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对华政策 　　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是发人深省的。1899年和1900年，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两次照会，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海约翰宣称："美国政府的 政策，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 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 则。" 1996年5月1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声言"中国发展 成为一个安定的、开放的和成功的国家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将支持中国完全加 入和积极参加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主权，同时又维护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利 益"。 　　相隔近百年的两项政策宣言，表述了一以贯之的美国对华战略思想，就是希望看到一 个安定的中国，而这种安定是为了让中国最大限度地对美国的商品和资本开放，也对美国 的价值观开放，以便按照美国的长远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战 略目标而言，今天的美国政策仍然是"门户开放"政策的继续。 　　然而几十年来国际环境和中美两国国内的巨大变化，也使美国对华政策作出过多次重 大调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抗击日本侵 略。战后初期，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是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使之成为遏制苏联的 战略阵地。美国外交决策者断定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将同苏联结成紧密联盟，于是支持国 民党政府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政策是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 国，在军事上遏制中国，两国关系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严重对抗。70年代初期，抵御苏 联扩张、稳定亚太安全的共同战略利益促使中美两国缓和关系，在1979年中美建交前 后，美国实际上已将中国视为"准同盟"。但到80年代初期以后，中苏关系、美苏关系 分别出现了转机，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威胁方面的相互需要已经不像70年代那样紧迫， 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也日渐突出；然而与此同时，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教育、科技等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战略安全方面日益扩大的鸿沟。 　　1989年是中美关系又一次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一年。导致双边关系急剧下滑的直接原 因固然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但苏联和东欧各国在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巨 变，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70年代初期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基础是 苏联因素。回顾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9年建交公报和1982年有关台湾问题的中美 "八*一七"公报的签定过程可以看到，每当美国在对苏关系中出现紧迫问题、需要增加 对苏联施压的手段时，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就明显增强。反之，当美苏关系缓和时，美国 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减少，推进对华关系就缺乏动力。 当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 战略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于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等原来不大突出的 双边问题，不时陷入失控状态。直到1997-98年中美首脑互访，两国宣布"致力于建立建 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才有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基础。 　　根据中美关系的历史变化以及当前美国外交的基本趋势，对于今天美国对华政策的战 略意图及其在美国外交全局中所处的位置，已经可以作出较为明确的判断了。可以说，苏 联的消失使美国对华政策突然失去了坐标，但是"门户开放"政策所体现的长远战略目 标--使中国向美国的商品、资本和价值观开放，反倒由于苏联的消失而更为清晰起来。 也就是说，从3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50多年里中美关系由第三国（日本或苏联）因素来 主导的局面，随着冷战的终结而终结。双边的问题开始对中美关系起主导作用。90年代中 美关系起伏不定的"不正常"，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恰恰是正常的。今天美国对华政策 的动向，主要取决于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合作对于美国的根本利益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下 面简单地回顾与分析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美关系的四大领域里的态度和政策。 第一节 中美关系主要问题 　　 　　(一)经济领域 　　 　　冷战结束后，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是中美两国得以避免政治对抗的最重要原因。自 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双边贸易以年均20%的速度持续增长。尽管有政治因素的强烈干 扰，如1990年以后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两国的贸易额和美国在华投资几年 来仍旧迅速上升。双边贸易额从1990年的118亿美元（美方统计为200亿美元）增加到 1997年的490亿美元（美方统计为753亿美元）。 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日本）。中国大陆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而如果同香港和台湾加在一起，则 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日本）。截止到1998年上半年，美国在中国 大陆的投资额为180亿美元，加上在香港的140亿美元，投资总额为320多亿美元（对台 湾地区的投资额50亿美元未计算在内）。 以合同金额排序，美国已超过日本，居对华 投资国家首位。 　　中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互补性很强。美国产品以其技术和质量上的优势打进中国市 场，而中国劳动成本低廉造成的产品价格优势，则使某些中国商品大量占领美国市场。中 国每年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小麦、飞机、化肥、棉花、纸浆、纸张和机械、化工、石油、电 子设备等。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内市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还在不断扩大。1994年 1月，美国商务部在发展中国家中选出10个贸易伙伴，作为今后要重点打入的市场，中国 在其中名列榜首。 　　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曾经出现过的主要问题是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中国恢复在关贸 总协定的席位（后转变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 　　由于外贸统计方法的不同，两国对美方所称的巨额贸易逆差有不同的理解，这主要是 因为中美双边贸易经过香港等地转口的比例很高。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对华贸易 从1983年开始存在逆差，以后逐年上升，90年代更为突出。1990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 104.2亿美元，1994年上升到294亿美元，1997年更高达49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对日贸 易逆差。实际上，按照中方统计，1993年中国才第一次有对美贸易的出超（62.8亿美 元），1997年对美出超是164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被美方大大夸大了。 　　美国指责中国搞不公平贸易，早在1991年就提出中国市场准入问题。由于中国没有满 足美国开放市场的要求，美国几次威胁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1992年10月，两国达成 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的谅解备忘录，从而避免了一场贸易战。中方承诺在一定时间内使中国 的进口管理体制增加透明度，更加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美方承诺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 制，并表示支持中国"复关"。但是，其后美国在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方面步子迈得极 为有限，而在中国"复关"问题上带头提出中国难以达到的条件，实际上是阻挠中国"复 关"。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内市场巨大，美国又称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还会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重点可能放在中方市场潜 力大而美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如小麦和其他农产品、航空、电讯、电力等等，以及金 融服务业和保险业。 　　对美国国内市场的保护，一直是中美贸易摩擦的起因之一。其中一个热点是中国向美 国出售纺织品配额问题和某些中国公司向美国非法转运纺织品问题。1994年1月，中美纺 织品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双方都作出妥协。协议规定，以后三年中国输美纺织品和丝绸服 装的增长率均不超过1%。美方还经常运用反倾销法限制从中国的进口。 　　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同中国的纠纷几年来一直没有平息。美国指责中国非法仿冒美 国产品，如拷贝电脑软件和音像制品，抄袭服装式样和冒用美国商标。1991年4月，美方 宣布中国未能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把中国列入根据美国的"特别301条款"要重点调查的 国家。1992年1月，中美达成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加强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执法工作。但此 后美国指责中方执法不力，威胁要实行严厉制裁。在贸易报复和反报复的严重威胁下，双 方重开谈判，终于在1995年2月再次正式签署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然而一年后美方 仍未感到满意，要求中方立即关闭盗版光盘的工厂，向美国的电脑软件和音像制品开放市 场等等。 　　美国之所以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屡屡发难，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列为支持中国进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又一个条件，同美国经济对于高技术的高度依赖有关。美国的电脑软件在全 球市场上占有75%的份额；版权行业一年便为美国创造3500亿美元的价值。此外，这一 问题还牵涉到美国国内政治等因素。中美知识产权方面的摩擦将长期持续下去。 　　美国在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有着多方面原因。根 据中国学者王勇的研究，冷战结束后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性大大加强，是美国政府和企 业界彼此配合，坚持要求中国以"商业条件"而不是"政治条件"加入世贸组织的根本原 因。王勇列举了美国人坚决不同意在目前情况下对中国"放松条件"的五条理由： 　　（1）中国经济体制朝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远未完成，"中国经济依然基本是是中央控 制的"，中国还保留着一系列带有贸易保护性质的规章制度； 　　（2）如果放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会引起连锁反应，世贸组织将面临一连串 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申请的压力。由于世贸组织实行一国一票制，并规定任何新的法规必须 经过2/3的多数通过方能生效，允许这些国家加入意味着美国企图主导的世界贸易体制的 混乱和瓦解； 　　（3）美国如不迫使中国作出重大让步就同意其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 被长久地固定化； 　　（4）美国同中国过去那样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已经结束，因此用经济让步的办法换取 中国政治合作的思路已经过时； 　　（5）对中国采取强硬贸易政策以打开中国市场，是赢得美国国内支持以发展对华关 系的基础。 　　美国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态度，涉及美国国内各派利益集团的考虑和中 美关系的大环境。美国官方现已承认，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加紧打 击盗版激光唱盘行为；中国已经采取重要步骤来增加贸易制度的透明度，同美国就电信业 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美国还在对华出口农产品等方面向中方施加压 力。美国仍然坚持中国不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贸组织。 只有美国决策集团真正 下定改善中美关系的政治决心，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二)国际安全领域 　　 　　美中两国在冷战后的国际安全领域既有矛盾，也有协调，而协调的一面往往是由双方 低调处理的问题，因而不十分引人注目。例如，中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国内冲突问题上同 美国和东盟国家合作，向联合国驻柬维持和平部队派出了自己的人员。在1990年伊拉克 入侵科威特后出现海湾危机时，虽然中国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但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授权 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时，中国投了弃权票。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才有可能以联合国 名义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在中美关系因1989年"六四事件"而陷入紧张状态后，中 国仍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宣布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 数。中美两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问题上协调立场，使其得以顺利实 现。