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末，苏联在经济危机、制度危机、组织危机中轰然解体，两极格局以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标志终结，世界进入“美国中心”格局。软硬实力的超然地位与近乎无限的扩张空间使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超级帝国，但是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霸主的光环背后，美国体会着无以言表的“霸主焦虑”（hegemony anxiety）。

美国的焦虑感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霸权身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责任压力（如何承担全球治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无数地区霸权，在一定的文明和民族范围内进行区域治理，比如中国的东亚封贡体系，欧洲的神权认证体系，阿拉伯帝国的政教扩张体系。但是，一方面这些文明国家的经验不适用于主权国家世界，另一方面这些经验涉及的文化、政体、民族多样性有限，并非全球治理模式。换言之，人类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为美国提供全球治理经验。反观美国自身，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商业往来几乎并不参与欧亚事务，甚至经常出现孤立主义政策（如门罗主义），在殖民地的争夺中也保持着审慎的态度，除美西战争外罕有敌对国家。进入20世纪后，如果德国没有在一战中推行无限制潜艇战，日本没有在二战中偷袭珍珠港，美国是否会尽早加入战争尤未可知。当这样一个年轻国家几乎骤然成为世界霸主（世界每个角落突然全部与之息息相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它不仅缺乏统筹全球治理经验，同样缺乏承担责任压力的体验。霸权不仅意味着光荣，更加意味着义务（盟友集体安全、世界经济稳定、全球问题解决、国际政治和平等等），这种从天而降且不言而喻的责任对美国而言是日重一日的压力。

第二个焦虑来源是霸权身份为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如何避免霸权丧失？）。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维持着全球最强大的军力，左右着全球货币流向，主导着几乎所有国际机制与全球议程，美国利益已经和世界利益融为一体，除了与世隔绝且仇视美国的国家和组织外，几乎没有任何国际社会成员希望美国走向崩溃。这一事实中所蕴藏的有形合作与无形预期为美国带来的国家利益是不可胜数的。但是，这也为美国创造了两个巨大困境：一，美国对外界依赖过大。这种过分依赖不是严禁开采国内石油或以政策手段大力保护国内就业可以解决的，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主权国家，更是一个世界利益转换器，一旦世界其他地方出现危机，美国很难不被卷入。二，美国无法转换角色。世界霸权的利益属性已经与美国血肉相连，一旦美国不再是霸权国，霸权福利的消失会使美国原有的稳定富足也随之拔去。换言之，对美国而言，一方面有空前的霸权福利持续刺激，另一方面丧失霸权等于国家死亡，美国对于霸权被取而代之的担忧是人类历史上任何霸主的类似担忧都无可比拟的。

因此，责任压力与霸权利益带来的两大焦虑都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指出了相同的“明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霸权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因此，幻想美国如英国一般主动退下霸权王座（如罗伯特.卡普兰等人），实属一厢情愿。美国不但不会允许自己失去霸权地位，还会不遗余力地防范任何有可能挑战自身霸权的国家或国家组织出现。具体来说，美国有一守一攻两种战略。

出于防守目的，美国要保持三个核心层面，即军事、货币、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优势。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军费开支常年维持在世界首位，其军费数额甚至往往超过军费开支前十名国家中剩余九国开支的总和，并在全球各大战略要冲布置军事力量；美国主导各种国际金融组织，阻碍其他货币成为全球或区域结算货币，即使在经济危机美元信用评级下降期间，也不遗余力地使用各种外交手段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各类国际会议中，美国及其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主导会议议程的提出，利用其话语优势弹压其他国家的合理需求，将国际“议题权”掌握在手中。表面上看，美国的这些行为咄咄逼人，锋芒甚盛，但是，这恰恰是美国的以攻为守的防御行为，目的是守住全球霸主的三条底线，即军事强制力、经济发展力和话语影响力，只要这“三力”在握，美国的霸主地位将不会因一时的外交失利或贸易逆差而受损。

出于进攻的目的，美国大力追求自身价值的普世化地位。正如隋朝后中国将儒家理论作为正统思想，并用以选拔官员，其目的在于使远在千里之外的官员“自正其心”，不生叛念，美国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根本之图，也正在于使整个世界“美国化”，使自身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成为世界正统，各个国家便可“自正其心”，惟正统国家马首是瞻。因此，美国的对外援助通常附带政治或经济改革条件，要使受援国整体或部分“美国化”方能安心。从文化角度讲，这种进攻战略，一方面与基督教文化中教徒的使命感息息相关，希望将“福音”传播至广；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二元对立”哲学的深刻影响，在这种哲学中，“不同”即意味着“斗争”，意味着一方必须消灭另一方，只有“同”才能长久兼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对美国来说毫无合理性可言（“harmony in diversity makes no sense to American people”），中国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也非美国可以理解。

综上所述，通过守住霸权底线和传播“普世价值”，美国试图缓解在“美国中心”格局中自身的霸权焦虑，但可惜其攻守战略都不会成功：就其防守战略而言，利用霸权遏制他国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并以此守住所谓“底线”，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的自戕行为。世界发展进度被放缓，首当其冲有倾覆之危的就是和世界各部分、各层面、各角色息息相关的霸权国自身，而世界其他国家符合自身特点的军事、经济、设置议题等能力的发展也不可能被彻底遏制（苏联的崩溃与其说是美国遏制的胜利不如说是苏联治理失灵的结果）。就其进攻战略而言，“普世价值”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过程中，必然会随着各国科学理性、文化自觉、国家实力的发展而遭到合法性质疑。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代议制度、基督文化当然是人类文明中极伟大的精神产物，但是在任何伟大前加上“普世”二字，便往往会成为邪恶的源头与私欲的面纱，所谓“强加之善即为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国的“普世价值”战略市场将日渐萎缩。

究竟什么才能缓解“霸主焦虑”？就历史大势而言，霸主国应该至少做到1，宽容差异；2，舍己为人；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他国尊敬、感激和回报，焦虑不攻自破。由于霸主国有更大的惩罚和奖励能力，不必过分担心其他国家选择背叛或失信，率先宽容和让步是霸主国战略魄力的体现。与之相反，无论现实主义的韬略看上去多么智慧，其本质是“损人利已”的哲学，这并不能增加霸主国的威信，反而会激发怨恨。人类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必将是共享共融、互利互爱，任何有悖如此潮流的哲学都将被历史抛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霸主焦虑”，也只是霸主在自我藩篱内的庸人自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