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危机的背后 发表于《国企》2007年九月刊 2007年3月以来，中国输美产品不断涉及质量问题。 在美方舆论的鼓噪诋毁下，负面影响迅速波及到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等国家。“中国制造”遭遇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最严重的信誉危机。 在有关“中国制造”危机的讨论中，国内舆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美国舆论妖魔化中国产品的实质分析上。普遍的共识是：在关税、配额、市场准入难以发挥作用后，环保、卫生、技术、安全标准和国家安全理由已成为西方贸易保护的最后壁垒。这一结论无疑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但是，认清实质与摆脱困境毕竟不同，我们更需要拓展思维，寻求对策，以确保并扩大市场。 一、高举道义的旗帜是摆脱危机的突破口 首先，“中国制造”危机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博弈。众所周知，中国绝大多数产品绝非美国舆论所渲染得那样毫无安全保障。但是，比例极小的中国劣质产品对具体受害者的伤害概率无疑是100%。当该产品与中国国家联系在一起时，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整体信任就会严重动摇。安全消费是消费者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产品质量侵权对象的不确定性，使产品安全具有极强的道义性。无论谴责极少数中国劣质产品还是妖魔化大多数信誉良好的中国产品，全世界都会普遍接受，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其次，正由于产品安全的道义色彩浓厚，产品安全保障成为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中国产品的妖魔化也为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采取歧视性检验措施提供了道义上的合理性依据。当舆论转化为政府行为，“中国制造”在美国的命运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必然坎坷曲折。 可见，道义是造成“中国制造”危机的重要因素，但同样是我们破解对中国产品妖魔化的关键所在。妖魔化中国产品的舆论大行其道，在于其占据着道义制高点（尽管极为虚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产品质量的事实真相会把“审判者”从道义的制高点上拽落下来。面对来势汹汹的诽谤，只有比对手更高地举起道义的旗帜，展开以攻为守的公关活动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同加强质量管理的行动相比较，公关的语言同样重要。历史上，当日本制造、韩国制造遭遇了类似的危机时，皆以承认存在问题为突破口，赢得道义上的主动。今天中国制造也不会例外。 此次危机中，无论是澄清事实，承认问题、追究责任、采取改进措施还是积极进行中美食品安全磋商，中国政府和业界的内外公关充分显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道义形象和公关技能的日益娴熟，假以时日，这种公关必将起到争取主动摆脱危机的长效作用。 二、制度安排是避免危机的解决之道 道义之外，产品安全还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问题。少量中国劣质产品流入美国，与其说是质量问题，毋宁说是制度衔接问题。中美贸易中，对双向劣质产品的查控是两国的共同责任。出现纠纷后，中方当被告美方做法官的现状不仅是是道义责任分配不公，也是双边贸易机制中责任分配制度的缺失。 例如，中国四十万家食品企业中，只有一万两千多家拥有卫生注册资格的企业可以生产出口食品。相反，美国任何企业都拥有在国际间自由贸易的权力。这就造成两国少数企业利用双方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衔接，使劣质食品流向对方。一旦发生食品质量问题，美方可以轻易地利用中国对美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双方产品安全管理制度不衔接逃避责任，并嫁祸全部中国产品。无疑，我们承担了过多的义务。 对此，我们需要作出一种制度安排衔接双方制度，实现中美在产品安全问题上的责任共担。即将建立的中美食品安全协作机制将为这种制度衔接起到示范作用。而我们的希望是，要尽快建立一种全方位、全过程的制度安排。美方在享受用中国产品的同时转嫁义务的现象必须结束。 这种制度安排还应扩展到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所有国家。第一，在此次危机中，一些国家在产品安全问题上助纣为虐，手法上虐甚于纣。如果如此，我们只好防患于未然。第二，我们正在由穷变富，中美国间的问题不久就会在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发生，如果我们不想让别人像我们谴责美国那样谴责我们，还是早早做好亲兄弟明算账的准备为好。 “中国制造”危机已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经过严格的质量管理、积极内外公关公关和做好全面的制度安排，“中国制造”很快就会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