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众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认知

 

[美]理查德·K·赫尔曼（Richard K. Herrmann）

（仇朝兵 译；徐彤武 校）

 

内容提要：

通过对最近10余年来美国各种主流民调数据的分析，可以描述出美国公众对中美关系中的威胁与机会、两国间的实力平衡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总体认知图景。如果对比美国公众在一系列问题上（感受到的威胁、情绪性的情感、对国家行为的解释以及看待中国的偏见等等）所持的态度和他们对待其他国家（英国、以色列、伊朗和朝鲜等）的态度，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人对中国并未怀有更多的负面情感和印象，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上是温和的和稳定的。美国公众中的意见分歧，明显地反映出当代美国政党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就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而言，若要排除个别事件引发公众激烈反应、从而危及双边关系的可能性，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应当致力于建立起制度性的基础，从而有效地管理公众舆论。

关键词：

公众舆论  民意调查  中美关系  美国政治

 

引言：

 

本文旨在说明美国人如何认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关注重点是公众舆论的总体情况。全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美国人理解的中美关系中的威胁与机会，以及公众对中国与美国之间实力平衡的认知，探究人们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理解。第二部分的目的是正确地分析第一部分所阐述的问题，说明这些公众意见与公众对其他国家的看法相比有什么不同。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分析人们所感受到的情绪，以及这种情绪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妖魔化中国的认知倾向。第三部分，探讨不同意见组成的认知图景中的（divisions in the ideational landscape），特别研究了关于中国的不同看法与美国政党认同之间的关联。文章结尾就美国和亚洲的若干经济与政治发展趋势在未来将如何影响美国公众舆论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第一部分：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的认知

 

一个人对他人或别国的印象，可能包括涵盖各个方面的许多特征。它可能强调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幅员、政治制度、主要宗教，或者是典型的服饰风格等等。菲斯克（Fiske） (2006; 2002)发现，在试图解释一个人会如何对待其他人时，若简化掉所有可能的复杂情况后，有两个判断是最重要的：第一，是对方有多么热情或多么冷淡；第二，对方的能力有多强。赫尔曼（Herrmann） (2003)认为，在国际背景中，这两个判断可以转化为：第一，对方国家的目标如何与观察者自己国家的目标相联系，这些目标如何以互补的方式或者矛盾的方式并存；第二，对方国家能够施展多大的实力。这些判断决定了一个人如何理解相互关系中的威胁和机遇，从而推动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行动。它们还决定着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战略性意见。因而，本部分将首先研究公众如何看待中美两国目标的积极性或消极性的相互依赖状态，进而研究公众对中国实力的认知。最后，考察美国人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对目标相互依赖的认知：在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层次上，中美关系比过去的苏美关系更加复杂。所以，美国人对中美关系总体特征的判断差别巨大就不足为怪了。很多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有着不同的经历。此外，由于其中包含着那么多不同的威胁和机会，做出一个总结性的结论实属不易。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试图把广为人知的标签应用到中美关系上，但使用的标签经常是有些相互矛盾的，他们对于哪一个标签最适合于中国也没有共识。例如，2013年3月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的一项全国性民调显示，有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另外33%的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敌人”；而同时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某种程度上是盟友”，7%的人则视中国为“坚定的盟国”。[1]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和盖洛普公司（Gallup）在2012年7月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有25%的受访者称中国为盟友，25%的称之为敌人。[2]然而，在另外两项民意调查中，绝大多数人视中国为“对手”（67%）或“竞争者”（66%），只有少数受访者（27% 和16%）把中国称为“伙伴”。[3]

 

表1：美国人为描述中美关系所选择的标签

民意调查	日期	使用该标签描述中美关系的美国人的百分比
调查机构	月份/年份	盟友	友好	不友好	对手	敌人	两者都不是/都是	不确定
福克斯新闻网	3/2013	42%				47%
全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NBS/WSJ）	7/2012	25%			62%		3%	7%
盖洛普	12/2011	13%	63%	17%		6%		1%
盖洛普	11/2011	11%	48%	20%		12%		9%
美国广播公司（ABC）	1/2011		47%	33%		11%	4%	5%
盖洛普	8/2008	7%	60%	15%		8%		10%
全国广播公司	7/2008	23%			54%		12%	11%
全国广播公司	7/2007	28%			50%		13%	9%
全国广播公司	7/2005	26%			49%		10%	15%
盖洛普	5/2001	5%	44%	33%		11%		7%
全国广播公司	4/2001	16%			71%		7%	6%
美国广播公司	4/2001	28%		37%		20%	8%	6%
全国广播公司	6/1999	18%			67%		5%	10%
美国广播公司	6/1998	39%		35%		12%	9%	5%
全国广播公司	5/1997	29%			59%		6%	6%
全国广播公司	3/1995	31%			62%		2%	5%

 

当然，关于公众舆论的一派观点认为，人们并没有一贯的看法（Zaller, 1992）。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对民意调查的问题总是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并告诫：在理解像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这样复杂的问题时，不要过于相信公众的反应。与这种观点相反，佩奇（Page）和夏皮罗（Shapiro） (1992)认为，观察不同时期的民意调查，能够描绘出不同的图景。他们认为，尽管任何单个个人的看法可能会反弹，但从整体上看，公众观点的基本分布通常是保持稳定的。就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言，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如表1所示，从1995年起，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民意调查的多数受访者一直把中国视为对手；而从2001年到2011年，盖洛普民意调查的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盟友或朋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011年5月所作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4]  同时期的盖洛普民调中，有23%到4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不友好的，甚至是敌人。在前面提到的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民调中，37%的受访者也持这种看法。在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ABC News/Washington Post）1998-2011年间所做的一系列类似民意调查中，始终有从44%到5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不友好的或者是敌人。[5]