中国已承诺于1996年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美在达成一项停止生产用于核武 器的可裂物质的国际公约问题上立场接近。近年来，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和稳定以及防 止在东北亚出现核扩散的问题上，中美双方保持着密切接触，存在着同有关各方的某种协 调与谅解。 　　虽然中美两国军方高级领导人的交往因政治气氛的影响而时断时续，但美国一直认为 通过同中国军方的接触，可以了解和影响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和战略意图，增强"军事透 明度"；对中国的核试验和核政策施加影响；限制中国军品出售的品种和对象；鼓励中国 减缓发展军备；将中国纳入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在军转民问题上的合作。为 此，美国于1993年10月同意恢复同中国的军事交流计划。 　　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摩擦和分歧，主要表现在美国企图阻止中国的某些武器技术出售， 对中国增加军费和购买武器表示不安，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 系以牵制中国。美国建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也是对中国形成压力的一种手 段。 　　1991年6月，美国政府以两家中国公司出口高性能导弹和从事导弹技术扩散活动为 由，宣布采取三项制裁中国的措施。 　　1993年7月，美国指控中国商船"银河号"正向中东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后来在沙特 阿拉伯对"银河号"进行检查，未发现任何违禁品。同年8月，美国又指控中国向巴基斯 坦出口M-11导弹，违反了中国承诺遵守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宣布贸易制裁措 施，两年内停止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技术。 　　1996年春季，美国宣称中国某公司向巴基斯坦出售了制造核武器所需的环形磁铁，还 有中国公司向美国境内走私自动步枪。双方进行了谈判交涉，避免了问题激化。 　　美国对中国同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表面上反应不强烈，但实际上是警惕的。1996 年5月，当有传言说俄罗斯可能将某种战略导弹技术转让给中国时，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 佩里立刻向俄罗斯发出警告，说把这种技术转让给中国将是"重大错误"。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继续驻军，保持甚至加强同日本的安全同盟，明显地带有针对中国 的图谋。1996年5月，美日两国首脑发表有关安全条约的共同声明，引起中国官方的关注 和舆论界的强烈批评。美国不动声色地加强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帮助日本开发新型战斗机 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随着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恶化，特别是在1995-1996年中国在台 湾海峡地区举行一系列军事演习以后，美国对中国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南海领土争端的态 度有了微妙的变化，由以前的表面中立转变为强调保护这一地区的海域通道。 　　 　　(三)人权问题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所谓人权问题立即成为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 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宣布中断两国间高级领导人互访，中止一 切中美政府间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以及 其他以中国政府"粗暴违反人权"为由的制裁措施。1989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 别通过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修正案。 　　但是，美国实际上并未中止同中国的高层往来。布什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 克罗夫特为特使，于1989年7月秘密访问北京，于同年12月公开访华，同邓小平等中国 领导人会见。以后美国同中国的高层接触越来越频繁。 　　"六四事件"后，美国一直同中国政府就释放"民主运动人士"进行交涉。1990年6 月，中国政府同意让"六四"后一直逗留在美国驻华使馆的方励之夫妇离境。以后中国政 府又陆续释放和处理了一批在北京政治风波中触犯刑律的人，将其中部分人递解出境。但 是，美方继续就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待遇问题进行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例如，1994 年3月，当美国助理国务卿沙特克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做准备而来到北京时，私下在 饭店里会见了保外就医的魏京生。这件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大不满，几乎使克里斯托弗 北京之行告吹。以后此类问题，双方都逐渐淡化处理。 　　198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世界人权报告，每年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加以攻 击。在一年一度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年年都带头企图通过谴责中国的决议， 而均以失败告终。 　　1990年以后，美国国会每年都要辩论是否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其症结在于中国 的"人权记录"。1992年9月，布什总统否决了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有条件地给予对华最 惠国待遇的提案。1993年，新任总统克林顿宣布将最惠国待遇再次延长一年，但次年是否 延长"取决于中国是否在改进人权状况上取得重大进展"。他列出了七项要求，包括两项 "必要条件"和五项"重要条件"，即： 　　（1）中国满足1974年贸易法关于自由移民的有关规定； 　　（2）中国遵守1992年中美关于犯人劳动的双边协定； 　　（3）中国采取步骤开始遵守《世界人权宣言》； 　　（4）释放因非暴力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遭监禁的或拘留的人员并对他们的情况作 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5）保证犯人的人道待遇，允许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组织视察监狱； 　　（6）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 　　（7）允许国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中国广播。 　　1994年5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将人权问题同每年延长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这是 对一年前将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的直接否定，等于宣告用高压手段迫使中 国作出政治让步的政策失败了。两国因人权引起的争论暂时缓和。克林顿在解释这项决定 时说："是孤立中国，还是在扩大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中保持接触更能促进中国的人权 事业？我相信，促进中国自由事业的最佳道路是美国加强扩大与中国的联系。" 　　从中国大陆流亡到美国的美籍华人吴弘达，由于在中国境内进行非法活动，于1995年 6-7月被捕，美国提出交涉。美国许多政界要人称吴弘达为"出色的人权活动家"，新闻 媒介也借此掀起反华宣传浪潮。此事影响到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到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 在这种气氛下，希拉里最后虽然到北京怀柔参加了世妇会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但没有 对东道主表示应有的尊重，反而借世妇会讲坛不指名地抨击中国，对中美关系起到的只是 消极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和中国的反渗透也是两国围绕人权问题斗争的一部 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期间，《美国之音》等美国新闻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 后，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美国之音》播音的干扰，以此作为改善对华关系 的条件之一。美国方面还不断声称中方阻碍了美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实际上，美国通过新 闻媒体、电脑网络、文化教育交流、音像制品销售等手段，加紧进行政治渗透。1996年 10月，由美国国会批准拨款、筹划已久的"自由亚洲之声"电台正式开播。该电台的主要 对象是中国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和缅甸，以播送这些国家的国内新闻为主，明显地带有鼓 励反政府活动的目的。 　　 　　(四)中国领土主权和统一问题 　　 　　这一领域的中美交锋，包括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西藏等涉及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 问题。其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改善的最大障碍，造成最为敏感的政治冲突，甚至可 能导致两国的全面对抗。 　　台湾问题是40年代末美国干涉中国内战造成的。当中美关系在70年代初缓和以后， 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尼克松到里根的美国政府，都声明美国"认识到"（或 "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由于抵御苏联扩张的 全球战略需要，美国部分转变了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立场，以适应同中国达成战略谅解和 关系正常化的要求。在70年代和80年代，尽管中美双方也经常因台湾问题而发生政治纠 纷，但总的来说，美国是将对华战略关系的考虑放在对台政策考虑之上的。 　　1989年以后，围绕着台湾问题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第一是中美关系的变化。 中美两国在战略安全、人权和经贸关系等方面连续不断地出现争执以至危机，各自对于对 方的看法也出现转变，由"准盟国"或"朋友"的关系变成"对手"或"潜在敌人"的关 系。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受到损害，基本是"负面"形象，与下文谈到的台湾在美国的"正 面"形象形成对比。美国政界人物更经常更有意识地抬高台湾的地位，以牵制中国的力量 上升。美国还有人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统一的前景感到十分担心，认为"随着经济资 源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将试图在亚洲称霸，从而成为近期内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首 要战略威胁。" 在这些美国人眼里，如果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国，那么中国的综 合国力更会大大增强：外汇储备居将世界第一，对外贸易总额将接近日本，军事实力亦将 称雄于亚洲。这样一个中国会对全球战略平衡产生巨大影响，会出现"最可怕的前景"。 因此，在中国大陆没有发生美国所希望的"和平演变"之前，美国决不能允许中国统一。 　　第二方面的变化是台湾政治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日益猖 獗。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奉行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在1996 年3月李登辉连任"总统"后，竟然连在口头上的"一个中国"立场都不肯再重申，而是 反复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后台湾实力地位的上升和国际经济交往 的扩大，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和"重返国际社会"的努力有了更大的实力后盾和资 本。台湾追随美国的政治理念，搬用美国的政治模式，废除"党禁"、"报禁"，改变了 几十年一直沿用的政治体制，实行"总统直选"。台湾这种所谓"民主化"经验，成为在 国际舞台上特别是西方争取同情、扩大影响的政治资本。虽然台湾岛内存在着"统" "独"之争，虽然李登辉因其不择手段排除异己的政治品质和一意孤行的大陆政策而不断 遭到批评和反对，但"民主化"、"拓展国际空间"等言行，在台湾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政 治认同。在这一背景下，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加紧在美国各界争取支持，尤其是通过 金钱拉拢、"感情投资"等手段在美国国会和地方政府游说，同国会内外和舆论界的亲台 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向美国政府行政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变现行对台政策。美国方面 已有不少人接受了以下论调：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时，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确实都认同 "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是现在台湾改变了立场，于是美国的 立场也应随之而改变。 　　第三方面的变化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大陆和台湾长期未能实现统一的情况下，国际 上对于台湾问题存在着各种模糊认识和模糊立场。许多对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和中国的坚 定立场有较深认识的世界政治家，许多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有足够了解的美 国人士，已经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正如美国著名的中美关系专家奥克森伯格所指出的，一 般的美国人对于美国应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分裂负责这一点不再怀有负疚感；相反， "他们为援助台湾人民取得目前水平的繁荣、安全和政治发展而感到骄傲"。 国际上有 些人，有些国家，或出于模糊认识，或被台湾的"金钱外交"所诱惑，或在台湾有较大的 经济利益，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打交道，作出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事情；或者 表面上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事实上企图从大陆和台湾的分歧中捞取最大限度的好 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台湾"本土化"的趋势，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使中国领土被割裂的事 实，在人们心目中固定化。日本等国家的一些国内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心存不满 和忧虑，希望"台独"势力成功，支持所谓"自决原则"，以达到削弱中国的目的。 　　以上三方面的变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以台湾政治发展的内因为根本动力。美国国 内的反华亲台势力固然对"台独"倾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和历 届美国政府的主导思想，在于维持两岸分裂但不发生武装对抗的基本局面。假如台湾当局 铤而走险，公然宣布台湾"独立"或者向"一个中国"的原则提出不顾后果的挑战，中国 的反应就只有使用武力来阻止"台独"。