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
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研究成果
利益、博弈、合作与对话
作者:刘辉 来源:《国企》 时间:2006-10-20
利益、博弈、合作与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评析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始终体现着中美目标诉求的博弈。自2006年第一轮对话开始,美方即明确认定,根据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束过渡期的评估。美方同中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的谈判,低估了中国的发展能力,对华要价不够。过渡期内,无论是实现贸易平衡、保证市场公平性、还是对美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表现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美国希望建立并主导一种与政治安全领域把中国作为类似“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新机制,保证美国有效地根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估,向中国不断地提出利益要求。 中方也希望通过对话,抑制美国的漫天要价,缓和对立,保证中美贸易关系稳定发展,进而促进政治关系稳定,保证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和平发展。 因此,博弈与对话始终是贯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不变的主题。在两轮利益目标落差巨大的对话中。利益与博弈、合作与对话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轴,贸易平衡始终是博弈的焦点。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2006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束过渡期的“毕业年”。 五年过渡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出乎中美双方的预料,在履行入世承诺的同时,开放市场造成的冲击要低于预期水平,经济的增长也超过预期指标。由于中美产业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出口商品在大大惠及了美国消费者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就业。同时,在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条件下,中国仍获得了较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尽管中美双方对贸易不平衡的看法截然不同,贸易平衡不可避免地成为两轮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和博弈焦点。 第二,美方更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强调贸易平衡问题的通盘解决。 两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焦点之一是人民币升值与贸易不平衡问题。经过讨价还价,第一轮对话后,中方根据自身的实际利益,加大了自2005年起进行的汇率改革力度。至2007年5月21日,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中间价被定在7.6652比1,升值7%以上。2007年5月18日美元的汇率浮动区间又放宽至每天0.5%。然而,两轮对话已结束,人民币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跃进性升值。人民币跃进性升值也无法全面解决贸易平衡问题,贸易不平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问题,美国要未雨绸缪地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 对此,美国需要一套通盘解决问题的机制。 早在第一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通盘解决贸易不平衡的设想已初露端倪。保尔森与伯南克非常注重强调中国作为和平发展大国全面的内外“责任、义务”。特别是伯南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通过强调责任,把贸易平衡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正的国策联系起来。联系到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前美方财长保尔森对newshour的谈话以及第二轮对话的内容,美国的逻辑体系可概括为: 保持贸易平衡有助于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它要求中国通过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建立劳工社会安全网,增加工资、减少储蓄以扩大内需减少美方逆差。加强环保和新能源及清洁能源开发,减少对外能源依赖,减轻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经济压力;保护知识产权,增加投资透明度增强美国在华竞争力。 如果还不明白美国逻辑背后的真实目的,借用美方财长保尔森对newshour的谈话可更明确表述为:“美中对话除了着重关注中国在履行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义务之外,还要关注经济改革步伐问题”。鲍尔森说,“众所周知,WTO成员义务只是最低标准,美中对话旨在为中国经济引入更多的竞争性,使之向美国的商品及服务敞开国门”。 因此,两轮对话,特别是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美方在人民币汇升值问题保持对华压力的同时,敦促中方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开放商业航空线路,开展能源安全合作;加强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全面开放国内电信市场的承诺,允许国内运营商自主选择3G标准;建立劳工社会安全网。在美国的逻辑下,这一切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向中方抛出的一整套要价方案。 第三, 战略经济对话的政治因素作用增强。 政治因素作用大大增强,是两轮对话中呈现的新特点。特别是美国政治中的选举因素、分权制因素,加上利益集团的重组,使得原有以劳工为一方,工商界为一方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的博弈局面不复存在。工商界感到中国入世后,美国开拓中国市场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产业外移加剧了劳工界失业恐惧。劳资结盟使中方可利用的回旋余地缩小,美方在对话中更急于谈出“政绩”。更倾向于施加压力。 第四, 中方开始改变被动反应式的对话地位,政府能力有所加强 中美经济交往过程中,双方国力悬殊,中国缺乏按照现有规则熟练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经验,中方长期处于美方出题中方应试的被动态势。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方在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中开始主动出击。 一方面,中方在谈判桌上提出了开放美国国内金融市场、反对美元恶意贬值,解除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反要求,虽然第二轮对话没有能满足中方要求,但相对于过去被动应付态势和拘泥于具体问题的局限,中方对美方处理国际事务的整体性能力有了进一步的适应,谈判艺术有了提高。 另一方面,中方开始利用公共关系手段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5月17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畅谈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意义。与以往谈判讨价还价、坚持立场不同,中方更注重缓解美国民间压力;透过媒体直接沟通,争取美国民意,为中美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减少了对抗气氛。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外知名媒体发表文章进行政策宣导,正是中国日益熟练运用现代外交手段的有力佐证。
返回列表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版权所有@2010 京ICP备050369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