民意看起来是有分歧的，但并没有呈现出特别的不稳定。在2012年举行的“跨大西洋趋势”（Transatlantic Trends）民调中，当被问及“美国和中国是否有足够多的共同利益使它们能够携手处理国际问题”时，全国范围的抽样受访者中有46%的人表示同意，47%的人认为两国间的“利益差别太大，不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6]在用“共同价值观”替换“共同利益”提出同样问题时，所得回答呈现出同样的分歧（46%对 45%）。当问题集中于“信任”时，美国民意中的分歧变得更加严重。在2012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只有5%受访者说美国可以充分信任中国。在谈到中国时，21%的人认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信任它，但68%的人认为美国不能过多信任中国（39%）或根本不能信任中国（29%）。

尽管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怀有警觉，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多维度的，其中机遇和威胁并存。他们对程式化的标签都不满意。当皮尤全球公众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问美国人他们会把哪些特征与中国人联系在一起时，虽然绝对数量较大，但也只有占少数的被访者赞成使用通常用来形容敌人的那些措辞；多数人不同意这样做，尽管他们只占微弱多数。[7]比如，4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是好斗的，而50%的受访者不这么看。在提到贪婪时，持肯定态度与否定态度的比例是40%对50%；对于自私和傲慢，这种比例分别是31%对58%和36%对56%。较少（24%）受访者把中国人描绘成有暴力倾向的，2/3（67%）的受访者则不这么认为。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是竞争性的对手而非敌人。8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具有竞争力，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非常勤劳，7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富有创造力，6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是民族主义的。[8] 总的看来，似乎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既容易引起多种可能的利益冲突，也蕴含着许多共同获益的机会。他们的看法没怎么受到那种“或者是威胁或者是机会”的情绪的影响，而这样的情绪倾向于认同由非好即坏的特征构成的简单化形象。从1997年到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进行了11次民意调查，问美国人：中国是否是一个对手、一个严重的问题，或者不是个问题。[9]在全国范围内，1/4到1/3的受访者始终认为中国不是一个问题。然而，有14%到2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对手，有39%到50%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此之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个问题，也使得更深入地研究这一点变得顺理成章，即：人们所理解的这个问题（problem）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美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2012年4月，当被问到对“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看法时，52%的受访者说这构成了主要威胁（major threat），超过35%的受访者认为是次要威胁（minor threat），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不是威胁。[10]盖洛普公司2013年2月所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构成了严重威胁（critical threat），超过39%的受访者认为是重要威胁。[11]同样，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并不构成威胁。在此前的皮尤全球公众态度项目所进行的民调中，8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是个问题——或者是非常严重的问题（49%），或者是有点严重的问题（33%）。皮尤研究中心上一年度的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变得像美国一样强大是件很糟糕的事情，7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即便没有达到美国的标准，对美国来说也是件很糟糕的事情。[12]

2013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对于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52%的美国人感到构成严重的威胁，39%的人认为构成重要威胁，只有极少数人（8%）认为不是威胁。尽管美国人认为中国既构成经济威胁也构成军事威胁，但在全国性抽样调查中60%的受访者告诉皮尤研究中心，中国的经济力量比其军事力量更加令人不安。[13]纽约“百人会”美中公众认知观点调查项目（Committee of 100 US- China Public Perceptions Survey）2012年1月研究人们担心中国力量会威胁到什么时，59%的受访者认为它威胁到了美国对自身经济的控制。[14]在此前的一个月，86%的受访者告诉皮尤研究中心：中国对美国的经济福利构成了威胁，59%的受访者认为构成了主要威胁（major threat）。[15]。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感受到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力量的威胁，但民意调查也显示，一直有1/3左右的美国人认为这也是机会。例如，在“跨大西洋趋势”项目2012年的民意调查中，59%的受访者说他们更多地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工作和经济安全的威胁”，30%的人说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意味着“更多的新市场和投资机会。” [16] 2010年11月，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民意研究公司（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ORC）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要求全国性抽样受访者选择中国的经济财富与实力对美国意味着更多威胁还是更多机会时，35%的人选择“机会”。[17]2011年1月，29%的受访者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与《华盛顿邮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提出的类似问题做出了回答，一年后纽约“百人会”美中公众认知观点调查中33%的受访者也选择把中国描述成经济伙伴，而不是什么威胁。[18] 全球视点2012年调查（Global Views 2012 Survey）的研究发现，49%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到和美国经济一样的规模，将同时既产生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超过9%的受访者认为这将会是非常积极的。[19]当然，也有许多受访者（40%）认为这将是非常消极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CBS News）2012年10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54%）受访者认为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扩张对美国的影响是很糟糕的。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威胁因占少数的众多公众认为是机会而有所缓解。同样，不久以前，当面对中国是否构成军事威胁这个问题时，人们所理解的这种军事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几乎难分高下的意见分歧而得到缓解。在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民意研究公司于2008年11月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5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构成了军事威胁，而49%的受访者则不这么看。2009年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反应没有太大变化。51%的受访者仍然视中国为威胁，47%的受访者持否定看法。[20]然而，到了2011年1月，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在福克斯新闻网与舆论动力公司（Opinion Dynamics）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66%的人把中国视为军事威胁，尽管只有23%的受访者把这种威胁看作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或近期的危险，43%的受访者认为这是美国在未来将要面对的一种威胁。在2011年11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就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向全国的抽样受访者提问时，67%的人回答说中国是威胁，但同样，只有25%的受访者把它看成对美国的主要威胁，42%的受访者认为是次要威胁。[21]在同一民调中，26%的人依然认为中国根本不是威胁，当然，这比4年前有线电视新闻网民意调查中做出同样回答的人数下降了一半多。如前所述，2013年2月盖洛普民调的数据显示，9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构成了严重的或者重要的威胁。[22]