这样，美国的战略棋盘将完全被打乱，美国决策 集团也将面临困难的外交抉择和严重的国内政治分歧。一方面，美国国内部分政治势力将 坚持援引《与台湾关系法》和所谓国际道义原则，要求"保卫台湾"；另一方面，从美国 全盘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来说，为了局部利益和"道义原则"同中国这样的核大国发生 军事对抗是风险极大、匪夷所思的选择，因此美国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台湾。对于台海两岸 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时美国作何反应的问题，美国官方的表态是"故意模糊"的立场。 　　相对而言，台湾当局有更多的动机来把水搅浑，制造事端，在一步步地"拓展国际空 间"的过程中试探大陆的反应和美国的支持程度。无论中美关系恶化还是飘忽不定，台湾 当局都有可乘之机。台湾当局和岛内各派政治力量在美国经营多年，其决策人物和智囊人 物，多有在美国留学和长年从事政治经济活动的经验，了解美国政治体制和外交运作，稔 知美国政界、财团和智囊团人物。他们确知美国行政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保持现状的政策和 不愿被台湾"拉下水"的心态，于是在不放松争取美国联邦行政当局支持的同时，把更大 的精力和资本投入在美国国会、地方政府、财团、智囊机构、舆论界的活动，通过"迂回 包抄"的方式，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台湾领导人指望在他们走到公开搞"台独"这一步 并和中国政府摊牌时，美国可以成为强大后盾。这种"挟美自重"的策略，是李登辉和公 开的"台独"分子所从事的一场长期而危险的政治赌博。 　　1989年以来，美国政府虽然无数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其内涵已经发生了 悄悄的、但却是实质性的转变。它在官方正式声明中从来不肯提"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甚至不肯像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那样"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这只能说明它在声明"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时，故意留下"还有一个台湾"这个 伏笔。 　　事实上，美国对台政策也的确在向着"一中一台"的方向逐步进行调整。这种调整首 先表现在美台之间的人员往来层次越来越高，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具有官方色彩。访台的 美国人包括现任和卸任的国会议员、高级将领、部长级官员等。1994年9月7日，克林顿 政府宣布调整对台政策。它虽然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只 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在实际作法上的调整幅度颇大，是中美建交15年来美国政府 首次就其对台政策"全面审议"之后而作出的系统性调整。它允许建立美台内阁副部长级 的对话，允许美台官员在白宫和国务院以外的政府机构中进行会晤，批准美国经济、商 务、技术部门的高级官员访台，承认台湾在一些跨国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同意台湾驻美 机构改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 　　更为严重的是，克林顿政府违背自己的承诺，于1995年5月22日宣布同意向台湾 "总统"李登辉发放签证，使他可以出席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庆典活动。美国政府不顾 中国的强烈抗议和交涉，不但让李登辉得以实现这次"私人"访问，还让他在康奈尔大学 发表了政治性很强的演说。此后，中国驻美大使奉召回国述职，美国驻华大使也离任回 国，中美外交关系实际上降到了代办级，这是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官方关系的最低点。 中国为了警告"台独"势力和趋势，在台湾海峡地区举行了数次军事演习。1996年3月， 在台湾"总统直选"和中国的导弹发射演习及登陆演习期间，美国向台湾附近海域派出两 艘航空母舰，向中国炫耀武力，实际上起到了在竞选中给李登辉打气的作用。由于中国方 面的坚决斗争，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被迫澄清立场，保证信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美 国不肯承诺今后不再向台湾领导人发放签证，但声称这样的访问将是"非官方的、私人性 质的和罕见的"。经过两国领导人的几次直接对话和高级别的外交接触，李登辉访美事件 造成的中美关系恶化的势头才得以遏止。但是，美国政府在如此重大的、关系到中国切身 利益和国际声望的问题上竟能公然出尔反尔，使美国的政治形象及其政策的可信度在中国 人心目中进一步降低。李登辉访美事件的长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向"一中一台"的方向下滑的另一种表现是售台武器逐步升级。 1992年7月，美国政府批准向台湾出租军舰。同年9月，布什总统宣布将授权向台湾出售 150架F-16战斗机。这是一种远距离、高性能的战斗机。出售F-16是自1982年"八*一 七"公报以来美国同台湾最大的的一笔武器交易，是完全违背"八*一七"公报的行为。 美国人辩解说，F-16是防御性的飞机，而且布什总统的决定是为了在总统选举年拉选票的 需要。其实，这是美国抬高美台关系的严重步骤。此例一开，"八*一七"公报在美国对 华关系决策者眼中已成为一纸空文。1993年9月，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性能先进的"鱼 叉"式导弹，同台湾联合生产改进型"爱国者"导弹。因李登辉访美而导致的海峡两岸关 系紧张之后，美国还在考虑出售导弹防御系统等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中美关系在这一问 题上面临严重的考验。 　　美国奉行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还表现在美国政界、舆论界、思想库中主张 "一中一台"和同情、支持"台独"的言行日益明目张胆。前任驻华大使李洁明等人多次 攻击中国"主权观已过时"。一些舆论工具和思想库建议以提高美台关系作为牵制中国的 一张牌，以代替不起作用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牌"。有人在私下竟称台湾仍是一 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一些军工企业是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直接受益者，因此鼓 吹"保卫台湾"。那些主张将人权作为外交重点的美国人，很自然地将台湾作为"民主样 板"，同情"住民自决"的"台独"言论。国会内的亲台势力则提出支持台湾争取国际承 认的种种动议。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而很少 再提"中华民国"。美国已有16个州的议会通过了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决议。 　　1996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对亚洲政策的报告，就台湾问题做了如下建 议，它很可能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指导方针： 　　"台湾问题将继续成为危险的潜在导火线。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都可能造成严 重的后果，需要最高行政部门与国会领袖们不断地加以注意。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应为鼓 励台湾和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避免使用武力，否则造成的广泛地区性后果将损害 美国的利益。为了防止任何一方面采取危害和平的行动，美国应对中国明确表示美国决心 支持其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与台湾的分歧；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不能保证置身事 外；同时对台湾也明确表示，如果台湾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而引发危机，美国不会自动出 面干涉。我们必须在国内各党派间对这个敏感问题达成共识，才能以同一个声音与一切有 关方面对话。决不能让某个受雇用的游说团体来左右美国的政策。美国如何处理对中国和 对台湾的关系，将在本地区视为对美国冷战后领导能力的考验。" 　　早在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前，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就进行了重大调整。 不顾中国的交涉和反对，美国总统布什于1992年10月5日签署了《美国-香港政策法 案》，主要内容是美国对香港政策和香港在美国法律中的地位，并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要 向众议院议长提交有关香港问题的报告。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声称它除关心美国在香港的 实际利益以外，不想介入中国同英国关于香港的争执。但是它的倾向性其实是很明显的。 例如，1993年2月克林顿对英国首相梅杰说，他完全支持在香港实行更大民主的建议。同 年4月，克林顿政府在一份报告中也声称，香港总督彭定康的政治改革方案同香港基本法 是一致的。同年5月，克林顿会见访美的彭定康。克林顿既表示美国希望能同中国保持良 好关系，又表示支持香港争取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获得更大民主的努力。 　　实际上，近年来美国一直在悄悄地加强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舆论等方 面的影响和渗透。在许多方面，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已经超过英国。个别政治上活跃的香港 "民主派"在美国获得政界人物和舆论的支持。美国在香港的外贸和金融市场中都占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从其长远利益来看，美国应希望香港保持稳定繁荣。但如果有人企图像打 "台湾牌"那样用"香港牌"来牵制中国，那么中美之间又会增加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 　　自80年代开始，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就攻击中国"破坏宗教自由"，"毁灭当地民族文 化"，"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等。达赖喇嘛在美国长期活动，特别是在国会、舆论界、宗 教界有不少支持者。冷战后，由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宗教右翼势力上升、人权问题在美 国外交中地位上升、国际上出现民族分立主义浪潮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美国在西藏问题上 同中国的分歧更为突出。1993年4月27日，克林顿在副总统戈尔的办公室短暂会晤正在 访美的达赖喇嘛。会见后克林顿发布声明说，"达赖喇嘛因为他在精神上的利导作用而受 到国际社会的尊敬。……美国政府继续敦促北京和达赖喇嘛恢复对话，迫使中国解决在西 藏的侵犯人权问题。"然而美国政府主要是从人权角度关注西藏问题，认识到它对西藏问 题的影响有限，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愿因之过分得罪中国。美国学者奥 克森伯格说："归根结底，美国政府对西藏事业的保护不大可能超过对车臣事业的保护。 但是，美国政府给予达赖喇嘛作为精神领袖的礼遇，公布它所了解的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情 况，悄悄地鼓励达成一项可以相互接受的、使达赖喇嘛得以返回西藏的和平解决办法，这 些当然是适当的。" 可以预见，在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民族、宗教事务的问题上，中美 两国的摩擦将会增加。 　　 　　以上探讨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安全、人权、中国统一等四个领域的问题，是相互 紧密关联的。拿双边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来说，它关系到的美国利益首先包括美国 在亚太的安全利益。美国在亚太保持现有驻军水平的主要借口之一就是台湾海峡局势不稳 定。其次，美国在台湾有重要的经济利益。美国对台湾的军事装备出口对美国军火制造商 和出口商都意味着大宗交易。随着台海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美之间在贸易不平衡、 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经济摩擦间接影响到美台经济关系。同时，一旦台湾海峡出现大规模动 武，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肯定要受巨大损失。再次，台湾效仿美国模式搞"民主化"， 使美国人权外交的倡导者更加紧呼吁"保卫台湾"。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 所说："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对台湾和香港的主权要求威胁着这两个刚刚实现民主的 中国人社会的政治自由。" 因此，台湾问题本身就涉及安全、经济、人权这三大领域。 　　将上文提到的冷战后美国确立的三大外交支柱（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民主人权）同 中美关系中的四大问题相对照，可以看到二者几乎重合，即美国外交所最关注的领域全部 同中美关系有关。这样看来，在冷战后美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对华关系的矛盾最为突 出，原因就十分清楚了。美国同其他大国的矛盾仅涉及"三大外交支柱"中的一个或两 个，而同中国的矛盾是全面的。美国同欧洲的矛盾涉及经济和局部（如波黑）安全问题， 而基本上没有人权问题。 美国同日本的经济摩擦突出，但在安全和人权问题上主要是如 何协调政策的问题。美国同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安全和民主化问题上都有歧见，但谈不上多 大的双边经贸摩擦。 　　虽然美中分歧是深刻而全方位的，但在打交道的几乎所有领域里，都有某种合作基础 和共同利益，或至少是缓和冲突的期待。例如在人权问题上，因为美国对中国政治出现 "和平演变"的可能性仍抱有幻想，所以美国官方希望保留"人权对话"的渠道，而不能 一味攻击煽动。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担心"台独"势力壮大到敢于公开向美国承诺要信守 的"一个中国"原则挑战的程度，引起中国的激烈反击，以至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 也需要同中国达成某种谅解。这种中美之间严重分歧和广泛合作并存的局面，决定了美国 对华政策的深刻内在矛盾和两重性。 　　在以上谈到的四大领域之外，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合作领域和摩擦点，如 环境保护、移民、禁止毒品走私、打击跨国恐怖活动、防止爱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蔓延等 等。这些问题是今天美国公众普遍关心的，也是中国正在面临的重要问题。克林顿政府的 第二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作为世界上产生温室气体最多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必 须携手对付全球环境面临的威胁所带来的战略危险。……我们大家都应当关心的是，全球 最强的国家和全球最大的国家能否共同努力来确保一个不仅更富裕而且更有利于健康的未 来。" 在较好的双边政治气氛下，这些全球性问题将成为两国新的合作基础。但当气氛 恶化时，一些美国人总要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攻击中国的借口。 　　 第二节 对华政策的两难选择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危机不断，一直未能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1995年5月22 日，克林顿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又一次将中美关系推到了破裂的边缘。自1989 年以来，美国以中国"侵犯人权"、"违反《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等为由，对中国实行 了多种形式的制裁。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给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非法搜查"银 河号"货轮、美众议院通过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决议、阻挠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 位等等一系列举动，都伤害了中国的国家权益和尊严。 　　 