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 加 坡——经济和政治接触的时机 袁丰康（音译） 下个四分之一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将是中国主宰世界的情况出现。世界上最大的非维持现状的国家……拥有超过12亿的人口、每年以10%的增长速度在赶超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中国，进入到国际舞台上，以其与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同的个性、历史和自行其是，登上国际舞台。 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的观点，中国将可能成为一个东亚带有称霸野心的修正主义国家，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就是防止这样一个敌对的霸主出现。 新加坡的李光耀可能与此委员会预测的基调有争论，但是他未必反对这一论断的主旨。作为新加坡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和发言人，李光耀用并不陌生的措辞来描述中国的崛起：“不可能假装这仅仅又是一个参赛者，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竞赛者。”随后的结果是：“中国对于世界均势的改变如此巨大以至于世界上在30到40年里必须找出一个新的平衡点。” 事实上，李光耀比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做得好的一点是，对于美中关系紧张的根源做出了一个结构性的解释： 中国具备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可能性，美国的利益是维持其是唯一超级大国的现状，而在30年内中国的成长将对这种突出的地位构成挑战，所以在中美关系中就会经常出现一些潜在的紧张。 对于李光耀、新加坡和整个世界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怎样“处理”中国增强的实力，以便使得经济迅速增长的前提——和平与稳定，能够在亚太地区得以维持。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遏制，如同美国和其盟友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遏制的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集团——俄国、中国和他们的盟友扩展影响和力量，如果必要的话不惜通过武力的方式。正如对这一时期进行研究的人员所知道的，尽管遏制发挥了作用，但它是一个代价高昂、风险巨大的战略。它也是同核战争边缘政策、地区战争、军事危机、高度紧张和政治敌对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遏制的直接衍生物，两次涉及到美国的“热战”——朝鲜和越南战争，都是发生在亚洲。部分地由于这些战争记忆，今天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有一个共识，就是遏制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同美国官员一样，新加坡官员认为现在采取遏制路线将得不偿失：这很可能导致要防止的结果出现，即出现一个患妄想狂的和军事侵略性的中国。 新加坡倾向于同中国接触。本章显示，新加坡采取了一种三叉并进的方式来同中国接触。首先，最为重要的方面是经济接触，包括向中国提供一系列经济上的刺激，使其繁荣并在现存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一种利害关系。在这些规则下发展良好的中国，将会有强烈的抑制因素令它不去通过冲突和战争来推翻或者修正这些规则。这种见地体现在试图将中国完全整合进地区和世界经济中的对华政策上。 政治接触是新加坡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政治接触不仅仅是通常的外交而已，在政治接触中，中国较少被认作一个对手而更多地被视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合法的竞赛者，其在地区倡议中的参与和合作都是受欢迎的。而这并不是新加坡一贯的观点。事实上，在60、7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政治上不接触是新加坡中国政策的一个特征。但是自80年代初期开始，新加坡同中国有了非常好的非正式关系。那时的总理、现在的资政李光耀得以接近只有极少数外国领导人才能接近的中国领导阶层。除了双边的接触，新加坡作为一个东盟成员在同中国接触方面非常活跃。从1992年起，中国被邀请作为东盟邮政部长会议的“观察员”；东盟——中国高级官员会议成为制度化；并且，尽管起初有所保留，但是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经济和政治的接触目的都旨在促进一个认真对待“（国家之间）游戏规则”的中国出现，也就是坚持当前国际行为规范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将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克制使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争端，外交和谈判将是其解决分歧的倾向性方式，并不寻求剧烈改变游戏规则。新加坡致力于支持和寻求一个接触的战略，而不是以抽象的方式来维持游戏的规则。一个赞同当代国际社会规则和规范的中国不太可能使亚太地区不稳定；投资会继续流入，商业流通继续不会被打断；像新加坡这样的贸易国家能够继续繁荣。一个蔑视那些规则的中国，会迫使日本重新武装并获取核武器，由此对东南亚的安全构成双重的阴影。