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下卷（1972-2000）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七章 新的冲击 第一节 从“挂钩”到“脱钩” 　　1993年1月，在1992年大选中胜出的阿肯色州州长威廉 ·杰弗逊·克林顿入主白宫。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复杂的形势。 　　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经济处于新的衰退之中。其实在布什总统任期末了，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回升，但由于经济的滞后效应，当时还没有在人们的收入上表现出来。布什在海湾战争后一度享有极高的支持率（89%），但不久却急剧下降，最后在大选中失利，主要原因是没有对经济问题给予足够的注意。 克林顿看到了选民对经济问题的普遍关注，他在竞选中的座右铭是：“要紧的是经济，傻瓜！”1 他上任之后首要的关注自然是复兴美国经济。虽然他曾毕业于乔治城外交学院，但他毕业以后从未从事过外交，对外交既不擅长，也无兴趣，更不是他关注的重点。 他不象布什总统经常与外交政策班子见面。不久就清楚了，从总统这里是不会有什么主动的动议的，所有的外交决策都得由他的助手来提出。2 　　随着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冷战结束了，世界面临着新的形势，也使美国外交政策面临新的形势。虽然冷战已经持续了约半个世纪，但冷战以这种方式结束还是出乎多数美国官员和学者的意料，使美国感到措手不及。3 克林顿政府作为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任美国政府，面临着将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向着冷战后的对外政策转变的新形势。美国决策者不可能一下子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研究，但有一点是很显然的，推动中美关系解冻和正常化的一个主要的外部动力——共同对抗苏联扩张，现在不复存在了。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中国对美国还有多少战略重要性就成了问题。4 　　在北京政治动乱后的几年中，布什政府一方面对中国施加经济制裁，另一方面也为维护中美关系作了极大努力。布什运用他个人的威信奋力抵抗国会的压力，维护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避免了中美关系的大倒退。在1991 和92年的竞选中，美国对华政策成为两党候选人的斗争的焦点之一。克林顿的谋士给他支招：对于布什总统这样擅长外交的总统，也要从外交上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对华政策。于是克林顿支持极少数在美国的中国“民运”分子的活动，听取他们的陈述，出席他们的会议，与他们肩并肩地出现在公共场合，让这些“民运”分子为他站台；支持参议院民主党（多数党）领袖米切尔和众议员佩洛西的要求，攻击布什总统“溺爱”中国，表示他要与这种政策划清界限。1992年在纽约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 将根据中国包括西藏的人权状况、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准入情况和在武器扩散方面的行为，对中国实行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5 克林顿本人则在会上宣称要把一个＂不溺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的美国＂作为＂与美国的一个新契约＂的一部分。6 10月12日在圣路易斯的电视辩论中，克林顿被问到，将如何运用美国的权力对中国施加影响时，克林顿回答说，第一，中美关系是重要的，不应该孤立中国；第二，他表示要对中国持强硬态度，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第三，美国要保卫在中国的经济和民主利益。7 自然，很难说这是深思熟虑的政策宣示，大选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为了攻击对手，蛊惑人心。但既然话已出口，他在上任之初，自己就首先受到竞选中的诺言的束缚, 而要与前任的政策拉开距离，要让选民看到他是怎样兑现诺言的。 　　竞选获胜以后，克林顿稍微修改了他的言论，但基本调子未变。1992年12月，克林顿作为当选总统在小石城主持一个经济会议。美国一家玩具公司美泰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巴拉德在会上讲到，如果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中国制造的玩具的进口关税就将由现行的12%增加到70%，象美泰公司这样的美国玩具公司就将严重受损。不仅玩具，美国鞋业公司从中国采购的鞋占到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鞋的60%，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每年达40亿美元。这些行业也将遭到严重打击。克林顿表示，如果在人权方面“能继续取得进展”，“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取消最惠国待遇”。他指出，中国已同意禁止劳改产品出口，并向美国产品进一步开放市场。他还说：“我不想因为政治原因或经济原因孤立中国…… 但我想在天安门之后，我们有义务至少必须坚持我们相信的东西”。8 这样克林顿又重申了他竞选时的言辞。 　　 　　上任伊始，克林顿在中美关系中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方面注意到克林顿在竞选中的言辞，希望他当政后，认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避免采取伤害中美关系的举动。2月23日，江泽民主席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朱克曼一行的采访，5月21日，江泽民又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记者齐迈可的采访。他纵论中美关系及中国的内外政策，强调，发展中美关系要有长远的眼光，两国不论在双边关系方面，还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方面都有广泛而重大的共同利益；二要善于处理分歧，求同存异，中国希望与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他表示，中国一贯重视中美关系，中国政府愿意在三个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同克林顿总统领导的美国新政府一起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做出努力。他特别提出，希望美方能很好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如果取消，双方都将受到损害。对美方来说，至少损失十多万个就业机会，消费者要多化钱。9 2月至5月间，美国前国务卿黑格、舒尔茨、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等先后来中国访问。美国休斯公司董事长阿姆斯特朗、美国罗克韦尔公司董事长唐纳德·比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副董事长托巴亚斯、美林集团董事长威廉·施莱尔等美国企业界人士也先后访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乔石、李鹏、李瑞环、朱镕基、钱其琛等一再向他们表示，希望中美双方共同采取积极步骤，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在美国政权交接的时刻向美国新领导人发出的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强烈信号。5月4日至14日，由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佟志广率领的中国高级经济贸易代表团应邀访问美国，该代表团在美国订购了价值20亿美元的飞机、汽车和其他商品。5月12日，美国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共同致函克林顿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10 　　 　　克林顿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任卡特政府的副国务卿, 历来关注人权问题。他在参议院确认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说，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美国的政策将是“谋求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办法是鼓励那个伟大的、非常重要的国家内那些力求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势力。”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本人抱有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他倡导扩大民主化，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对抗，不会发生战争，他主张进行干预去解救世界上受痛苦和被剥夺的人们。他认为政治权益与经济权益必须得到改善，仅仅做特利沙修女是不够的。他对中美关系甚少了解，从来没有到过中国。11 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洛德的身上。 　　由洛德主要负责处理对华关系，有长处，也有短处。他参与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过程，70年代他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助手，1971年就随同基辛格来中国访问；1985年11月至1989年4月又任驻华大使，堪称美国政府最熟悉中美关系的官员之一。但他也有明显的弱点。1989年2月布什总统来访时，他就曾因方励之出席布什总统的告别宴会的事惹起了一场纠纷，使中国政府很不满意。北京政治动乱以后，他又在《外交》上发表文章，对中国领导人大加攻击，预料中国的现政权不会持久。12 随后，他又主张实行有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在1990年他和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事处的主任伯克霍尔特向布什总统提出过这样的建议。13 在3月30日参议院确认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他说：“我们将寻求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合作。但我们不能忘记天安门…… 因此美国需要对北京实行更微妙的政策，直到出现更人道的体制。”“我们需要在双方有重合利益的方面共同工作，在有分歧的方面强硬地讨价还价。”14 他的话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现政权是不会长久的。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就带有临时性、应付性、随机性，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经过仔细斟酌的。这样，新政府外交政策班子根据当时国会中的情绪， 加上克林顿竞选时的言论，将人权问题置于对华政策的首位，使人权问题成了新一届政府观察中国一切问题的有色眼镜。 　　洛德上任之后，即向驻华大使芮效俭发去指示说，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拟订了十四条原则，包括了范围广泛的人权、贸易、不扩散等等问题，其措辞之严厉一如国会中的调子。要使中美关系走上正轨，中国就必须在所有这些方面满足美国的要求。5月10日至12日，洛德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主任怀德曼到中国访问。他们在与副外长刘华秋进行会谈中提出了十四点清单，称，如果中国要避免新的制裁，那就要在人权、防扩散、贸易得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中国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洛德说，任何“把自己的意旨强加”给中国的企图都是要落空的。洛德访问受到冷遇，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出面接见。洛德访华后到日本，13日，他在东京说，如果中国不履行美国提出的条件，美国就要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15 5月18日，克里斯托弗在众议院外委会作证时也说，洛德访华没有取得所希望的进展，政府将同国会密切合作，让国会了解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有关的所有问题。16 　　4月22日，米切尔和佩洛西又提出了与前两年相仿的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17 克林顿政府希望以颁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取代国会立法。4、5月间，政府官员与米切尔和佩洛西等几经商议，米切尔本人至少与洛德商谈四次。既然当时白宫和国会都有民主党掌管，新政府希望改变布什时期白宫和国会对抗的局面。最后双方同意。在行政命令中只提人权问题，贸易和扩散问题将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处理。米切尔和佩洛西对这一行政命令表示满意，并认为国会立法已无必要。米切尔说这项行政命令是“公平的、合理的和负责任的”，它将与他们提出的立法达到同样的目的。18 因为他们信任克林顿总统会实行这项政策。19 　　5月28日，克林顿签署了有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行政命令。克林顿在签字仪式上说，“这项政策的核心是坚决坚持中国人权状况进步的重要性…… 我明年是否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取决于中国在改善人权记录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命令责成国务卿就是否延长1994年7月3日以后的12个月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提出建议。20 在行政命令中列出了美国在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时关注的人权问题，包括：遵守普遍人权宣言，统计在天安门事件中和民主墙事件中被拘捕者的人数并将其释放，允许国际人权组织访问监狱并善待犯人，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允许国际广播和电视进入中国。21 1994年春，国务卿应当提出报告，中国是否在人权领域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重大的进步”，然后决定是否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此外，报告还说，关于不扩散问题将通过现有的立法和国际协定进行处理；贸易问题也将分别处理，政府将力争全面贯彻关于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劳改产品的双边协定。22 　　克林顿的行政命令逆转了布什政府前几年坚持的无条件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政策，把最惠国待遇政治化，将对人权问题的所谓“关注”作为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先决条件，使这个问题凌驾于中美关系其他问题之上，从而也就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僵硬化，把自己逼到了墙角。这一行政命令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 　　 　　1993年中美关系中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不愉快的事件，主要是美国国会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以及“银河号”事件。 　　1993年北京市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请求。申奥代表了中国广大民众的心愿，是中国人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体现，得到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这本来与美国毫不相干。但美国的一些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却掀起了一个反对北京申办的运动，他们要求国际奥委会不要批准中国的请求；要求美国公司不要加以支持，如果中国申办成功。更有甚者，有的报刊文章居然恶毒地把北京的申办与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奥远会相提并论。美国国会一些人更是横加干涉。7、8月间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决议反对北京申奥。参议院的决议中建议：1、坚决反对在北京和中国任何地方举办奥运会；2、敦促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反对北京申奥；3、参议院派人将其决议转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23 克林顿政府没有就此事作公开表态，但这种透过人权问题来观察一切的做法是与“挂钩”政策相一致的。既然贸易可以和人权挂钩，为什么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可以和人权相挂钩呢？国会议员的鼓噪已经足够，用不着行政当局再采取什么措施。实际上克林顿政府是让国会代表美国说话，把表达美国意见的权利给了国会。24 事后，美国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批评美国国会阻挠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行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蓝普顿指出：华盛顿本不应该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不应该努力设法把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别的国家（以报复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决策者们本该认识到，中国会尽力保证这次活动举办成功，而这样会激发许多积极的倾向。由于华盛顿选择了指责的做法，因而失去了支持积极变化的机会，并激起了中国老百姓的愤怒情绪。25 有的美国学者总结说：“这一回杠杆的使用，比任何其他一个事件更使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相信，美国不仅反对中国政府，而且反对中国。”26 　　 　　“银河号”是中国的一艘远洋货轮。1993年7月，美国根据捕风捉影的消息，指控正在向伊朗运送货物的“银河号”装载有可以用来制造化学武器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要求“银河号”返回中国。中国方面坚决拒绝美国的无端指责，要求美国停止对正常商业活动的干扰。美国军方下令第七舰队派军舰尾随“银河号”进行跟踪。8月4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召见美国大使芮效俭，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银河号”运载有美方所指责的危险化学品。芮效俭向国务院作了汇报，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只相信自己的“情报”，不相信中国的说明，第七舰队的舰只继续尾随不舍，美国政府坚持要对货轮进行检查。8月7日，秦华孙再次召见芮效俭，就美国无端指责“银河号”装有危险化学品并干扰该船的正常商业活动提出强烈抗议。8月12日，克里斯托弗又表示，“我们必须对货船进行检查”，以确保化学品不会“落到坏人手中”。27 　　8月13日，江泽民主席接见美国众议员阿克曼, 席间谈到“银河号”，江泽民说，船上没有危险化学品。但这一消息没有被传达出去。8月 18日，芮效俭陪同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江主席在接见中直接向芮效俭提到了“银河号”事件, 说，他“个人关注了此事”，船上没有危险化学品。这个讲话表明，事件已经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注意。芮效俭本能地相信江主席的表态，并致电国务院，既然江主席已经这样表示，美国政府还是低调处理事情为好。但他的意见再次为中央情报局所否决。狂妄自大的中央情报局只相信自己，不信任任何人。28 　　8月底，沙特阿拉伯建议 “银河号”在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停靠。中方同意由中立国进行检查，但不允许一个美国人上船。中央情报局的专家和美国化学武器专家飞往达曼港督察。经过一个星期对船上的所有782个集装箱和船体本身的仔细检查，证明“银河号”确实没有运载这些化学品。9月4日，中、沙特和美方官员共同签署一项证明文件，证实船上没有与化学武器有关的物品。同日，美国国务院官员确认，对中国“银河号”货轮的检查没有发现载有化学武器原料的证据。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凭借无中生有的情报向别国施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指出，“银河号”事件给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要求美国立即消除其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美方向中国公开道歉，赔偿中国所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29 “银河号”事件在中国广大民众中激起义愤，使由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造成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但美国政府既不道歉，也不赔偿。有的美国官员竟坚持称，“银河号”的化学武器材料是在检查货物前停靠的时候被卸下，或者已被倾倒进海洋。还有的官员甚至说，整个事件都是中国设计的一个圈套，中国向美国提供假情报，美国上了这些假情报的当，从而使美国难堪。30 这种蛮不讲理，倒打一耙的做法在国际关系中实在是罕见的。 　　此事在华盛顿也引起反响。莱克、克里斯托弗和国防部长阿斯平对中央情报局因为错误的情报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出丑极为恼怒。正在北京访问的前国务卿黑格公开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们怎么能告诉全世界”必须实行美国的人权标准？“我认为该是实行另外一种方针的时候了。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也在《纽约时报》上载文说：“美国该停止”因为天安门事件惩罚中国了，“中国太重要了，不能将天安门事件作为我们政策的轴心”。31 　　美国在“银河号”事件中彻底输了理。针对中美关系不断滑坡的情况，美国决策者开始意识到一味对中国施压的强硬政策是行不通的。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说，如果这种势头继续下去，中国军方将得出结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 　　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也使美国感到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从1992年5月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了6次检查。调查结果表明，朝鲜的核技术上处于初级阶段。但美国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并迫使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93年2月25日通过决议，要求朝鲜接受对宁边地区核设施的“特别检查”。美国并要求日本和韩国在朝鲜的核问题解决之前拒绝与朝鲜改善关系。朝鲜做出强烈反应，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决定使国际社会震惊，半岛局势骤然紧张，一时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在1993年3月白宫的一次会议上，阿斯平提出，只有中国政府对朝鲜有影响力，应该借助这种力量，使朝鲜不要制造紧张局势。但莱克说，在当前这种由于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而两国关系紧张的形势下与中国合作政治上是不可行的。32 尽管如此，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胜过了这种“政治考虑”，中国的斡旋为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1993年6月上旬，朝美代表在纽约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朝美关系史上第一个联合声明，保证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保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和安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朝鲜则表示暂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次会谈取得的成果大大缓解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33 　　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总统9月在一项对华政策《行动备忘录》上签字，批准了莱克和洛德早些时候开始进行的一次初步的跨部门的对华政策审议。从7月开始，他们考虑要与中国“强化接触”（enhanced engagement）。9月克林顿总统批准了这一政策。这一政策的最主要的内容是加强高层互访：在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晤，美国农业部长埃斯皮（1993年10月），财政部长本特森（1994年1月）、国防部长助理傅立民（1993年11月）访问中国。9月下旬，莱克向中国大使李道豫说明了美国的这一政策。34 但是这不是带根本性的政策审议，它的作用极其有限，而且美国高官此后发表的一些言论也使人怀疑，美国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9月20日，克里斯托弗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在解答问题时他说，美中关系仍然在“试验和观望”的状态，特别是在人权方面。35 　　 次日，莱克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发表了他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外交政策演讲《从遏制到接触》，对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初步阐释。 　　莱克指出，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美国是否要、为什么要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没有共识。他提出，“美国的核心概念是民主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利益和理想迫使美国不仅要参与世界事务，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在冷战时期，我们遏制了对市场经济民主体的威胁；现在，我们应该扩大它的范围，特别是在那些对我们有特别重要性的地方。在遏制主义之后实行的必须是扩展战略，扩展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共同体。”这样，莱克就提出了扩展市场经济、扩展民主两个目标。接着，莱克提出了这个战略的四个组成部分：增强主要的市场--民主共同体；确立和巩固新的民主体和市场经济；对与民主和市场经济敌对的国家要反击他们的侵略，并支持自由化；推进人道主义议程。莱克还把没有实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归类为“逆潮流”国家，而中国也被归在这一类当中。他一方面承认，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因为中国将日益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美国“谋求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强大的、既能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念、又能反映我们的利益的关系”；同时又认为对中国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对中国出口导弹的制裁和“自由亚洲电台”等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36 可见，莱克基本上只是为现行的政策进行辩护，而没有提出新的政策。而他对中国的归类则非常典型地表明，他对中国有多么隔膜。尽管他说，他无意把中国等同于伊拉克和伊朗，但这一归类本身仍然被广泛解释为是对中国的敌视，至少是极不友好。 　　9月30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的钱其琛副总理会晤克里斯托弗国务卿。钱其琛说，中美关系对双方都很重要，在国际新旧格局转变的时期，两国领导人更应高瞻远瞩，把握好发展方向。最近美国政府审议了对华政策，表示要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中国对此表示欢迎。克里斯托弗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政府信守两国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要大力推动双边关系，使其进入顺利发展的轨道。37 总之，美国在“银河号”事件中碰壁之后，美国多少采取了一些措施，使中美关系有了小幅度的改善。 　　11月初，国防部长助理傅立民访问了北京, 这是自1989年以来美国军方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意味着中美两国间军方交往的恢复。美国国防部的领导人如佩里和傅立民认为，与中国交往不仅可以提供处理一些特殊问题的机会，而且可以增加透明度，建立互信，不致使事态随波逐流地向冲突发展。他们还认为，让中国军官看到美国的军事设施，接触美国的战略，只会增加对美国军队的尊重。他们还认为，把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的做法对中国没有吸引力，而美国的军队对中国是有正面吸引力的 。政府中也有人认为，要处理不扩散问题，必须与军方打交道。甚至国会中也有议员提出这个问题。众议员军事委员会成员斯克罗德说，开展军事交流“不是为了他们得到好处，而是对我们有好处……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枪是朝着哪个方向的”。38 在傅立民访问期间，双方讨论了地区安全、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军转民问题以及不扩散问题。39 　　11月19日，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和克林顿总统举行会晤。这是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从1989年2月以来的首次会晤。克林顿表示，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有着光明的未来，他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十分钦佩。同时他也提起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扩散问题等。