 

对相对国力的认知：与过去几年相比，更多的美国人也许认为中国构成了一种军事威胁，不过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1月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67%）的受访者依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leading）军事大国。[23]而在同一民调中，只有16%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军事大国。当考察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地位的看法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当盖洛普公司向全国抽样的美国人提问：哪个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强国时，一半多的受访者都认为是中国，2011年持这一看法的占52%，2012年和2013年的比例都是53%。[24]在这些民意调查中，分别有32%和33%的受访者说美国是最重要的经济大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4月的民意调查中要求美国人说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时，人们观点的分歧表现得有点更加均衡。在全国范围的抽样访问中，41%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几乎同样多（40%）的受访者选择美国。[25] 盖洛普公司在2011年提出同样问题时，这种观点上的分歧也很明显。然而，当盖洛普要求人们预测20年后哪个国家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强国时，几乎有一半受访者认为将会是中国（2011年是47%，2012年是46%）。[26]在这些民调中，认为20年后美国会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强国的比例明显少很多（2011年为35%，2012年是38%）。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12年的研究发现，7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增长到和美国一样的规模，只有2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会一直维持比中国更大的规模。[27]

2012年10月，当要求对中国、印度、巴西、日本和欧洲的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构（institutions）与美国的机构进行对比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机构更具优势。7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政府机构领先于其他大多数或所有国家，75%的受访者还认为美国的学院和研究型大学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或大多数国家的大学。[28]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商业、公司机构以及银行和金融机构也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或大多数国家。然而，数月前的一项全国范围抽样民调询问了学校质量的相关趋势，特别是人们是否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学校将要赶超美国学校。结果，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学校将会赶超美国学校，44%的认为它们已超过了美国学校。[29]不足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和印度学校或者和美国学校一样好（13%），或者落后于美国学校（10%）。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民调中，除作为领导者的美国和中国外，只有5%或更少的全国抽样受访者提到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日本或印度）或国家集团（欧盟）。在考虑谁将会在未来领导世界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中两国是主要竞争者。在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NBC News/Wall Street Journal）2011年1月和12月合作进行的全国性民调中，当被问及从现在起20年后谁将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 时，美国人的看法呈现出比较均衡的差异。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有38%和35%的受访者选择中国，35%和39%的选择美国。[30]同样，提到其他国家的没有超过4%。2011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中，在问到美国人是否认为“中国最终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超级大国”时，回答也显示出同样均衡的分歧。34%的受访者做出肯定回答，超过1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大约同样比例（45%）的受访者则认为永远不会。[31]

 

对两国关系发展趋势的认知：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人对两国之间未来的实力平衡可能会怎样发展也存在诸多不同看法。看起来似乎合理的预期是：美国人会认为两国总体关系的趋势是走向消极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从1995年到2011年，皮尤大众与媒体研究中心（Pew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Press）在8次不同的全国性民调中向受访者提出了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发展趋势的问题。[32]1995年，16%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在改善，22%的人认为在恶化，大多数受访者（53%）认为没有改变。2011年，各种看法的分布几乎完全相同。仍然有16%的人认为两国关系在改善，22%的受访者感到在恶化，55%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变化。

在这16年期间，公众的看法也出现过一些波动。比如，1999年有35%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正朝错误方向发展，这也许反映了在塞尔维亚发生的冲突。2001年5月，40%的人也持这种看法，这几乎确定无疑地是海南岛撞机事件所致。尽管出现了这些短暂波动，公众对两国关系发展状况的看法大致稳定。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认为两国关系趋向恶化的美国人增多了，比例从2002年2月的14%上升到2011年1月的22%，但这完全不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即可以预料在涉及威胁和实力的话题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会增加那么多。另外，盖洛普公司2011年12月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与认为两国关系下降的人数（28%）相比，更多的美国人（53%）认为“过去10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善了。[33]认为两国关系已经改善的（35%）和没有改变的（33%）公众构成了明显的多数（68%）。2012年1月完成的“百人会”美中公众认知观点调查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在这一研究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正在改善（25%）或者没有改变（42%），26%认为恶化了。[34]

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两国关系趋向于保持不变或正在改善？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毕竟，大多数人认为两国间的力量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并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了主要威胁。另外，绝大多数人认为经济，包括就业和预算赤字，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在与2012年总统大选有关的所有民调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35]。即便公众没有把他们对经济的担忧与中国本身联系在一起，2012年的总统候选人也已把这种关联向他们表达得很清楚了。[36]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大多数美国人还认为美国将面临一个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他们还关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深刻冲突的其他许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朝鲜核计划、中国的人权等，此处仅举几例而已。因而，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究塑造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情感（sentiments）的强烈程度。一个研究方法是比较两国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和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情感因素，这正是本文第二部分的工作。

 

第二部分：从比较的视角评估美国人的认知

 

相对的威胁（The Relative Danger）: 2012年初，盖洛普公司在全国性抽样民调中要求受访者指出他们“认为将会成为美国最大敌人”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某个国家”。[37]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1月也向受访者提出了类似的、没有设定范围的问题，要求受访者回答“世界上，如果有的话，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38]在这两次民意调查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三个国家是伊朗、中国和朝鲜。在盖洛普民调中，32%的受访者称伊朗为最危险的敌人；在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中，2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是最大的威胁。在这两次民调中，分别有23%和22%的受访者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敌人和最大威胁，说朝鲜是最大敌人和最大威胁的比例少得多（都不到10%），其他被提及的国家也都没有超过7%。这些结果表明，中国是两个主要令美国人担心的国家之一。同时，这些结果也表明，只有大约1/4的受访者看待中国的观点比较极端，两国关系似乎并未产生那种过去常见的、造成严重刻板印象和妖魔化对方的激烈情绪（Haslam, 2006）。