新加坡将会最大程度地遭受一个自以为是的中国的影响——鉴于其人口的77%是华人，它将会依附中国、甚至可能在东南亚为中国效劳。 尽管新加坡尽全力体现自己为一个东南亚国家，但是如果这一地区面对的是一个行为良好的中国的话，新加坡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将更为容易地得以维护。 尽管接触是旨在得到一个行为良好的中国的优先选择的外交模式，新加坡领导人并没有将所有的期望寄托在接触的框子里，所以就存在着接触政策的第三个方面或者一个应急的、退路的立场。在经济和政治接触的同时，新加坡同大多数东盟国家一样，也在使其军队现代化和加强军事力量。以固定美元价的国防开支清楚地显示了自从1987年以来的上升趋势，虽然仍然维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6%左右的水平上。由于新加坡传统的安全关注点集中在最近的邻国上，而后者也在提高他们的军事开支，所以将新加坡增强军事力量归结为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时必须要谨慎。更为准确地说，应将新加坡和它的邻国的军事开支归结于弥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不确定性。 不管新加坡有多强的防御姿态，它不能对中国构成威慑；其功用在于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道协同行动。假如经济和政治接触失败了，新加坡与其余东盟的盟国一道，将极可能朝着美日同盟的方向靠拢。 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一个具有军事能力的新加坡同东盟一道将至少可以做好准备，以不可忽视的方式加强美日威慑的态势。 新加坡接触政策的这三个方面正好同本书采用的接触提法相一致。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并可能带有不愿维持现状的野心。新加坡不希望、也不认为阻挡中国力量的增强是可能的或明智的做法。其目标是确保中国增长的力量将被引导到和平和建设的方向上来，或者使用本书的措词，就是（中国增长的力量）“被使用的方式与和平改变地区和全球秩序相一致”。为达到这一目标，新加坡选择的方式如同其对中国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方式所显示的一样，主要是非强制性的。 他们强调激励的机制使中国有可能繁荣和感到安全，这是基于设想一个繁荣和安全的中国将会在游戏的现存规则中产生既得利益。对这些规则认真对待的中国与寻求全面修改这些规则的中国相比，将有助于维护地区秩序。 接下来将对新加坡接触战略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它们背后的理由与逻辑加以详细阐述。将这些组成部分拼合的最好来源是李光耀资政经常性的关于中国的言论。作为新加坡从1959年到1990年的总理，李光耀是该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尽管已经停止担任总理的职务，李光耀依旧是新加坡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和发言人。无论是从时间长度、频率或者深度上来说，李对于新加坡对华政策的表态都高居其内阁同僚之上。而且，李作为新加坡和国际上有名的战略分析家的声誉，更使他的评论获得认真对待，包括总理吴作栋在内的李内阁同僚的表态都同李进行协商，尽管他们比李光耀的言论缺乏系统性和详实性。如果记住下面为避免误解的背景说明铭记在心的话，这些言论的阐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有帮助的。 尽管新加坡对于“亚洲价值”、“亚洲民主”笃信不疑并充满自信，但是当涉及到大国关系时，它常常对于其地位显示出一定的谦卑。新加坡领导人懂得，仅靠自己，新加坡几乎不能对亚太安全的原动力产生影响。这样说或许有一些过分，因为新加坡经常成功地发挥了超过其分量的作用，帮助起草详细阐述东盟论坛未来走向的思想文件；为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提供办公地；劝说东盟通过欧亚会议和欧亚基金会主动同欧洲联系；并通过李光耀个人知识上的份量提供多各方所寻求的咨询。新加坡官员一直对这一岛国影响的限度持有现实态度。在全球层面上，它接受和依赖美国对于自由经济、军事联盟体系和在亚太可信的军事存在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新加坡有时与其东盟邻国站在一起，有时反对它们，它支持并欢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投资（由此使他们在这一地区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通过地区机制将主要的大国聚合在一起；在美国人意志松懈时，对他们进行告诫，并在环境需要的时候，为他们的舰只提供海军的便利。 上述不言自明的是，新加坡自身并不期望能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那么将新加坡的政策作为对华接触一种政策来讨论是一种错误的吗？根本不是。接触是国际社会有关成员都能参与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的定义里没有表明，为了成为合格的“接触者”，有关国家，如新加坡或者印尼或者马来西亚，必须能够单方面推动“被接触国”朝着负责地使用其力量的目标发展。 事实上，将接触的过程同接触者实现（接触）目标的能力分开是重要的：如果后者是接触提法的一个部分，甚至美国都不符合作为一个“接触者”的资格。 所以新加坡不能单方面改变中国并不妨碍其在多种阵线上同中国接触：无论是双边的还是与东盟及亚太地区伙伴如美国与日本一道协调行动。 （以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