江泽民强调，中美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美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会见时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而且应该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着眼于21世纪。克林顿在会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会晤“非常富有成果。它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说，谁也不愿孤立一个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具有巨大的潜力的国家。如果双方共同努力，那就是一支促进国际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力量。美国可以看到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逐步放宽内部限制。他又声称，他制订了人权政策、贸易政策和不扩散政策，他要执行这些政策。20日，他在对西雅图海岸警卫队的讲话中又说： 　　 甚至关于我们的分歧，我们也找到了对话的途径。我和中国主席的会见是天安门的不幸事件之后美国领导人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所以，我们至少开始了关于我们的分歧和我们的共同利益的对话。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40 　　显然，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心目中来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期间访问了波音公司，对公司的上千名雇员发表了讲话，号召美国实业界消除中美两国之间的“负面因素和人为的障碍”，显然指的是“挂钩”问题。江主席与波音的执行官们共进晚餐，首席执行官施朗茨说，中国是波音公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持久的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北京接待了德国总理科尔和他率领的企业界代表团。科尔出席了中德之间18项、价值20亿美元的合同的签字仪式，包括六架空中客车飞机、铁路车辆、机械工具、能源和通讯设备等。他对记者说：“这个辽阔的国家正在开放”，它的经济增长“将十分自然地对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当克林顿到达西雅图的当天，中德签订了20亿美元合同的消息登载在西雅图当地报纸的头版。克林顿政府整个经济班子的人都在那里，包括财政部长本特森、商务部长布朗、贸易谈判代表肯特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鲁宾。对美国来说，信息再清楚不过了：美国的最亲密的盟国不会跟美国一起实行“挂钩”政策。相反，欧洲国家实际上将从中美两国关于人权的争执中获得商业利益。41 　　但克林顿政府对来年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采取什么政策却没有主张。在1993年秋冬，洛德召集了多次关于对华政策的会议，但35位与会者却不能达成共识。以至洛德自己也称，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应该让白宫采取什么方针。42 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一再向华盛顿请示， 美国政府到底要中国采取什么措施去达到所谓“全面的重大的进步”的标准。如国中国采取了这些具体的步骤，美国将做些什么。他向克里斯托弗和洛德建议，必须把条件放到桌上，与中国进行具体的讨价还价。如果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取得了足够的进步，就要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但他却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明确指示。 　　1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该报记者1993年12月底在北京采访芮效俭大使的报道。芮效俭表示，中国在改善其公民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放松了对人民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控制，明年初美国在审议对华政策时应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如果中国在今后几个月里取得更大的进展，中美对话就可能取代国会每年就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的辩论。他说：“如果你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那你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过去的十五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十五年。而在这十五年中，最近这两年在经济繁荣、个人选择、得到外部世界信息的可能性、在国内的自由流动和国内状况的稳定方面又是最好的时期。” 43 　　芮效俭的谈话与国务院的观点显然不同。克里斯托弗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不大，他对芮效俭向报界发表这样的讲话非常生气。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及其副手私下攻击芮效俭，认为政府不能让一个破坏现行政策的人在北京当大使。负责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塔尔诺夫给芮效俭打电话，向他索要讲稿，国务院要对此进行审查。与此同时，芮效俭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克林顿政府官员——的数十个表示祝贺的信息，他们对他表达了比较平衡的观点表示赞赏。44 国务院对芮效俭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最后，国务院发言人谢利出来搪塞说，大使与国务卿的立场没有什么分歧。但两天以后，克里斯托弗在一次电视讲话中不指名地驳斥了芮效俭的说法，称他不认为中国的经济进步会自然缓解中国的人权问题。45 　　在克林顿政府内对“挂钩”的政策远不是意见一致的。1994年初，克林顿政府内的经济班子几乎要公开出来反对这一政策。不但在内部会议上，有时甚至在公开场合，他们都毫不掩饰对这一政策的不满。财政部长本特森表示：“鼓励市场改革和贸易是促进人权的一种途径”。商务部长布朗在这方面尤其积极，他在公开场合一再讲到，不附加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一种经济安全”，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46 　　即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也不是没有分歧。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伯杰比较同情经济班子的看法，而莱克则是“挂钩”政策的积极倡导者。 　　根据1993年5月总统的行政命令，来年要由国务卿提出建议，是否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可让国务卿作了难。2月23 、24日，克里斯托弗在参众两院外委会作证时继续强调，除非看到中国人权状况出现了“全面的重大的进展”，否则美国不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47 2月下旬，克里斯托弗派沙特克去中国为他3月的访问作准备。2月27日，沙特克在北京国贸大饭店咖啡厅约见了刚刚保释出狱的中国的所谓“人权活动分子”魏京生。此后，魏京生立即会见美国记者将此事公诸于众。48 这就使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更加公开化了。3月11日至14日，克里斯托弗访问中国。这大概是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以来中美之间最不愉快的一次高层访问，没有宴会，没有干杯，甚至没有寒暄和友好的客套，连握手也仅仅是敷衍。49 李鹏总理和江泽民主席会见了克里斯托弗，钱其琛外长与他进行了会谈。钱其琛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结了会谈的五点具体成果：一、双方同意继续保持高层来往的势头；二，美方重申坚决支持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三、双方同意恢复和发展两军之间的交流；四、中方同意美方近期派小组来华对越南战争期间三起美军人员失踪案进行实地调查；五、双方签署了关于执行监狱劳动产品备忘录方面进行合作的声明。克里斯托弗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另外一些问题：如中国提供了美方提出的235件案子的审理情况；双方将开始国际红十字会探视监狱和与个别囚犯的接触；并将就干扰“美国之音”广播问题开始会谈，等。但总的来说，双方都坦率地表示了对这次访问的失望。克里斯托弗访华的本意是要说服中方，离克林顿总统最后决定是否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还有两个多月时间，中国要抓紧这个时间，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多作努力，以达到“全面的重大的进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下一年度的最惠国待遇。但他的说法遭到中方的严词拒绝。中方称，中国反对把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挂钩，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美国的法律都管不了中国，中国没有执行的义务，中美之间的分歧只能通过平等的磋商和谈判来解决。克里斯托弗在他的归途中已经得出结论，“挂钩”政策走到了尽头。50 　　克里斯托弗的访问清楚表明，对中国的高压政策是行不通的，“挂钩”政策已经失败。三位前国务卿——基辛格、伊格尔伯格和万斯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讲坛上公开表示，克里斯托弗—洛德的政策是失败的。万斯说，美国“不应该让一种利益决定”中美关系。51 当然也有另一方面的批评：鉴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克里斯托弗本来应该取消他的中国之行。52 　　从1990年以后，美国实业界开始为支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做出努力。这种努力随着中国二次改革开放高潮的兴起而更具规模。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热潮，经济重新以高速度增长，外资来华迅速增加。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53 在这种时候提出有条件的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尤其不得人心的。1994年中国购买的波音飞机占了当年波音飞机销售的13%。美国的飞机、农产品、通讯器材、能源设备、汽车等产业都在与日本、欧洲国家的激烈竞争世界市场的份额，克林顿政府当真取消对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显然也就不会再从美国购买这些产品，美国的相关产业将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美国经济和政府都不能承受的。从1993年“挂钩”政策宣布后，实业界就加强了对国会的游说活动。就在克里斯托弗访问中国期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器、道·琼斯等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尖锐批评政府的人权政策。1994年3月13日，当克里斯托弗在北京与300家美国公司的主管共进早餐时，这些主管异口同声地抱怨美国政府的政策危及美国在华投资和在中国这个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的市场份额，因为如何对待犯人这些事情而结束两国之间十分有利的经贸关系将是一个大倒退，不断增强与外部世界的商业联系是使政府改善对待其公民的态度的最佳途径。54 3月至5月间，将近800家美国公司和贸易商社致电和致函克林顿，要求把人权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分开。信中还说，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丧失数十亿美元和十几万个就业机会，“我们依靠您的领导以及中国的合作，来避免这场灾难性的经济冲突”。领导这场游说运动的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主席、阿博特实验室董事长伯恩汉在给克林顿的信中说：随着“美国在中国的实业存在的增长，也给中国人带来了现实的人权。”美国制造商协会还在82家美国公司中进行了调查，并将报告送进白宫。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在中国的实业存在有助于促进中国的人权。55 5月4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柯白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说，他的委员会坚决支持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说，美中关系会长期存在下去，美国必须与中国全面接触，如中断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美国将铸成大错，美国的国家利益将遭到很大损失。56 自然，另外一些利益集团，如人权组织则在进行另一种游说，即克林顿政府必须坚持它早先所提出的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条件。 　　美国一些著名学者也对“挂钩”的政策提出了批评。老一辈中国学家鲍大可 在4月的一次报告中指出，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威胁“实际上使整个中美关系成了北京履行美国方面关于人权要求的愿望的人质。” 57 　　美国国会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共和党众议员科尔布批评克林顿的政策“是一辆驶向悬崖的火车，而刹车还没有踩上”。他认为“不去接触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绝对是灾难性的”，他质问克里斯托弗是否同意这种说法。58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撰文号召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给予更广泛的理解。他指出，对人权至高无上的强调损害了美国寻求其安全利益，“一个团结一致、有效的和满足中国人民需要的中国政府的存在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应该按照中国目前的存在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来对待中国，而不是按照一些人的想象，或希望它变成的样子来对待它”， “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决定中国的未来，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决定中国的未来。”因此，人们不禁要怀疑，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的条件是否是达到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好办法。他建议美国领导人“超越最惠国待遇”，考虑“采取更好的政策来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59 一些深孚众望的民主和共和党的参议员，如鲍卡斯、丹佛斯、布拉德里建议取消制裁，不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态度如何。106位众议员，包括议长佛里、少数党领袖米歇尔和少数党督导金里奇都建议克林顿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60 华盛顿州众议员玛克德莫特在波音公司的游说下，发起了要求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公开信，该信得到160位众议员的签名。正如美国商会副主席沃克曼所说：“在过去十二个月当中，贸易政治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多数议员“已经开始认识到，贸易事关重大…… 这关系到他们的选民的职业。”61 　　在克林顿政府内部，布朗、本特森和鲁宾明显地与国务院离开了距离。商务部副部长加顿主张，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美国应该把这种经济考虑更多地注入政策。这种政府内部的分歧在政府外部看来也是十分明显的，不同意国务院意见的人甚至动员从政府外部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改变政策。国防部担心丧失与世界上最大的军队的接触。3月以后，政府内部也没有什么人再主张继续实行“挂钩”政策了。国务院需要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并寻求中国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洛德在一个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警告说，由于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议，可能出现与亚洲国家关系中的“不适”，“亚洲人和其他人…… 批评我们的策略会破坏对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至关重要的关系的稳定。” 62 　　克林顿的“挂钩”政策也没有得到美国盟国的响应，有的甚至公开表示反对。在克里斯托弗访问中国前访问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在与克里斯托弗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我们支持对中国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他认为“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制裁的手段，但“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的人权论坛和双边的对话和接触。”他还说，“我们的立场是很坚定和清楚的。我们支持对所有人的最惠国待遇，这不是一种特权，而是贸易的正常基础。”他还敦促美国认真考虑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本地区的影响。63 　　克里斯托弗访问中国回来以后，克林顿政府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政府内部的分歧在这些会议上充分暴露出来。3月22日，克里斯托弗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为政府的对华政策辩护，并列举了他访华的“积极成果”。当天，莱克在白宫西翼的情况室主持有关部长会议。会上以国务院官员为一方，以其他部门官员为一方，观点尖锐分歧。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谁来主管对华政策。克里斯托弗希望国务院把对华政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不想让别的部门自行其是。而财政部和商务部的官员越来越要求在美国的安全利益、人权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能有一个更好的平衡，他们批评国务院对政策的把握过于狭窄，过于看重人权问题。实际上，克里斯托弗本人也承认，“挂钩”政策是行不通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政策至此寿终正寝。但一年前克林顿的行政命令已经把政府自己逼到了墙角，如何自己圆场是一个难题。 　　4月以后，克林顿政府开始逐渐改变调子，强调与中国保持积极关系的重要性，而不是威胁因为人权问题要对中国实行新的制裁，或者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5月12日，商务部长布朗在美国制造业协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国一年来在人权方面取得“有内容的进展”，并说“期待着可喜的结果”。同日，莱克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说，他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不悲观。21日，布朗又对记者说，中国应享受最惠国待遇，他相信克林顿总统在6月3日前做出的决定“将是正确的决定”。他说，他懂得美中商务关系的重要性，美国的商业和工业肯定要参与美中合作和交流。如果美国不参与，其他国家会当仁不让。64 克林顿亲自出马，会见国会中持不同意见的两党议员。米歇尔和佩洛西当然要求对中国进行制裁。而共和党领袖们则要求总统坦率承认错误，实行“脱钩”。克林顿又与前政府官员进行商量。前总统卡特建议他干干脆脆地“脱钩”。各大主要媒体上则充斥着各种文章，有批评克林顿竞选时的承诺的，批评政策进程的，批评有关官员的，自然也有攻击中国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又一次到了十字路口。65 　　5月23日下午，克林顿与十几位外交、经济和政治顾问在一起最后商讨对策。克里斯托弗在会上说，中国在劳改产品和自由移民这两方面达到了要求，但在其他方面没有取得“全面的重大进步”。他认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妥，提议实行有选择的制裁，即对中国部队企业的产品实行制裁。66 此后几天，政府要员又紧忙着会见国会议员中的代表人物，如佩洛西和鲍卡斯等。26日，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收到了克里斯托弗的报告，中国没有在人权问题上取得“重大的全面的进展”，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说, 我认为，这一决定将给我们提供最好的机会为在人权方面和我们与中国的其他利益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延长最惠国待遇将避免孤立中国，相反，将使我们与中国接触，不仅是经济的接触，而且是文化的、教育的和其他的，并继续在人权方面进行有进取性的努力。我相信，通过这种方法，中国将在国内和国外都发挥更负责任的作用。 　　 　　克林顿当然不会承认“挂钩”政策的失败，他为“挂钩”政策辩护说，那个政策在去年是“建设性的”，但是“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政策有用性的终点，因此该采取新的途径来达到我们经常性的目标”。他还解释说： 　　 我相信，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继续支持中国的人权，而是我们怎样最好地支持中国的人权，同时推进我们其他十分重要的问题和利益。我相信，我们能通过与中国接触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所选择的办法给了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取得成功的最好机会。我们将有更多的接触。我们将有更多的贸易。我们将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我们将在人权问题上有更激烈和经常的对话。我们将会造成一种环境，使中国成为不仅经济发展、而且政治成熟的国家，因而能遵守人权。 我相信，我们将在我们与亚太地区的政策的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决意在这一地区保持更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在生气勃勃的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安全方面……我相信，我今天采取的促进我们的安全、促进我们的繁荣、促进我们的理想的行动，是重要的和适当的行动。我相信，换句话说，这是美中两国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我们坚信，从长远来说，这一决定将被证明是正确的。67 　　 　　“脱钩”的决定受到美国实业界的广泛欢迎。西屋电器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约丹 “祝贺克林顿总统采取了一项政治上困难的行动”，他同时对总统没有取消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措施表示“失望”，因为这些制裁措施是“阻碍对华正常贸易关系的”。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的改变需要长期的国内文化价值和法律结构上的变化。贸易制裁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是过于生硬无效的措施，而却会导致丧失建立长期的实业关系的可能性。”马丁·马利塔公司董事长本索认为，贸易与人权问题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在人民的经济利益得到增进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的国内权利也得到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改善与自由是一种齐步发展的过程”。68 　　这一决定也在国外赢得了支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表示，如果美国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 中国实行“报复”，那对整个地区都会产生“不稳定”作用，并会使五角大楼的预算得到增加。香港总督彭定康说，“我们从不相信，限制贸易会解决人权问题。开放市场是开放思想的最好途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称赞“脱钩”的决定对于亚太地区经济的继续发展是重要举措。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称，改善中国人权的最好途径是“加强和扩大美中之间的接触”。69 　　与此相反，部分国会议员, 如米切尔和和佩洛西等对这一决定大表反对。佩洛西称，她对克林顿的决定“十分失望”，她表示要继续为制订禁止中国军工企业向美国出口的立法而努力。反应最强烈的是那些人权组织，如亚洲观察，大赦国际等。他们老调重弹，但措辞更加激烈，什么“出卖、叩头、投降、虎头蛇尾、卑躬屈膝”等等全用上了。克林顿竞选时攻击布什 “溺爱独裁者”的话被他们重复了无数次。70 　　中国政府对克林顿的决定表示欢迎。江泽民主席在这年8月接见美国商务部长布朗时说：“我们对这一明智的决定表示赞赏。这为双方加强经贸合作，以及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71 　　克林顿宣布“脱钩”政策，改正了先前对华政策中的一项错误，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从1993年的“挂钩”到1994年的“脱钩”，说明了许多问题。第一，它表明，以一味施加压力的办法、对抗性的办法作为达到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国会中一些人不断对行政当局施压，要求或者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或者实行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布什顶住了这种压力，而1993年克林顿却实行了这种政策，但一年的事实充分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政府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决不会屈服于外来的压力。“脱钩”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北京政治风波后中美关系中以中国最惠国待遇争端为主要特征的危机阶段结束了，中美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第二，把人权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首要问题，使之处于凌驾地位，这种做法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实践中是肯定要碰壁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的几年中，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空前突出。在一些国会议员看来，中国依照他们的条件改善人权状况成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而那些人权利益集团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克林顿总统上任以后，受到他在竞选中的言论的束缚，他的外交决策班子也突出人权问题，遂实行了“挂钩”政策。但把人权问题作为观察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唯一出发点的做法必然扭曲中美关系，使政策走到邪路上去。中美关系有许多方面，其中的某一个方面都不能替代别的方面，或遮盖别的方面。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但不能以偏概全。第三，它表明，经济贸易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两国间的经贸关系是对两国互利的，不能使这种关系受到损害，任何要使经贸关系开倒车的做法都不会成功。从1994年以后，虽然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仍然是国会每年辩论的问题，但每年的延长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人权问题再也不在中美关系中占据首要地位了。克林顿在“脱钩”时做了艰难的决定，但此后，他再也用不着像布什总统那样来否决国会的决定了。可以说，“挂钩”政策的破产说明，在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共识：损毁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利益绝无好处，威胁要损毁这种关系不是现实的选择，是注定要失败的，以后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投票也证明了这一点。72 布朗1994年8月访华时在北京对中国美国商会说：“商业外交就是把贸易和投资关注置于更广泛的对话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扩展我们在许多方面的关系。”73 这话是有道理的。 　　克林顿的“挂钩”政策是中美关系的逆转，是他外交政策动摇和软弱的表现，他自己也为此深感苦恼，备受折磨。据说他在1994年夏天一次讨论对华政策的会上恼怒地说：“我恨我们的对华政策。我希望我反对我们的对华政策。我是说，我们给了他们最惠国待遇，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政策，但这带来了什么效果呢？”在“脱钩”之后，白宫和国务院都不想主管对华政策，觉得对华政策既复杂又危险，还耗费时间。结果，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需要决定自己的政策，使美国对华政策一度处于放任状态，混乱状态。74 第二节 台海风云（上） 　　从70年代末以来，海峡两岸关系克服重重阻力，经过十几年的曲折发展，到90年代初，无论在人员往来、经贸关系、文化科学交往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到1993年，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两岸贸易当年达到138亿美元，占台湾当年外贸的8.4%。其中台湾对大陆的出口127亿美元。从1988年以后，台湾对大陆的出口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而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增长分别是0.4%和5.9%。