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伊核问题需要有新思维 ——中国外交可以更为进取有为 伊核问题是当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发展似乎陷入僵局。一般认为，伊核问题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是在国际社会的愈发严厉的制裁和压力之下，伊朗没有胆量跨越核武门槛，遂放弃核武计划；要么是美国和以色列会对跨过核武门槛的伊朗实施打击，引发地区冲突，使得中东地区再度陷入战火。 从伊朗方面来说，尽管发展核武器并非是举国上下一致支持的国策，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人士，包括宗教人士对于发展核武器也持否定态度，但是从其安全利益角度来讲，其发展核武器也是有其理由的，毕竟世界头号强国对其持有敌意，龃龉不断，且与其相当的地区性强国拥有核武器已有先例，而利比亚卡扎菲的例子从另一个方面发出警示。在美国方面，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态势咄咄逼人，但是经历阿富汗战争和饱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之后，财政负担沉重的美国政府再次动员美国民众来发动一场战争可能性几乎为零，尤其是面对伊朗这样地形环境复杂，人口规模较大，而且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一旦开战，其不确定性之大，很有可能让美国及其盟国陷入更深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在目前状态下，在解决伊核问题上，国际社会必须考虑转换思维方式。受美国立场的影响，当下解决问题思路是把伊核问题当作解决其他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的先决条件。唯有在这一问题解决的基础上才能谈其他问题。这是一个本末倒置、强加于人的解决思路。正确的解决思路是应当放弃在现阶段伊核问题上“钻牛角尖”，应当力促美国和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双方互相承认彼此的合法性的基础上，再对伊朗发展核武的安全诉求进行沟通和谈判。彼时，由于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加之国内自由派势力的增长，伊朗方面可能会主动放弃核武计划。即使伊朗执意发展核武，也会在国际核查及核不扩散方面做出相应的承诺，使其核武计划朝着理性可控地方向发展。 美国坚持把放弃核武作为缓解与伊朗关系的前提是蛮横霸道的表现，是在美伊关系发展缺乏深刻反省的结果。回顾二战后美伊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美伊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一局面，美国是有很大的责任的。除当下最为热点的核武问题之外，在美国看来，伊朗是有这样几宗让美国难以释怀的“罪恶”，即在1979年至1981革命期间占领美国大使馆并制造人质危机，而美国为解决人质危机采取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令美国颜面尽失；指责伊朗支持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指责伊朗不公平对待美国国内的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教派及其文化；指责伊朗政府不公正对待伊朗女性等等。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敌视伊朗的理由，有些是其干涉别国事务惯用的藉口，某些则是明显携带美国的“私怨”。而在伊朗看来，他们眼中的“大撒旦”美国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臭名昭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伙同英国人一起，推翻战后伊朗民选的摩萨台政府，这成为革命后伊朗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伊朗革命之后，美国允许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前往美国，并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引渡要求；在长达八年、对伊朗新政权的生死存亡构成巨大挑战的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又转而公开支持伊拉克；1984年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长期的经济制裁，试图通过恶化民生，削弱伊朗革命政权的统治基础；美国方面拒绝对1988年7月4日美国“文森斯号”导弹巡洋舰击落伊朗客机一事道歉；2002年，小布什政府罔顾伊朗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将其赫然列入精心打造的“邪恶轴心”。自此之后，无论以何种藉口，通过军事手段对伊朗实行政权更迭的信号不断从美国传出，伊朗政府长期生活在梦魇之中，缺乏安全感。凡此种种都说明美国在恃强凌弱，不断强化敌意。 而美国在美伊关系恶化还有更隐蔽的更深层次的责任。这也是美国方面和国际社会所忽略的。二战后美国和伊朗关系变化的轨迹在整个战后历史发展有深刻的意义。美国战后染指中东事务的初衷便是冷战思维在作祟。中东的地理位置以及资源条件，使得美国在冷战之初便极力想将苏联的势力排除在外，伊朗是其冷战战略的重要一环。从最初美国帮助伊朗处理阿塞拜疆问题到推翻摩萨台政权，从帮助巴列维政府开展“白色革命”到尼克松政府时期、伊朗成为美国中东战略尤其是维护波斯湾地区稳定的两个支柱之一（另一个是沙特阿拉伯），无不贯穿着美国这一战略意图。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是始终将伊朗看作一张牌在加以利用。而这一过程恰恰是美国这一时期伊朗政策自掘坟墓的过程。美国完全蔑视伊朗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和信仰，把其自以为是的战略强加于伊朗。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朗巴列维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大力发展经济，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而“现代化战略”便在这一时期是美国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而推行的法宝。