与此同时，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又必须维持同中国的交往与合 作。美国不得不逐步取消对华制裁，恢复同中国的高级官方接触和军事交流。1993年11 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美国西雅图实现了1989年以后中美首脑第一次正式会 晤。这两位首脑又于1994年11月在雅加达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以及1995年10月江主 席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会晤。1994年6月，克林顿宣布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 权问题脱钩。自1993年9月以来，克林顿政府一直表示要奉行"全面交往"的对华政 策。1996年6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再一次重申"交往"政策，并同 中方商议进一步增加政府间高层接触的安排。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额和美国在华投资额 直线上升。两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保护、扫毒、卫生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成效，科 技、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也在扩大。军事领域的交流已经恢复。实际上，尽管90年代 中美官方关系经常出现紧张状态，两大社会之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80年代。 　　 既要向中国施加高压，限制中国的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又要同中国保持交往 和合作，这就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性。一方面，这样一项政策有深刻的内在矛 盾，在执行中表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另一方面，约束、防范中国的需要同"全面交往" 的要求并非全然相互矛盾，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在执行中又表现出一定的连贯性特点。 　　 　　（一）"中国威胁论"及其政策含义 　　 　　那些习惯于冷战思维、需要一个敌人来确定外交目标的美国人，已经宣布中国是现实 的或潜在的敌人。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7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为何必须遏制中 国》的文章，可以说是一篇以中国为敌的代表作。它公然声称一项"理性的"对华政策只 需要两个基本点：一是同中国的邻国建立或加强安全关系，以遏制中国影响的扩大；二是 支持吴弘达之流的"持不同政见者"，以颠覆中国现政府。这篇文章还说，那位宣称美国 对华政策的实质不是"遏制"而是"交往"的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还有那位 在电视台发表谈话主张打击中国政府而后又改口的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金里奇，都不过 是自欺欺人；政治家因怕承担责任而不敢说的真话--"美国必须遏制中国"，新闻评论 家替他们说出来了。 　　90年代中期，美国不少政要和新闻媒体着力渲染中国崛起造成的"威胁"，宣称要 "遏制"中国。克林顿政府的主要外交决策者则声称美国现行对华政策旨在同中国"交 往"，而不是要遏制中国。但是，即使是主张奉行对华"交往政策"的人，也往往强调交 往是有条件的，假如"交往政策"不能奏效，即不能"使中国改变其行为方式"，美国最 终可能转而采取遏制政策。例如，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1995年7 月声言："美国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然而两国变为长期敌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也许 不得不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转而采取一项遏制政策。" 1996年5月，《纽约时报》 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道，如果中国对美国的交往政策没有积极回应，"那么另一个共 识最终将在这里（美国）形成，而这一共识将不是要同中国交往，而是要遏制中国"。 　　 "遏制政策"倡导者所根据的理论前提，是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战略威胁"。冷战刚 刚结束时，一些美国人曾经幻想中国会像苏联、东欧那样很快出现政局动荡，进而根本改 变政治制度。这种幻想破灭之后，就从美国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冒出来形形色色的"中 国威胁论"。"遏制政策"鼓吹者所根据的理论前提，是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战略威 胁"；而"交往政策"的倡导者，宣称中国目前尚未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但是如果美 国不通过同中国各个层次的交往影响中国的国内外政策，中国进一步强大之后，将对美国 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根本利益形成严重挑战。美国人关于"中国威胁"的种种论 调，虽然尚未系统化，未成为对华政策的主导思想，但在对华政策的"强硬派"和"务实 派"中都有一定市场。 　　归纳起来，可以听到美国人有关"中国威胁"的六种论据。第一是" 极权威胁论"， 即虽然中国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其"极权国家"的性质并未改变。西方的一种流行理论 是"民主和平论"，认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而极权国家是祸 根，同"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这种理论，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是 可以调和的；而只要中国没有实现根本的政治体制转轨，其综合国力越强大，对美国的挑 战就越严重。于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邪恶帝国"。 有的美国人听到久加诺夫 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可能执政，就如同谈虎色变；听到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曾经是 共产党人，就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这些都说明美国仍是反共意识形态最为根深蒂固的国 家。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稳固和崛起，美国是难以容忍的。 　　第二是"实力地位扩张论"，即中国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地区大国，实力增强后势必要 求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不会遵守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规范；而美国是一个维护国际现状的 世界大国。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多数大国都削减了军费，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更是大为削弱， 但中国军费却有大幅度增长。因此，无论中国内部发生何种变化，包括政治制度的根本变 化，两国在利益和国际地位方面的角逐都不可避免。持这种观点的人援引国际关系史上的 事例，企图说明一个国家的国力迅速增强，会造成国际结构和秩序的不稳定，甚至将今天 的中国同3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相提并论。持这种论调的人还渲染中国实力的增长会促使 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更多地对美国说"不"，同时可能联合与美国敌对的国家， 在西方阵营"制造缝隙"，或向外输出尖端武器和技术，对美国安全利益造成损害。 　　 第三是"经济挑战论"，即中国利用其低劳动成本和高技术引进，正在向美国内市场 倾销产品，同时却阻止美国产品和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这种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正 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展成"第二个日本"。 有的美国人比较近年来的美日、美中贸易，声称美日贸易逆差在减小（现已从600多亿美 元降低到500多亿美元），而美中贸易逆差在扩大（按美方统计已达500多亿美元）。 按照此趋势发展，中国可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美国还指责中国违 反知识产权，外贸、外资政策不透明。此外，中国大陆同台湾、港澳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 密，并受到海外华人经济的强有力支持，这样一个"大中华"更将成为严重的经济挑战。 　　第四是"文明冲突论"，即冷战结束后，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间的碰撞取代了意识形态 冲突，中国所代表的儒家文明要同伊斯兰文明联手向西方基督教文明发起攻击。虽然这只 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等少数人的论调，受到不少人的反驳，但其理论根源在于埋藏得较 深的种族意识和基督教优越感，因此值得重视。近年来美国深受国内种族矛盾的困扰，以 及多元文化和外来移民的冲击，一股保守、排外的所谓"新孤立主义"思潮泛滥，担心美 国文明被外来价值观所侵蚀和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等东亚国家维护和提倡自己的文 化传统和价值观，就被曲解为对美国的一种政治威胁。 　　 第五是"邻国恐惧论"，即中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已经引起其邻国疑虑不安，美国应 当同情这些较为弱小的国家，抵御中国的"扩张"。某些美国人利用中国同一些邻国的领 土问题大做文章，宣传中国加强国防力量是准备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有人甚至视台湾为 "国家"，把中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打击"台独"势力说成是对地区安全的 威胁。 　　 第六是"灾难扩散论"，即中国将来可能无力解决自己的粮食、能源等问题，须大量 依赖国外资源，以至造成全球资源短缺。还有美国人散布说，中国环境污染、毒品走私等 问题严重，影响到周边国家以至美国。万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失控，会有大批难民从陆上 和海上外流。 　　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殊途同归，起着误导舆论、破坏中美关系气氛的作 用。从一部分"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那里，不难听出一部"新冷战"序曲。但是，上述 论调也反映了一个重要而不可回避的现实，即中美两国在面临的共同战略威胁消失以后， 尚未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合作基础。在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所关注的所有主要问题里，中国 都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一个施加压力的对象。在现实国家利益、长远战略目标、意识形 态、文化价值观方面，中美两国确实存在根本分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和国防 力量的增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美国人对中国的疑虑也就有进 一步加深的可能。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国内要求采取对华遏制政策的声音有相当大的市 场，并可能在一定的国际背景下将中美关系引向对抗。 　　 　　（二）对华"务实派"的论点及政策建议 　　 　　较有现实感的美国政治家、评论家和外交政策专家，虽然并不一定反对保留"遏制中 国"的战略选择和"中国威胁论"的所有论点，但提出了对华政策的不同思路。 　　首先，一些务实的观察家认识到，中国的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美国利大于弊。 "中国如果是安全的、有凝聚力的、朝向改革的、正在现代化的、稳定的、对外开放的， 并且能够有效地处理本国问题，那么它在未来的行动就很可能是建设性的。" 他们认 为，尽管美国不喜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如果另起炉灶的结果是中国的天下大乱，那 么"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维持现在的稳定局面。美国应从苏联崩溃的不利后果中吸 取教训：假使中国走上苏联那条分崩离析的道路，中国庞大的人口压力，相对贫乏的自然 资源和经济积累，会给亚太邻国直至美国带来一场灾难，其后果不堪设想。美国一位著名 的中国问题专家1993年对笔者说："虽然苏联突如其来的垮台给美国带来了战略上的好 处，但也带来许多无法预测的不稳定因素。美国经不起中国陷入苏联式的混乱。"一些美 国专家认为，从目前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武器扩散、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等--来 看，一个中央权力相对强大的体制比地方主义抬头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例如，只有中央 政府下决心严厉打击盗版活动，美国的知识产权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美国不能以 颠覆或打击中国现政府为政策目标，而应鼓励中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渐进 改革，即实行"和平演变"。 　　其次，有些中国问题专家主张恰如其分地估计中国目前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他们认 为，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达到的年增长率百分之十几的发展速度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所以惊呼中国不久就能在经济上赶上美国，是夸大其词的错 误估计。中国的军费增长在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并不算很高；中国军队的常规武器装备 比起日本和其他一些邻国来说是落后的；军队担负着对"台独"进行威慑和对边疆地区可 能的分裂活动进行镇压的艰巨任务；中国海空军的远洋作战能力有限。因此，现在渲染 "中国威胁"为时过早，更不能想象中国在军事上会成为对美国的有力威胁。这些务实派 希望美国政府更加有效地利用有经验的专业人才来分析中国现状，以免判断失误。 　　第三，许多美国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照目前的方向发展下去，两国利益冲突不大可能 加剧，中国也不会向外扩张。一位有权威的国际问题学者曼德鲍姆1996年6月访华归国 后写了一系列观感，其中一篇标题就是"中国正在变化--大多数方面正在变好"。他报 道说，中国青年一代对国际事物的了解比老一代更深，有信心地憧憬国家和个人生活的未 来。10%以上的经济年增长率，非国有经济占据国民收入的70%，4000万至8000万的流 动人口，这几个数字预示着一个更为有活力的、更为自由的社会。这正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中国。 在近年来有机会访华的美国人中，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等人在1996年7月访华后撰写的报告中，驳斥了中国一旦强 大就会扩张的论调。报告说："形成一项长远的对华政策，需要在美国国内对中国上升到 一个大国地位所提出的挑战加深理解。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主要关注点放在保持经济 增长和国内政治稳定上，而不是放在取得地区优势地位上。但是中国关心一系列关系到它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关系到它的邻国。这些问题需要妥协以避免公开冲 突。