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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外交摩擦不断 布什政府为何采取顽固立场
作者:袁征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时间:2001-04-12
布什政府已经上台执政两个多月了,其外交政策轮廓已经初显端倪。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推行对外政策的风格上,咄咄逼人,我行我素,较少顾及他国反应,忽略国际合作义务,单边主义色彩浓厚。例如,在对俄关系方面,由于汉森间谍事件,美国出于报复,驱逐了俄罗斯50名外交官,从而使得美俄关系进一步冷却。在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美国强力推进的立场不仅招致中俄两国的坚决反对,而且受到了其欧洲盟友的 批评,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日显。另外,美国潜艇撞毁日本渔船也使日美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布什不顾欧洲等国家的劝阻,单方面决定放弃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所确定的义务。特别是在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我国军用飞机后,美表现出霸权主义的立场,直至4月11日,美国政府处理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的全权代表、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才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递交了致歉信。   布什政府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新政府采取的是怎样的外交政策,其强硬立场的背后,究竟原因何在?   -美新政府外交政策渐趋明朗   在战略重点上,新政府继续推行美国所固有的“蝴蝶阵型”,即首先稳固周边地区,强化同邻国的关系,然后将两翼分别伸向欧洲和亚洲。   布什表示,“不应忽视自己所在半球的邻居”,许诺将给予拉美国家更多的关注。因而在他的“电话外交”中,多个电话是打给西半球国家元首的,并在白宫接见了来访的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又出访墨西哥,同福克斯总统会面。在欧洲方面,先后同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等会晤,又派遣国务卿鲍威尔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分赴欧洲,力图巩固同欧洲盟国的关系。在亚洲一翼,布什总统先后接待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大中、日本首相森喜朗,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是其亚洲政策的基轴。此外,布什还同中国副总理钱其琛会面,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而在中东地区,新政府已经把关注点更多地从巴以和平转向两伊问题。   不过,有迹象表明,未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将会逐渐向亚洲倾斜。拉姆斯费尔德和负责国防战略评估的马歇尔将军都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人的世纪,由于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相对衰落,太平洋将是美国未来主要的军事行动地区。对此,布什也持赞同的态度。   在双边关系层次上,新政府态度日益分明:重点发展同盟国的关系,坚决压制和打击所谓的“无赖国家”。美国的对外双边关系可大致介定为盟友、战略伙伴、对手和敌人四个层次。新政府的言行表明强化同传统盟友的关系是新政府的政策核心。比如,在巴以问题上,更为明显地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不再压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进行谈判,还不惜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否决了以色列极力反对的提案。   战略竞争者则介乎战略伙伴和对手之间,双方既有合作,也有斗争,是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在美国新政府的心目中,中俄就被归入这一档。布什政府认为克林顿的对俄政策过于“幼稚”,主张将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层面来考虑对俄援助,力图将对俄援助同其境内的核安全问题相挂钩,强烈要求俄停止向伊朗扩散导弹技术和核技术,对俄政策趋于强硬。   对于伊拉克、朝鲜等被美国划为敌对的国家,新政府推行了更为强硬的政策。在布什出访墨西哥期间,美英战机空袭伊拉克境内的目标,引起一片哗然。布什政府还极力主张强化对伊拉克的国际禁运和制裁。不仅如此,布什外交班子还专门召开会议,商量推翻萨达姆政权,并拨款支持伊拉克流亡组织———伊拉克国民大会。在朝鲜问题上,布什政府发出了强硬的言论,明确宣布近期不会同朝鲜就导弹问题恢复谈判,这背离了克林顿时期的外交路线,干扰了朝鲜半岛的缓和进程。   在对外政策的目标上,至今为止,新政府更加强调安全层面的问题。布什政府班子奉行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注重实力,讲究地缘政治,强调维护安全利益。布什政府多次表示将积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必要时不惜退出美苏1972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追求美国的“绝对安全”。与克林顿政府有限部署的政策有较大的区别,布什主张大规模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便组成一个海陆空立体全方位的防御体系。   -单边主义做法引起各国不满   在推行对外政策的风格上,美国新政府咄咄逼人,我行我素,较少顾及他国反应,忽略国际合作义务,单边主义色彩浓厚。   在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美国强力推进的立场不仅招致中俄两国的坚决反对,而且受到了其欧洲盟友的批评,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日显。但是,美国并没有退缩的迹象,一意孤行。   在欧洲,美国开始减少在巴尔干地区的美国军队人数。而另一方面,又对欧洲组建独立的快速反应部队持保留态度。   不仅如此,布什不顾欧洲等国家的劝阻,以不利于美国经济为由,不再要求美国发电厂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单方面放弃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所确定的义务。