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罗斯托（W.W. Rostow）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发展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成为美国扩大其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理论依根据现代化理论发展，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在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前现代化阶段，而现代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经之路，美国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走上现代化道路，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可以抵制苏联的影响。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和实施具有浓厚的反共产主义的意图，是为美国实现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和控制而提出的。巴列维时期的伊朗成为美国现代化理论的试验田，另一位现代化理论大师萨缪尔·亨廷顿的多位弟子活跃在巴列维的宫廷之中，为伊朗的现代化出谋划策。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朗现代化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其对伊朗社会、文化和信仰的冲击也为美伊交恶埋下伏笔。现代化不但侵犯了历史悠久的宗教势力的利益，也对伊朗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巴列维为推进现代化步伐，漠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于敢于提出异议的人士予以无情镇压。美国方面也陶醉在巴列维对美国的友好和自己理论在伊朗取得的成功，在给予慷慨支持的同时，完全漠视伊朗民众和社会对巴列维国王推进现代化，以此由此而带来的过度世俗化所释放的怨气和反弹。最终在民众的强烈反对声中，巴列维王朝被革命势力所推翻，而伊朗民众也将在巴列维国王时期受到的种种不公正以及出现的种种问题迁怒到美国头上。继而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标志着美国长期以来在伊朗的战略经营彻底破产 伊朗革命可以看作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对美国出于一己战略利益而将自己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作法的反弹。美国不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文化理念的作法最终使得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走上决裂。从这方面讲美国是应该对美伊关系的恶化付主要责任的,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和指责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着“指责受害者”的意味。早在19世纪末，为配合“显然天命”理念支配下的海外扩张，美国宗教人士开始了海外传教的冲动，其矛头之一，便是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二战后，为美国外交服务的现代化理论在伊朗遭遇失败，也是有其深刻意义的。然而美国并没有积极检讨其失败的原因，而是一意孤行，将其后一连串政策失败全部怪在伊朗头上，对伊朗指责有加。但是这些指责并不能令国际社会认可和信服。伊朗核问题的出现为美国坚持其对伊朗的敌意提供了口实，美国试图利用有关国家对核扩散的恐慌，为继续其敌视伊朗的政策建立“统一战线”。伊朗拥有核武器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核扩散的危险加剧，应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国是先对伊朗贴了“激进”“疯狂”的标签，然后据此做出推导。不可否认，核武器有扩散的风险存在，但是造成这种风险存在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值得我们对其反思的，伊朗并不应该受到莫须有的指责。 可以说，美伊两国之间长期敌对，在某种程度上两国均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这需要两国政治家从长远利益考虑，打破利益集团对国家利益的干扰和左右。冷战结束已经二十多年，但是冷战的遗产和冷战的思维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和反思。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太多的起伏波荡，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二十一世纪需要解决人类生存所面临的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成员，无论大小、强弱，捐弃前嫌，共同应对。合作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的主旋律。然而，依然有政治势力秉承旧思维，对历史宿怨念念不忘。与二十世纪相比，在二十一世纪国际战争提前十多年爆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科技不断进步、全球化进程加速、人类理性日益彰显的二十一世纪难道还要重蹈二十世纪的某些覆辙吗？这些都需要主权国家尤其是作为当今头号强国美国进行深刻反思。 国际问题学者对于当前国际格局是否呈现多极化还是所谓“一极多强”有着不同意见。但是不可否认，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多极并存的局面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如果我们接受亨廷顿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划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更早对人类文明形态提出过详尽论述），中国、美国、法国、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以色列等国都各自代表着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极”。