 

相对的情绪性情感：: 受到威胁的强烈感觉往往会引导人们建构一种关于另一国家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把反对这个国家的行为合理化，有时甚至不顾及通常适用的规则和道德行为准则所做出的限制（Herrmann, 2003）。这一点能够看得很清楚：当其他国家被描绘得十恶不赦或富有侵略性的时候，就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要使用非常手段去抵御它。我们可以设想，只有当某个国家采取意图明确、让其他国家担忧的行动时，人们才能感受到威胁。但事实并非总是这样。确定一个国家的意图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大家能够一致认同的指标(Cottam, 1977; Jervis, 1970）。关于战争的理性主义理论认为，另一国家的意图是无法知晓的秘密信息（Fearon, 1995）。因为像获取武器、建立联盟、甚至操控其他国家等许多行动既可以被视为出于防御的考量，也可以被解释成具有进攻的意图，而既有的印象和情感因素在影响有关新行动信息的解读时具有很大的伸缩空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关于某国业已存在的情感也许会影响公众对该国行动意义的看法，而这种影响远比有关行动的内在意义对情感的影响要强烈得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它认为情绪性感受对于人们如何解释有关外国的信息起着重要作用。当他们对某一国家怀有负面情感时，他们可能会倾向于从该国行为中看到进攻性和掠夺性的意图。比如，如果某个国家获取更先进的武器，他们可能会把这归因于进攻性的意图和对征服与霸权的追求。相反，当观察者对另外一个国家怀有正面情感时，他们可能会把同样的行为解释为防御性的和出于善意的考虑。遭受威胁和危险的情感越强烈，这种偏见就可能表现得越明显。因而，通过探究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通过研究他们对中国行为的解释是如何偏颇，我们便可以获得关于公众感受威胁和危险的强烈程度的重要观点。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看到，大多数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对手，但同样多数的美国人也认为中国是友好的。当我们更直接地审视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时，我们看到了类似的矛盾与混杂的图景。从2004年到2013年，盖洛普公司曾9次调查美国人对外国的总体情感。美国人对中国的感觉一直是有分歧的。[39]总是有略占多数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大体上负面或者非常不利的看法，但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民意调查中，表达大体上正面或非常有好感的受访者比例也是41%，而且有好几年里表达积极看法者的比例高达48%。在2012年跨大西洋趋势民调中，这种结果也很明显。[40]2013年，当盖洛普公司询问美国人对中国的总体看法时，一半多（52%）表示不喜欢，或者大体上不喜欢（35%），或者非常不喜欢（17%）。同时，有43%的受访者表示喜欢，或者大体上喜欢（35%）或者非常喜欢（8%）。[41]

对比美国人对中国认知的分歧与对其他国家认知的分歧，便可以看懂这幅情绪景观图。美国人里对中国持好感者的比例比对加拿大有好感者的比例要小得多，对加拿大的这种比例一直维持在75%和80%之间。当然，加拿大是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国之一，所以才会有相对非常高的比例。在观察美国人对伊朗和朝鲜的看法时，对中国的积极认知看起来要好得多。在盖洛普公司的9次民意调查中，对朝鲜表达积极看法的人从未超过15%，对伊朗表达积极看法的人也从未超过13%。

这并不仅仅简单地意味着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比对朝鲜或伊朗有好感的多，也说明美国人对中国所持的负面看法不像对朝鲜和伊朗的负面看法那般强烈，与美国对其他重要国家的认知相比更具可比性。例如，2006年的4次民意调查都要求美国人以0到100为基数来表达他们的看法。[42]在这些民调中，给中国的平均评分从39到44不等，均低于美国亲密盟国的平均得分，如对英国的平均评分是从76到79不等，但（中国）与法国所获的平均分值具有可比性，法国的得分从43到45不等。对中国的看法比对朝鲜和伊朗的看法要好得多，这两个国家所获评价分别是从14分到20分和从14分到17分不等。

许多民意调查都显示，只有相当少的美国人对中国持特别强烈的正面或负面情感。比如，在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公司、美国广播公司与《华盛顿邮报》2012年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都曾问美国人是否对中国怀有不好的看法或印象。[43]表示“非常不喜欢”的受访者的最高比例，在美国广播公司与《华盛顿邮报》的联合民调中是26%，在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公司的民调中分别是15%和20%。在2013年的盖勒普民调中，这样回答的受访者比例为17%。[44]在2012年的几次民意调查中，表示非常喜欢中国的人甚至更少，在美国广播公司与《华盛顿邮报》的民调中有9%，在另外两次民意调查中只有6%。在2013年盖洛普民调中，有8%的人表示非常喜欢中国。大多数人表达的是更为温和的看法：或者有点喜欢，或者有点不喜欢。总的来说，与表示喜欢的人的相比，更多美国人表达了负面看法，但这种分歧并不是完全失衡的。比如，在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中，双方的意见各占40%。在盖洛普公司以及美国广播公司与《华盛顿邮报》的民调中，比例向表示不喜欢中国的一方发生了倾斜，不喜欢的看法对喜欢的看法的比例分别是52%对32%和56%对41%。