……由于中国的日益增强的国际角色，将它融入国际社会并给予它合法的权益，使它 帮助维持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具有紧迫的意义。" 　　第四，对于美国在对华最惠国待遇、双边贸易、人权等问题上滥施高压政策，动辄制 裁中国，许多美国政治家和评论家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样做不但不能使中国"就范"， 而且将直接损害美国利益。前总统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黑格、舒尔茨，前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等人，都持这种看法。不少观察家还指出，近代中国有着一百多年受 欺侮的历史，中国人对于不平等对待中国的态度极其敏感，也极其反感。1989年以来的美 国对华态度，越来越激起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弹。如果采取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感到被 美国力量包围的中国决不会在涉及美国重大安全利益的国际事务中予以合作，而会顽强反 对美国在国际多边安全论坛上提出的任何倡议；中国将更加努力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反 过来这有可能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增加在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等地区发生武装 冲突的可能性。此外，遏制中国意味着两国相互封闭市场，使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的努力遭受严重挫折。因此美国要达到同中国合作的目的，必须放弃孤立中国的做法。 　　第五，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美国同中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单凭美 国的力量，不足以孤立和威慑中国，而中国的邻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 会加入遏制中国的行列，因此"遏制"不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政策选择。美国要想牵制中国 的力量，必须同日本、西方盟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协调对华战略，同时将中国拉入亚太多边 安全对话机制。否则，美国的政策会招致自我孤立，反而加大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第六，一些美国战略分析家认为，虽然中美矛盾在冷战后大国矛盾中是最突出的，但 美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能找到同中国的共同利益，同中国进行心照不宣的合作。例如， 中美两国都不愿看到亚洲出现另外的核国家。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国际问题学者在《外交》 双月刊撰文分析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设想中国可能有朝一日将日本而不是美国视为主要 威胁。所以，美国应长期在日本保留驻军，并说服中国承认美国驻军有利于亚太地区的战 略平衡和稳定。文章还说，为维护东亚安全和稳定，美国应有意阻止台湾寻求法律意义上 的独立，避免触怒中国。 　　第七，还有的美国智囊人物试图将牵制、约束中国的一手同寻求中国合作的一手融为 一体，提出同中国"有条件的交往"政策。在一本题为《结网--同中国有条件的交往》 的著作中，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希恩等人列举了同中国交往的"十项原则"。这些原则依其 重要性的排列是： 　　（1）不单方面使用进攻性的军事力量； 　　（2）和平解决领土争端； 　　（3）尊重国家主权； 　　（4）海上航行自由； 　　（5）限制军备； 　　（6）军事力量透明度； 　　（7）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8）贸易和投资的市场准入； 　　（9）跨国问题的合作解决； 　　（10）尊重人权。 　　这些"务实派"的观点和政策建议的一大特点，正像希恩在这本著作中提出的"十大 原则"所显示的那样，就是不将人权问题放在美国对华关系的显要位置上，而是主张从美 国实际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确定对华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因此，即使是 "务实派"的观点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据主流，仍然不能避免同中国的摩擦，只是摩擦的 烈度将有所降低。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毕竟同中国的国家权益 和战略目标有极大的距离。 　　 　　(三）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分析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更是由它的国内政治和 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冷战结束后，加强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在海外大力开拓商品 和资本市场，保护美国商品的国内市场，打击走私贩毒，限制非法移民，保护生态环境等 等问题，都既是外交政策问题，也是国内政策问题。越来越多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机 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参与到对外事务中去，极力影响外交决策，形成外 交决策机制的分散化。与此相适应的是，国会在外交中的发言权增加。克林顿在1992年 首次竞选总统期间就强调："在今日世界上，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密不可分。" 以后他 又不断重复这一观点。美国对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受美国国内因素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 这个外国在美国整个对外关系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以及两国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例 如，冷战时期苏联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国对苏政策受美国内政治变化的影 响就很大，经常成为美国国内政治辩论的主题。海地虽然是个小国，但由于近年来大批海 地难民流向美国，而移民问题和黑人问题都是美国内的敏感政治问题，美国对海地的政策 也受到美国内因素的很大干扰。克林顿在为自己的外交行动辩护时说，如果美国不干涉海 地局势，就无法遏止海地的难民潮涌入美国海岸；如果不向陷入金融危机的墨西哥提供紧 急贷款，美国人就会面临更多的非法移民、失业和毒品走私的威胁。 由于中国在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正在上升，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 等各个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深入，在美亚裔人口特别是华人人口迅速增加，美国对华政策 必然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宗教组织在政治上重新活 跃起来，就攻击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对西藏的政策。美国在国际竞争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产生 失业，贫富悬殊加剧，有人就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指责中国向美国倾销产品。1997年美国 一些人制造"中国政治献金案"，某些影视公司发行反华影片，也是这方面的例子。从外 交角度讲，中国当然有理由、有权利要求美国决策者从大局出发，排除这些干扰；但从研 究者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外交所受到的国内制约只会越来越 大，因此，要判断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越来越离不开对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治气 候变化以及外交决策机制的基本分析。 　　作为最高决策者，克林顿总统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受其国内政治考虑的极大影响。一 方面，若同中国关系全面紧张将打乱其外交全局部署，给人以克林顿缺乏"治国之道" （statecraft）的印象，在国内政治中会丢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美国国会和舆论界反 华声浪迭起，克林顿要竭力避免给其政敌以"屈服于中国压力"或"讨好中国"的口实。 所以，他既要同中国领导人交往，又要表现其"坚持原则"的一面。 　　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构有白宫班子、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务院、国防部，起重大影响的机构还有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贸易代表办 公室、中央情报局等。这些机构从总体上说是协调的，但部门利益也常常反映在其对华态 度和具体行动中。例如，国防部及其智囊团支持对华交往政策，对恢复中美军事交流感兴 趣，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有一定认识，他们的政策主张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但要求对中美 未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所准备；在国务院内部，负责亚太事务和对华关系的官员一般主 张谨慎维系双边关系，而负责人权、军控、贸易等事务的官员则可能不惜损害对华关系而 推进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具体目标；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能源部等处理经济事务的 部门对中国的态度务实，不愿经贸关系过多地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但贸易代表办公室在 "复关"谈判、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对中国一贯采取高压态度；美国新闻总署对 舆论导向有一定影响，掌管着同中国的许多文化教育交流项目以及"美国之音"等舆论工 具；中央情报局、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等机构在情报分析方面起重要作用。1995年，军控与 裁军署对中国年度军费支出的估计高达500亿美元，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而中央 情报局的估计是不足200亿美元，相对符合实际。 　　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在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除了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佩里等人以外，包括克林顿、戈尔在内的高级官员相对年 轻。他们的一个共同背景，是在越南战争时期才步入政界或外交界，开始形成对中国和亚 洲事务的看法。他们受到过当时美国国内反战情绪和自由化思潮的熏陶，不像老一代人中 的"冷战斗士"那样一味主张"遏制共产主义"，也不像老一代中的战略家那样重视地缘 政治和战略平衡。他们的现实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对经贸、核扩散、环保、扫毒等实际 问题的关切；而他们的理想主义，则更多地表现在主张削弱主权的"国际主义"和人权观 念，而较少顽固的反共意识形态。在克林顿1997年连任总统后，重新调整了决策机构， 新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49岁 ，以上这些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不过，接替克里斯托弗 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虽然同克林顿是同一代人，但她是东欧后裔，对苏联式的旧体制有深 深的反感，并将对苏联和东欧的看法套用于中国，所以对华认识受旧式意识形态的影响较 深。 　　长期以来，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的。国会是无条件延长对 华最惠国待遇的主要障碍，也是促成李登辉访美的主要力量。查一查美国《国会记录》就 可以看到，长期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攻击大大多于较为客观公正的评论，即使是 在两国关系相对平稳发展的80年代中期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其他时期。1994年底美国中 期选举后，几个有长期反华言论记录的右翼保守派议员占据了参众两院负责对外关系的重 要职位。国会议员一般缺少外交知识和经验，却可以出于国内党派斗争需要或所谓个人信 仰而就对外事务信口开河。国会及其下属委员会可以通过有关国际问题的种种议案，虽然 未必有约束力，也不负责其实施，却对总统和行政部门产生政治压力。在过去几年里，共 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就通过了不少反华议案，对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造成干扰。 　　总的来讲，如何谋求选民的支持，是决定美国国会议员言行的首要因素。随着中美经 贸关系的迅速扩大，美议员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中美政治关系对本选区对华贸易和投资的 影响。近年来一些议员赞成延长最惠国待遇，显然是受到本选区经济利益的驱使。但是， 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选民的意愿和要求对议员的对华态度并不起决定性作用。选民主要 关心国内和社区事务，不大关心国际问题。更何况中国问题很少处于美国外交的中心地 位。此外，除了最惠国待遇等极少数问题外，美中关系的好坏同选区利益很难直接挂钩。 议员可以就对华关系滥发议论而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国会议员对华态度主要取决于其本 人的政治立场和对世界政治及中国的认识水平。而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又同是否同中国人有 过直接接触有关，同美国的舆论导向、议员助手的态度和国会研究部门提供的材料有关。 就此而言，邀请美国议员访华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些国会议员访问中国之后，态度确实有 所变化。 　　绝大多数美国议员对中国问题既不了解，也很少关心。议员对中国的偏见或敌视有各 种背景原因。在保守派议员里，以现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赫尔姆斯为代表的一些 人，自冷战时期起就有强烈的反华反共意识形态色彩，认为只要中国还是由共产党掌权， 就会同美国为敌，就应该遏制中国。他们把台湾视为反共堡垒，同台湾国民党的联系从蒋 家父子时代就开始了。他们同台湾的民进党无甚渊源。这些保守派议员年龄偏大，人数逐 渐减少。另一些保守派受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影响，攻击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攻击中国的计 划生育政策，同情西藏分裂势力。有的人同达赖喇嘛有特殊关系，经常就西藏问题说三道 四。在自由派议员里，一部分人标榜"以世界民主化为己任"的姿态，鼓吹应支持中国国 内"民主力量"，对中国施加更大国际压力，以促进"人权状况改善"与和平演变。他们 对台湾所谓"民主化"大唱赞歌。其中一些人同情民进党而非国民党，鼓吹台湾前途应通 过"台湾人民自决"的方式决定，意即支持"台独"。一些人同在美的中国"民运分子" 接触频繁。 　　美国的舆论界被称为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个权力中心"。虽然美国 的大众传播媒体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操纵舆论，但是相对于其他 西方国家而言，美国新闻媒体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性是最强的。