根据美国在台协会估计，1993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占了台湾全年出口的21.7%，而1987年它对大陆的出口仅占全年出口的7.7%。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也迅速增长。到1993年底，官方统计的数字为60亿美元，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00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仅次于香港，多于美国和日本。75 两岸关系的这种发展要求两岸开辟正式的协商机制，以讨论各种相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1年3月，台湾方面成立了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著名的国民党人、企业家辜振甫出任会长。12月，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峡会）成立，由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出任会长。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汪道涵和辜振甫于1993年4月下旬在新加坡成功地举行了会谈。会议产生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文件，从此打开了两会协商的管道，在海峡关系的发展中“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76 但由于台独势力的阻挠等原因，在此后一年中，两会协商进展甚微。 　　1993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的白皮书。白皮书共分五部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及其阻力，国际事务中涉及台湾的几个问题。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强调指出：“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实现统一后，两岸可携手合作，互补互助，发展经济，共同振兴中华。原来一直困扰台湾的各种问题，都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得到合理解决。” 77 但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却于1993年9月声明说，只有“中国问题”，没有“台湾问题”，没有对白皮书做出积极回应。 　　克林顿大选成功使台湾感到发展美台关系有了新的希望。1992年12月中旬，台湾“副外长”陈锡藩表示，克林顿总统曾四次访问台湾，对台湾有感性了解。他希望新总统采取两方面措施改善美台关系：一、取消卡特政府时期做出的有关行政指示，即禁止助理国务卿和部长助理的官员访问台湾，禁止台湾官员访问国务院；二、对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和美国在台协会重新命名。78 　　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没有过多谈及台湾问题。他表示支持《与台湾关系法》，也对布什总统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表示赞同。助理国务卿洛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确认对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表示要“继续以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为指导”，大陆和台湾要“由它们自己来决定未来关系，我们所坚持的仅仅是，这个过程必须是和平的。我们将继续遵守我们的承诺，不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提出异议，同时继续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建设我们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79 这似乎表明，克林顿政府不准备对对台湾政策作大的改变。 　　同时美国政府也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本拟邀请台湾“总统”李登辉出席11月中旬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经过一番激烈的外交交涉达成谅解：李登辉“谢绝” 克林顿的宴请，而派遣台湾的经济计划发展委员会主席肖万长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出席会议。80 在这个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克林顿被问及台湾问题时，他说：“美国关于一个中国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政策。它不排除我们遵循《与台湾关系法》。它也不排除我们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经济关系…… 所以我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感到满意。我不认为那是会使我们绊倒的我们与中国关系中的障碍。”81 这表明，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准备对1979年以来的对台湾政策作任何大的改变。 　　改变对台政策的压力来自国会。1993年，新一届国会伊始，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就纷纷提出各种有关台湾的议案。2月，众议员克莱因提出一项议案，要求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圈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3月，参议员李伯曼提出一项议案，支持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有台湾的代表。众议员所罗门、参议员达马托、西蒙等也提出了类似的议案。9月参议员佩尔提出一项议案，要求与台湾之间进行高层政府官员互访。而更有影响的是参议员穆考斯基提出的对《与台湾关系法》的修正案。7月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20对0票通过这一议案，议案称，《与台湾关系法》第三节甲、乙两款的规定“取代了” （supersede）1982年8月17日中美联合公报中有关的规定。82 　　克林顿政府尤其是国务院起先力图阻止该修正案的通过，国务院官员警告说，美国对华政策不应当改变，政府在实行政策过程中需要灵活性，即使现在，台湾也得到了很好的对待。如果通过这一修正案，中美关系将会倒退20年。1994年3月8日，代理国务卿塔尔博特致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敦促委员会取消该修正案，认为这一修正案“会严重破坏在过去14年中我们在台湾海峡地区帮助创造的和平和稳定的基础。” 　　但参议院还是同意了外交委员会的提议，将这一条列入了《1994-1995 国务院授权法》。可是众议院通过的《授权法》中没有这一条。随后，参众两院讨论《授权法》中的分歧。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的干预下， 会商委员会于4月19日达成妥协：将参议院《授权法》中的有关条文，改为国会对《授权法》的声明。国务院还与国会就措辞进行了交涉。国务院不赞成“取代”这个词，认为使用这个词实际意味着8月17日公报失效。经过一再讨价还价，结果使用了“优于”（take primacy）这个词。4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国会两院28日通过的《1994-1995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授权法》附有国会的一则声明：“《与台湾关系法》的第三节优于政府的政策声明，包括公报、规定、指令以及基于上述声明制定的政策”。《授权法》还主张美内阁级官员访台，并要求总统在美国作为成员国的多边国际组织中“支持台湾”。《授权法》还要求总统大幅度提升美台关系，并要求国务院允许在台湾出生的美国公民以“台湾”而不是以“中国”作为他们的出生地。83 　　5月 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约见美国大使芮效俭，就《授权法》中的这一声明和其他反华条款提出强烈抗议。田曾佩指出，《授权法》的反华条款公开践踏了中美两国政府的《八·一七公报》，是对中美关系基础的严重破坏，违背了美国政府关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5月16日，国务院官员重申，《授权法》中关于台湾的声明是没有约束力的，它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和做法。84 　　几乎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到南美访问在美国过境的问题。从1994年起，李登辉发起了“度假外交”。2月间，他访问了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5月，李登辉又要去南美访问，并参加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的就职仪式。台湾方面起先要求，李登辉要在夏威夷过一夜，打一场高尔夫球。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警告说，如果李登辉踏上美国土地，就会引起“严重后果”。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森认为李道豫的警告是认真的。加之当时中美两国间的最惠国待遇之争正在火头上。朝鲜半岛局势又十分紧张，美国威胁要让联合国通过对朝鲜的制裁，朝鲜表示决不屈服，要斗争到底。在朝鲜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不想再让李登辉过境问题给中美关系增加麻烦，决定不让李登辉的飞机在火奴鲁鲁降落。台湾表示强烈反对。结果达成妥协，美国同意李登辉的飞机降落在夏威夷加油，但在加油时，李登辉只能去美国空军基地候机厅，而不能离开候机厅。 　　台湾驻美代表丁懋时到夏威夷给李登辉打前站，认为给李登辉准备的招待会从保卫到设备都很蹩脚。丁懋时向飞机上的李登辉报告了情况，结果当飞机在希克哈姆空军基地降落时，李登辉拒绝走下飞机，而是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登上飞机去向他问候。李登辉怒气冲冲地对白乐崎表示，台湾再不能忍受这种低人一等的待遇，台湾现在是民主社会了，它的领导人要对民众负责。台湾方面则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国务院不让李登辉下飞机。尽管洛德一再向记者和国会议员解释，但一些国会议员仍然就此事对国务院进行猛烈抨击。6月，两位亲台的参议员穆考斯基和汉克·布朗还致函李登辉，邀请他访问美国。85 　　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审议出台。这次审议是从中美两国建交15年以来第一次“系统的”对台政策审议。克林顿政府认为，对台湾的政策“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运动”。86 同时，对台政策的审议也是对国会和一些利益集团要求的反应。在70、80年代，一些国会议员常常把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与菲律宾的马科斯、韩国的全斗焕政权相提并论，进行批评，尤其是1984年在加州发生了行刺作家江南的事件之后更是如此。国会中还成立了倡导台湾民主委员会。及至90年代初，在许多国会议员看来，台湾已经是“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民主社会”。87 台湾又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美国1993年对台湾的出口为160亿美元，超过对中国大陆出口的两倍。88 冷战结束后，各国的商界都在竞争市场，欧洲国家纷纷派遣负责官员去台湾，推销欧洲的产品。美国企业界担心，美国可能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失去台湾的市场。 美国的军工企业更是急切希望，F16战斗机的销售会给他们打开更多的武器售台机会。商界希望政府打破对发展美台关系的政治上的限制。89 为了不要与处理穆考斯基修正案及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纠缠在一起，对台政策审议结果直到1994年9月才正式出台， 具体内容是： 　　——台湾驻美代表处由原来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华盛顿），设在美国别处的称为“台北经济文化处”； 　　——台湾代表得以在美国政府机关会见美国相同层级的官员，国务院、白宫和白宫西翼除外；建立次内阁级的经济官员对话处理重要的双边经济问题； 　　——可以不定期地举行内阁一级的会议处理经济和技术问题；允许美国经济和功能机构的内阁一级官员访问台湾；允许台湾的“总统”、“副总统”、“总理”、“副总理”在美国作过境停留，但时间不得过长，也不允许他们在美国做私人访问； 　　——虽然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但支持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让台湾的声音能被听到”，并支持台湾加入并非以主权国家为先决条件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90 　　9月7日，助理国务卿洛德在国务院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些调整。他同时说，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基本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说：“14年来，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海峡两岸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是有益的。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继续是这种政策的核心，本政府打算加以保持。”美国同台湾当局进行较高级别的接触，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和做生意，“任何人都不应认为是官方关系”。美国的高级领导人，或者没有担任经济、商业或技术方面的部长职务的高级官员将不访问台湾。同样，美国将不允许台湾高级领导人（“一般是指总理、总统、副总理和副总统”）访问美国。但允许他们必要时路过美国，但必须是“真正地出于过境的目的”。在9月2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向参议员们再次作了说明。91 　　9月10日，刘华秋副外长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奉命就美国政府提升美台关系提出强烈抗议。他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台湾问题如处理不当，中美关系不仅要停滞，而且会倒退。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严肃地、认真地对待台湾问题，切不可存在任何幻想，更不要错误地认为，美国延长最惠国待遇之后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为所欲为，中国就会吞下这一苦果。”92 　　一些国会议员远远不满足于上述调整，他们批评这次调整具有“化妆品的性质”。西蒙参议员称这次调整是“微小的改善”， “我们仍然冷淡台湾”。布朗参议员说：“政府的对待我们在太平洋最密切的民主盟友甚至比对待北朝鲜、古巴和利比亚更糟…… 我们的政策甚至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众议员托里切利批评政府在寻求与台湾进行贸易的同时“忽视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重大进展。我们已经从使用贸易的杠杆影响中国的行为这样一个念头后退，现在，我们又从更好地对待台湾可以对中国的行为施加压力的念头后退了。”穆考斯基称：“政府应当采取更大胆和更有实质性的步骤来承认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比较成熟的关系。”93 　　台湾希望得到的远不止这些。10月6日，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公开评论说：“如此微小的调整，是无法摆正美在亚太地区应有的角色。”他还公开表示，希望克林顿到台湾访问，并期待他“明天能跨出一大步。” 94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国家统一问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讲话提出了八项主张，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4月8日，李登辉就此做出六点回应，强调“两岸分治的现实”，但迫于当时的整个气氛，他的语气还显得比较缓和。95 其实老谋深算的李登辉正在策划破坏两岸关系的新的更大的举动。 　　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利用形势的变化，凭借其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了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台湾当局重金聘用美国专业游说团体和政治顾问，竭尽全力争取国会议员；联络各州政府、州议员、有影响的前政府官员、商会负责人、学术界代表人物，和其他各界头面人物加强联系，邀请他们访问台湾；利用经贸活动，争取对台湾的支持；赞助美国文化事业和美国思想库，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发展与美国舆论界的关系，等等。96 这些活动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卡西迪公关公司的活动。 　　其时，李登辉正在为他1996年的竞选做准备。他认为，进一步获得美国的支持是他竞选中一张十分有用的牌。1994年初，他在美国成立了“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由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主委刘泰英兼任。国民党党产到底有多少，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有一种说法是30亿美元，也有媒体报道是2900亿元新台币。97 1994年夏天，“台湾研究院”与华盛顿的一家叫做卡西迪的公关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450万美元的合同。卡西迪公关公司自称“从1975年以来就为广泛的、各种不同基础的顾客提供积极的富有进取性的政府关系。……根据顾客的特殊需要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从一开始，公司就帮助顾客在与国会、白宫和行政部门以及联邦和独立的机构的关系方面追求他们的特殊利益”。这家公司还十分自豪地宣称：“许多别的公司的本事是‘关注和跟踪’联邦立法，本公司的令人羡慕的记录是超越那种水平的工作。本公司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专业经验和专长在于预计立法和确立规则的状况，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的顾客影响决策过程…… 我们关于政府运作的知识和可以接触决策者的能力使我们的顾客的利益得到保证”。至于公司的成员那就更加令人肃然起敬：“公司向客户提供一支两党的队伍，包括前国会议员、政府高级官员和领导人、军方和私人企业。”98 可见，这是一家旨在影响“联邦、州和地方的决策和立法过程”的公司。公司的自我介绍口气很大，它的能耐也确实不小。它不辱使命，卖力地向国会游说，争取对台湾更大的支持。由于该公司的卓有成效的活动，1997年7月1日，台湾当局与该公司签订了新的合同，每年向该公司支付活动费用190万美元。99 　　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获全胜，自第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党，顽固的冷战斗士、参议员赫尔姆斯成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人权意识极端强烈的吉尔曼成了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100 一批与前二十年中美关系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连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的新议员来到华盛顿，他们在外交问题上，尤其在中美关系方面没有多少主见，便常常为赫尔姆斯、吉尔曼等人的意见所左右，成为国会中的随大流者。从40年代末以来，共和党右派就是美国国会中支持台湾的主要势力，在共和党控制的104届国会（1995-1996年）中，对台湾的支持比前一届国会有明显的加强。1995年初，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一次会见台湾的一个代表团后表示，他对台湾的“总统”访问美国和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予以支持。他说：“坦率地说，台湾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它理应得到的。”101 1月12日，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吉尔曼和前国务卿贝克都表示支持李登辉访问美国，对共和党保守派颇有影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建议允许李登辉访美，将此作为加强美台关系的一个步骤。102 　　李登辉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校友，他1955年在该校获得农业经济博士学位。1994年，一群自称“李登辉的朋友”的人向该校捐献了250万美元设立了李登辉国际研究教授职位。103 从1995年初起，台湾官员就在寻求李登辉重访康奈尔大学的机会。但当时国务院的立场是明确的：不同意向李登辉发放签证。洛德在1994年9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政府现行的台湾政策“使政府强烈反对国会试图为台湾领导人访美采取立法手段”。104 1995年2月15日，克里斯托弗在国会作证时被问到，政府是否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他说：允许这样做“与我们（指美国与台湾）之间关系的非官方性质是不一致的”。105 　　但台湾当局却并不罢休。他们绕开政府，通过种种手段，包括所雇佣的卡西迪公关公司在国会大肆活动。1995年2月，洛德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作证。有两个情况是十分突出甚至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出席了，甚至有的非成员也出席了；第二，每一位发言的人只谈一个话题：为什么要给李登辉发签证。有的议员问：“李登辉是个民主主义者，是美国的朋友。让他来到底会有什么恶果呢？”106 　　1995年3月初，参众两院的主要成员同时提出了两项内容相同的“国会意向”决议案，其中说，台湾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它从美国的进口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两倍；它是世界上第二大外汇储备拥有者；“台湾是正在发展中的民主的模范”，而“支持外国的民主和人权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总统应该立即表明，欢迎李登辉的私人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聚会。赫尔姆斯对中国政府的抗议表示怀疑。他在3月15日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难以想象，如果允许台湾的总统访问美国我们与红色中国的关系就会停止了”。107 　　1995年4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会见克里斯托弗。后者向中国外长保证，李访美不符合美台间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国政府将不向李登辉发放签证。但克里斯托弗同时表示，这是很难的，国会中要求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的压力在不断增长。108 　　5月2日，众议院对上述决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360对0票通过。一星期后，5月9日，参议院以96对1票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自然，这两项决议是没有约束力的国会意向。但一些国会议员指出，如果行政当局忽视他们的决议，他们将采取立法行动。这些国会议员大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不甚了了，大多不知道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为何物。109 国务院仍然坚持原先的立场。11日，国务院发言人约翰·奥塔说，如果允许李登辉访美，“那会对美外交政策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李以“总统“头衔来访，不管是否称这一访问是私人访问，“都将不可避免地被中国视为背离美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从而将引起与中国的重大争执。12日，国务院发言人戴维·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李登辉访问不合适，也不可能，建议改为途经美国。110 当时，国务院确实在想方设法地避免李登辉访问这种局面的出现。他们甚至建议李登辉访问火奴鲁鲁，他不但可以打高尔夫球，而且可以进行私人的学术交流。但是，白宫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在这一问题的决策中，国务院已经被边缘化了 。 　　克林顿总统在任阿肯色州州长时已经四次访问过台湾。他是从美国的价值观来看待这次访问，而不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对待此事的。他强烈主张，李登辉有权访问母校。他同意在完全是私人性质和非政治性的基础上向李登辉发放签证，李登辉将不会见任何政府官员，直接去伊萨卡（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然后直接回去。111 他懂得台湾在美国的势力，包括国会中台湾的支持者的势力，和那些游说者的力量。如果坚持不给李登辉发放签证，政府就将与国会处于对立地位，国会可能采取立法行动，那样政府就会显得更加难堪。同时，一些亲台的议员也在积极向克林顿进行游说。5月中旬，穆考斯基、西蒙、罗布等亲台的议员说服了克林顿给李登辉发放签证。5月17日， 当他与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佩里共进早餐时，三人达成一致意见：给李登辉发放签证，同时尽量缩小此事对中美关系的伤害。112 　　当然，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仍然有人强烈主张拒绝李登辉的请求。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斯坦伯格及其副手龙伯格向克里斯托弗提出，应该拒绝李登辉的请求，因为这对中美关系的潜在破坏太大。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伯杰持相同的意见。但克里斯托弗和莱克拒绝了他们的意见说，不同意李登辉访美的后果可能更严重。113 当时，洛德正在东亚访问。这就是说，国务院一些官员一直在抵制李登辉的访问，但高层决心已下。 　　5月19日，美方通知台湾当局，李登辉可以访问美国。但国务院官员同时告知 “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代表鲁肇忠，李登辉的访问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他不能举行记者招待会，或进行其他的政治活动，在机场不能有挥舞旗帜的欢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讲话也是非政治性的， 美国政府官员将不去会见他。他可以在洛杉矶停留一夜，然后飞抵远离纽约市区的锡拉丘兹机场。鲁肇忠点头称是。114 李登辉得到访美签证显然鼓舞了台湾当局。在李登辉动身前往美国之前，台湾当局就宣布准备化10亿美元来使台湾加入联合国。115 　　5月20日，莱克和副国务卿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约见中国大使李道豫，向他通报了李登辉即将访美的消息。他们说，李登辉的访问纯属私人性质，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有什么改变。李道豫对美国政府的决定表示强烈抗议。他讽刺地问道：美国政府是否也能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以同样的到美国做私人访问的自由呢？116 　　5月22日，国务院宣布，克林顿总统已决定批准李登辉赴美作“私人访问”。国务院声明中说：“李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即作为康奈尔大学尊贵的校友参加校友会。”他“将以严格的私人身份访美，不从事任何官方活动。”声明还辩解说：“允许李登辉私人访问的决定并不反映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在基本性质方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将继续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的经济与文化关系。”117 但在1994年审议对台湾政策时美国政府明白表示不允许台湾高级领导人访问美国。刚过半年多，美国政府就允许李登辉访美，这实际上是对对台湾的政策再次做了调整，使美台关系又一次升格。在同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穆考斯基、西蒙、罗布等三位参议员把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称作是“民主的胜利”，并称，台湾朝着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取得的进展是这次突破的主要原因。西蒙还说，美国从政治上孤立台湾的政策是“二十年的老政策了，是生硬的、僵硬的不现实的”，他呼吁美国要实行一种新的对台湾政策，“一种不是基于权力、不是基于数量而是基于人权的政策”。美国的政策不应该受中国的支配。118 　　5月23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表示，允许李访美是美国政府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根本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破坏中国和平统一大业，明目张胆地制造“两个中国”的极为严重的行动。同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就此事召见美驻华大使芮效俭，向美提出严重抗议。23日和24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先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进一步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于当年6月对美国的访问，国务委员李贵鲜和空军司令于振武已分别中止对美的访问。28日，外交部发言人又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原定6月举行的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与核能合作的专家级会谈，并推迟美国军控和裁军署署长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来华访问。 　　6月7日至11日，李登辉在台副“外长”陈锡藩等人陪同下，动身对美国进行访问。康奈尔大学校长罗兹透露，国务院对李登辉访问该大学提出的指导原则是，此行完全是“私人的，非官方的，不得悬挂国旗，播放国歌”。8日，穆考斯基、达马托等三名参议员赶到纽约锡拉丘兹机场欢迎李登辉，并送给他参议院以97比1票通过的允许李访美的决议的复影件。