在2011年和2013年之间，这个比例在某种程度上朝更加负面的方向偏转。因为2011年盖洛普民调问到同一问题时，双方意见的比例是50%对47%。[45]这种转变可能代表了一种新趋势的开始，但与盖洛普2000年以来历次民调结果所呈现的意见分布中的波动差别不大。在过去12年里，双方意见最悬殊的比例是2000年的57%对36%，最小比例是2003年的46%对45%。[46]因而，现在就断言出现了新的总体趋势还为时过早。但是，根据对这些公众情感的直接测量，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主要分为温和的喜欢和温和的不喜欢两种意见，而且这种情感分布的模式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相当稳定。

 

解读和态度中的相对偏见:评判情感强度的另一种方法是寻找美国人在理解中国的行动时所具有的偏见，并把这些偏见与他们在解释其他国家所作所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偏见进行对比。通过研究我在全国性民意调查中植入的两个试验可以说明这个问题。[47]尽管这次民调是在2004年进行的，但它的结果也许依然非常切题。毕竟，从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民意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公众认知的情感模式从那时起并未发生很大变化。第一个试验要求美国人说出某个国家获取新式武器的一个动机。第二个试验要求他们对某个国家的行为作出评价，这个国家无视国际法并攻击了另外一个国家，以报复据认为是从那个国家发动的恐怖袭击。在这两个试验中，美国人如何理解中国的行为并做出反应？这可以直接与他们对其他几个国家同样行为的反应进行对比，这样便能够揭示出美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有多少明显的偏见。

第一个试验把全国抽样的受访者分为4组，每一组受访者都能听到一个正在获取军事能力的国家的名字，这些国家分别是英国、以色列、中国和伊朗，各组唯一的差别是所听到的国名不同。提问者的准确措辞是：“[英国（England）、以色列、中国、伊朗]最近改进了使用空军和导弹打击邻国的能力。有些人认为这么做只是为了更好地自卫，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么做使该国更具进攻性。”然后问受访者，“你怎么看？”

一旦受访者把获取军事能力的行为归因于进攻性或防御性的意图，他们就会得到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国都决定应该反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这种军备升级行动，并要求美国加入它们的行列，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给受访者的选择包括“1.坚决支持联合国，并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进行经济制裁；2.表态支持联合国，但不同意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进行任何制裁；3.不支持联合国的决定，但也不否决这项决定；4.否决联合国的决定，并口头上支持[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武装自己的权利；或者5.否决联合国的决定并帮助[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武装自己。”

表2：把获取军事能力解释为进攻性或防御性动机的美国人的百分比

 

 

表3：愿意积极反对或支持另一国家获取军事能力的美国人的百分比

 

如表2所示，在这一试验中，认为中国是出于进攻动机的美国人比认为英国是出于同样动机的多三倍。如表3所示，愿意积极反对中国获取武器的人数是愿意反对英国获取武器的人数的两倍，愿意帮助英国变得更强大的美国人比愿意帮助中国变得更强大的多五倍以上。当然，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华盛顿与伦敦是亲密的盟友。更有趣的是与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比。认为中国获取军事力量是为了侵略的美国人比认为伊朗获取军事力量是为了侵略的要少得多，而且愿意积极反对伊朗获取武器的美国人比愿意积极反对中国获取武器的多。关于如何积极地反对获取武器的想法可能反映了美国人对相对实力的认知以及可行的行动选择，而不仅仅是由于不太强烈的负面情感。与此同时，在美国人中，认为中国具有侵略意图的倾向与认为伊朗具有侵略性意图的倾向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差距，很难把这种差异归因于单纯的实力考虑。

在有关获取军事能力的试验中，认为以色列是出于进攻性意图的美国人比认为中国是出于进攻性意图的要少，更少的美国人表示反对以色列获取军事能力。表示愿意实际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比表示愿意实际支持中国的多三倍。和与英国的对比一样，这或许也并非意外，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对待以色列和中国的态度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会保护以色列，而且会为其利益而使用双重标准。在我的第二个试验中，美国人对中以两国模糊行动的反应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多少有点令人意外的相似性表现得更清晰，这一试验涉及到许多国家对恐怖主义攻击做出的反应。

第二个试验以这样的序言开始：“恐怖主义提出了国家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应该允许国家保护自己，但另一方面，它们也不能为所欲为。”然后向试验的参与者提问：“假设恐怖分子在[英国（England）、伊朗、以色列、中国]制造了公共汽车爆炸事件，炸死20人，然后[英国、伊朗、以色列、中国]擅用法律，对其声称是恐怖分子所在地的外国村庄进行报复，杀死15人，伤75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合国决定[英国、伊朗、以色列、中国]应该支付500万美元罚款并补偿该村的幸存者，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试验参与者可以做出的政策选项包括：1.坚决支持联合国，并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进行经济制裁；2.口头支持联合国，但不同意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实施任何制裁；3.不支持联合国的决定，但也不否决它；4.否决联合国的决定，并声援[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武装自己的权利；5.否决联合国的决定，并帮助[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武装自己。

与第一个试验一样,每个参与者都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只提到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就是根据4种情况把2520位参与者分组，每个国家的名字都有大约625人听到。这样，我们就能够把听到中国的那一组参与者的反应与听到其他三个国名的三组参与者的反应进行比较。另外，和第一个试验一样，第二个试验的情景是要体现一种能够以多种方式解读的行动。有人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国家的自卫权利，并认为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同时，人们也会批评这一行动，认为它擅用法律，未经正当程序而实施报复，对目标村庄进行了集体惩罚。这种情景所造成的局面无法完全决定人们会如何反应，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得以从他们做出的选择来推测他们对实施报复的国家的态度和业已存在的认知。这种身份替换（identity substitution）试验经常被用来研究人们在回答更直接的问题时可能不愿暴露的偏见。这一试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此前的研究结论，即：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并不是特别强烈的，也不存在全面妖魔化中国的倾向。