该协议是有关国家为防止全球变暖而对于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量加以限制而达成的。对此,欧洲各国极为愤怒。美国的退出无疑是对于国际环境合作的一大冲击。   在朝鲜问题上,布什政府的强硬论调引起了朝鲜的强烈反应。对此,不仅韩国心有异议,而且欧盟国家也极为不满,决定发展同朝鲜的关系,从中斡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   在对俄关系方面,由于汉森间谍事件,美国出于报复,驱逐了俄罗斯50名外交官,这是1986以来规模最大的美国驱逐俄外交官的行动。而俄罗斯也以牙还牙,同样驱逐了50名美国外交官,从而使得美俄关系进一步冷却,让人再次感到似乎又回到了冷战时代。   单边主义是共和党政府在对外政策领域的一贯做法,但是布什政府未来能否继续自以为是地推行其外交政策,令人感到怀疑。新政府要“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又不愿承担有关国际义务;要求他国遵守军控机制,自己却要打造盾牌,极力推进导弹防御系统;强调同盟友的关系,但对他们的呼声又不加认真考虑。目前,布什外交班子还处在磨合时期,就已经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此外,美国国内有关人士对布什政府的莽撞做法也感到担忧,呼吁小布什改变对《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恢复同朝鲜的导弹问题谈判。有理由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碰壁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完全背离克林顿政府时期所确立的总体框架。   -新政府对外强硬政策的根源   小布什入主白宫之后,其外交政策颇为强硬,引起人们的担忧。那么,其强硬立场的原因何在?   首先是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政治。布什力图树立自己强有力的领导形象。众所周知,小布什是在一片争议中入主白宫的,各方对于他的执政能力以及在民众中的声望都有所保留,所以布什上台后竭力表现自己的领导能力,力图塑造自身坚定、务实和维护美国利益的形象,以提高公众对于自己的支持。从军事打击伊拉克、强化对朝鲜的立场,到大规模驱逐俄国外交官,都有这方面的考虑。小布什上台伊始,外交政策在其日程上的位置已经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其次,小布什力图讨好国内的保守强硬派。美国国内的极右保守势力是小布什的重要选民基础之一。小布什上台后,在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以及伊拉克问题上措辞颇为强硬,并中止了美国对于国际计划生育机构的资助,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迎合这些右翼保守派人士。   第三,新政府中,保守强硬人士占据了重要职位。小布什上台后,组建了一个保守色彩浓厚的政府,以至于有人说布什班底可能是美国最保守的一届政府。作为讨好右翼保守势力的做法,小布什提名了一批鹰派人物进入外交班子。这些人中,大多具有国防或者军方背景。除了副总统切尼和拉姆斯费尔德外,一些鹰派人物担任了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职位。由于小布什对于外交事务还处在学习阶段,所以这些鹰派人物对于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这些人更多地强调以实力说话,不太重视国际合作和相互妥协。   第四,冷战结束以来,形成“一超多极”的局面,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内外形势较好,至今还没有国家能与之抗衡,这就使得美国独步天下,趾高气扬。另据统计,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经济实力由占世界的23%上升到30%。所有这些都为新政府一意孤行、追求全球单极霸权提供了客观条件。   -中美关系面临考验   布什上台后,一些主张对华强硬的人物进入了新政府外交班子。他们反对对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要求加强对台湾的支持,大力推进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强化同盟友日本的关系。一些人还将中国描绘成对美国的潜在威胁,要求更为严格地限制对华技术出口。   出任副总统切尼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安全顾问的莱比,曾任“考克斯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当年的《考克斯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还叫人记忆犹新。莱比和出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与扎克汉姆、出任副国务卿的阿米塔基与博尔顿都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1999年,包括莱比、沃尔福威茨、阿米塔基和博尔顿在内的总共23名亲台保守分子一道联名建议,美国应当明确宣告它会在台湾遭到攻击或封锁时协防台湾。这些人物过去的言行足以让人们有理由感到担忧。由于国务卿鲍威尔和国家安全助理赖斯等人都不太熟悉中国事务,所以许多具体的政策制定上还要依靠他们的副手,因而这些人的位置举足轻重。   当然,这些人物在布什政府中的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还要拭目以待,因为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很可能到年底才会比较明朗化。   正当小布什政府重新评估对华关系和对台军售之际,中美关系因为美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而陷入僵局。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布什政府蛮横不讲理、进退失据的强硬立场。究其原因,除了迎合国内政治的需要外,布什政府内某些人认为中国政府无意在这一问题上同美国对抗,所以中方不可能强硬起来。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打破僵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尽快获得妥善解决,小布什的声望将会受到损害。与此同时,也会使得美国国内反华势力进一步抬头。因而,撞机事件的处理是对小布什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如果中美双方能通过这一事件建立起增强沟通的机制,那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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