在很多方面，新闻媒体对政 治领导人的行为和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影响最大的当推《纽约时 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玑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在杂志中，对国际 报道和评论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家周刊：《时代》、《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电视广播网中声望名列前茅的是"有线新闻网络"(CNN)、"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全国广播公司"（NBC）。近年来，美国新闻 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加，其中歪曲性报道和攻击性评论很多，为国会、政界、企业界 和公众塑造了一个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国形象。这种情况在1997-98中美两国首脑互访后有 所改善，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中美关系本身。美国媒体的性质，其一贯对政治建制的广泛 攻击，以及美国社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偏见，都是难以改变的。 　　随着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扩大，美国企业界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公司和财团对于对 华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在过去几年里，美国企业界人士纷纷 呼吁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他们的要求得到了美国商务部、财政部负责人的支 持。一般来说，企业界反对政治因素对商业的过多干扰，希望中美政治关系保持稳定。但 是，除了最惠国待遇等直接关系其切身利益的问题之外，企业界领导人在中国问题上不愿 有过多的政治表态，以免被舆论界攻击为"为小利而牺牲人权原则"，损坏自己在美国的 形象。。还有一些公司财团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关税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等方 面的状况不满，因此支持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在中国"复关"和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美国企业界同政府的立场是大体一致的。此外，美国纺织、机电等 行业的制造商，由于中国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挤占了他们市场份额，攻击中国"压价倾 销"、"出口劳改产品"等，呼吁援引"反倾销法"制裁中国。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在 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扩大从中国大陆的进口受到的社会环境压力很大。 　　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思想库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大西洋理事会、美 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凯托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国会研究部 等等，还有各大学的有关研究中心。它们的政治倾向各异，绝大多数标榜其独立于政府的 色彩，但又都同官方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力图影响官方政策。一些主要思想库的政策建 议往往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例如，1993年克林顿刚刚上台，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 系全国委员会就递交了汇集有关专家意见的对华政策建议报告，受到政府和舆论界重视。 此后美中关系的发展，更证明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是沿着那份报告的思路展开的。1996年 夏天，"美国人大会"、"美国对外政策全国委员会"等思想库，就已着手调查研究，在 1997年新一届政府上台时，推出了各自的对华政策建议。美国的亚太和中国问题专家经常 应邀到政府接受咨询或到国会听证会发言。1993年中美首脑在西雅图会晤前和1998年6 月克林顿访华前，克林顿都曾亲自咨询有关专家意见。1998年克林顿的对华决策班子里， 就至少有两位曾经在美国著名大学里讲授中国政治的学者。 　　重要思想库和研究机构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比起舆论界要有强烈得多的现实感。它们 一般都重视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中国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发展力争有一个客观的估计， 较少受利益集团的左右，主张维护正常国家关系。但是，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极力利用提 供研究基金、邀请访台、提供讲坛以加大知名度、领导人接见等方式，拉拢美国专家学 者，并确实使其中一些人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此外，还有一部分自由色彩浓厚的美国知识 分子，以及专门关注"民主和人权"的机构（如"亚洲观察"），经常在新闻媒介出头露 面，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中关系中许多问题（如人权、台湾、西藏、"宗教自由"）的背后都有美国宗教界 的影子。美国宪法规定它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因此宗教团体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是幕后 的、潜移默化的。然而由于有90%以上的美国人自称信仰上帝，每一个美国总统都要表现 自己的虔诚宗教信仰，教会及其领袖的政治作用又是巨大的。1994年底共和党取得国会多 数席位，一个原因就是借助基督教右翼团体的有力支持。美国绝大多数宗教团体对中国的 误解与偏见较深，但又有很强的动力向中国进行宗教渗透，并因此而不希望同中国的交往 渠道堵塞。 　　华人血统的美国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新移民，十多年来大量增加。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当代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但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影响有限。台 湾当局长期在美籍华人中苦心经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进而试图影响美国主流社会。 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及其家属现已达到十几万，其中有些人学成后已在美国学术界和科 技界立足。绝大部分留学生是爱国的。1995年李登辉访美一事，在爱国华人和留学生中激 起强烈不满。 　　随着中美关系向纵深交往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机构和民间组织卷入对华 政策的决策过程。从积极方面看，这将会使美国各界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美中合作和交 往对于美国利益的重大意义，从而缩小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国内的市场。广 泛的中美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对于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需要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向右偏转，保守势力回潮，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美 国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主张，在美国舆论界的国际评论报道中频频反映出来。一些保守 派固守反共意识形态阵地，以攻击中国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资本。宗教右翼势力则在所谓 "宗教自由"和西藏问题上作反华文章。连堕胎问题也被右翼势力用来攻击中国计划生育 政策。1997年年初，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掀起过一股来势凶猛的反华浪潮，制造了所谓 中国试图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献金案"。"新孤立主义"虽是对美国推行海外扩张和干 涉的一种牵制，但其所包含的贸易保护主义、排斥新移民、否定多元文化的倾向，都是将 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弊病归咎于外部世界，因此也是造成中美摩擦的现实因素和深层原 因。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不负责任地攻击中国近乎成为一种时髦，而对中国形势的客观报 道，以美国长远利益为重而维护对华关系的政策主张，反而难以问世或者受到压抑。 　　 第三节 中美关系展望 　　 （一）从交往政策到中美首脑互访 　　 　　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9月提出对华"交往政策"以来，每当中美关系出现困难时，美 国领导人和政府高级官员总要出面保证这项对华政策没有改变。李登辉访美造成中美关系 严重滑坡后，美国政府又三番五次重申它的对华政策不是要遏制中国，而是要同中国保持 "全面交往"或"建设性交往"。这一点还由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10月24日同江泽民主 席会晤时亲口作出保证。 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1996年5月17日在就对华关系发表演讲 时声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安定的、开放的和成功的国家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还 说，"我们拒绝那些企图遏制或孤立中国的人的意见。那项方针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 而不是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把中国说成魔鬼同把中国说得具有浪漫色彩一样会把人引入 歧途，这是危险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非常成功的，我们认识到该国极具复杂性，认 识到变革既需要耐心，尊重中国的主权，同时又维护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利益。" 　　"交往政策"本身就体现了美国的两个长远战略目标。首先，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许 多问题上，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需要寻求中国合作，而合作关系的首要前提是保持各个层 次、各个领域的交往。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后，美国对华制裁的首项内容是停止官方高层 交往，但中止制裁的第一步也是恢复高层接触。宣布实行交往政策，就是承认前段时期孤 立中国、拒绝同中国高层领导人打交道做法的失败，就是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中国政府 的权威。 　　其次，美国希望通过同中国的交往来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交往政策"中的"交 往"一词，原文含有"参与、介入"的意思。 它决不仅仅显示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官方谈 判、互访和民间交流来密切双边关系。交往政策并不是一种友好表示（即美国国防部长佩 里所说的"我们选择的交往政策不是一种恩惠" ），而是表明美国政府希望它的经济、 政治、文化、思想影响向中国社会的纵深渗透，以便用它倡导的那套国际规范、竞争规范 来约束中国。可以说，美国增加同中国交往的目的之一是制约中国的国内和国际行为。 　　在中美两国对峙的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政治上孤立和打击、战 略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全面遏制政策。双边交往几乎完全中断，而美国在中国国内的影 响也微乎其微。今天美国的当政者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过去那种全面遏制政策既不可取， 也做不到。只有促使中国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同中国各个层次 的接触，才能实现美国在中国和亚洲的长远目标。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解释说，对华"全 面交往"战略要达到三个目标：一是在各个层次全力以赴地谋求美国利益；二是在中美利 益一致的方面争取建立互相信任并达成协议；三是通过对话减少中美分歧。具体到经济领 域，美国第一要"寻求使中国完全加入全球市场经济和贸易体系"，第二要"寻求扩大美 国出口商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 至于如何通过交往促进美国的政治目标，克林顿本人 做过解释。他在1994年为美国政府将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的决定做辩解时说： "我们必须以不让中国孤立的方式来追求我们在中国的人权目标。我们如果不在那里，就 无法促使中国人权改观。" 当时，国防部长佩里解释了同中国军方接触的四个目的：影 响中国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政策；引导中国在朝鲜半岛等地区稳定问题上发挥积极 作用；开辟同在中国政治中起主要作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沟通渠道；促使中国国家安全 决策机构更加开放。 助理国务卿洛德也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保证当中国发展成 为全球大国时它能起建设性作用，成为融入国际体制并承诺遵守国际法规定的行为的国 家。 　　美国对中国实行交往政策，并不意味着两国摩擦的减少，而至多带来摩擦烈度的下 降。目前两国政府打交道的领域空前广阔，除经贸关系外，还涉及防止核扩散、军售、人 权、法制建设、移民、反恐怖活动、缉毒、环境保护、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传染病防治 等等，民间合作与对话的议程更是无限的。打交道的机会多了，产生摩擦的机会随之增 加。打一个比喻，就是美国将增加同中国交往的齿轮，而且努力使这些齿轮咬得更紧，企 图让中国的齿轮跟着美国的齿轮转动。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中美之间这些齿轮的润滑剂。 但是当美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中国头上时，当然会遭到坚决抵制。只有相互尊重对方的 利益和愿望，两国才能减少摩擦，增加合作领域。 　　克林顿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交往政策以后，美国在安全、经贸、人权领域和台湾、香 港、西藏等关系到中国主权的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加很大压力，但方式有所变化。美国 在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提高要价，在中国周边加紧布局造势以限制中 国的影响，在国际人权讲坛上大肆攻击中国，继续向台湾出售军事装备，提高美台关系的 规格，都没有受"交往政策"的约束。 　　但是，一项旨在全方位与中国为敌的政策既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得到美国 人民支持，更难以获得必要的国际支持。美国政府在把握内政和外交的关系时，要将内政 放在首位；在把握冷战后美国的三大外交目标时，要将促进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在美国遇 到的全球挑战中，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中东地区的冲突迭起，吸引了美国外交的主要注 意力。