 

表4：愿意支持惩罚擅用法律报复恐怖行动的国家的美国人的百分比

 

如表4所示，在这项“报复恐怖主义”（Retaliating for Terrorism）的试验中，同意惩罚以色列的美国人的比例和同意惩罚中国的大致相当，严厉程度也基本一样。更多的美国人愿意要求伊朗为与中国同样的行为付出代价。而且，愿意为中国不受惩罚实施报复的权利进行辩护的美国人是愿意为伊朗的同样权利进行辩护的两倍。同时，愿意对英国也使用同样标准的人数要少得多，但考虑到美英关系的性质，这也是很高的。这里看起来最重要的是，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并未把中国作为本集团的成员国那样温和地对待，但很多人的看法也没有受到敌意的驱使。当他们明显采用种族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时，这种敌意就越发强烈。对中国采取种族中心主义双重标准的美国人比对伊朗这样做的要少得多，以同样的标准对待以色列的美国人数量和对待中国的一样多，而世界上很多人认为以色列是美国人小心翼翼对待的国家。

 

归因于中国的相对指责： 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并未怀有负面情感，原因之一是，尽管他们看到了中国构成的威胁，但他们把面临的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责难同对中国政府的责难一样多，或者前者甚于后者。如前所述，公众目前认为最严重的威胁是经济威胁。几乎没有疑问，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反对外包（80%），认为中国正导致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78%），担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会使自身丧失技术优势（61%）。[48]然而同时，当问到“你认为谁最应该对庞大的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负责”时，70%的受访者回答是美国政府，21%的人则指责中国。当被问及“你认为谁最应该对美中关系恶化负责，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时，同样，回答是美国政府的（50%）比回答是中国政府的（29%）或者是两者都应负责（15%）的要多。[49]

当审视这些指责所向时，我们又看到了美国公众中明显存在的意见分歧。尽管大多数人不指责中国，但仍有少数人在指责它。我们已经看到，当说到两国关系、确定威胁的强度，或者表达喜欢和不喜欢的情感时，有2/3到3/4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性质，但并没有感受到强烈的威胁，有些人甚至表达了正面的情感。同时，有1/3到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敌人，感觉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表达了对中国的负面情感。由于公众的看法不同，在说明整个舆论图景时，我大多是强调其温和的特点。这或许适合从整体上概括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但并不充分。政治过程并不会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一种看法必然会使另一看法变得温和。所以，值得更深入地研究各种观念模式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它们同美国国内更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争斗之间的联系。

 

第三部分：美国人认知中的党派差异

 

分布的而非极化的意见： 关于美国公众的看法是极化的（polarized）或者恰好是分布良好的（well sorted），学者之间存在一些争论（Fiorina, with, Abrams, & Pope, 2006; Jacobson, 2007; McCarty, Poole, & Rosenthal, 2006）。在本文语境中，极化指的是在一个政策光谱中，各种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极端，只有少数停留在中间温和的部分。分布良好的意思是：意识形态影响的政策立场与不同政党的认同之间存在联系。如果在一个问题上倾向于左的每一个人都是民主党人，倾向于右的是共和党人，那么舆论便可能是分布良好的而并非必然极化的。在本文的例子中，只要倾向于每种看法的人都能被均匀地分布到两个相互竞争的主要政党的阵营，绝大多数人就可能会采取温和和中间立场。在涉及到中国时，处于政策争论两极的人们所占比例很小，大多数人居于中间位置，表达出更温和的看法。但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一般采用不友好的措辞描述中国，他们比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感受到更多的威胁，这一分野是相当清晰的。

 

表5：美国人选择描述中国所使用的标签（Metaphors）中体现的政党差异（百分比/百分比）

   

如表5所示，认为中国是盟国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多三倍，认为中国是敌人的民主党人只有共和党人的一半。认为中国不友好的共和党人几乎是民主党人的两倍，认为中国友好的共和党人的比例更要小得多。另外，认为中国是严重问题和对手的共和党人的比例也更高一些。正如人们在分布良好的政治形态中所预期的那样，这些政党差异与自我认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是一致的。在比较自由派与保守派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时，这种模式都极为相似，因此我不再对这两种情况都加以谈论，而只对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立场进行比较。

在谈到中国构成的实质威胁时，党派差别并不是很大。大多数民主党人（62%）和共和党人（60%）都认为主要威胁来自经济方面，相对较少的民主党人（26%）和共和党人（28%）则认为更多的是军事威胁。[50]差别比较明显的是对威胁程度的认识。2/3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是主要的经济威胁；只有一半多的民主党人这么认为。[51]1/3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只是一个次要威胁，而只有不足1/4的共和党人有这种看法。极少数民主党人（7%）或共和党人（6%）认为中国根本不是经济威胁。两党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人的就业受到中国的威胁。然而，大约1/3的民主党人在2011年表示，他们看到了中国开放新市场的机会，这让威胁显得无足轻重。只有1/4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机会。[52]

2011年12月，相对多数的民主党人（46%）和共和党人（44%）预料美国在未来20年内依然是最重要的国家，但引人注目的是，认为中国将会成为最重要的国家的共和党人（38%）比民主党人（28%）要多。[53]。在另一次民意调查中，大多数民主党人（56%）和共和党人（58%）都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认为两国关系正在恶化的共和党人（30%）接近民主党人（16%）的两倍，认为两国关系好转的民主党人（21%）比共和党人（8%）多两倍。[54]共和党人持有的悲观看法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来自民主党的总统占据着白宫。然而，这可能恰好反映出表示非常喜欢或大体上比较喜欢中国的共和党人（36%）比民主党人（56%）少得多，表示非常不喜欢中国的共和党人（46%）比民主党人（25%）要多得多。[55]这种情绪性的厌恶加上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的看法，可能导致了两国关系正在恶化的判断。