9日，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了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宣传台湾的“经济奇迹”、“政治奇迹”，声称不应低估“台湾经验在国际上的重大意义”，还大言不惭地表示要“帮助中国大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他表示要“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希望此行为美台合作开创新机会。李登辉在讲话中多次使用了“中华民国”的说法，他的讲话是高度政治性的。119 事先，台湾官员应国务院的要求承诺，李的访问是纯粹私人性的，是低姿态的，他的讲话只是对他在康奈尔的生活的回忆和关于台湾的经济改革。因此， 国务院官员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国务院官员对李登辉访美中的种种细节都表示不满，一再与台湾讨价还价：李登辉之行应该带多少新闻记者，带多少保安人员，带多少官员，飞机在那里停，可以见什么层级的官员，什么地方可以出现台湾的“国旗”。这是因为国务院和台湾当局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华盛顿希望表明，这是一次私人访问，并希望尽可能少地损害中美关系；而台湾恰恰要借此表明，这次访问并不纯粹是私人性质的，李登辉在美国受到足够的“尊重”。洛德从此以后拒绝再见鲁肇忠。120 　　6月7日，克里斯托弗致函钱其琛外长，信中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的情况下，“总统的考虑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防止通过可能会使美台关系看起来具有官方性质的约束力的立法”。这自然只是强辩之词。他并表示，李的访问是“纯粹的私人访问”，行政部门的任何官员都不会与李会见。李也不得从事任何有官方性质的活动。121 6月8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紧急约见李道豫大使。克林顿重申，李登辉访美“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访问”，表示他重视中美关系，“在许多问题上需要（中国）更广泛的参与”。他也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李道豫指出，李登辉访美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李道豫大使当场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122 此次约见还违反惯例，特意安排了记者到现场照相，以烘托气氛。6月16日，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他奉召回国述职。123 同日，美国大使芮效俭在华任期已满，离任回国。124 他已被任命为驻印尼大使。这样，在1995年的夏天，有三个月在中美两国的首都没有对方国家的大使，这是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所没有过的。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称，美国对中国政府召回大使“深表遗憾”，希望这只是暂时的。他还说，美国将“继续寻求同强大、稳定和开放的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美国政府不打算对最近中美关系的消极变化做出过分反应，并希望中国政府“同美合作进一步推进两国建立建设性关系”。125 　　在李登辉访问之后，美国国务院与台湾取得了新的谅解：他们要求台湾方面，如果有什么抱怨和要求，直接向政府提出，而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国会身上，利用国会来向政府施压，把政府击败。政府不想再一次处于尴尬的地位。克林顿政府同意，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台湾的“ 国安会顾问” 可以在纽约举行会晤，商谈共同关心的问题。126 　　同时，美国政府也希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7月28日，克里斯托弗在启程前往亚洲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前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题为《为实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的美国战略》的讲话。谈到美中关系时，他强调了美中关系对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性，强调了要从长远利益来考虑对中国的政策。他说 　　美国一直没有，现在也没有谋求改变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是一项符合我们大家的最大利益的政策…… 从1972年以来，“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是我们接触的基础。我们前后一贯地遵循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关于转让武器的公报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些文件，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承认中国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重申，我们无意倡导或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他还表示，“一个强大、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并成为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可靠的领导者”。127 克里斯托弗尽管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中美之间的分歧问题，如人权问题和不扩散问题，并具体提到了吴弘达的问题，128 但他认为，两国之间的分歧“是接触中的分歧，而不是遏制或孤立。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奢侈到可以舍弃自己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的责任。”他的这番讲话是克林顿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关于中国的一项最正面、最积极的政策宣示，表明美国政府愿意修复受到损害的双边关系，从而为他与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即将在文莱举行的会晤铺平了道路。129 在克里斯托弗赴文莱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之前，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共同准备了一份材料，以表明李登辉的访问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的改变。材料提出了四项标准：类似的访问将是私人性质的，包括健康和家庭的考虑；它们将严格地是非官方的；所有的申请将按照个案处理的原则进行；国务院也预计这样的访问将是“极少的”。130 　　8月1日，中美两国外长乘在文莱举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机会举行会晤。钱其琛说，这次会晤是在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进行的，中国希望双方保持一种正常和良好的关系，但关系的发展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三个公报确定的原则，其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李登辉访美给中美关系造成了恶果。他同时对克里斯托弗在7月27日的讲话中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表示肯定，但指出，除了言论必须要有行动。克里斯托弗重申了他在7月27 　　 　　日讲话中阐述的对台湾政策，并表示将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或支持台湾在任何国际组织中发挥官方的作用。克里斯托弗在会见中转交了克林顿总统给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克林顿在信中保证，美国将反对和抵制台湾争取独立的努力，将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与一个分离的台湾，将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克林顿还表示欢迎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 克里斯托弗除了反复辩解外，还提出，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方式。131还表示欢迎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克里斯托弗还表示希望恢复暂时中断的两国之间在不扩散、军控、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对话，希望派副国务卿塔尔诺夫 去北京继续这种努力。钱其琛欢迎塔尔诺夫去中国访问。会见的第二天，克里斯托弗致电克林顿汇报说： 　　会见的调子是好的，我担心的冷淡没有出现。我们正在重新获得两国关系中失去的势头。我的感觉是，在翻车以后，我们双方正在挣扎着把车厢一节一节地回复到铁轨上，但这显然需要时间和努力…… 两国关系正处在修复之中，低潮似乎已经过去，除非出现新的挑衅…… 在文莱的会晤提醒我们，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是多么指望美国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 132 　　 　　克里斯托弗的感觉显然没有错。两国外长的会晤和克林顿给江泽民的信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事件，由于给李登辉发放访美签证跌入低谷的中美关系在双方都作出努力后开始恢复。 　　8月底，塔尔诺夫访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举行会谈。塔尔诺夫在访问结束时告诉记者，他在会谈中一再强调，美国“远不是要孤立中国，我们希望在一系列广泛的领域与中国接触，希望中国与我们及国际社会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尔诺夫通报了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起内容为：首先，今后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政治性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是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而且要“个案处理”。133 　　不久，中国大使李道豫返回华盛顿任所。9月下旬，中国政府认可尚慕杰为新任驻华大使。国防部长迟浩田也准备派代表出席9月在珍珠港举行的纪念活动。两国关系逐渐得到恢复。 　　这年10月下旬，联合国预定举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活动，各国领导人将汇聚纽约。上述克林顿的信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此次纪念活动时访问美国。中美双方就此进行了商讨。美方表示，美国还没有为中国领导人的正式国事访问作好准备。134 结果, 国事访问被推迟，而改为两国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晤。 　　 　　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了两小时的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重要的共同利益，建立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1994年雅加达会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的困难和动荡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强调，中美关系应结束起伏不定、麻烦不断的恶性循环，进入一种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此，双方要从四个方面做出共同努力：第一，从战略高度、从世界全局和21世纪的角度对待中美关系，排除阻力和干扰；第二，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第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第四，十分谨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克林顿总统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中国进行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与中国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才是唯一的选择。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再次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关于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的问题，克林顿重申，这种访问是“非官方的、是私人的、次数极少的”，而且要个案处理。双方拟在环境保护、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打击跨国犯罪，打击贩毒，国际执法合作，环保、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经贸合作、两国军事交往问题等领域加强对话和磋商。克林顿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个主要的、经济不断增长的成员，但中国要提出商业上可以接受的建议”。双方一致认为，这次正式会晤是坦诚的、友好的、积极的和有益的，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会后克林顿总统说，基于这次会晤，他相信，“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将导致一系列对话，从而可以帮助改善与中国全面接触的机会。”他感到，中美两国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框架并举行诚挚的对话，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处理那些分歧。” 　　中美双方对此次会晤都表示满意。亲自参加了这次会晤的洛德会后会见记者时称，“可以说，他们不仅规划了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观点，并且建立了一些新的议事日程”。双方领导人除了将经常会面外，还将探索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如热线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当有记者问：“这是一次解决问题的会晤吗？” 洛德说：“我更愿意强调的是——这决不是要贬低这次会晤的意义——这是一次恢复势头、恢复对话和交流的会晤，以便我们能够解决问题。我认为，在会晤中所已经完成的是中美两国互相对对方、对地区、对全球的稳定和繁荣，以及 对我们两国人民的福利的重要性的战略眼光。”135 10月24日，钱其琛外长在接见记者时表示，两国领导人正式会晤是积极的、有益的，对今后发展中美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双方的分歧和问题取得了一些共识。中美作为大国，不管建立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都必然具有战略意义，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合作方面讲都是如此。136 　　作为江主席的陪同人员，李道豫大使前往纽约，参加了中美首脑会晤后留在了美国，也就算返任了。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围绕着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告一段落。137 　　 　　 第三节 台海风云（下） 　　 　　从1995年到1996年春，台湾当局举行了多次军事演习。1995年 5、6月间，台湾举行了“平实6号”、“先锋”、“昆仑2号”和“同心7号”四次不同规模的演习。1996年1月底举行了“鱼鲨行动”反潜作战演习，2月初，又在屏东县举行了实弹演习。此后不久又在花莲外海进行了反潜和防空演习。138 为了震慑台独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7月和8月在台湾岛以北东海水域进行了两次导弹演习。1995年 12月19日，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驶经台湾海峡。当美国官方在事情过后六个星期披露此事时，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气象原因所致；这个决定是由太平洋司令部做出的，没有请示华盛顿。不管怎样，这是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航母第一次驶经台湾海峡。1月3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虽然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外国船只可以在这里“无害通行”，但鉴于台湾海峡的紧张形势，中国对美国航母通过这一敏感海峡“表示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希望台湾海峡地区保持稳定，反对任何外国干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95年7月和8月的军事演习后，美国国会要求克林顿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国会报告所发生的事态。克林顿致函国会说：中国的军事演习只是要“向台湾和美国发出一种政治信息，而不是准备立即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他不必向国会做出报告。尽管如此，国会中的压力还是不断增加。1996年1月31日，国会中已经提出要通过决议，要求总统谴责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恐吓”，并要求总统向国会报告美国如何保卫台湾免遭中国大陆的导弹袭击。众议院政策委员会通过一项文件，批评政府的模糊政策，指责政府“为中国对台湾的恃强凌弱开了绿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小组在主席共和党人汤姆斯的主持下决定在2月7日举行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听证会。139 　　在国会这一听证会前，政府已经有机会表达对此事的关切。2月6日，有记者问国防部长佩里，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将作何反应。佩里援引《与台湾关系法》说，这将是美国政府“严重关切之事”。他说，他不认为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对中国的军事调动表示“关切”。140 　　1996年3月5日，中国新华社受权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3月8至15日向东海南海的确定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当日，美国国务院召见李道豫大使，表示对此事的严重关注，国务院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白宫新闻秘书麦柯里称，导弹发射训练“不是消除两岸分歧的最佳办法，无助于维护地区稳定，是挑衅性行动”。6日，麦柯里又说：“总统强烈地感到，美国必须尽可能地制止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加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则说，“如果试验出现失误，那将引发某些后果”。141 　　8日，人民解放军向台湾的两个主要海港基隆东北21海里和高雄西南30海里海面进行了导弹演习，三发东风-15短程导弹射向该两地区。3月15日，又一发东风-15导弹射向台湾西南海域。4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3月12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进行了海空实弹演习。3月18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了海陆空联合演习。 　　3月9日，星期六，中央情报局局长德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里卡什维利、国务院的克里斯托弗与洛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莱克与伯杰聚集在五角大楼国防部长佩里的办公室。与会者认为，中国的导弹演习是对美国信誉的挑战，如果美国不做出一定的反应，世界上对美国是否坚持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就会产生怀疑，美国必须显示它的台湾政策背后的军事决心；不仅如此，美国如不做出反应，东亚国家将会怀疑，美国还是不是东亚的积极角色，美国是否还打算履行它与东亚国家的安全承诺。他们认定，美国对中国的导弹演习必须以展示武力来进行回答，在国外，这可以使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放心，以示美国是靠得住的伙伴；在国内，这也是对国会的一个表态。与会者的共识是，一定要做些事情，但又不要使形势更加恶化。国务院提出，要派一个航空母舰编队去，但佩里认为一个不够，要派两个。他说，派两个航母编队是一个信号，表明“西太平洋的安全和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那里实现我们的利益。”但与会者决定不将航母编队派到台湾海峡，而是在近处的公海进行观察。佩里解释这次行动的目的说：“北京应当知道，而这也将提醒他们，虽然他们是一个军事大国，但在西太平洋最强大的、首要的军事大国是美国。” 142 这天下午，上述人员向总统作了汇报，克林顿认可了他们的主张。 　　10日，星期天，克里斯托弗在全国广播公司“面对媒体”栏目中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宣布，以“独立号”航空母舰为首的特混舰队将在几天内驶向台湾附近海域，以在必要时“处于能提供帮助的位置”。他还警告说，如果中国试图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将面临“确实严重的后果”。他还说：“我们已经向中国人清楚表明，如果他们试图通过武力而不是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那对我们将是一个严重的事情。我们已经尽可能清楚地向他们表明了，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方面做出任何错误估计。”他同时又说，美国政府仍然决心执行与中国领导层接触的政策。但他没有提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同日，莱克重复了有关“严重后果”的警告。1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并得到国防部证实，克林顿总统命令“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从海湾地区驶往台湾附近水域，并同“独立号”航母汇合。这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由13艘战舰和150架飞机组成。这是美国自70年代初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在东亚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也是在3月11日，正在智利访问的佩里在解释美国派出两个航母编队时说：“我们不相信中国打算进攻台湾。我们不认为在那里会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我们把增加在那里的海军存在作为一种……预防措施。”143 次日，国防部又宣布，派往台湾附近水域的美国航母编队将滞留在台湾西北水域，而“邦克山号”巡洋舰将滞留在台湾以南地区。国防部发言人称：这些调动是为了“确信，中国人对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不会做出任何错误的估计，并向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朋友再次表明，保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我们的利益所在。”144 洛德在这天晚上对有线新闻电视网记者说，美国在那里的海军集结是“为了向我们在那个地区的朋友表示，那里的稳定与和平和我们休戚相关”。他还说：“我们没有处在战争边缘。”145 　　3月11日，伯杰与塔尔诺夫前往纽约，在一家饭店秘密会见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他们向丁懋时解释美国派遣两个航母编队的意图和目的，要求台湾当局不要误解这一行动，不要乘此机会采取挑衅性行动。如把美国拖入一场冲突，对台湾的安全也没有好处。他们指出，台湾的民主化加强了美台关系。但中美关系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需要谨慎地加以经营。稳定的中美关系比本地区的紧张状态更符合台湾的利益。丁懋时向伯杰与塔尔诺夫表示，台湾非常感谢美国的支持，无意挑衅北京，并将与美国完全合作来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台双方都表示要对这次会见保密。此次会见7个星期后才被无所不在的台湾媒体所披露。146 　　3月11日，钱其琛外长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美国派航母驶近台湾海域的问题说，只要外国势力不支持、不纵容台湾岛内一些人搞独立、分裂， 就不用担心海峡两岸的形势紧张；反之就会出现紧张，这对美国未必有什么好处。如果有人叫嚷要让美第七舰队介入两岸事务，甚至提出要“保卫台湾”，那就是非常荒唐的事。147 　　 　　美国国会对中国导弹演习做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上旬，由40名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政策委员会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克林顿政府对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保卫台湾这一问题持模糊态度予以反驳。声明说，美国应该承诺“保卫台湾”，并阻遏中国“对台湾的入侵、进攻或封锁”。148 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在台湾3月23日领导人选举后向台湾的领导人发出访美邀请。一些共和党议员还要政府明确承诺，一旦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承担保卫台湾的义务。149 　　3月14日，洛德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就台湾海峡危机作证。他说，中国政府的军事演习和导弹演习“是为了给台湾当局发出一种要遏制在中国看来是旨在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的努力的信息”， 而不是“直接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但他说：“虽然中国和台湾都不希望军事冲突，但在双方都有一种误解和强烈的感情的危险，这可能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甚至不可意料的冲突。”洛德还表示， 　　在敦促北京保持克制的同时，我们同样向台湾领导人清楚地表示，保持克制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的挑衅。我们强烈敦促双方恢复高层对话……我们同样告诉台湾当局，我们期待他们不采取任何可能会使各方的利益都冒风险的行动。150 　　洛德的证言部分是为了回答一些议员的责难。但他显然没有能说服国会议员。3月19日，众议院以369对14票通过第148号非约束性的决议，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台湾海峡事态的“模棱两可”态度，敦促美国政府协助“保卫”台湾，“使之免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导弹袭击或者封锁”。21日，参议院以97对0票通过决议，要求克林顿政府“鉴于不断加剧的军事威胁”，重新研究“使台湾保持充分自卫能力”所需的防御物资和服务，并与国会协商， 一旦演习变成真正的威胁如何应对的问题。但议案也要求台湾继续保证和平解决它同中国的关系问题。151 中国政府对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表示了强烈抗议。 　　3月15日，中国方面在完成预定的演习之后决定结束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导弹演习。白宫发言人麦柯里称，“中国今天决定结束在台湾岛海域发射训练意义重大”。17日，李鹏总理在会见采访两会的记者时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势力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涉。如果有人想在台海炫耀武力，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他强调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但中国绝不能接受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国家的做法。152 20日，新华社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的海空实弹演习已经结束。25日，新华社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的陆海空联合演习已经结束。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表示，谈判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在中国结束演习数日后，“独立号”航母返回了它在冲绳的基地，“尼米兹号”返回了华盛顿州不来梅顿基地。153 美国并向台湾方面施加压力，促其取消了原定在4月举行的马祖地区的射击演习和5月举行的“汉光12号”三军实兵对抗演习。154 此后，台湾海峡形势迅速缓和下来。 　　这一次台湾海峡事件与1954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的不同。主要的相同之处在于，从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为了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浙江沿海的岛屿；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一开始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准备解放台湾了。在这次事件中，中国政府一开始就把目的说得很明白：为了反对李登辉等一小撮人的台独倾向，没有做出任何要对台湾动武的表示，美国和台湾当局也不认为这是军事冲突的前奏。155 因此就事件的性质来说，它显然不如前两次台海危机那么严重。但此次事件对美国政策却有着深远、复杂的影响。 　　首先，台湾海峡事件对克林顿政府和国会都有一种强烈的镇定作用。使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中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稳定中美关系，并且采取行动来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克林顿政府开始认真地思考和调整中美关系，从而使冷战结束后一直波动不已的中美关系初步得到稳定。中美关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互相竞争的不同利益的不完整的混合体，它应当有一种结构，有轻重缓急。