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政治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发表于《国企》2008年四月刊 近年来，随着中美、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企业社会责任成为西方对中国中外合资、独资企业不断进行攻击的重点，作为中国企业国际经济竞争软实力的弱项。它应受到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对于国有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创立自主品牌具有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综合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劳工权利、环境保护、反对贪污、企业与社会和谐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四大基本内容。它要求每一个企业在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仅要承担保障本企业员工劳动权利的法定义务，还要承担从生产到最终消费过程中使自然环境免遭破坏，以及即使企业与所在社区和谐相处的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自由主义治理理念始终占据意识形态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经过西方各种政治势力长期博弈，繁多的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律基本落实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内义务，缓和了资本与社会的矛盾。 然而，当经济全球化时代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国界限制时，就出现了跨国公司通过订单供货，把一架波音飞机，设计、组装及销售放在美国进行，而发动机从英国订购；机翼从中国买入，螺丝钉从菲律宾订制；装饰布料则来自印度这样生产高度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现象。 生产国际化、专业化的产业链造成了一国政府无法控制生产、销售与最终消费全过程的社会结果。由于这种脱节，订单供货成为西方资本规避本国法律、利用发展中国家急需外国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逃避、拒绝对本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与社会承担责任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有力手段。 随着产业向工资低、劳动权利保护、环境保护标准低以及法制不健全，腐败盛行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大量转移，某些资本输入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自然环境急剧恶化，劳动权利备受侵犯，社会矛盾不断深化、激化；同时，资本输出国实现了资本利益最大化却造成了本国产业“空心化”，使其国内工会因大量传统产业就业者缺乏进入新兴产业的技能，在劳资谈判的博弈中立场“软化”。 因此，作为全球化时代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对立物，自由主义的治理理念催生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主张消费道德的非政府组织为主力，发起抵制违反社会责任企业产品的消费者运动；以维护成员自身就业、福利权利的工会和力主公平竞争的企业为核心，推动反对利用逃避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不公平竞争的抗争。二者合流，构成了迫使西方知名品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向媒体揭发知名品牌在发展中国家官商勾结，藐视人权、雇用童工、破坏自然环境的“罪行，”号召支持者抵制该品牌，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采取品牌出资，非政府组织作为中间人，监督品牌的订单供货商，并视订单供应商履行社会责任程度增减订单数量的方法，以减轻对自身的压力。由于最终的板子打在资本输入国订单供应商身上，供货商增加了生产成本，降低了利润，影响了资本输入国出口创汇，从而引起了一系列外交摩擦，这就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合资、独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事件的国际背景。 但是，挨了板子的中国企业，全部来自西方知名品牌在中国的独（合）资工厂或者是港台资本的（独）合资工厂，由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几乎没有什么世界名品牌，这些案例与国企并无牵连。 但是，它的启示是：树大招风，品牌承担社会责任被关注的程度与品牌的知名度成正比。一旦国企曾经创造出世界知名品牌，类似的情况就会涉及到中国国有企业。随着中国的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势头愈加迅猛，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加强，国企创造出世界知名品牌的概率极大地增加，一旦成为世界知名品牌，或者在海外投资大获成功，相关的国企就会立刻成为东西方竞争者的靶子，因此，未雨绸缪决非可有可无。具体而言，立志创造国际知名品牌或走出去的国企必须明确树立下列观念： 第一，必须彻底放弃那种原始积累阶段不可逾越的旧观念，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绝不能搞中国特殊论。 曾经有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找到笔者的朋友—一位研究东南亚国别经济问题的专家，非常直截了当地要求提供东南亚哪一个国家投资法制最不健全，政府最腐败的情况，目的也明确，哪里最腐败就到那里投资，以逃避社会责任。他的理由是：西方企业在原始积累时期不干净，我在资金不足的创业阶段采用同样手段无可指责。这种观点出自那位“洗脚上田”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不足为奇，但如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今天，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仍然持有这种观点，那就不仅无知而且危险。今天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曾经得益于我们低廉的劳动力，较低的环保要求、标准不低但保护不力的劳动权利与被压制的结社自由，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优势就会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桎梏，最终导致自然环境和社会成员无法承受，导致在全世界的批评声浪中，对我们竖起越来越高的贸易壁垒。因此，如果我们偏执地把外部对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对我们的批评全部归结于打压，就会否认其中的合理因素，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无论如何不满西方假自由、民主、人权干涉内政的霸权行径，却不能以倡导专制、独裁、特权作为对抗的手段一样，不满西方的干涉行径，不等于拒绝吸收西方价值观念中合理的价值因素。因此，国有企业在海外开拓市场和创立自主品牌的时候,一定要坚决杜绝以国情为借口，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破坏环境，使用童工与监狱劳动力；杜绝行贿官员，贪污腐败；忽视劳工权利并与社区的冲突的行为。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封锁消息难上加难，有违企业社会责任的举动一经曝光，挽回影响要比未雨绸缪成本更高。作为竞争软实力，这是中国国有企业走向世界的最后一道关口，这道关口的考试内容会不断增加，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却不会再有新的关口，加入世贸组织证明我们已经适应了纯经济竞争的规则，同样，端正态度，把情况想得周到一些，我们不仅会在软实力的竞争中考试合格，还必然会有所创新。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涉及政治范畴，必须增加研究投入切实做好准备。 在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逐步认识到投资风险评估作用的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层面的项目风险评估，对政治风险（或者称之为国家风险）评估不屑一顾。然而，不久前中国的一家电讯公司在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辜地卷入了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与议长的利益冲突，被迫败走并被污名化。事实上，先前已有法、德等国的公司在同一项目上失败的先例，可惜的是，该中国公司事先未作政治风险评估，尽管此事与企业社会责任无关，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在世界范围为内，企业社会责任无例外，但承担方式有区别，这就需要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智力资源，增加投入，对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在内的政治风险进行预测评估，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