从客观上看，中国并不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国的周边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 都已经以明确方式表示反对遏制中国，也以实际行动加强同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 作。这对敌视中国的那些美国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牵制。因此，尽管美国国内不利于中 美关系的因素增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致改变。 　　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好几年的调整时期，经过政府决策部门和智囊机构的反 复讨论，应该说已经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基本轮廓。这项政策的主线是同中国全面交往，而 不是孤立中国。美国在执行对华交往政策中，既要寻求合作以促进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和 在华经济利益，又要对中国加大压力以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所倡导的国际规范和价值观。从 发展趋势看，美国对中国实力的增长越来越感到疑虑和困惑，企图利用其超级大国的国际 影响来牵制中国。美国对华政策中制约中国的因素还在扩散之中，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和 警惕。 　　但是，交往政策毕竟比遏制政策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当交往政策在美国对华政策中 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时，中美关系改善的机遇也明显增加了。1996年3-5月，美国总统克 林顿、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金里奇分别就 对华政策发表讲话，表示重视对华关系，要通过接触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紧接着，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双边关系的气氛有所改善。1996年11月美国大选结束后， 双方高层领导的互访和其他方式的接触更为频繁，讨论的议题更加广泛和深入。 江泽民主席1997年秋天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致力于建立建设性 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的《中美联合声明》，为冷战后时代的中 美关系确立了一个全面的框架。它承认"在人权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但凸显的是共同 利益和促进合作的具体目标及步骤，渗透着务实和面向未来的精神。毫无疑问，经贸关系 是当前推动双边合作的最大动力。同时，两国在能源、环境、科技、文化、教育、防止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制止非法移民、打击毒品走私和其他国际犯罪等方面，一直存在共 识与合作，而这些方面的共同利益经常被忽视。 　　联合声明中所说的"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领导人对未 来关系的一种规划和规范。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所谓"致力于"，是指要为实现这一目 标而努力。所谓"建设性"，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动辄以制裁来威胁对方的"破坏性"做法 的一种否定，强调的是以逐步推进的方式构筑合作基础，扩大共识。所谓"战略"，就是 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处理两国关系，而不因一时一事的纠纷影响其他领域的合作，并不 具有什么军事上的含义。所谓"伙伴关系"，在英文里是partnership，可以理解为在共同 的事业中分担责任，共享成果。因此，"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既没有掩盖 目前两国关系尚未真正"到位"的现状，又确定了两国长期合作的意向。 　　对于《中美联合声明》，当然不能只做这种字面上的理解。同样，中国同俄罗斯宣布 要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法国宣布要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也都必须联系中俄、中法双 边关系的现状来理解其含义，而不能机械地对比这几对关系在词义上的差别。中美两国宣 布将要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两国之间逐步消除敌意，避免 对抗。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声明，事实上承诺了不因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寻求同中国的冲 突，客观上对美国国内那种"美中冲突即将到来"和"必须遏制中国"的论调是一个打 击。中美努力建立高层次的、全方位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对国际上某些附和"中国威胁 论"、企图借重美国以打击中国的势力，也是一个牵制。 克林顿1998年夏天对中国的回访，又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和许多具体协议，双边关 系有了进一步改善，两国同意继续共同努力，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加速迈进。克林 顿访华有两个重要的国际背景。第一是亚洲金融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某些东亚国家国内 的经济政治困境。某些东亚国家经济衰退，政局不稳，俄罗斯金融形势几次告急，反衬出 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对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重要性。克林顿政府在其对华政策调整 中，显然考虑了这一点。 　　日本经济萎靡不振，见不到短期之内复苏的前景；而日本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内市场开 放之缓慢，更使日美经济摩擦呈旷日持久之势，美国由此深感失望。日元汇率自1997年 以后曾一路下跌，使美国人担心在整个亚洲触发另一轮货币贬值，导致亚太一些国家更深 层的经济危机，并搅乱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商品和资本向日本和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东亚 国家流动受阻，因而更需要抓住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改革的机遇，不遗余力地开拓在中国 大陆的市场，特别是试图促进金融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对于中国来说，在继续发展 同其他各国经济合作的同时，保持对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挖掘潜力，进一步吸收美国 的资金和技术，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利。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在亚洲金融动荡的 冲击下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克林顿访华的另一个重要国际背景，是亚洲安全形势出现的新曲折。印度的核试验对 国际社会共同构筑的核不扩散机制形成了严重挑战，巴基斯坦随后进行的核试验和印巴两 国关系出现紧张，进一步加深了国际社会的忧虑。南亚局势提醒有关国家注意的是，经济 发展虽然是许多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经济关系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 的内容，但传统的国际安全、地缘政治因素仍然是某些地区国际关系的主线。在印巴核试 验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十分明显的。对于美国来说，核不扩散是冷战结束后其 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关注问题，如果对印度核试验所引发的军备竞赛不加以控制，就会产 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伊朗等国都有更大的理由发展核武器，已经基本平息下去的朝鲜核问 题又可能浮出。因此，美国对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争取进入核大国俱乐部的行径予 以驳斥，并对印度进行经济制裁。中国则担心南亚的战略平衡被进一步打破，西南边境地 区的安全形势更为复杂，多年来第一次使用了"地区霸权"的概念，对印度核试验进行了 强烈谴责。印度核试验之后中美两国之间迅速就南亚局势进行磋商，协调立场。江泽民主 席1997年访美时确定下来的中美首脑"热线"1998年5月第一次开通，两国首脑就谈到 了南亚局势问题。在国际社会稳定南亚局势、防止核不扩散机制遭到进一步破坏的努力方 面，中美两国起着实际上的协调主导作用。 　　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变化，也是克林顿访华的重要背景。中共十五大确定了深化改革 的路线，1998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举措。中国领导人对国内 政治稳定的信心十足，北京的对美政策是积极的。在美国方面，形势较为复杂。一方面， 在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面前，公众对克林顿的"个人丑闻"不甚介意，克林顿的政治威望 没有多少下降，在外交方面受到的国内制肘并不那么严重。另一方面，1998年秋美国将举 行中期选举，政治右翼和自由派都借这一时机指责克林顿"对中共软弱"。尤其是宗教右 翼，在西藏和人权问题上正向克林顿施加压力。总的来说，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出 现大的摇摆。 克林顿访华取得了明显的宣传效果。除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外， 特别给克林顿一行和西方媒体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以江泽民主席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自 信、坦诚、开放和驾驭重大问题的能力。中央电视台直播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联合记者招 待会和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出乎原先预料之外，特别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和赞扬。 中美首脑互访成功地改善了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使美国公众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 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根据《今日美国报》（7月10日）在克林顿访华后所做的一次民意调 查，赞成克林顿访华和对中国有良好印象的美国公众人数有所增加。 克林顿访华取得的具体成果也是十分丰富的。美方高度评价中方在缓解亚洲金融危机 中所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战略对话。关于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双方意见有所接近，差距有所缩小，均表示愿意以灵活务实的 态度继续进行磋商，以期使这一问题早日得到解决。中美在克林顿访华期间签署了总额约 30亿美元的商贸合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首次获得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融资担保，使 中国能够通过贷款进口美国的先进医疗设备。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美国曾禁止这家官 方银行向中国提供融资担保和贷款。这一制裁行动的取消，预示着中国从美国进口高技术 和成套设备将更为便利。双方在金融、住房、文教、卫生、社会保障、医疗改革、和平利 用核技术、环境保护、清洁能源、水资源管理、保护珍稀和濒危物种等领域，落实了一系 列合作项目。 在国际安全领域，双方决定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两国重申要维 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在打击国际犯罪以及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继续 加强合作。两国军方在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军事环境保护以及互派人员观摩对方联合训 练演习方面开展合作达成协议。双方发表了"中美关于《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的联合声 明"和"中美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特别就南亚核扩散问题和当前南 亚局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发表了"中美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加强各自 对化学品出口的控制。中方表示将积极研究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问题。在政治 领域，中美双方确认加强法律合作，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进行人权对话。双方商定将举行 中美政府间人权对话并设立中美非政府人权论坛。 对于中国来说，克林顿访华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克林顿本人在上海声明美国政府将 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 台"，不支持台湾进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国际组织。虽然这一立场曾经由包括国务 卿奥尔布赖特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几次公开宣布，但由美国总统在中国领土上再次公开确 认，毕竟意义更为重大。台湾当局在克林顿访华前四处活动，企图阻止克林顿公开声明 "三不"；在克林顿上海讲过"三不"之后，台湾舆论一片哗然，正说明这一表态对台湾 分裂势力的打击是沉重的。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战略对话的加强，有利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 气氛的改善，尽早进行政治谈判以结束敌对状态，遏止"台独"倾向的发展。 中美通过一系列高层互访和战略对话拉近了相互距离，而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嫌隙相对 突出。中美日三边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微妙变化。但是，美日之间毕竟是政治和安全 同盟的关系，又分别是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极深，而中美关系还 刚刚处于改善过程中，同美日关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同美日两国同时改善关系， 妥善地分别解决同这两个国家的问题，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最为有利。 （二） 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两国元首互访后的中美关系发展趋势：战略共识增加，对话机制 健全，大局基本稳定，局部摩擦不断。 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主要在于：双方都希望看到世界保持和平与安全，在解决热点问 题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两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双 方都致力于保持地区稳定，在制止南亚核军备竞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等领域进 行了有效的合作。中美积极开展双边经贸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金融的稳定和经济的 发展。