朝核危机迄今尚未获得解决，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如果有，有多少？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师学明通过对公开资料的分析认为，朝鲜在1989年到1991年间的确分离出了武器级的钚，按照英国专家阿莱布莱特的分析，朝鲜已经分离了6－9公斤武器级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对于另外一种核材料——铀，一般认为朝鲜曾尝试从多个渠道获取浓缩铀的相关技术和设备，或许朝鲜确如其宣称的那样正在实施浓缩铀计划，即便如此，其计划也是处于前期阶段。 　　那么，目前朝鲜是否具有制造核装置的能力？师学明认为，朝鲜制造出铀弹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至于钚弹，如果假设朝鲜拥有6－9公斤钚，它拥有1枚比较粗糙的钚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师学明认为，朝核问题的前景将取决于美朝双方是否有意愿和平解决。 　　朝鲜为什么会主动承认浓缩铀计划？多数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布什总统的安全战略以及对朝政策的大幅调整所致。 （三）伊拉克战争与国际不扩散机制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陈戎认为，美国以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的战争对国际不扩散机制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负面影响。美国的不扩散政策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9•11”恐怖袭击不但改变了美国的威胁判断，也改变了美国的不扩散政策，美国的不扩散政策重点从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移到铲除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器的政权。美国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这破坏了国际不扩散机制的基础；美国抛开联合国武器核查另起炉灶的做法也损害了国际核查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美国在不扩散政策中强调先发制人，可能使那些被怀疑的国家产生危机感，并刺激这些国家加快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步伐。 　　伊拉克战争是对那些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的震慑还是刺激？有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意图是震慑这些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但结果很可能是刺激了扩散。 （四）中国与国际不扩散机制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周宝根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与国际不扩散机制的互动过程。他认为，1964年到1983年，中国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是“特殊核国家”，因此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持批评态度。1983年到1992年，中国从“特殊核国家”的身份逐步向“一般核国家”身份转变，对国际不扩散机制采取了部分参与的政策。1992年至今，中国完全认同“一般核国家”身份，全面参与国际不扩散机制。身份的改变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界定，从而出现政策的调整。强调非物质因素的存在并不是否定物质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物质的因素唯有通过非物质的因素才能产生它所具有的作用。 　　与会学者认为，这种建构主义的学理分析解释了中国与国际不扩散机制互动中的主动性，部分解释了中国政策变化的过程，但仍然存在其他多种解释方式。在赞同这种分析方法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以1983年作为一个分界点似乎不妥，将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作为分界点更有说服力。 （五）中美在不扩散领域的共同利益 　　北京大学王君博士提交会议的论文探讨了冷战后中美在不扩散领域的共同利益。她认为，冷战后中美不扩散合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中美在不扩散领域的共同利益、两国对不扩散问题的认知以及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等。其中，共同利益因素是中美不扩散合作的主要动因。从认知角度而言，冷战后中美在不扩散问题上出现的共识可以看作是两国共同利益的认知基础。王君还分析了制约中美在不扩散领域合作的一些因素，诸如两国尚未建立一个新的战略框架、台湾问题、不扩散问题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部分技术性因素等。 　　多数学者同意王君的分析，同时指出两国在冷战后比较显著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核不扩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1994年朝鲜核危机的化解，1998年印巴核试验问题上的共同立场等，中国不扩散政策的变化大致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同步。 （六）技术发展与军备控制 　　国防大学的仲晶分析了技术发展对军备控制产生的影响。她认为技术发展必将对军控的方向、领域、重点、手段等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使军控和裁军应从过去关注军备的数量规模转而更加强调质量效能；军控的内容从限制和禁止某些类型的武器到设计一个综合的框架结构；强弱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拉大，一些国家可能更加迫切地试图获得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技术发展使民用与军用界限模糊，军控和裁军面临更大的难题；技术发展同时使军控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太空将成为军控和裁军的重要领域。 　　与会专家认为，除了上述影响外，技术的发展还导致核武器向实战方向发展，常规武器已经成为战略力量，精确制导武器在战争中频繁得到使用，信息技术愈益重要，指挥控制系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七）国会对美国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樊吉社讨论了国会对美国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影响。他认为，第二次世界战结束到60年代末，国会更多地认同行政部门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的主导权，这种状况在60年代末以及整个70年代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经过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以及后来的国会改革，国会逐步具备了影响美国军控和不扩散政策的意愿和能力，这就使得80年代以来的军控政策都烙上了国会的印记。国会虽然不能制订美国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但可以通过正式的手段包括批准军控和不扩散条约、拨款、批准军控与不扩散相关的内阁成员的任命、改变行政部门的结构，以及非正式手段包括获取信息，了解军控政策的形成进程幷影响这个进程、塑造公众舆论、充分利用程序影响政策等来影响美国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形成、制订与实施。国会影响美国军控与不扩散问题的后果表现为： 军控和不扩散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产生了变化；美国的军事力量结构受到影响；国会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偏好得到了体现；不扩散政策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