156 从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由于最惠国待遇问题、银河号事件、美国国会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一直处在持续的紧张状态，可以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令人应接不暇。台海事件十分突出地暴露了这种摇摆不定、前后不一的政策的危害，一些学者和前政府官员纷纷指出了这一点。基辛格写道：“美国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正是由于政府未能提出一项前后一致的战略才使得它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在中国失去了信誉，在国内妨碍了一致意见的形成。”157 黑格也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非常混乱，“造成美中关系空前紧张的原因是，美国政策鼠目寸光，缺乏战略性。政府总是按照利益集团的步子跳舞，无法制订统一的对华政策。” 1996年1月起，由莱克主持、国务院和国防部等部门参加，克林顿政府进行了一次对华政策检讨，于4月中旬基本形成一致。1996年5月13日，国防部长佩里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阐述预防性防御的观念的演说中说：“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我们与它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也有强烈的分歧……我们相信，事关战略意图时，接触几乎总是比漠视要好。”他强调了两国军方实行接触的重要性。158 16日，克林顿总统在对美国亚太裔名人聚会的讲话中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他说： 　　我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我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我同样承认，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关各方做出的这样一个承诺：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分歧将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予以解决。 　　我希望我们两个国家间增进了解。我意识到，我们哪个国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而且我们对将来会是什么样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以求相互了解，并合作共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致力于保证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什么我要建立一种更好的关系。159 　　第二天，5月17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对外交政策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的一次聚会上讲话，系统阐述对华政策，这是克林顿当政三年多以来政府高官第一次专门系统阐述对华政策。他一开头就说： 　　毫无疑问，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未来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只有当两个国家以建设性的、公开的方式对待对方时才能服务于这些利益。通过使中国更深地融入国际体系，我们就能确保中国发展成国际社会一个强大的和负责任的成员，这将增进我们的、以及中国自身的利益。 　　他指出，从朝鲜半岛到南中国海，“中国将在决定亚洲是安定还是对抗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对于亚洲的继续繁荣，以及我们自己的繁荣将越来越起到关键的作用”。他承认，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他强调，“我们必须着眼于长远，并通过接触，而不是对抗来寻求解决我们的分歧。”他以中美关系正常化见证人的身份叙述了“一个中国政策”的来由，并说，这个政策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着“持久的价值”，三方有共同的责任来维护它。当然，他也强调，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他希望中美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 希望两国内阁一级的官员定期磋商，讨论双边关系中从贸易到人权的各种问题。160 　　克里斯托弗的这一讲话是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它表明，经过三年多的犹豫、彷徨和反复，克林顿政府已经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取得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善中美关系，如同1978年夏卡特总统下了决心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样。此后，中美两国间的往来密切起来。7月6日至10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莱克，莱克还会见了国防部长迟浩田、外交部长钱其琛，并与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双方认为，应该用战略的眼光和长远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双方还就高层互访、各个级别的对话、双边贸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磋商。莱克在离京前于10日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此行为两国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奠定了基础；双方建立起一种“共同期望的纽带，旨在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如何为今后达成协议创造条件”。161 莱克访华的重要意义在于恢复了中美两国间的战略对话。从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两国不断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交涉，中美关系被零碎化了，相互之间没有战略对话。现在，两国间的这种对话恢复了。162 中美关系重又被两国领导人置于地区和全球的背景之中，两国间的短期利益重又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从而使两国关系在此后数年中能够经得起风浪。 　　莱克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持续改善的势头，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不断，那势头宛如中美关系刚刚正常化后的1979和1980年。这些互访中包括国防部长迟浩田（1996年12月5日至18日）、副总参谋长隗福临（1997年2月）、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1997年4月28-30日）、外办主任刘华秋（1996年12月16-19日， 1997年10月8-10日）访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996年 11月19-21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7年2月24-25日）、副总统戈尔（1997年3月24-28日）、众议院议长金里奇（1997年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里卡什维利（1997年5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1997年8月10-13日）、财政部长鲁宾（1997年9月25-26日）、商务部长戴利（10月8-9日）访华。台海事件后，访问中国的美国参众议员剧增。曾任参议员的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也竭力推动国会议员访华。1996年有39位议员访华，而在1997年1、2月间，有20%的议员（近100位）访问了中国，包括众议院议长金里奇。163 两军交往也得以恢复，199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哈尔滨号”、“南昌号”和“珠海号”先后访问了珍珠港和圣迭戈港。美国海军将领高度评价这次访问，称访问开创了两国海军之间的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新时期”。164 5月1日，中美两国又就香港回归以后美国军舰继续在香港停泊达成协议。 　　其次，美国意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在此后数年中采取了极力维持现状的政策。上文已经提到3月11日伯杰与塔尔诺夫与丁懋时的会见。美国政府此后反复强调，反对海峡两岸中任何一方单独改变现状。克里斯托弗在上述5月17日的讲话中就说：“台湾在谋求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时，它应该以与一个中国政策相一致的方式追求其目标”，“避免挑衅性行动，避免采取可能改变现状、或会给和平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威胁的单方面行动是至关重要的”。165 美国政府官员在私下也清楚地告诉台湾官员：不要以为你们有一张空白支票，不论你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166 台湾的“务实”外交不能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不能谋求单方面改变两岸关系现状，这就是美国向台湾发出的明确信息。前国防部长助理傅立民在台海事件当中就写道：“克林顿政府必须铸造一个前后一贯的对华政策，并说服国会不要破坏它。我们必须提醒台湾，它没有一张用美国人的血来填写的空白支票”。167 　　在台湾领导人过境签证问题上，克林顿政府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1997年1月，台湾的“副总统”连战要求过境签证，国务院要求他不在美国从事任何公开的活动。当他的发言人在洛杉矶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后，国务院要求他缩短在美国逗留的时间。1997年9月当李登辉再次要求过境签证时，国务院同意他在夏威夷过境，但不许他会见任何夏威夷州的官员。1996年3月末，当台湾官员到华盛顿商谈军售时，克林顿政府没有同意新的军售。168 　　为了维持台湾海峡现状，降低海峡地区的紧张状态，避免使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爆炸性问题，美国改变了过去对台湾海峡现状的观望态度，多次敦促台湾方面尽快与大陆恢复对话。先是一些美国学者提出了美国“有限介入”的设想。包括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乔治· 华盛顿大学教授何汉理等都提出过类似设想。他们提议，大陆与台湾签订为期五十年的协定，大陆保证不进攻台湾，台湾保证不独立，美国为协定作保。他们的说法稍有不同，有的用“中程协议”，有的用“临时措施”，有的用“中程安排”，但都是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类过渡性安排作为避免军事冲突、保证台海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一种措施。1999年3月23日，助理国务卿罗思也提出了类似构想。但台湾方面对这些提议表示反感。他们认为美国方面这样做是违反了1982年7月美国向台湾做出的六项保证。169 　　第三，美国政府感觉到，在台湾海峡地区仍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而加强了与台湾军方的关系。从1979年以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趋向缓和，虽然美国的军方也设想过战争的可能性，但一般认为，那不是现实的可能性，除了一些应急措施没有更多的准备。而此次台海事件后，美国政府把台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列入了他们的考虑之中。170 有的学者写道：“1996年春的对峙，暴露了美国在能力与策划方面的不足。首先是情报方面，尽管前几年已经出现一连串能说明问题的信号，但直到军事威胁直逼美国，美国未曾察觉或认真应对。随着危机发展，清楚可见美国对于两岸情况的了解和美国监视两岸军事部署的能力有很大的差距。最后，美国还缺乏作战计划。台湾与美国之间有某种非正式的接触，但是从未讨论过彼此联络的方法与联合作战等问题。3月危机令美国如梦初醒，开始重新思索所有这些问题。”171 从此，美国军方不事声张地加强了与台湾军方的关系，包括武器销售；在美国的国防大学和军事院校中培养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的台湾军事人员， 台湾军事人员还在美国各大思想库和一些大学进修,172 课程包括区域和国家安全、全球趋势分析、军事理论等；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军方共享情报，美国军方向台湾提供各种建议和指导，包括对台湾军事演习的建议。随着90年代中期F16战斗机 开始交付，美国发起了一个“软件计划”, 即帮助改造台湾军队，使其从人员编制、作战思想、训练、后勤给养、维修保养等等方面都能适应新的更加先进的武器。173 美军还派出专家组到台湾，对台湾的陆、海、空军分别进行军力评估。从1997年起，美台之间还发起了所谓第二管道“蒙特利尔 [加州] 会谈”，美国方面以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为首（当时是坎贝尔，后来是他的继任者史密斯和布鲁克斯），参加人员包括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台湾方面由“副参谋总长”为首。这种会议每年举行两次，一次在年底或年初，一次在6、7月份。对有关军事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成为美台之间就军事问题进行沟通的一个正式机制。会谈的情况则绝对保密，连无孔不入的美国报界也不能窥其一斑，因此详情不为外人所知。174 　　台海事件对美台关系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在给李登辉访美发放签证的问题上，实际是白宫否决了原先国务院的主张，国务院对此当然不满。原来国务院通知台湾方面，李登辉的讲话必须是非政治性的，台湾方面也作了相应的保证。结果李登辉的讲话是高度政治性的，国务院颇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并且产生了对李登辉本人的不信任感。台湾利用国会与行政当局的矛盾，通过游说国会来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这种做法又在行政当局中，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中引起反弹。此后他们对台湾方面的要求采取了更不情愿的态度。175 用一些台湾学者的话说，李登辉访美后，台湾当局与克林顿政府“渐行渐远”。 台海事件对美国政府与国会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尽管克林顿政府此后加强了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国会还是不满足，觉得政府“太胆小”。有人认为，在对华政策上，政府与国会的距离越来越远，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一致越来越弱，因此国会觉得要在对华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76 此后，国会更关注售台武器问题，并一再要求修改《与台湾关系法》， 直至1999年提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 　　第四，台海事件对日美安保同盟的“再定义”也有一定影响。日本担心，一旦台海局势紧张，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将受到严重影响。3月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就对记者说，他已经命令进行调查，中国的演习“是否会对 [亚洲的] 海上运输线产生负面影响”。他抱怨日本的船只和飞机被迫改道，表示他的政府“对形势表示极大的关注”。177 毫无疑问，台海事件不是美日安保条约再定义的主要原因。冷战结束15年了，美日同盟先前针对苏联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而两国80年代的贸易战愈演愈烈，两国都有抱怨，商业利益的竞争削弱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加之冲绳出现的反美浪潮； 朝鲜半岛的局势，等等原因，美日两国迫切感到需要调整美日同盟，使之适应新的局势。178 从1995年夏以来，美日就开始酝酿修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访问了日本，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决定把美日防卫合作的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远东地区。但在《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过程中，台湾海峡也一直是美日双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从1995年夏到1996年夏的一年中，美日双方的领导人、高级官员、军方人士、以及学术界、舆论界人士关于冷战后美日安全的言论几乎都要涉及到台湾局势。179 1996年7月日本发表年度《防卫白皮书》，其中讲到中国时说：中国“持续推进核力量、海上和空中力量的现代化，扩大…… 海上活动，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引起紧张局势；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密切注视…… 北京的行为。”180 1997年6月和9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相继公布，美日同盟新框架基本形成。新指针使安保条约从专守防卫扩大为应对“周边事态”，美日对于“周边事态”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表态，既不明说台湾海峡包括在内，也不明说将其排除在外。用有的美国前官员的说法，因为新指针确实可能用于台湾海峡地区，但这样明说又显得带有挑衅性了。181 　　总之，由于台湾当局的“政治挑衅”引发的1995 -1996年台海事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从根子上说，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政府实行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双轨政策”的结果，即与中国政府发展官方的关系（当然不止官方关系），同时又与台湾发展所谓“实质性关系”，包括经贸、文化、人员往来，以及售台武器。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政策也许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但它却为中国的最后统一制造了严重障碍，尤其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不断升级的趋势。美国的这种政策为中美关系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第四节 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接着，有70余年历史的苏联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冷战结束给国际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基础消失，冷战期间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不复存在，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美国对华政策如何调整？这些成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90年代初，美国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 “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 ，中国将步苏联的后尘。既然对于中国的未来抱有这样悲观的看法，他们对中美关系自然更没有信心。正如一位参议员所说，“冷战已经结束，当我们翻开中国牌时，却发现只是一张‘小二’。”182 　　但中国的发展却出乎一些美国人的意料。遵照邓小平“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国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巨大冲击波，并且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尤其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经济持续增长，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也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威胁论”又逐渐在美国流行起来。尤其在1995-1996年台海事件之后，这种论调在美国军界迅速蔓延。从1996年年中起，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两国之间高层互访不断,并商定了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秋访问美国。这种政策变化显然是美国国内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民主党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受挫后，在1996年大选中调整政策，获得胜利，克林顿连选连任成功。共和党咽不下这口气，发誓与民主党政府作对。183 于是对华政策便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一股反华逆流在1996、1997年间应运而生。 　　1997年2月，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所谓“政治献金案”，一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出版。2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首先刊登了在1996年大选中所谓中国卷入了对民主党“政治献金”的文章。此后，美国各大媒体反复进行炒作。184 他们捕风捉影，千方百计地发掘涉案人物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有的媒体说，在1996年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非法捐款中，至少有7人是中国官员或前政府官员。有的则称，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子监听，发现中国驻美大使馆参与策划捐款。共和党乘此时机，对民主党和克林顿政府进行攻击，指责中国政府企图收买和拉拢克林顿政府，赢得对中国优惠的贸易政策，并在其他方面更好地对待中国。 　　也是在2月，由两位前驻中国记者理查德· 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出版了。此书是“中国威胁论”集大成者。该书断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为自己确立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 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的敌人。”185 鼓吹“中国威胁论”由此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也随之激烈起来。 　　这场辩论主要围绕着这样三个问题进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是否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方向是否必然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因此，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可以大致概括为“接触派”和“遏制派”（或“中国威胁论者”），或合作派和对抗派。186 　　 （一） 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美贸易 　　“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制造“经济威胁论”。1993年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购买力平价法估计各国的经济实力，结果是：美国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2.5%，其次是日本，占7%；中国排在第三，占6%。这样的计算方法比中国公布的数字大了四倍，中国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这一评估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93年5月31日的《新闻》周刊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认定，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潜力，中国经济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43000亿美元），2020年超过美国（118000亿美元）， 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因此中国应当被视为发达国家。187 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断言，中国的幅员、人口、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将使中国在下个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肯定会成为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其力量大大超过它的任何一个邻国，而且在绝对意义上——尽管不是在人均意义上——也会超过美国和日本”，这将“促使它朝着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无视国际舆论的方向前进。”188 　　与之对立的看法认为，传统的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法都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经济水平，购买力平价法明显地夸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许多困难，受到很多限制，诸如过重的人口负担，资源不足，教育水平低下等。1997年12月美国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联合发表了由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欧森柏、史文和林奇合著的小册子《未来的中国》。这是70余位美国学者、实业家、新闻工作者、前政府官员、前外交官在一年中进行了多次讨论的一份总结报告。讨论的参加者包括著名中国学家斯卡拉皮诺、傅立民、李侃如、何汉理、波拉克等。该报告不赞同认为中国必然崛起或中国即将垮台的看法，而是“强调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复杂性。”中国正在从农业国变为工业经济和城市社会，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发展，同时也有领导的继承问题。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多样复杂、变化迅速的国家，中国在发展中有许多问题。“中国的经济有可能继续迅速增长，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弱点。中国的市场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有相当的风险。”189 　　“中国威胁论”者还在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大做文章。根据美国的统计，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497亿美元，仅次于对日逆差。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趋势有继续发展的可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超过对日逆差（当时是590亿美元）。“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利用它“在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积累起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建立了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这是未来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源泉”；“它用数十亿美元从俄罗斯和西欧购买最先进的武器系统”，这有损美国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因此美国必须通过取消中国单方面的贸易壁垒来增加美国出口以降低逆差。他们甚至主张中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通过提高中国货物的关税来减少逆差。190 　　接触派的看法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被夸大了（一种说法是夸大了25%）；而且更主要的是，这种逆差对美国的国内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影响很小，因为美国本来已经不再生产中国对美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如纺织品、鞋类、玩具、低价的电器产品等。20多年前，当日本占领美国市场时，美国就把这些产业转移到了日本。当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时，台湾、韩国和香港的这类产品统治了美国市场。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中国的产品也就取而代之。从198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的贸易赤字没有大幅度增长。因此对华贸易逆差更多地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经济结构，而不是中国在贸易中的不公平做法。 “美中双边贸易的平衡状况更多地反映了市场行为，而不是人为的操作。”同时，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都从双边贸易中获益非浅。消除美中贸易中的障碍总的来说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的。191 他们还指出，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是向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的途径之一，它将帮助创造一个生气勃勃的中等收入阶级，这将是中国最终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最好希望之所在。