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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以冲突何以百年难解？

      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局势持续升温，“高烧”不断，其波及范围之广、主要国家卷入程度之深也是相当长时间以来所罕见，而冲突所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其中持续近百年的巴以冲突更是愈演愈烈，而弹丸之地的加沙上万人的伤亡更是让国际舆论哗然。

     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犹太民族主义（复国主义）的对抗，这两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准生证”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何以会持续近百年仍然难以化解和平息？回顾巴以冲突的历史，可以看到以下一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着发挥作用。

     其一，由于受家族部族和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形成之初便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种内在的脆弱性造成其长期以来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强烈的依附性又加剧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内部一直缺乏有效的机制将不同的政治派别吸纳整合成为能被各方接受因而具有合法代表性的政治势力，更无法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提出可行且能够被各方认可的解决方案。而由于巴勒斯坦问题在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突出地位和敏感性，区域大国或相关国家又无不通过插手巴勒斯坦事务以增强其存在感或强化其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依附性和内部分歧给外部势力的插手提供机会和可能。外部势力政治诉求的差异性又内化且强化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内部分歧和派系争斗。巴犹冲突扩散为阿以冲突便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长期的依附性所造成的。

     其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以及犹太民族主义均发生了嬗变，其嬗变的重要轨迹就是原教旨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的助推器。无论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还是犹太民族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都具有现代民族主义在启蒙运动和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就具有的世俗性，但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情况开始发生转变。新占领领土激起了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犹太极端宗教势力的宗教狂热，他们成为在占领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急先锋，把占领领土犹太化视作宗教使命。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建立犹太定居点的举措与以战略安全为借口强化占领领土控制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势力相互呼应，削弱了犹太复国主义中相对温和的政治势力的影响，刺杀总理拉宾更凸显了他们的偏执和狂热。

     而在巴勒斯坦方面，长期被占领状态使得生活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饱受歧视，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使得在被占领土，“个人回归伊斯兰教成为一种集体和民族主义行为”。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性政治伊斯兰运动发展，占领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尤其相对封闭的加沙地区的民族主义的宗教极端化倾向急剧发展，最终成为国际性的政治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助推器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所释放出的活力和能量往往让世俗性的民族主义相形见绌。世俗性较强、后来被视作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合法代表的巴解组织，虽然因其立场由激进转向温和而被允许返回被占领土，但由于长期以来来远离巴勒斯坦本土开展活动，与被占领土民众有较强的疏离感，难以确立权威，其执行力极为有限甚至受到强烈排斥。由于原教旨主义影响，使得宗教问题（比如对圣殿山的控制权、重建第三圣殿以及圣迹的归属和保护等问题）成为继领土问题、难民问题和耶路撒冷问题之后最易引发冲突的敏感问题。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便是宗教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一地区宗教问题也呈现明显的国际性化倾向，国际基督教右翼势力中的锡安主义者也往往涉足其中，令问题更为复杂。由于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巴以冲突有扩大为伊（斯兰教）犹（太教）冲突的可能。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事务呈现高度关联性，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在极短的时期内便会波及巴勒斯坦地区。继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分歧之后，俄罗斯又与西方主要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发生高强度对抗，这一对抗如果持续恶化下去可能导致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势回归。俄罗斯未来战略取向的变化将对包括中东在内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俄国的前身苏联曾在冷战时期与美国在这一地区长期角力，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一度行事低调，此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有一定的合作，尤其是在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但是现在看来，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极有可能已经弱化了俄罗斯方面的合作意愿。这无疑给中东地区反美反以的强硬派势力释放了行动信号，他们会再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文章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弱化自由派在国内外事务中的影响力。此次阿以冲突大规模爆发应该与此有关。

     这次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再次以“不对等”的报复规模和手段对哈马斯和吉哈德势力实施打击，体现了以色列战略的一贯性。从以往冲突的历史来看，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可以分为四个层面：首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打破任何现存的或潜在的反以统一战线；其次，切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势力与外部政治势力的任何政治、军事联系，削弱外围势力的影响力，让“阿以冲突”和某种程度的“伊犹冲突”切实回归为巴以之间的冲突；再次，以高压和非对称打击手段促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激进派放弃激进立场，即放弃武装斗争，承认以色列；最后，帮助巴勒斯坦方面成立一个具有温和立场、获得合法性地位且有一定执行力的权力机构来与以色列就边界、难民等问题进行谈判，以实现和解。通过这种“剥离”战略，以色列把处理巴以问题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掌握主动权，以色列极力降低国际社会对解决巴以冲突的介入程度，即使在中东问题“四方机制（美国、欧盟、联合国、俄罗斯）”中，以色列所看重的也只有美国，但是美国并不能左右以色列。由于美国犹太人的作用、美以之间的战略互需、相近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以色列认为美以之间是可以沟通并相互理解的，美国的立场是值得信赖的。

     此次以色列报复行为之猛烈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其“战略耐心”正在流失。事实上，以色列在长期的对抗中也承受巨大损失和压力。受冲突和动荡局势影响，国外投资流失严重，影响了以色列经济的发展；以色列社会军事化程度之深也饱受自由派人士的诟病；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行为又有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之嫌，为此承受了巨大国际舆论的压力；长期的动荡也使得以色列民众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影响了正常的生活。

    而对于巴勒斯坦以及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国家，除人道主义陷入严重危机之外，冲突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尽管阿拉伯民族和穆斯林内部因教派、地域、政治理念的等因素有着严重分歧，但是巴勒斯坦问题却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间激发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或为顺应民意或为强化政权的合法性，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政府曾选择为巴勒斯坦而战，信誓旦旦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将犹太人赶入地中海。然而战场上屡遭败绩、对政府外交取向的不认同以及历历在目的血腥冲突场面既激发了阿拉伯和穆斯林民众对以色列的仇恨，也引发他们对本国政府能力乃至政权合法性的质疑甚至否定。一些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在对以色列政策上产生的持续张力，严重扭曲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成为引发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黑格尔曾经说：悲剧是一种冲突，在冲突中处于对立地位的是“是”与“是”，而不是“是”与“非”。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犹太民族主义（复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正是这样的一种悲剧。其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中实属罕见。无论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遭受了太多原本不该承担的苦难，所幸我们在阅读这部苦难史的时候，读到的不全是仇恨、驱逐和杀戮，也看到许多人性闪光之处，尽管还很微弱，但真切地希望这些因子能够发展壮大并最终照亮两个民族通往和平的道路，结束这场悲剧的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