笔者不不认同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解读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与其说是文明的冲突，勿宁说是某个文明之亚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如伊斯兰文明的激进势力，不但敌视基督教文明和犹太文明，其对本文明内部的温和势力也是持敌对态度的。反之，不同文明之间的某些亚文明形态也有合作对话的可能。如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就可以与温和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势力展开对话。文明冲突不是当下的现实，但是国际社会应该努力使之避免成为一个在未来将会实现的预言。进入二十一世纪，作为不同文明主要载体的主权国家应当考虑如何进行更好地合作，实现文明的“不同而和（和平与和谐）”。只有不同，文明方显魅力，也只有在“和”的状态下，文明才有发展的空间，才能大放异彩。和平合作、共同发展应当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发展的主题，911事件以及其后爆发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应当警醒国际社会，不要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二十一世纪再度陷入灾难境地。在这方面，作为人类文明当代载体的主要主权国家更加有责任去维护文明的对话和合作。 除却利益之外，合作的前提应当是尊重。美国为了继续其敌视伊朗的政策，竟然把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和文明的国家赫然列入“无赖国家”之列，这本身就是对其自身的巨大嘲讽，彰显其傲慢和偏执。美国应当认识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着眼长远，放弃冷战思维和私怨，在文明对话与合作方面做出表率，而不是制造藉口，深化敌意，甚至刻意绑架其他文明载体的意愿，这是不利于人类长远发展利益的。美国的敌意，只能为伊朗拥有核武器制造更多的理由，其立场也有可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文明对抗的风险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平心而论，在伊核问题出现之前，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双方都曾做出一些尝试。然而都属于隔空喊话。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方面主动发出友好的信号，但是伊朗方面由于强硬派在台上而缺乏回应；而伊朗自由派上台之后发出的改善关系的信号，却受到美国保守势力的漠视。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初也表示与伊朗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是仅限于说说而已，决定美国对伊朗敌意的诸多因素还依然存在，打破这些惯性，需要美国和伊朗两国政治家拿出更多的领导力，改变对彼此的形象塑造，缓和政策回旋余地。而国际社会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予以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在推动美伊关系改善方面，中国外交应当更加积极主动，会有所作为的。中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之一的华夏文明的继承者，同美国与伊朗一样，是当下人类文明结构中重要的一极。中美关系与美伊关系都有过类似的发展轨迹。中国也曾被美国视为激进势力，对中国的核武诉求，美国也曾经设置重重障碍，认为中国发展核武将会使人类世界万劫不复。凡此种种，最终都被历史发展所证伪。 拥有核武的中国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威胁，中国恪守自卫性发展核武的原则并遵守国际准则，凸显了一个有着深厚文明底蕴的国家对人类发展的责任。中国的经验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现实，可以为美伊关系的改善提供良好的榜样。而中美改善关系之初，也有第三国家从中斡旋，中国也有义务为缓和国际局势做出贡献。当下中国独特的国际地位更是赢得世界多数国家的尊重，中国是与伊核问题相关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这使得中国能够倾听不同声音，理解不同诉求，从而积极开展斡旋工作。长期以来，美国以伊核问题为藉口，试图把中国纳入其反伊阵营，也使中国屡屡陷入被动。而当下，需要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在认清伊核问题的实质的基础上，改变美国凭其“私怨”而挟持国际社会的做法，从文明共存和发展的角度，在推动美伊关系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关于伊朗有个说法，称“在巴列维当政时期，警察端着枪，逼迫女性摘下头巾；而在革命后的伊朗，又是警察端着枪，不过这次是为了逼迫女性戴上头巾”。世俗与宗教的博弈，是很长时间以来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乃至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东的卷入，使得两种文明发生激烈碰撞，美伊关系的变化就是这种交流碰撞的结果。从这一角度出发，美伊双方都不应当计较是是非非。文明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人类文明极的美国和伊朗应当对以开放的胸襟来面对这种交往。只有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不断交往，两个文明都能取长补短，对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应用的贡献。到那个时候，戴与不戴头巾，不再是警察的职责，而是伊朗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那一天也就是文明交往变得成熟理性的时刻，文明的合作有了切实的基础。中国、美国和伊朗都应该对此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