192 　　 （二） 关于中国的军事力量 　　“中国威胁论”者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大多数国家都大大削减了军费，中国的国际环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安全的。但中国的军费在1989年后却迅速增加；而且中国的实际军费远远高出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从国外购买先进武器，继续进行核试验，努力使自己的国防现代化；并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售导弹，从而破坏了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危害美国的利益。 　　伯恩斯坦和芒罗写道：中国的军费“其实应为官方数字的十至二十倍”，“中国用于军事现代化计划上的钱究竟有多少？最保守的估计是把公布的数字乘以3…… 我们把它乘以10， 也就是说，中国每年的实际防务开支在870亿美元左右，这就差不多为美国军费的三分之一了。不仅如此，中国1996年的数字比1995年高11.3%，1995年比1994年高14.6%。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个增幅也是很高的”。193 除了政府拨款外，西方学者还大大夸大了军队经营的企业和公司的收入。他们认为，军队利用经营商业活动获得军事现代化所需的外汇。中国军工企业联合体在1996年所得利润和利息总额已经大大超过了500亿元人民币，即60多亿美元。194 而且90年代每年以20%的速度增加。伯恩斯坦和芒罗更夸张地说，单是北方工业公司一家1994年的利润总额就是310亿美元。195 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势头对美国构成威胁。 　　接触派认为，上述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西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军费是每年8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之间，而决不像伯恩斯坦和芒罗估计的那么多。有学者指出，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包括预算外资金，中国军队的经费按绝对值或人均比例来算，仍然大大低于美国、俄罗斯或日本。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按它在国家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中国的防务预算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实际上可能下降了。196 其次，非政府拨款部分更是明显地被夸大了。与80年代相比，中国的武器出口额和军工企业的利润在90年代都大大降低了。中国在90年代前期武器出口每年大约为12亿美元，而在80年代末最高为31亿美元。而中国军工企业每年的利润大致为12亿到18亿美元，远远低于“中国威胁论”者所宣称的50亿至200亿美元。197 接触派还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不可能对美国提出挑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没有构成对美国的威胁。首先，中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仍然大大落后于美国。中国“在军事上是落后的”，经济的发展为国防现代化提供了力量，“但这种力量并不是没有限度的”。“中国在军事上甚至不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198 中国还没有建立世界级别的科研和基础设施，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这方面仍将落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 特别是美国。其次，中国缺乏大量的军事投放能力。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普理赫上将认为，中国需要15至20年才会具备在该地区投放强大军事力量的能力。国防部长科恩也指出，美国在战争的每一方面都享有优势，中国虽然在努力追赶，但美国也没有闲着。与其说中国在技术和军事能力方面在赶上美国，不如说这方面的差距在继续拉大。199 沈大伟认为，在估计中国军事实力时要采取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幻想中国善良和夸大中国威胁的忧虑都会歪曲现实和破坏局势的稳定。他指出，“如今在对中国现代化做出估计时欺骗多于现实，‘中国威胁论’既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的军队现在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直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能力。”200 　　关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在国会作证时指出，过去5至10年中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在质量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或者从长远来说防务开支的迅速增加和技术改善将加快速度或保持在高标准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系列关键的方面，诸如力量结构、行动方针、组织及人员组成等方面，都比现代的水平要落后15至20年。他指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将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与军事的发展两者孰轻孰重，种种经济、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制约，其他国家的行为。201 　　中国的所谓“武器出口”问题是遏制派经常大做文章的。极右的家庭问题研究会的鲍威6月26日在《华尔街日报》上载文污蔑中国说：“中国把伊朗、伊拉克这样的渣滓国家当作是‘最佳的’的贸易伙伴。它们在包括毒气在内的化学武器和核材料方面进行着大宗交易。”这种论调遭到接触派的驳斥。早在1995年中，约瑟夫· 奈就撰文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202 波士顿大学教授陆伯彬（罗伯特·罗斯）在研究了中国冷战结束后武器包括导弹出口的情况和中国的军控和防扩散政策后指出，“中国的武器扩散政策基本上是符合国际军控协议的…… 中国的政策总的说来是支持全球防扩散体制的发展的。中国在不断参加国际军控协议”。同时，他对美国的军控政策进行了反思，指出：“美国要避免这样一种傲慢，某一种行为方式对任何别的国家都是错误的，而对美国来说 却是正确的，因为美国的动机是纯洁的…… 其实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美国随意出口的F16战斗机较之中国的M11导弹更具有威胁性和毁灭性。很难说，美国的军品出口比中国的出口要较少‘破坏稳定’。”关于1996年向巴基斯坦出口环形磁铁的事件，他认为这不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而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非集权化引起的。203 史文和江忆恩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和更多地参加到军备控制体制中来，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并出于实力的考虑，同时也“希望保持一个爱好和平、不具有威胁性的非西方世界中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国际形象”。204 　　 （三） 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 　　“遏制派”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做出了耸人听闻的预测，认为“中国将来究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无法预言的…… 但是，中国十分可能——我们要说是最有可能——成为某种社团主义的、军事化的和民族主义的国家，一个与墨索里尼或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有些相似的国家……看来，中国确实是在朝着20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的方向前进”。他们进而断言：“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有影响的力量”，“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美国的对手，是独裁国家，是新兴的超级大国，它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悖”。205 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沃尔夫威茨甚至断言，中国在二三十年内可能象纳粹德国那样对西方民主国家构成咄咄逼人的威胁。206 　　上述看法受到“接触派”学者的批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指出，《冲突》的结论是建立在对事实缺乏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错误的导向。该书作者说，不出20年中国将把美国利益赶出亚洲，这种警钟是很危险的，很具有破坏性的。207 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何理汉指出：《冲突》的作者“对中国国际意图的描述十分肤浅，所依据的几乎全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著述，而不是决定北京行为的那种较深层、较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这本书与80年代的《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一样目光短浅。208 　　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中国究竟是有助于稳定的因素，还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是双方辩论的一个问题。接触派学者列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事实，说明中国是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稳定的因素，而不是相反。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在1996年7月访华后撰写的报告中批驳了中国一旦强大就会扩张的论调。他说：“形成一项长远的对华政策，需要美国国内对中国上升到一个大国地位所提出的挑战加深理解。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中国的主要关注点放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国内政治稳定上…… 由于中国的日益增强的国际角色，将它融入国际社会并给予它合法的权益，使它帮助维持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具有紧迫的意义。”209 欧森柏等指出，一些战略家没有注意到，“主要由于中国参与了地区事务，才使东亚地区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稳定。”210 陆伯彬写道：“中国的外交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力图促进地区稳定的倾向。从中国对俄罗斯、朝鲜和韩国、泰国、缅甸以及印支国家、中亚国家和南亚国家的政策来看，中国强调的是采取合作措施以巩固现有的关系，而不是采取强力措施来促使建立新的关系格局”， 美国“应该利用这种状况使中国更关注地区的稳定，并使它更致力于全球的稳定。”211 “如果我们公正地评价问题，那就能清楚地得出两个确实的结论：中国不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国家，在一系列关系到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政策在影响中国行为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212 　　中国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联合国的表现可以集中反映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金淳基考察了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参与过程，指出，从80年代初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合作，极大地扩大和加深了中国参与联合国体系的范围。中国已经成为体制的维护者。“中国事实上参与了联合国的冲突管理过程。没有中国的建设性参与，就无法解决和减轻国际上，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社会、人口和环境冲突。” 欧森柏也强调，“中国没有打算把联合国变为外交冲突的场所”。213 　　 　　 (四) 对中国采取遏制还是接触政策 　　1997年6月，华盛顿的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在许多关键的方面中国所造成的威胁的性质都比冷战最激烈的时期苏联的威胁要广泛得多，要复杂得多。”214 这是遏制论者的一种代表性论调。他们认为，接触政策是幼稚的一相情愿，是绥靖的现代模式。他们认为互相依赖不足以规范中国的行为，更加传统的强权和压力的方式是牵制和遏制中国所必须的。215 　　中止对华最惠国待遇是遏制派提出的对中国实行遏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曾在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罗伯特·卡根在右派杂志《旗帜周刊》上载文道：“政治改革并非必然跟随经济改革而发生”。他主张中止对华最惠国待遇作为迫使中国实行民主化的手段，因为“与中国无限制的贸易只能帮助中国的独裁政权争取时间，并推迟做出最艰难的决定（指民主化）”。他认为必须把对美国重要的事情（指人权）与对中国重要的事情（指最惠国待遇）联系起来。如果美国确实以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行威胁，中国政府就会释放持不同政见者，从而鼓励更多的不同政见。否则，“我们的外交政策就只是基于一 种希望，希望中国行为端正，不要惹起麻烦。而中国人把这种政策看作是免费搭车。”他们认为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是危险地幼稚的”，“是对北京的叩头”。216 　　遏制派还提出以军事手段实行遏制。他们断言应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在中国周围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巩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和准联盟，以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否则，亚洲将会沦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之下，美国的安全就只好依赖和讨好中国的“专制的领导集团”。彼德·罗德曼主张，为了对付中国的挑战，美国要保持在这个地区的联盟和其他纽带以便加强抗衡力量——如美日、美韩、美澳新条约、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台湾——并增强地区均势。217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的论者严厉攻击中国，指责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也认为接触政策是唯一的选择。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安全项目主任阿龙·弗里德伯格在《旗帜周刊》上发表《破碎的接触》一文，诋毁接触政策，警告说，与中国保持广泛的经济关系可能创造一个强大的、国际社会中行为更恶劣的成员，而不是更负责任的成员。但他却又说：“接触政策可能最终失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需要立即放弃这一政策。现在就对中国采取一种更对抗性的态势将是代价高昂和具有高度潜在风险的。”因此有的学者将遏制论者的主张称做“更多是出气，而不是政策”。 218 　　针对遏制派的论调，接触派提出，现在还没有理由把中国当作敌人来进行遏制，一定要这样做，那将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早在1995年中，当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就写道：“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将来一定会成为敌人。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那么“敌意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接触政策是要好得多的对待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政策。”219从此以后，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的说法就广泛流传开来。欧森柏等也认为，“中国正处在大国兴起的早期，现在还有时间来建造一个由中国参加的安全体制，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未来美中冲突…… 现在把中国称作敌人还为时过早。” 220 　　接触派认为，遏制政策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会得到其他有关国家的认同，因此不是一项现实的政策。布热津斯基指出，“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同时，任何这种努力都会使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个联盟。”221 李侃如指出，遏制的战略将是政策的一个大失败。它将分裂亚洲 ……很少国家会完全认同这一立场，使这一地区繁荣、安全和和平的前景变得渺茫。”222 沈大伟指出，“遏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亚洲、欧洲以及北美国家不可能结成一个实行这种政策的联盟。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欧盟已经明白表示，它们对遏制中国不感兴趣。这样，遏制中国就是一架不能启动的机器。即便美国想这样做，它也不可能有效地予以实行。即便能实行，它也要花费不可计量的资源。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以后，西方在20年内企图遏制中国。但这个政策惨遭失败。1971年尼克松放弃遏制政策以后，美国和西方七国与中国接触。这使中国和世界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好处。与中国接触和打开中国的政策被证实是能稳定亚洲安全的政策，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则效果相反。回到那个在1/4世纪前放弃的失败了的政策将是莽撞的、危险的和道德上不负责任的做法。” 223 　　接触派学者都强调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1996年秋，由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率领的包括四星将军和知名学者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访问团（包括蓝普顿、史文等中国问题专家）访问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他们的结论是：“没有一种双边关系比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更为重要。”224 1997年出版的《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可以说是接触派观点的一个汇总。这是由美国人大会负责撰写和出版的。傅高义在前言中指出：“与中国的关系对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利益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海地、索马里、波黑甚至中东和俄罗斯的重要性，较之中国都可能相形见绌。在今后的年代里，中国可能会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 225 　　接触派进而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而一个虚弱的中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资深参议员纳恩指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事态发展…… 一个繁荣、稳定、统一的并受到高效率和人道管理的中国大陆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一个强大、安全并领导有方的中国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一个虚弱或被孤立的中国肯定会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造成威胁。”226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帕金斯指出：“中国变得富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这种富强是通过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实现的话。看着中国置身于这种体系之外变为一个强国，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可能也无法阻止中国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变成一个强国。”227 李侃如把一个“安全、有凝聚力、实行改革、现代化、稳定、对外部世界开放和能有效处理自己问题的”中国的前景和与此相反的前景进行对比，指出，果真中国出现政治上的解体，那将会导致大规模的流血、饥荒和难民，中国的核和军事工业也将成为武器扩散的大问题。“因此，虽然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对美国的耐心、技巧和利益提出挑战，一个失败的中国将会产生更不受欢迎的问题。”228 　　接触派并不否认美中之间的分歧，但认为这些分歧是可以得到管理的，美中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在美中之间没有不可管理的冲突…… 在经济和安全关系方面，冲突的利益是可以通过谈判得到互相满意的结果的。”虽然冷战的结束削弱了它们的战略关系，但“一根支柱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的支柱都不再存在。合作仍然是重要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关系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其中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考虑到对整个东亚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美国人坚持要这样做将是灾难性的。”229 　　 　　 ( 五 ) 如何实行接触政策 　　 　　关于如何实行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接触派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必对美国和国际体系形成挑战，要避免使这种挑战成为冲突，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李侃如早在1995年就写道：“美国外交上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就是试图把中国融入亚洲和全球政治体系。”230约瑟夫·奈也说：“对于美国来说，没有什么事比把一个崛起的中国融入全球体系，使之成为负责任的一员更为重要的了。”231 蓝普顿认为，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主要目标，应是避免出现第二次冷战，维护地区稳定，并从经济合作和其他合作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只有通过与北京建立和保持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通过让中国尽早和全面参与管理世界的主要机构和国际准则，才能圆满地实现这些目标。”232 　　接触派论述了接触政策与“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认为，接触是一个过程，一种途径，通过它可以达到使中国融入一个现存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化的、规范化的国际体系。因此，“接触是手段，融入才是目的。”实行接触政策的好处在于，“它为把中国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同时又能保持推进双边利益的渠道畅通……它还能为影响中国社会内部的演变朝着更自由和更公开的方向发展提供一个最巨大的杠杆。233 　　接触派还指出，既要使中国遵守现存的规范，也要使中国参与制订规则。“美国的政策应是接纳中国加入各多边机构。北京要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但也要参与制定规则。中国按照这样的条件加入国际社会，同时在别国照顾中国利益而中国也照顾别国利益的基础上，解决中国的成员国资格问题， 是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的。”234 也就是说，“融入”的过程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利益调适的过程。 　　接触派承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努力地融入国际社会，这已经使中国和国际社会产生了良性互动，继续这个进程既是可行的，又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玛格利特·皮尔逊指出，中国近年来融入国际经济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不能不令人惊叹。早期的一些可引发冲突的因素都已不复存在，这是15年前所无法预想的。从维护国际体制的角度来看，虽然有人曾担心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其迅速崛起势必带来局势的动荡，但这种担心看来是多余的。著名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罗迪也认为，“中国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已成为国际经济体系日益重要的参与者，尤其是跟其他经济转型国家比较而言，更是如此。”“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过程中，越来越向国际金融体系的惯例靠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已开始对其国内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235 　　他们还认为，“现在适逢将中国纳入各种国际体制的绝好机会。中国加入后将减少它在行为上的随意性。随着相互依存度的日渐加深…… 中国在外部影响下将变得更加开放。”“在解决诸如环境恶化、贩毒、非法移民等由于相互依存而加剧的问题上，同中国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236 　　第二，强调与中国达成战略谅解的重要性。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呼吁两国之间“达成战略谅解”。《未来的中国》也强调了美中之间达成战略谅解的必要性。其中说，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中国最终一定会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还是全球军事大国，“美国不能忽视或否定中国成为军事竞争者、甚至敌对竞争者的可能性。明智的做法是设想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将继续增长，但不一定变成敌对的…… 美国需要做出外交努力与中国在亚洲和全球安全环境的紧要方面取得持续的战略谅解。”报告强调互相做出妥协的必要性，中国的邻国和国际社会要欢迎中国到他们中间来，中国要把它的崛起与美、日利益相协调，美、日也要学会与中国的利益相协调。237 史文和江忆恩也认为，“美国需要把它希望中国在未来发挥的战略作用更好地告诉中国，中国也要把它在近期和长期所关心的战略问题告诉美国。方法是通过牢固的定期的双边对话， 在两国之间对安全和军备控制的各方面问题达到相互理解。”双方应该“通过一种长期的、机构上的和人员的鼓励措施，涵盖双方的整个军事机关，以建立起一个更加稳定、合作的军队之间的关系。”他们还认为美国方面需要更多地反省自己在很多军备控制协议、承诺和规范上行动的一致性。238 　　第三，增进相互信任的关系。接触派看到，以往中美关系的历史证明，两国之间还非常缺乏互信，而互信对于一种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美国人大会的报告指出：“我们在同中国打交道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建立一种全面增进相互信任的新关系，这种关系应建立在冷战后的一种新道理的基础上，即用促进共同利益的务实方式来携手解决全球、地区及双边问题 …… 如果美国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彼此利益相一致的领域建立起合作关系，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减少猜疑，增进彼此间的信任”。239 　　第四，打破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自1989年以来，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克林顿第一任期中，人权问题一度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关注，成了美国一些人观察中国问题的透镜，造成了中美关系中动荡不定的局面。李侃如认为，美国固然需要在国际上坚持民主和人权，但是在对中国的双边政策方面这些问题远不应该占据如克林顿第一任期中所占据的这样中心的位置。美国要意识到自己在向中国施加影响方面的手段是有限的，中国不是海地，它的人口比海地要多300倍。240 何汉理认为中美两国必须打破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他建议美国应当对人权采用一种更全面的定义，除了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外，还应包含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并应对民主问题有一个长远的观点；两国应当找出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基础的领域，共同努力促进各自国家的人权，并制订一些原则来处理人权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分歧。241 　　第五，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接触派强调两国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审议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纳恩建议，“美国总统应当设法使立法机构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目前实行的一年一度的审议做法有损中美关系，并给美国在中国开业的公司带来不确定因素。”