在保护环境、制止非法移民、打击国际犯罪以及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全 球性问题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 中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战略共识都在扩大，不仅是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双方 自1996年以来不断建立和健全各个领域对话机制的结果。两国外长、国防部长等高级官 员建立了定期互访的机制。在许多领域，两国都已经或正在建立联合工作委员会等形式的 合作机制。两国的半官方接触和民间交往也在不断扩大。1998年7月初，由两国知名人士 参加的"第二轨道"战略对话（即由有政策影响的非官方人士举行的非正式对话）在美国 夏威夷开始启动。越来越完善的对话和合作机制，不仅有利于增加共识，也使某些双边摩 擦能在工作级别得到控制，而不致发展到影响全局的程度。去秋和今夏中美首脑互访所取 得的成果，已将中美关系的大局基本稳定下来，不存在足以导致改善关系的趋势全面逆转 的严重问题。 但是，中美之间的局部摩擦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会发展到比较激烈的程度，对 此应当心中有数，做好充分的准备。虽然克林顿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了一定认识， 也为改善关系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在政府内外都有一股势力，仍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或长 远威胁，主张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在克林顿访华之前和访华期间，美国政府都企图在人 权、宗教、西藏、军控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国会中一些自由派、保守派和主张 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在攻击中国、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方面找到了共同点。他们或 是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在美国搞政治捐款，或是攻击中国限制宗教自由，或是批评克林顿 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让步太多，或是指责中国对美出口影响了美国就业人口。这些国 会议员企图通过各种反华议案，一方面打击中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捞 取资本。 尽管中美两国首脑互访受到美国舆论的普遍关注和欢迎，但应当清醒地看到，相当一 部分美国媒体仍在塑造负面的中国形象，许多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误解并未消除。美国国内 政治将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形成长期干扰。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的 巨大差异，并不因政府间战略共识的扩大而明显缩小，也不会因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而消 失。 当前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克林顿总统在访问上海期间的"三 不"声明刚刚发表，立即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弹，台湾当局也加紧在美国国会和舆论界 的活动，企图让国会通过议案，以平衡"三不"立场对其分裂活动所造成的阻碍作用。一 些美国人的论调是，"台独"和台湾争取国际空间的努力是两码事。他们不赞成"台 独"，是因为担心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直接对抗；他们赞成台湾扩大国际空间，则 包含牵制中国、将两岸分裂状态固定化的长远考虑。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美国对台军售政 策，也看不出有做出重要改变的迹象。 在第九章将要谈到，美国外交的主要着眼点正在从国别关系和区域政策（如对东亚、 拉美、中东等地区的政策）转向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保护能源供应、国际贸易和 金融、移民、毒品走私等"功能性问题"（functional issues），形成所谓"问题政治" （issue politics）。美国外交这一新特点也强烈反映在对华政策中。近年来美国方面在军备 控制、市场准入、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等功能性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有时不惜 冒同中国对抗的风险来维护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具体利益。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也经常用 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合作所取得的进展，向国会和公众展示同中国保持交往和合作的重 要性。据美国官员说，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莱克1996年表示，中国政府提出 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两国关系原则很好，但希望增加一 句，即"解决问题"。每当中美进行高层对话时，美方总是提出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子，作 为改善关系的筹码，要求中方回应。中美官方关系好转，当然有利于减缓两国在功能性问 题上的摩擦，至少将防止具体分歧过分政治化。但是，美国不会因两国关系的改善而放弃 许多具体利益，而中国也不会为了迁就美国而牺牲长远目标和根本利益。换言之，不能指 望官方关系气氛的改善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具体分歧。 今后中美关系中的合作与摩擦，都将趋于复杂化、具体化、分散化、多边化。两国关 系的战略框架正在逐渐清晰起来，但要真正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还必须在宏观和 微观的各个层次相互"磨合"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全球和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形 势中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例如国际金融和美国经济状况可能波动，朝鲜半岛的政治局 面可能变化，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局可能恶化，从而造成对东盟在地区安全中所起作 用的削弱，等等。在预测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时，必须对诸多变量加以考虑，而不能只看 一时一事。 　　 　　（三）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将更加有所作为 　　 　　一个世纪之前，在美国提出一项"门户开放"政策时，它是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 1894年，美国跃居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在1898年的战争中击败西班牙，正式吞并 夏威夷群岛，乘胜向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扩张其势力。大清帝国则国势孱弱，处于内忧外 患之中，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蒙受国耻。1898年企图"学洋"而扶清的戊戌变法同1900 年企图"灭洋"而扶清的义和团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在列强争霸、弱肉强食的时代， 中国的落后、分裂和清朝的虚弱、无知，使国家命运不能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在列 强瓜分下，满清王朝奄奄一息。隔海相望的两大国，对比何等鲜明！ 　　沧桑百年，今非昔比。美国依旧是当今世界上头号强国。然而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许多 战略观察家，都在争论美国是否正在走向衰落。这场争论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大概不会结 束。但是，中国正在兴起而走进世界强国的行列，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感 到自豪。面对一个意识形态上同自己对立，政治经济上不时发生摩擦，国际事务中立场每 每相左的中国，美国则确实有理由感到不安。两大国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构成20世纪 末中美关系的重要时代背景。 　　不过，在看到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两国实力仍然存在巨大 差距。2.5亿人口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2亿人口的中国的10倍。有的美国舆论说，到 了21世纪初中国就会成为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这样的预测毫无根据。邓小平在 80年代初的战略设想里提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才是一个既宏伟又现实的目标。 　　冷战的结束，是世纪末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时代背景。过去近百年里，中美关系中 几乎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由第三国因素引起的。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大国无 一例外地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中美关系中，第三国的作用现在也退居次要地位。这 时，中美矛盾却成为大国关系中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而且似乎没有另外哪一对大国矛盾 在不久的将来会比中美矛盾更突出。另一方面，20世纪末中美两大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 度，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足以说明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十分充足。中美关系的 紧张未能阻止交往的扩大，而交往的扩大也未必能缓解矛盾。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 　　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都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防 建设。在中国人看来，只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两国关系就不会有多大障碍。美国却 坚持不肯改弦更张。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当中美交往扩大时，美国在中国（包括在 香港和台湾）的利益也增加了。例如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 题，涉及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是对华关系越来越深地同美国国内政治搅在一起。国会里关 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辩论，舆论界的反华喧嚣，"台独"势力、西藏分裂势力、"人权积 极分子"和基督教右翼在美国政界的活动，以及参与对华政策决策过程的政府部门增多， 都使对华政策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严重牵制。三是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广义上的文化价值 观即塞缪尔*亨廷顿所称的"文明"）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相反，在美国外交 中，推进"民主化"和"人权"成为比冷战时期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在美国方面，国内政治对外交的投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在中国方面，对外政策服 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始终不变的原则。因此，世纪末 的中美关系固然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但两国的国内推动力对双边关系的曲折起伏起着 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作用。 　　正如中共党史专家章百家所说，中国向来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既然中国的 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既然双边关系中 的主要难题涉及的是中国本身的发展，既然两大社会的交往势必继续扩大，那么一个符合 逻辑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所作所为，将越来越有力地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今天，作为一 个国力日益昌盛的大国，中国应能以其稳定的政治局面和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坚持改革 开放的根本方向，致力于长治久安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一基础上确立的 外交政策和对美政策，就不仅仅是观察美国政策后采取的"对策"了，而是一套基于长远 利益和目标的完整的国家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政策和行为，绝不能单独决定中 美关系的方向。中国也在为中美关系掌舵。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为我们如何在20世纪末的对美关系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指出 了明确的方向： 　　 　　进入90年代前后，国际风云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两极格局 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中 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对形势突 变及时作出了精辟的论断，谆谆教导我们，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及时提出 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他指出， 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 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 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 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 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在这样一个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对于20世纪末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发展，就能够建 立信心。当然，美国不会改变它近百年来的对华战略目标，即按照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来 改变中国，对此我们不抱幻想。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余地是有限 的，更何况美国从来没有把改善关系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在进一步研究美国 （特别是美国的国内变化）的过程中，应能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波动幅度作出恰如其分的估 计，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中美关系中"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