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
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研究成果
“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作者:樊吉社 来源:《美国研究》2003年第四期 时间:2003-12-0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于2003年12月2日在北京举办了“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军控中心主任顾国良主持,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国军控协会、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宇航学会、外交学院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外交部军控司副司长傅聪应邀出席研讨会并就当前军控形势发表了演讲。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及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顾国良回顾了军控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他认为,军控问题逐渐从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消极因素转变成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   可以根据国际军控形势的状态将军控与中美关系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到1991年为第一个时期,国际军控谈判主要在美苏之间展开,中美在军控领域的互动则主要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的核威慑和核讹诈。其间,美国试图阻碍中国的战略力量发展,并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出口控制。中美建交后,这种状况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但军控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1991年到2001年是中美在军控问题上的摩擦和磨合期。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和美国的军控战略调整,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的主要关切,并日益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两国在军控领域出现了不少摩擦,但在后期也有一些重要合作。中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学习和磨合的过程,逐步接纳并融入国际军控与不扩散机制,成为维护多边军控和不扩散机制的重要力量之一。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在军控领域的关系进入第三个时期,军控和不扩散问题成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两国的合作日益增多。   尽管如此,中美之间仍然在诸如导弹防御、禁止外空军备竞赛等领域存在着重要分歧,有待通过对话来减少这些分歧。   二 中美军控形势的展望 傅聪论述了中美两国在战略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合作。他认为,中国军控政策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中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为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在军控问题上大有可为。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且有助于危机的妥善处理。无论中美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存在多少合作或分歧,两国均需要考虑彼此的安全关切。虽然美法等国在调整其核战略,但中国仍将坚持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就不扩散而言,中美两国在诸多地区军控问题上合作的空间仍然较多。中国积极推行不扩散政策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提升国际地位。尽管中美在军控问题上的互动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但不应随之而变化,稳定的战略关系有益于中国的安全和地区稳定。   三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商务部科技司周若军司长和孙健处长介绍了中美两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孙健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冷战期间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安全利益至上;冷战结束到“9•11”之前,开始兼顾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9•11”之后美国出口管制的目标更加强调反恐。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体现:一是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二是行政部门颁布的行政法令。前者主要是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出口管理法》,目前已经不能适应冷战结束后的安全环境,国会正进行有关立法的讨论;后者包括涵盖约2400项的控制清单、国别限制和出口指南,2003年又增加了未经证明的清单。美国主管出口管制政策的部门不仅有商务部、能源部、财政部,还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而且海关和中央情报局及联邦调查局也介入政策的执行。总的来看,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健全、管理完备,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尽管部门之间也有利益纷争,但存在基本共识。 周若军分析了中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发展演变,强调中国已初步建立起涵盖核、生、化和导弹的出口管制机制。她希望国内学者加强对外国出口管制制度的研究,以利于中国的借鉴。   四 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外交学院的张清敏副教授全面分析了美国的对台军售问题。他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售台武器数量和质量的提高。80年代美国基本遵守了《八•一七公报》的承诺,但90年代美国对台军售在个别年份从数量和质量上突破了该限制,并且强化了软性军售。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不仅受到中美关系现状的影响,也受到美国总的常规武器出口趋势及国内政治的影响。就发展趋势而言,美国售台武器的决策过程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也给对台军售注入了新的变量。从历史上看,虽然有时美国也可能暂时中止部分军售个案,但迟早要促成军售的达成。美国进一步提高售台武器数量和质量的倾向应该引起重视。   五 中美在禁止核试问题上的互动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的邹云华女士讨论了中美在禁核试问题上的互动。她认为,1949年到1969年,中美基本上相互隔绝,在禁核试问题上不存在互动,但美苏在60年代谈判的《部分禁核试条约》的确有针对中国的企图,意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80年代初,中国参加了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并就核裁军问题提出了“三停一减”的主张,对国际核裁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中进行了有益的合作,推动了条约的早日达成。虽然目前美国调整了其核政策,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恢复核试验也并非易事。   六 中美与两次朝核危机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吉社比较了两次朝核危机中美两国的政策变化。他认为,对比两次朝核危机的国际背景可以看到:第一次朝核危机前后,美国比较重视多边机制、倾向于以接触和对话的方式解决扩散关切;第二次朝核危机前后,美国已经从国际军控和不扩散机制的推动者转变为挑战者,从倡导多边机制转变为推行单边政策,侧重通过实力解决扩散问题。中国在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可能恶化局势的制裁措施,同时委婉表达了不当调停国的意向。中国也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敦促有关各方谨慎行事,考虑彼此关切,通过磋商与谈判化解危机。   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中国不仅强调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稳定,同时也主张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没有回避居间调停的重要作用,积极进行全面、多方位的外交斡旋,控制局势继续恶化,寻找并促成相关各方的共识。中国不但重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强调中国在不扩散问题上的承诺。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中国促成了2003年4月的三方北京会谈和8月的六方会谈,推动各方达成六点共识。中国的积极斡旋将有助于朝核危机的未来解决。比较中国在两次朝核危机中的外交政策可以发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外交也愈益成熟老练。   在六个主旨发言结束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多数与会者认为,军控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消极因素的篇章基本结束,未来中美在军控与不扩散领域合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但同时也难避免出现一些分歧,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稳定的战略关系,使之可以经受中美之间的风浪。中美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两国理解对方的关切,消除误解。
返回列表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版权所有@2010 京ICP备050369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