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接触——进退维谷 麦克尔•利弗 接触的概念，作为估价印度尼西亚同中国关系演变的标准，既模糊又陌生。在英语语言中，它包含多种可选择的含义。更为确切地说，接触在印尼本国语对外政策词典中并没有一个对应的词。在雅加达，特指同中国接触的概念进入到国际关系的论述之中，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用接触来描述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不过，印尼对中国的政策仅仅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国界定的参数，它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其根本的目标是试图影响中国的对外行为，而不是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料理其国内事务的方式。 印尼对华政策也部分地受到一些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十分不同于其两个最近的邻国和伙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考量的因素。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是这本书所要考察的国家。毕竟，印尼的地位由于同中国刚刚开始的地缘政治竞争而突出出来，这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个案中是没有的。这种竞争植根于印尼对外政策权势阶层对印尼在东南亚地位和权利的意识，这种意识则是基于广阔的地域范围、战略位置、巨大的人口和国家的革命传统之上。这种意识也基于1997年下半年显著受挫的经济期望之上。那种特权的立场有些矛盾地同一种国家的脆弱感结合在一起，而这种脆弱感产生于群岛国家具有分裂倾向的物质和社会状况，这是其与地区近邻共同关注新崛起的中国霸权之潜在能力和意图的根源。这种关注也源自于印尼过去同中国打交道的经历，那经历使其产生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利的观点，并渗透在接触的实践之中。 印尼与中国接触的形式主要是参与多边会谈，目的在于鼓励北京政府看到地区合作和良好表现的好处。此外，还有有限的均势运作措施来加以辅助。印尼在同中国断绝直接的外交联系约23年之后，对中国重新的政治开放从来就没有被认为这就能充分地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的力量和影响。外交关系的破裂和恢复，发生于1998年下台的苏哈托总统长期的任职期间。在经济灾难和政治骚乱的背景下，苏哈托的辞职和副总统B•哈比比博士的接任，都没有明显改变印尼对于中国的观点和政策。 不利的看法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与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在东南亚国家中是独特的。在1949年12月印度尼西亚从荷兰手中接受主权后不久，就于1950年7月同中国第一次建立了外交关系。在60年代中期有限的时期里，两国间发展了密切和激进的政治结盟。那一联盟体现在对国际体系的共同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大体上双边关系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动荡的。事实上，在1967年10月到1990年8月之间，两国外交关系都持续停留在中止的状态。中止关系是在中国被指责同谋参与1965年10月雅加达一次流产的政变、支持印尼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之后，由印尼提出的。在足足20多年的时间里，印尼对中国的政策突出地表现为故意推行不与接触的政策。 在长期不接触政策背后潜在的决定性因素是苏哈托总统认为，雅加达不需要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或者任何等同于与中国的“接触”，尽管在中止关系结束之前数年，两国经济关系已经被重新建立起来。在考虑与接触概念相关的印尼对华政策的时候，知道有一点是重要的，即这一关系是为总统所独断的，所有重要的提议都由国家秘书处、实际上就是他的私人办公室来批准采用，而不是由外务部来处理。实际上，即将恢复关系的宣布是没有预想到的，而且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它不是在雅加达、而是正值苏哈托总统在1989年2 月前往东京参加日本明仁天皇葬礼时在东京发布的。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苏哈托总统私下会晤了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印尼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表达的恢复外交关系要求的积极响应。 甚至到70年代中期印尼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内的三个伙伴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70年代末美国和日本也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苏哈托总统对更为密切地处理中国事务的必要性仍采取不予考虑的观点。他认为，在革命的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取得胜利之后或在中美恢复邦交之后，没有必要同北京和解。只有在印尼国内形势允许和继续缺少外交关系被认为会造成经济上的不利、以及成为印尼试图推进柬埔寨冲突的解决和就任不结盟运动主席这一雄心的障碍之时，双边关系才得以恢复。