 

解读和态度中的政党差异：对待中国的情绪性情感的差异可能还会让共和党人认为中国具有更多侵略性动机，在我的两个试验中，当就如何对待中国这一问题与美国的盟友进行比较时，这种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评估情感在因果关系中的作用是很困难的，但我的“获取军事能力”（Acuring Capability）试验清楚地表明，认为中国具有侵略意图的共和党人的比例（66%）比民主党人的比例（55%）要大。而且，认为以色列具有这种意图的民主党人的比例（50%）是共和党人（24%）的两倍还多。同样，当谈到参加国际社会反对某个国家获取新武器的行动时，如果涉及到以色列而不是中国，共和党人的反应差异非常大。更多民主党人对待这两个国家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当国际社会的行动针对的是以色列和中国时，分别有69%和71%的民主党人赞成加入。同时，当目标国是以色列时，只有36%的共和党人赞成加入；但若目标国是中国，却有71%的共和党人赞成加入。

在获取军事能力试验中，当目标国是中国时，赞成加入联合国行动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比例相同（71%）。在这里，他们的差别在于对待以色列和英国的态度不同，并似乎表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在民主党人那里，异议似乎是出自对联合国行动的看法，而不是中国的所作所为，他们也赞成对其他国家进行惩罚。这种模式在“报复恐怖主义”试验中非常明显。在这个试验中，民主党人同意参加联合国惩罚以色列行动的比例（81%）比同意参加联合国惩罚中国行动的比例（71%）要大。事实上，同意惩罚中国的共和党人所占比例更小（56%），这或许表明在共和党人看来，报复行动总体上并不像民主党人认为的那样令人反感。不过，同意惩罚以色列（42%）或英国（36%）的共和党人的比例更小，这再次表现出对所认知的盟友而不是敌人采取的同一行动的不同反应。对待被认定的敌人也是有差异的，同意惩罚伊朗的共和党人的比例（在两个试验中分别是73%和85%）比愿意惩罚中国者所占比例要大得多，这可能既反映出其对中国不那么强烈的情感，也反映出对中国潜在抗衡力量的认识。

 

第四部分：对未来的展望

 

很明显，中美关系中有很多有可能引发冲突的问题。这两个国家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在众多商业领域展开竞争，都需要日益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而且都有不同的盟国。具体政策差异的清单是很长的，除了其他诸多问题外，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与产品安全、帮助国内工商企业政府补贴以及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规则与前景，当然，还有西藏、台湾和日本，加上东海和南海岛屿，以及两国与朝鲜和伊朗的关系等等。本文没有列举中美两国政策中许多可能会出现分歧和引起公众反对的地方。这并非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些不是重要问题。恰恰相反，2012年4月间皮尤研究中心进行全国性抽样调查时，当问受访者如何看待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时，绝大多数（83%）受访者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或者有些严重的问题。[56]对于可能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79%），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92%），更加严厉的对华贸易条款（86%），促进中国的人权（81%）以及支持西藏获得更多自由（70%）等问题，绝大多数美国人持有相同看法。

这里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可能的冲突点上，这并非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已广为人知。由于这些问题数量很多，所以这里要探究的是可能体现在这些具体竞争背后的深层认知。本研究还试图评估：当前美国民意的状况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许能够做出多么激烈的反应。

 

易燃性：正如最近我们在穆斯林世界看到的，公众舆论有时蕴含着深刻的仇恨和挫折感，以至于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引爆。在这种情况下，某个特别的事件便可能会成为一次爆发的近因，但其真正的根源隐藏得更深。如果这一特别事件没有引爆局面，其他某个事件也可能起到这种作用。另一方面，当公众普遍对一个国家有好感时，这种好感能够减少因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意见分歧而引发一场危机的可能性，这样的危机会损害公众有关两国保持着重要而积极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印象。我们不难经常从法美关系中看到这一点。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更广泛的视角研究美国关于中国的公众舆论图景。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敏感度和反应能力总体上是非常温和的，而且不带感情色彩。在美国，不存在对中国的普遍仇恨或强烈的担忧。同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敌对的和竞争性的关系，未来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威胁。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分裂的，少数人处于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极端，多数人处于中间。大多数美国人视中国为对手，但并未感受到来自中国的严重敌意。与冷战时期不同，当前并不存在美国应该寻求以当年遏制苏联的方式来遏制中国的广泛共识。2012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问美国人他们是否认为美国应该“积极寻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时，只有28%的受访者回答“是”。相反，69%的受访者说“美国应该与中国进行友好的合作与接触。” [57]这一民调结果显示，在想到美日关系时，更多的美国人（55%）认为应该优先考虑或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的是“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认为应当优先考虑对韩关系的受访者比例也大体相同（53%）。然而，即使在这些背景下，也只有相对的少数（large minorities）认为只能把与日本（40%）或韩国（41%）的关系置于不那么优先或者非常不优先的地位。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问到“美国是否应更加优先地考虑与韩国和日本这样的传统盟国建立牢固关系，即使这可能会削弱我们与中国的关系”（53%），或者美国是否应该“优先同中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即便这可能会有损我们与传统盟国的关系”（40%）时，公众意见的分歧也很明显。