“美国应迅速取消天安门事件后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因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或者使美国公司承受不必要的负担。”242 　　第六，减少对华政策中的情绪因素，实行一项长远的、理性的对华政策。他们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摇摆不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中的感情因素太多。美国应当减少政策中的感情因素，发展出对中国的一项长远而具体的战略。美国对于中国的任何领导人都要予以尊重，不要把中国的内部事务当作美国外交的首要问题。243 　　 　　也有的美国学者提出，把对华政策分作接触或遏制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罗伯特·萨特和詹姆斯·普里斯特指出，“在中国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需要一种超越接触的战略和超越对话的策略。”把接触政策“界定为遏制的对立面，这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从长远来看，成功的和持续有效的战略，应该是将外交和威慑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威慑必须是美对华政策战略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亚洲，保持和加强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双边同盟关系，是美国威慑战略的基点”…… 如果外交手段不奏效，当中国做出有违于美国利益的事时，就可用目标明确的制裁措施对付中国。”244 　　 　　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从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进行，1997年后也没有结束。但1997年上半年的反华逆流来势特别凶猛。这股逆流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具有跨党派的特点。即共和党的保守派（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为代表）与民主党的自由派（以民主党众议员格普哈特为代表）在攻击现政府对华政策上结合起来。第二，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内部组织严密、彼此联系松散的反华联盟，诸如产联—劳联、军火工业集团、反堕胎集团、人权集团、家庭问题研究会、基督教联盟等等。它们各自只关心某个问题、某一方面，集中攻击对华政策中的某一点。而这些组织都相当有能量，有草根组织，在一部分美国人中颇有号召力，并且能煽动起一些美国人的感情。第三，他们不仅攻击现政府的对华政策，丑化中国形象，而且攻击主张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政府官员，如基辛格、黑格等，攻击持客观立场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攻击与中国有实业关系的美国大公司，污蔑他们组成了一个反对采取对付中国威胁所需要的强硬政策的“新院外援华集团”。245 这种攻击的猛烈程度使人联想到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麦卡锡时期。246 　　关于中国的政治献金案，一时在美国政坛也闹得沸沸扬扬，国会就此专门立案，拨出专款400万美元，成立专门小组进行调查，并举行了多次听证会。1997年7月，在参议院听证会开始时，负责调查工作的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弗雷德·汤普森振振有词地说，中国政府“把钱非法地注入了美国的政治运动”，并“企图破坏我们的竞选程序…… 我们的调查表明，这影响了1996年的总统竞选。”听证会持续了五周之久，但始终没有提出可以证实汤普森指控的证据。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247 　　经过1997年上半年的辩论，支持改善中美关系、支持接触政策的力量比以前壮大了，主张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声音削弱了。正如参议员纳恩所说： “美中两国现在被一张密密的利益网交织在一起，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为承认了这一现实，现在在华盛顿以及美国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一种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识，既反对对中国持敌对态度，也反对热情接受中国的条件，而是谋求同中国进行合作，同时现实地接受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248 于是，这场辩论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华盛顿之前的一政治场洗礼。 　　 1 A Great Wall， 375. 2 A Great Wall， 391. 有的学者说，克林顿每星期用于处理外交问题的时间不过几小时。 3 采访某美国国务院官员。 4 在竞选中，克林顿就表示，布什囿于过时的冷战的安全观，夸大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Robert Ross, ”From Denial to Leadership: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 unpublished paper), p.3. 5 Martin l. Lasater,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President Clinton and the Security of Taiwan (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95), p.45. 6 See About Face，pp.260—264；A Great Wall, p.386. 7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p.48. 8 The Changing of Guard, pp.48-49. 9 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10，《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319页。 11 Nancy Tucker, “The Clinton Years”, Making China Policy, pp.47-48. 12 见本书第 页。 13 A Great Wall，pp.372，390-391；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p.37-38. 洛德还有别的难处。在其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为共和党政府服务。这次到民主党政府中任职， 因而被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而去干涉他人的事务”, 而一些民主党人对他的“变节”又将信将疑。他也很难处理与别的政府部门中那些级别比他高的官员的关系，协调他们的对华政策。 1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14 (April 5, 1993), p.218. 15 Beyond Tiananmen, p.165; A Great Wall，p.393;《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8页；洛德没有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显然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纽约时报》对此作了报道。 16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9页。 17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April 24，1993，p.1011. 18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May 29，1993，p.1349. 19 佩洛西后来回忆说：“他是我们的总统，我，坦率地说米切尔或者格普哈特，从来不曾想过，他是否会遵守诺言。我是相信的。这（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我们的政策。我们认为这是巨大的胜利。See About Face，p.281. 格普哈特，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斯坦伯格谈到，如果克林顿政府不采取相应措施，国会就可能采取立法行动，国会已经尝试了三年，1993年仍然会继续这样做。所以行政命令是避免立法行动的一种方法，克林顿所做的与前几年布什做的实际是一样的。采访斯坦伯格。 20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William J. Clinton ( 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Clinton )1993，Vol. I, p.771. 2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4, No.24 (June 14, 1993) , p.426. 22 Public Papers : Clinton，Vol. I, pp.771，775. 23 Congressional Record, 1993，p.12759. 24 Beyond Tiananmen, p.170; ”From Denial to Leadership: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p.9. 25 David Lampton, “ A Growing China in a Shrinking World: Beijing and the Global Order”, Living with China, pp.139-140. 26 Beyond Tiananmen , pp.170-171. 27 Beyond Tiananmen , pp.176 28 Beyond Tiananmen, p. 176; 采访芮效俭。 29 Beyond Tiananmen, p.177;《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5页。中国方面估计经济损失为约1300万美元。 30 参见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第19页。 31 A Great Wall, p.400. 32 About Face, p.288; Nancy Tucker, “The Clinton Years”, Making China Policy, p.51. 33 参见宫少朋、朱立群、周启朋主编：《冷战后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3页。此后，有关各方继续努力，于1994年10月在日内瓦达成《框架协议》，朝鲜同意放弃正在建设过程中的两座石墨反应堆。作为补偿，将在美国领导下组织一个国际财团，以融资方式在十年内向朝鲜提供价值40亿美元、总发电能力为2000兆瓦的两台轻水反应堆。为解决反应堆替换过程中的能源问题，美国将向朝鲜提供20万吨重油。 34 Beyond Tiananmen, p.178. 35 Beyond Tiananmen, p.179. 3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Vol.4, No.39 (September 27，1993)，pp.658-664. 照莱克的说法，民主和市场经济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世界的潮流，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是逆这个潮流的。原文用语是backlash states.蓝普顿把莱克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等一起归入“逆潮流”国家作为莱克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一个表现。见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138. 37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6-17页；Nancy Tucker, “The Clinton Years”, Making China Policy, p.52. 38 Nancy Tucker, “The Clinton Years”, Making China Policy, p.52. 39 The Changing of Guard, p.59. 40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1页；Public Papers : Clinton, 1993, Vol.1, pp.2022-23, 2037. 41 About Face，pp.292-293. 42 A Great Wall，p.401. 43 A Great Wall，p.401. 44 采访芮效俭。 45 Beyond Tiananmen, p.184. 46 About Face，p.294. 洛德针对政府内在“挂钩”问题上的分歧说：“我的抱怨是，一旦总统选择了政策，那就该由白宫来维持纪律，否则你就会失去对中国的杠杆。当中国人看到，经济部门在斩断[总统的政策]，而白宫没有迫使他们回到政策轨道，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杠杆。”见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137. 布朗在克林顿宣布“脱钩”的决定后说：“我观察到，当卡特总统停止向俄国出口小麦时，这个买卖被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人拿走了。我也观察到，当里根总统试图停止建设俄国的天然气管道时，卡特比勒公司几乎把管道拿到了。我们越来越发觉，经济是外交中的重要之点。事情会越来越是这样。” 见Peter Behr, “U.S. Businesses Waged Year-Long Lobbying Effort on China Trade”, Washington Post, May 27, 1994, p.A-28. 47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29页。 48 采访芮效俭。 49 采访芮效俭；Beyond Tananmen, p.189. 50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31-32页；Warren Christopher,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p.152-154; About Face，p.304. 51 A Great Wall，p.409. 52 The Changing of Guard, p.64. 53 参见本书第 页表格。 54 Beyond Tiananmen, p.188. 55 Peter Behr, “Major U.S. Companies Lobbying Clinton to Renew China’s Trade Privileges”, Washington Post, May 6, 1994, p.A-19； About Face，p. 309. 56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333页。 57 Daniel William, “ U.S. Stress on Rights Gives Way”, Washington Post, May 27, 1994, p.A-1. 58 A Great Wall，p.409. 59 Introduction by Lee H. Hamilton, James R. Lilley and Wendell L. Willkie, II, eds., Beyond MFN,. Trade with China and American Interests ( The AEI Press, 1994), pp.4-8. 60 ”From Denial to Leadership: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 unpublished paper), p.6. 61 Peter Behr, “US Businesses Wages Year-Long Lobbying Effort on China Trade ”, Washington Post, May 27, 1994, p.A-28. 62 Daniel Williams, “ U.S. Stress on Rights Gives Way”, Washington Post, May 27, 1994, p.A-1. 63 Daniel Williams, “ Trip Expectation Lowered. Christopher Concerned Beijing Is ‘Going in Wrong Direction’ ”, Washington Post, March 10, 1994, p.A-34 ） 64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333-334页。 65 Beyond Tiananmen, p. 196. 66 Beyond Tiananmen, p. 196. 67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4, Vol. I, p.991. 68 Ted Shelsby, “ Trade and Human Rights: Should They Be Linked?”, Washington Post, May 29, 1994, p.1-D. 69 William Branigin, “Asians Welcome China Decision: Retreat Seen as Stamp of Clinton’s Waffling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May 29, 1994, p.A-49. 70 Beyond Tiananmen, p.197. 71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340-341页。 72 采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柯白。 73 Steven Mufson, “ Assault from the All Sides on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0, 1994, p.A-1. 　　74 Nancy Tucker, “The Clinton Years”, Making China Policy，pp.55. 75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pp.99-100. 76 《人民日报》1993年5月7日。 77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1993年8月31日）。 78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p.128. 中美建交后，美国联邦政府高级官员不再访问台湾，台湾改为争取州长和州一级的官员。克林顿第一次访问台湾是1979年，离中美建交不到一年。1985年他又是台湾的“双十节”的两位“贵宾”之一，另一位是弗吉尼亚州州长罗布。See About Face, p.205.关于有关的行政指示，见本书 页。 7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14 ( April 5, 1993), p.218. 80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p.137. 81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3, Vol. II, p.2025. 82 The Changing of Guard, pp.139,154-155.《与台湾关系法》第三节甲、乙两款是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规定；在1982年8月17日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做出了售台武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超过建交以来的水平的承诺，见本书第 页。 83 The Changing of Guard, pp.141-142；John W. Garver,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Democratiz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 p.39.《授权法》中的声明不是《授权法》正式的组成部分，所以没有法律效力，对行政机构没有约束力。但这类声明往往表示国会的一种意向，所以总统在执行过程中一般也会加以注意，不会去违背这种意向。因为如果总统违背了国会的意向，国会很可能以后采取更强硬的立法措施，导致国会与政府的对立和冲突。采访某前国会议员助手。 84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38页；The Changing of Guard, pp.143，155. 85 前克林顿政府官员对此却有别的解释。洛德说：“这是往前进一步，而不是往后退。台湾的总统还从来没有踏上美国的土地。所以我们实际上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做得多。”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罗思（克林顿第二任期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说：“李登辉没有走下飞机，并以此非常聪明地改变了辩论。使他看起来似乎是囚犯，受到了侮辱。” About Face, pp. 315-318; China Confidential, pp.477-478. 卜睿哲谈到，李登辉早就想访问美国，他在寻找机会，这次在夏威夷“受辱”恰恰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他可以动员起美国的国会来支持他。他认为国会为支持李登辉访问所作的努力是太巨大了，是国会中很少见的。采访卜睿哲。 86 China Confidential，p.473;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p.286. 87 James Mann, “ Congress and Taiwan : Understanding the Bond ”, Making China Policy, p.203.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在台湾的最大利益不是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而是确保台湾的自由、民主政体不被颠覆。”见 Face Off, p.164. 88 这是美国的统计数字。见 About Face, pp.319. 89 采访卜睿哲。 90 ”Taiwan Policy Review” ,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by Winston Lord, September 27, 199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 Vol. 5, No.42 ( October 17, 1994 ), pp.705-706; Richard Bush, ”Taiwan Policy Making since Tiananmen: Navigating through Shifting Waters”, Making China Policy, pp.186-187；Beyond Tiananmen, p.206. 白宫西翼即“老办公大楼”( Old Executive Building ), 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工作人员办公地点。 91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283页;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45页。 92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46页。 93 John M. Goshko, “ Clinton Taiwan Policy Is Criticized; Major Moves Would Prove Mainland China on Rights, Lawmakers Say”,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8,1994, p.A5. 94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50页。斯坦利·罗思后来说：“回过头来看，也许不进行此事更好。因为没有可能使任何人满意。结果就产生了一连串麻烦。”见About Face, p.319. 卜睿哲也认为，这次审议是不成功的：中国政府不满意，因为它走得太远；台湾不满意，因为它走得不够远；国会一些人也不满意，因为它没有给台湾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克林顿政府则认为，既然大家都不满意，那么这次调整必定是成功的。采访卜睿哲。 95 姜殿铭主编：《台湾一九九五》，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362页。 96 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25页。 97 《台湾一九九五》，第271页。按新台币与美元30：1算，则将近100亿美元了。 98 Introduction. Cassidy & Associates Website. 99 Don Oberdorfer, “For the Chinese, the Main Issue Is Always Taiwan; As U.S.- China Summit Nears, Old Tensions Flare Anew”,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9, 1997.关于卡西迪公司在国会投票中起的作用，美国学者和前政府官员中有不同的评价。傅立民认为，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是台湾买来的。卜睿哲认为卡西迪公司的活动是李登辉得以访问的原因之一，他称它是“我从未见过的最精心策划的一次公关活动”。罗思和白乐崎则认为，卡西迪公司的作用是次要的，“台湾在国会中有众多的支持。此事的性质，与认为台湾是一个良好的、能起作用的样板的看法结合在一起，足以在国会中赢得支持。”但公关公司的作用确实是很有效的，它使报社的编辑部、民主党竞选的捐助者、以及相当一批州长与地方政府一起支持李登辉的访问。公关公司“帮助制造了一种氛围，使此事成为政府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Making China Policy, p.209； China Confidential, p.479. 100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后，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改名为国际关系委员会。 101 About Face, p.320. 102 Beyond Tiananmen, p.213. 103 Taiwan Communique (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Taiwan ), No. 66, June 1995, p.4. 104 “Taiwan Policy Review”,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by Winston Lord, September 27, 199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5, No.42 ( October 17, 1994), pp.705-706. 卡西迪公司只是台湾雇佣的公司之一。美国司法部资料显示，至1991年登记在案的为台湾进行公关服务的公司及个人达51家之多。见 《台湾一九九五》， 第264页。 105 About Face, p.321. 106 Richard C. Bush,“ Taiwan Policy Making since Tiananmen: Navigating through Shifting Waters”, Making China Policy, p.187；China Confidential, p.479. 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把争取李登辉访美的这场运动称做“近年来影响外交政策的最老谋深算的一次行动”。 107 Beyond Tiananmen, p.214；Taiwan Communique, June 1995, p.2. 108 《外交十记》， 第305页；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p.287; China Confidential, p.479. 109 Face Off, p. 68; Richard C. Bush,“ Taiwan Policy Making since Tiananmen: Navigating through Shifting Waters”, Making China Policy, p.188. 110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66页。 111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pp. 286-287; About Face, pp.322-324；斯坦伯格认为，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的最主要原因是克林顿总统本人的个人感情。采访斯坦伯格。 112 About Face, p.324；Beyond Tiananmen, p.215. 113 About Face, p.325；Beyond Tiananmen, p.216. 114 China Confidential, p.480；About Face, pp.325, 327；Beyond Tiananmen, p.217. 115 Robert Ross, “From Denial to Leadership: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p.11. 116 About Face, p.325. 117 《美国国务院关于李登辉访美的声明》（1995年5月22日），《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 》，第286-287页。 118 Taiwan Communique, June 1995，p.4. 119 《台湾一九九五》，第515-523页。 120 China Confidential, p.481；About Face，p.327；Beyond Tiananmen, p.219；Barteon Gellman, “ US and China nearly Came to Blows in 1996”, Washington Post, June 21, 1998, p.A-01. 克里斯托弗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幸的是，李登辉那年夏天对康奈尔大学的访问超过了界限，具有了非常政治化的性质，结果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困境。我们原先被告知，他在校友会上的讲话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结果这是高度政治性的和相当挑衅性的。”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p.287. 121 《外交十记》， 第306页。 122 《外交十记》， 第309-310页；《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72页。 123 《外交十记》， 第308、309页。 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第481页。芮效俭是静悄悄地离任的，没有举行告别招待会，没有为人所注意，而使馆有时甚至可能为一位一秘的离任举行这样的招待会。这对这位大使实在有失公平。1991年8月他作为大使到中国时，中美关系相当紧张。