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信心、未雨绸缪应对气候变化 黄 平* 摘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已经转向，中国有可能在能源、环境、气候问题上遭遇更严厉的国际舆论氛围。但即使出现对中国新一轮的舆论战乃至“贸易战”、“技术战”，都不可能轻易把中国发展的“势”给压下去。中国在坚定信心的同时，也要认真考虑以什么样的合作姿态进一步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去，做到未雨绸缪。 一、金融危机与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不期而遇 严格地说，奥巴马团队打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进行能源环境政策重大调整的旗帜，是在金融海啸爆发以前。 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形象丢了分，除了搞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外，在气候、能源、环境问题上的不合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奥巴马在参加竞选时就提出了与布什政府相反的主张，比如说要从伊拉克撤军、关闭塔那摩监狱，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扶持新能源产业，让美国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协商、对话、合作，等等。这些主张既有理念上的原因，也与民主党的社会基础不同有关，还是出于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 所以，奥巴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转向，最开始的着眼点是民主党执政后的国家战略，也就是说，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应对金融风暴。但是天下的事人算不如天算，等到奥巴马选举获胜、还没有真正开始执政，就遇到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而且直到现在都没见底：第一，经济仍在继续下滑，还没走到最低谷；第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还在加深；第三，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也在扩大。最乐观者预计，到了今年年中可以见底，但即使见底了，低迷的状态还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这次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走势即使不是L型也是U型，肯定不是V型。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这一届政府不管由谁来领导，都得首先采取措施去应对与金融危机相关的事情，如刺激经济、稳定金融、保证就业，还有与各国在应对金融-经济危机上寻求更多的合作，等等。 即使没有金融风暴，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一套能源、环境新战略，要从奥巴马的竞选理念、纲领转变为具体的政策，再实施这些政策，最后转化结果，也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其间也少不了不断地调整和改变。竞选的时候，很多东西更多的还只是口号、是旗帜；一旦执政了，就要统筹能源、财政、经济、环境、劳工、卫生等许多部门来实施，它们之间的协调也不是个简单的事。但现在，奥巴马政府连人事任命都还没有完成，许多副部长及司局级官员还没到位，很多甚至还没有被提名。所以，也没有那么快就能推出新的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 金融危机与奥巴马政府的应对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的战略不期而遇，两大挑战的轻重缓急如何取舍？现在看来，奥巴马政府打的是一石双鸟的主意，想通过新能源开发、节能新技术的推广利用，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缓解金融危机，而不是旧式的非此即彼似的两难选择。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型的方案，新能源的市场效益究竟如何，还有待实践来检验，但至少奥巴马政府很可能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就把在能源、环境气候变化问题推后。 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要提出自己的理念、寻求技术合作 气候变化挑战不是局部性、地区性问题，而是具有整体意义、关系到各国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转向，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中国美国似乎已经成了“大哥二哥”的关系。国际上，不仅是发达国家对中国施加减排压力，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要承担的减排义务也有想法和说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出现大的转向，如果美、欧、日等因此而走得更近，美国又在这件事情上真正开始了战略调整，中国就可能一不小心变成国际舆论攻击的对象。 现阶段，我们最关心、讨论得最多的，还是世界各国怎样共同参与全球金融、经济治理的问题，4月即将举行的20国峰会也是主要讨论这个问题。但如果全球在缓解金融危机上有了进展，到今年年中或年终，金融危机真的见底了，美国真的把它在能源、环境、气候变化领域的一套新理念、新战略变为具体政策了，那时，中国必然面临以什么样的合作姿态进一步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去：如何调整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关系？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要提出怎样的既适合自己的具体国情也与各国能相互共享或沟通的理念和方略？这不是三年、五年以后的事，而可能三个月半年以后就会成为国际政治大问题。 更何况，应对气候变化并解决好能源与环境问题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即使没有国际压力，没有奥巴马的转向，能源、环境、生态问题也是我们自己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绕不开又必须慎重解决好的大问题。因为高耗能、高污染的路已经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了，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适时调整发展战略：经济上，要进行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社会政治层面，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缩小东西、城乡差距——不仅是收入差距，还有健康状况、环境质量等方面的改善；文化上，要树立绿色文化和生态文明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改变“豁出生存搞发展”的价值追求。 以上这些方面，十六大以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尤其是十七大以后，科学发展观成为了全国的指导性方针，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实践、贯彻。既然我们国内在很认真地做，那么在国际舆论上和国际关系上，我们也得有一个既符合国家根本利益、人民长远利益，又能令其他国家和人民信服的说法与做法。 面对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我们不能只是以“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还很低”来回答。这些话本来并不错，但只这样说就未免失之简单。