美国人不但对采取哪一种对华基本战略取向有分歧，而且对于协防台湾的看法也不一致。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提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是支持还是反对使用美国军队”这一问题时，超过2/3的受访者（69%）表示反对，不到1/3的受访者（28%）表示支持使用美国军队。[58]当皮尤全球公众态度项目提出美国是否应“使用其军事力量协防台湾”的问题时，接近一半受访者（48%）认为美国应该这样做，只有相对较少的受访者（43%）做出否定回答。[59]同样，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问及军事援助台湾的问题时，公众的看法也明显不同，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保持现有援助水平，7%的受访者认为应增加援助，而19%的受访者认为应减少援助，22%的受访者则认为应完全停止对台军事援助。

在正在进行的战略辩论中，美国并未典型地像过去怀疑莫斯科的所作所为那样认为中国正在策划复杂的阴谋，并在世界棋局中调动外国爪牙。比如，美国并不认为北京掌控着平壤或德黑兰的决策。这不是说美国人不想得到中国的帮助、以控制美国人看到的来自这两个激进政权的威胁，而只是承认：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把朝鲜和伊朗看做中国扩张的工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表明：美国公众并未因民族主义的不安全感而烦恼，也不愿意揪住中国任何可能的藐视或过错而对中国兴师问罪。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缓冲地带，这在冷战时期是少有的。

尽管在谈到中国时美国的公众舆论图景是分裂的，而且总体上是比较温和的，但也存在着一些意见，倘若华盛顿的领导人进行动员的话，它们可能会纷纷向一种更加充满敌意和对抗性的美国立场看齐。已经有1/4到1/3的美国人视中国为敌人，如果意识到中国不再友好的话，视中国为对手的2/3多数也可能转移到这个立场上来。由于中国在许多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上的行为，或者只是因为美国越来越熟悉中国民族主义者常常明显表现出的愤怒和怨恨，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由于有那么多美国人预料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如果令人欣慰的友好意识和伙伴关系（collegiality）消失的话，公众可能会迅速强化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领导层的重要性：目前，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多地感受到了威胁，对中国的认知也更加负面，但美国人的看法并不是两极分化的，它只是按照政党阵营分布的。把这种党派分野作为尖锐分歧的证据可能是错误的，它可能会阻碍跨越政党界限的任何集体行动。在提到中国时，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威胁的严重程度及本质特点都有一致意见，即使他们倾向于不同的看法，但大体上也都持有温和的认知印象和情感。在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时，两党领导人都能够深入接触对方的温和多数，进行跨越党派界限的动员。对任何政党的领导人来说，很难把大多数统一到对中国的任何一种极端看法的周围（或者是敌人，或者是盟友）。这不是因为政党差异，而是因为两党阵营内的大多数人都持温和立场。如果这种情况由于对威胁的认知不断增加和友好关系不断下降而发生转变的话，任何政党的领导人都有可能把人们的意见凝聚到一种更刻板的看法周围。

当然，推动人们转向另一种认知和情感立场，并不等于让他们同意一种行动方针。承认中国日益崛起的实力，可能会更难协调某些政策的制定，因为这些政策要承担的损失和风险更加难以确定。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比美国与苏联之间曾经存在的关系要广泛得多，以至于采取遏制战略不可能成为一致受欢迎的选择。毕竟，还有数量较大的（大概1/4到1/3）占少数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盟友或伙伴，能提供宝贵的互利机会。除非看到明确的威胁，否则他们不愿错过这些机会。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构成这种威胁，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表现会构成这种威胁，受到中国纵容的朝鲜的侵略也会够成这种威胁。但愿这些潜在的严重地缘战略冲突不会升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公众舆论更可能保持总体上温和的状态，从而为外交官提供足够的空间，努力实现和解与妥协。

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固定印象，既没有把它描绘得十恶不赦，也没有把它描绘得十全十美。他们对中国有着更为复杂的印象，其中积极的特征与消极的特征混杂在一起，因此领导层既有开展外交活动的空间，也有向多个方面改变（公众）看法的机会。领导层几乎总是非常重要的，在舆论分裂和矛盾的情势下尤为如此。公众将可能认可更加折衷的行动或者更加强硬的行动。大多数人需要得到有说服力的理由才可能从一种看法转向其他看法，但相对来说他们可能是思路开阔的和能够被说服的。因此，美国涉华舆论图景的未来状态将深受美国总统及其他顶层领导人在解读中国行为时所产生的影响。

在2012年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团队批评罗姆尼州长曾过于支持“把工作机会转到中国”，而罗姆尼州长的竞选团队则批评奥巴马总统未能坚决抵抗“骗子”（cheaters）。毫无疑问，美国人担心他们的工作，特别是担心失业，但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骗子也不可能让北京喜欢美国人。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问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不仅仅是由于同中国的竞争。这或许会让担心政治领袖为吸引美国民粹主义者而把中国当成替罪羊的那些人们得到一点宽慰，称中国为骗子总比把中国看作敌人要好。

做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是非常不乐观的，但它与本文所做的总体分析完全一致。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民众支持与中国维持积极的关系。即便美国人认为中国在欺骗，他们依然希望维持这种关系。然而，未来也面临着危险。随着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发展，需要解决许多利益上的冲突。目前的公众舆论还容许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但如果人们的担忧得以强化和僵化，情绪变得激化，那么未来的局面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了。所以，对于两国的领导人来说，重要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制度性的基础，用以管理预计可能会恶化中美关系的分歧。动荡和冲突必然引发的口诛笔伐会动员公众舆论，与此相比，当公众舆论还像现在这样众说纷纭而且基本上不带感情色彩时，管理起来会更加容易。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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