芮效俭这位真正的中国通、美国列任驻华大使中中文说得最好的一位大使，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向国务院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对“银河号”事件的处理，包括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李登辉访华可能引起的后果，可惜，他的建议基本被国务院所忽视，他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作为一位大使，他是既称职又努力的，但他却眼睁睁地看着中美关系经历一个又一个的波折而无可奈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到1995年年中，克林顿政府没有制订出一种完整的前后一贯的战略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它只是对一个一个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任随国内政治中的种种因素对复杂和多方面的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参见Beyond Tiananmen, p.227. 125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72页。 126 About Face, p.330；James Mann, “ Congress and Taiwan : Understanding the Bond ”, Making China Policy, p.210. 127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pp.296-298. 128 美籍华人，一个所谓“人权活动分子”，详见本书 页。 129 尽管如此，克里斯托弗对他在文莱能否与钱其琛进行成功的会晤仍然没有把握。美国驻华使馆也是这样警告他的。他对克林顿说，他与钱其琛的会晤将是他此行中“最复杂、最有问题的一件事”。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pp.289. 130 Beyond Tiananmen, p.232. 131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pp.289；About Face，p.330；《外交十记》，第312页。 132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pp.290. 133 《外交十记》，第313页；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1995. 134 Kenneth Lieberthal, “ Domestic Forces and Sino-U.S Relations”, Living with China, p. 258; 采访斯坦伯格。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是，非正式的首脑会晤“最恰当地反映出美中关系的现状。” See Robert Ross, “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2 ( Fall 2000), p.100. 135 王立：《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 Press Briefing b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Winston Lord and Director of Asian Affairs Robert Suettinger, October 24, 199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Geographic Bureaus, Electronic Research Collection; Robert Ross, “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2 ( Fall 2000), p.99. 136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93页。美方参加会晤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苏葆立在书中记载说，江主席很有自信，讲话不看讲稿，对视着克林顿的眼睛，表现出两位领导人之间进行真诚对话的愿望。他直截了当地阐述有争议的问题，不时用一些笑话来调节气氛，有时是用英语。本来的安排是：小范围的会晤半个小时，大范围的全体代表团的会议一个小时，结果由于小范围的会晤进行得很好，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正式的讨论反而缩短了时间。见Beyond Tiananmen, p.241—242. 137 《外交十记》， 第314-315页。 138 参见《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747页。 139 Face Off, p.97-98. 140 Face Off, p.99. 141 《1993-2000年大事纵览》，102; Patrick E. Tyler, “Beijing Steps up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wan Leader”, 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96, p.A-1. 142 China Confidential, p.479，485-486；Steven Mufson, “ China Blasts U.S. for Dispatching Warship Groups; Beijing Resumes Maneuvers Near Outlying Taiwanese Island”,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1996, A-21；Robert Ross, “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2 ( Fall 2000), p.109）佩里原先甚至主张派遣航母编队驶经台湾海峡，但沙里卡什维利和太平洋舰队司令普里赫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这样挑衅性的举动。见Beyond Tiananmen, p.255. 143 John O’Neil, “U.S. Sending More Ships to Taiwan Area in Waning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96, p.A-5; Steven Mufson, “ China Blasts U.S. for Dispatching Warship Groups; Beijing Resumes Maneuvers Near Outlying Taiwanese Island”,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1996, p.A-21；Steven Mufson, “China Warns U.S. Against Taiwan Rol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2, 1996, p.A-10; China Confidential, p.486. 144 Face Off, p.103. 145 Steven Mufson, “ Chinese Ships, Planes Maneuvers Near Taiwan”, Washington Post, March 13, 1996, p.A-18；Beyond Tiananmen, p.257. 146 Beyond Tiananmen, p.257-8. 这次会见甚至没有告知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驻美代表处。 147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104页。 148 Patrick E. Tyler, “Beijing Steps up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wan Leader”, 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96, p.A-1. 149 John O’Neil, “U.S.Sending More Ships to Taiwan Area in Waning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96, p.A-5. 150 Richard Bush, “ Taiwan policy Making since Tiananmen: Navigating through Shifting Waters”, Making China Policy, 190. 151 Bradley Graham, ” U.S. Approves Arms Sales to Taiwan”,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1996, p.A-24；参见《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第749-750页。 152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104页。 153 Steven Mufson, “ China, Taiwan Take Conciliatory Steps; Beijing Ends Military Maneuvers, Taipei Lifts Ban on Direct Travel”, Washington Post, March 26, 1996, p.A-1. 154 参见《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751页。 155 China Confidential, p.485; Robert Ross, “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2 ( Fall 2000), p.108；Ralph Clough,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New York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 p.90；有的学者把此次台湾海峡的对抗称作“稳定的危机”，见 Face Off, p.162.美国决策者也曾估计，中国可能会采取较低水平的军事行动，如夺取某些沿海无人居住的岛屿，或者向某些无人居住的岛屿发射导弹。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5-10%。 156 Robert Sutter and James J. Przystup, “U.S.—China Relations: Issues and Options”, in Kim R.Holmes and James J. Przystup,eds.,Between Diplomacy and Deterrence. Strategies fo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97）, p.3. 采访李侃如。 157 Henry Kissinger, “The Stake with China”, Washington Post, March 31, 1996,pp.c-7. 158 William Perry, “Defense in an Age of Hope”,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er, July 19,1996, p.9. 159 ”Remarks by President Clinton at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 Dinner, Sheraton Washington Hotel, May 16, 1996”； U. S. Information Service,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ds.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er, May 21, 1996. 1997年7月，克林顿总统曾经对他第一任期头两三年的对华政策有过一个总结，他说：“我到白宫后，考虑了此事[对华政策]，当我有机会接触了中国人和中国领导人，了解了他们对世界和我们的看法，我得出结论，[以前的政策]显然不对。”见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135. 160 ”Address by Secretary of State Warren Christopher on American Interest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New York, May 17, 1996”,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er, May 20, 1996. 克里斯托弗在卡特政府中任副国务卿，所以他把自己视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见证人。见本书第 页。 161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114-115页。 162 采访李侃如。蓝普顿写道，莱克四天的访问使他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访问后，他认为要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中国领导人，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变革确实令人惊讶，他甚至表示，在人权问题上施加太多压力也可能事与愿违。见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138. 163 参见林正义主编：《中美关系专题研究，1995-1997》， 台北1998年版，第176页。 164 参见《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756页。 165 ”Address by Secretary of State Warren Christopher on American Interest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New York, May 17, 1996”,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er, May 20, 1996. 166 China Confidential, p.489；采访卜睿哲。 167 Chas Freeman, “ The End of Taiwa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1996, p.A-27. 168 Robert Ross, “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2 ( Fall 2000), p.109. 169 参见本书第 页。并见Harry Harding ,”Again on Interim Agree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Gerrit Gong, ed., Taiwan Strait Dilemmas. China-Taiwan –U.S. Policies in the New Century ( CSIS , March 2000 ), p.3-6. “六项保证”见本书第 页。 170 Face Off, p.151. 171 Arthur Waldron, ” Back to Basics: The U.S. Perspective on Taiwan –PRC Relations”, in James Lilley and Chuck Downs, eds.,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39. 172 参见《参考消息》2001年7月24日。 173 采访卜睿哲。 174 陈子帛：《美台关系会否峰回路转》，《信报》2003年7月25日。 175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pp.7-8。 176 Bradley Graham, “ U.S. Approves Arms Sales to Taiwan”,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1996, p.A-24； 采访简淑贤。 177 Patrick E. Tyler, “Beijing Steps up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wan Leader”, 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96, p.A-1; Steve Mufson, “ Chinese Ships, Planes Muneuver Near Taiwan”, Washington Post, March 13,1996, p.A-18. 178 Face Off, p.134; China Confidential, p.490. 179 参见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374-375页。 180 转引自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等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181 China Confidential, p.491. 182 参见Harry Harding, “Red Star Rising in the East”,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1997, p.X-4；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291. 183 大选之前，有的共和党人就宣称，如果克林顿再次当选，共和党要让他每天都像生活在地狱中一样。哈佛大学研究员布莱克韦尔Robert Blackwill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报告，1996年8月26日。 184 类似的报道有：Susan Schmidt, “Clinton: New Allegations Warrant Vigorous Probe”, Washington Post, Feb14, 1997; Brian Duffy and Bob Woodward, “FBI Probes China Linked Contributions, Task Forces Examines Influence on Congres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28, 1997, p.A-1; Paul Blustein: “Campaign Gifts Controversy Hampers US China Policy ”,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1997, p.A-1-2; Mark Hosenball and Even Thomax, “A Chinese Connection?” Newsweek, Feb 24, 1997; Brian Duffy and Bob Woodward, “FBI Altered 6 Lawmakers to Donations from Beiji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10, 1997; Michael Kelly, “ TRB:Citic-Vip”, The New Republic, March 10, 1997 ; Michael Dobbs, “Albright Tells Chinese Envoy of ‘Serious Concern’ ”,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1997, p.A-14; Edward Walsh and Guy Gugliotta, ”Chinese Plan to Buy US Influence Alleged, Thompson Issues Charge as Hearings Begin”, Washington Post, July 9, 1997, p.A-1. 185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以下简称《冲突》）， 第 9页。 186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霍格兰德写道：“今日的美国缺乏对中国的共识，美国人缺乏一种足够强大和足够深刻的对中国的共同见解来支持一种前后一贯的政策，或者与中国敌对，或者与中国合作。” 见Beyond Tiananmen, p.284. 这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情况的真实概括。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是从冷战结束之后就开始的，1997年后仍在继续，只是1997年达到高潮。所以本章中也采用了少数1997年前后的材料。 187 Kenneth Auchincloss, “ Friends or Foe”, Newsweek, April 1, 1996, pp.14-19. 188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49-51页。 189 Michel C. Oksenberg, Michael D. Swaine, Danial C. Lynch, The Chinese Future（ Pacific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 RAND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 1997）, pp.4-5,27. 190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172-174页。 191 Robert Ross, “Strategic and Bilateral Context of Policy-Making”； Marcus Noland,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Robert Ross, ed., After the Cold War. Domestic Factors and U.S.-China Relations ( New York: M.E. Sharpe, 1998 ), pp.20-22; 107-148；Robert Ross,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7, pp.47. 192 Paul Blustein, “The China Conundrum; Engaging Beijing May Be the Only Choic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1997. 193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59-60页。 194 Solomon M. Karmel, “ The Chinese Military’s Hunt for Profits”,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7, pp.106. 195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121页。 196 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197 Lane, Weisenbloom and Liu, eds.,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Washington, D.C. : The AEI Press , 1997 ), pp.184-187. 198 《长城与空城计》，第8、139页； Robert Ross,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7, p.43. 199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7, p.42. 200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Real or Paper Tig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6, pp.19-36. 201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Economic Future: Challenge to the US Policy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 “ Final Report of the Eighty- Ninth American Assembly”, pp.320-338. 202 Joseph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4 ( July/August 1995), p.100. 203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7, pp.45. 204 史文和阿勒斯泰·约翰斯顿：《中国与军备控制》，伊莉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即欧森柏）主编：《中国参与世界》， 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205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51-53、89页。 206 Martin Sieff, “Chinese --U.S. Relations Take Center State. Some Experts Fear Imperial Goals in Future”, The Washington Times, June 13,1997, p.A-19. 207 《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5日第3版。 208 Harry Harding, “Red Star Rising in the East”,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1997, p.X-4. 209 转引自王缉思：《高处不胜寒》，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210 《中国参与世界》， 第8页。 211 Robert Ross, “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7. 212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7, p.42. 213 《中国参与世界》， 第23、47、85页。 214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7, p.42. 215 See David Shambaugh,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No.2 ( Fall 1996 ), pp.185. 216 See Paul Blustein, “ The China Cunundrum; Engaging Beijing May Be the Only Choic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1997. 217 Peter Rodman, “ And How to Handle China”, National Review, May 5, 1997, pp.39-42. 218 Aaron Friedberg, “ Broken Engagement”, The Weekly Standard, February 24, 1997, pp.12-13.. 219 Joseph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4 (July/August 1995), p.94. 220 《中国参与世界》， 第10页。 221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222 Kenneth Lieberthal：”A New China Strategy ”, Foreign Affairs, Vol.74,No.6(November/December 1995), p.37. 223 David Shambaugh,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2 (Fall1996 ), p.207-208. 224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 Inc, Toward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a, December 1996, p.i. 225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7 )，p.18. 226 Living with China, p.284-285. 227 Living with China, p.160. 228 Kenneth Lieberthal：”A New China Strategy ”,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6(November/December 1995), p.37. 229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7, pp.45. 230 ”A New China Strategy ”,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6(November/December 1995)，p.36. 231 Joseph Nye, “Foreword”,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The China Initiative, February 1998. 232 David Lampton, “A Growing China in a Shrinking World: Beijing and the Global Order”, Living with China, p.121. 233 David Shambaugh,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2 (Fall1996 ), p.181. 234 《长城与空城计》， 229页。 235 《中国参与世界》， 第194，208-209页。 236 《中国参与世界》， 第12页。 237 The Chinese Future, pp.4-5, 27. 238 《中国参与世界》，第127-128页。 239 “ Final Report of the Eighty- Ninth American Assembly”, Living with China, p.300. 240 Kenneth Lieberthal：”A New China Strategy ”,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6(November/December 1995)，p.36. 241 Harry Hardiing, “ Breaking the Impass over Human Rights”, Living with China, p.174-183. 242 “ Final Report of the Eighty- Ninth American Assembly”, Living with China, pp.304-305. 243 ”A New China Strategy ”,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6(November/December 1995)，p.36. 244 Robert Sutter and James J. Przystup, “U.S.—China Relations: Issues and Options”, in Kim R.Holmes and James J. Przystup, eds., Between Diplomacy and Deterrence. Strategies fo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 Heritage Foundation, 1997 ) , pp.3，16. 245 参见Harry Harding, “Red Star Rising in the East”,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1997, p.X-4. 246 沈大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讲演，1997年6月12日。 247 About Face, p.351. 248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Assembly by Senator Sam Nunn, Living with China, p.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