我们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把我们的国情，我们的相关政策、制度、理念以及我们这些年来上上下下为之所做的艰苦努力等等，都明明白白地讲出来，理直气壮地讲清楚。虽然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金砖国家都还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上，不像丹麦、挪威、瑞典等欧盟国家那样，可以提出很高、很奢侈的环境标准、人权标准，但是我们即使为了解决好13亿人的吃饭、生存、就业，也是认认真真地在调整，以便走上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也是真心诚意希望与各国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领域里合作互利和共赢。 另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日本、欧洲的很多经验，引进它们的先进技术。以前，美国动不动就在技术转让上对我们设限，即使是一般的民用技术，也被说成是核心、保密技术，对中国封锁。现在，奥巴马政府在全球性问题和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寻求合作的姿态和寻求双赢的意图，而不是继续搞单边主义；而且，客观上美国也需要与各国合作，光凭美国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应对这类全球性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比如在技术领域里，中国和美国之间技术合作的门缝至少可能今后开得大一点。 但现实允许吗？由于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远未结束，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保护心态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前些天的20国财长会议，金砖四国财长发表联合声明，要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但贸易保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本能，就像挤公共汽车，只剩一个位置，下面有十个人，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其他九个人别上。因此，不排除仍然会有贸易壁垒、技术壁垒和不叫“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当然我们也不必全然悲观，因为中国这一大经济体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已经越来越重，其他国家不得不在经济和能源、环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例如日本，为了自身的环境安全，也不会拒绝与我们合作。中国和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磕磕碰碰那么多都能合作，欧盟也有与我们合作的项目，如果中日能在治沙上合作，中欧能在治水上合作，美国在新能源等领域对我们搞技术封锁、保密，对它有什么好处呢？ 总而言之，2009年的任务很艰巨。我们要先处理好国内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问题，这是摆在眼前的最紧迫的任务；金融风暴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其他冲击，也是必须严阵以待严加防范的；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也得未雨绸缪。何况，这对我们转变发展模式何尝不是一个契机或推力？特别是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全世界可能会对应对气候变化有新的进展，那么，中国至少要有更新的姿态，并寻求与各国在相关领域进一步技术合作的可能。 三、中美关系新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001年，布什上任没多久，中美军机在南海上空相撞，令中美关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危机。之后，9.11事件的爆发让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因为美国在反恐上需要与中国等合作。布什政府虽然在世界事务中到处不得好名声，但对华乃至对东亚、北亚并没有简单走单边主义，例如朝核问题，就不是先发制人、制裁打击，而是走的是“六方会谈”的路子。总的来说，八年来中美关系基本上保持了一个稳定、积极的势态。 奥巴马上台，又适逢金融风暴，这让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调整：既要在大局上延续过去比较好和稳定的势头，不要因为美国政府更换而让中美关系走下坡路；同时，也要开出新局，不能只是简单重复上届政府的做法，客观上奥巴马也好别的人也好，也不可能重复。 虽说奥巴马个人形象很好，能说、会写，理念也不赖，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民主党社会基础，但他毕竟是经过激烈的党派斗争而最后胜出的，反对党共和党也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因此，奥巴马必须面对国会中和社会上的不同势力；政府不同部门对华战略态度也不完全一样。这些会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 具体到当前，由于经济形势不好，奥巴马在能源、环境问题上究竟能够做什么、做多少以及从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见效，全都还是未知数。但是根据民主党的传统和社会基础，奥巴马政府很有可能会打着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产品质量等牌子，对中国提出更苛刻的要求。比起布什政府时期，未来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里的摩擦很可能增加，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合作上面临更新、更大的挑战，舆论环境也可能随之变化。 但是我们也有理由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 第一，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毕竟已经有这个“势”在那里。即使我们面临着能源环境制约问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问题，但只要有这个“势”在，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好，国际舆论也好，都不可能轻易让中国的发展停下来。 第二，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在大事上它其实也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除了能源、环境、金融、经济领域，包括地区稳定，乃至反恐东移，都要跟我们合作。更何况美国自身还且得调整呢。奥巴马上来一下子面临那么多问题，即使政策有了，要推行起来也还有逐步实施、渐显效果的过程。 第三，从国际局势来看，金融危机虽没见底，但也不至于像1929年经济大萧条那样，整个世界经济崩塌，接着就世界大战了。现在远没到那个份上：拿美国的失业率来说，还是一位数，美圆也还很坚挺；欧洲虽然形势似乎更暗淡，但欧盟27国还是合作的态势，不大可能就像20世纪前半叶那样彼此就打将起来；金砖五国、东盟10国，现在都是合作的势头；连地区问题，比如说朝核、巴以、印巴问题，实际上也是以寻求协商、对话为主。 所以，我对中国的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我们一方面不要盲目乐观，另一方面也不要惊慌失措。在2009年经济形势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信心确实很重要。只要别乱了方寸，相信中国一定可以渡过难关。但是国际上的事态发展，我们也得未雨绸缪，不能临时应对。国际舆论有的时候也许没那么重要，一段时间后就过去了，值得重视的是各国的政策、制度和具体做法。我们应该知己知彼，既做好短期的准备，又制定好长远的方略。 （责任编辑：齐澧*） 载于《绿叶》，2009第三期64-68页 *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