两国恢复关系是在1990年8月，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只是在那之后，与中国相关联的“接触”这一术语才开始全面进入国际关系的论述之中。 那一出自西方、省略的和令人困惑的术语，是否能容易地变成为印尼的看法和经验，是会有争议的。这一术语首先被用来将美国的政策同早期遏制主义的政策区别开来。但尽管任何语义上的困惑，对于接触及其条件还缺乏系统的阐述，印尼已经明显地对中国在政治上加以开放，这是出于十分务实的原因，也部分地同驱动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原因相一致。 但是，印尼对华政策的改变并没有根除印尼政治权势阶层预先对北京持有深深的猜疑和担心，而这是印尼与中国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沉重历史包袱所造成的。所谓的接触，对于印尼来说是一个心理矛盾的立场，反映了国内的担心。实际上，1989年2月，雅加达在十分复杂的感觉下获知关于即将恢复对华外交关系的消息，特别是在长久以来在对外政策精英阶层中占据主导位置的军队中反响更大。最近研究印尼军队的一位作者指出，从整体的角度，“中国继续被认为是对印尼主权最大的、潜在的直接威胁”。 在那个程度上，从此雅加达开始接受的是：如果同一个崛起的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将对于印尼国家的地位和抱负是不适合的。与此同时，也有一个共同具有的、相对应的观点，即与中国打交道像同魔鬼打交道一样，必须提高警惕。尽管中国被视为忙于处理国内经济改革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在短期内不会给印尼的安全带来麻烦，但是其努力的成功将被转换成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而在东南亚寻求领土收复主义目标的前景，是引起深切和持续关注的事务。关于印尼国防政策的最新声明指出：中国持续的增长将使得它在一定时候成为“这一地区杰出的国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它也特别指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要求和“与其他有领土要求的国家军事冲突”的前景。 印尼对于中国领土收复主义日程的关注，触及到了印尼由过于分散的群岛组成而带来的政治分裂倾向的潜在性这种先天的自然脆弱性。雅加达的战略观被表达在长期以来的“群岛主义”之中，这种主义将土地和水域的广泛组合不仅仅是以象征性的形式连接在一起。 印尼共和国依照1994年11月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享有群岛国家的权利。依照那一公约，印尼被允许划分海洋基线连接其最外端岛屿的最外点。因此，印尼的主权管辖现在延伸到超过大约3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海洋，在这个范围之外被授予一个广阔的经济专属区。军队在政治中的特权角色和从独立以来安全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反击国内的挑战，导致了这个国家近来对海军力量的忽视。其海军有效地巡视印尼广大的海洋领地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更不用说保卫了。不过，正如早先一份国防政策文件中指出的：“群岛主义是将全部国家领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和安全的实体来指导建设、保持和巩固整个国家。” 在雅加达，广为所知的是，假如中国能够扩展它的管辖权，完全实现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收复主义日程，一个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革命性的地缘政治裂变就会发生。这种最糟糕的裂变将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像印尼这样东南亚国家一样，出现中国争夺这一地区海洋中心指挥权位置的前景。在雅加达，尽管中国不再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的国家，但是它被视为领土的修正主义者，不相信它会尊重地区的现状，认为中国最终会运用其上升的力量来推进其领土收复主义的目的。 这种判断的结果已经引起了印尼地区安全运作的显著修正，而这种运作长久以来就是基于“全面安全”的想法，而不是均势。 这种修正被表述在1995年12月与澳大利亚达成的前所未有的安全协定之中。通过经济合作巩固的直接和多边会谈，与中国接触被接受为适合后冷战时期亚太的一个必要的运作措施，但既对此过程缺乏足够的信心，也就对中国的最终意图缺乏信任。印尼进行接触的方式由此充满了矛盾的心态。这种矛盾心理也产生于一种担心，即转向中国寻求经济机遇的印尼会被新崛起大国的竞争性经济力量所削弱，这也是苏哈托总统在1990年11月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另外，印尼经济实力强大的华人团体在中国投资过重，而到了伤害当地资金需要的程度，也加重了这种矛盾的心态。 印尼的经历 从那些负责印尼安全政策人士的战略角度看，中国一直占据着主要潜在对手的位置。事实上，在后殖民时代共和国出现之前，历史上对于一个扩张主义的中国的恐惧可以追溯到13世纪后期忽必烈可汗统治时期对爪哇的入侵和在15世纪早期海军将军郑和举世闻名的航海探险之时。这些历史插曲都被用来阐释并确定中国为一个扩张主义大国。持续的、有时是强烈的表达对定居印尼的华裔主导印尼经济的憎恨和对他们忠诚的猜疑也可以回溯到后殖民时代共和国建立之前。他们在荷兰殖民时代享有特权的经济地位和在民族革命期间被认为政治上的含糊不定，加深了民族的成见。在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认识中，华裔团体被认作是一个颠覆途径的观点显得最为重要，而不是更担心共产主义的输出。 （以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