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缓慢变革 　　 　　 如前所述，美国的政治体制自创设以来基本保持稳定。200余年间，社会经济难题接 连不断地出现，但只有废奴问题是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解决的。分权制衡的制度表现出超 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使美国人颇引以为荣。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治 制度却面临着直接针对它自己的挑战，面临着民众对国家政治的信任危机。92年大选，选 民投票率仅为55%；96年大选的投票率更低至48%，为美国政治史上的最低点；94年国 会中期选举则只有38%的选民参加投票。据新闻机构调查，90年代对国会表示信任的选民 从60年代的42%下降到8%；同期，信任和支持白宫的选民从41%减少到12%。 公众的 不是对某个党派或某些政治机构抱有反感，而是对国家政治普遍感到厌倦和淡漠。他们不 相信通过目前的政治过程能够解决国家遇到的社会经济难题，或是能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增强国民对未来的信心。恢复民众对政治活动的兴趣和信任是美国政治面对的新考验。 　　　 第一节 丧失信誉的政治 　　 　　 对为何出现空前的政治信任危机，美国政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称这是由弥漫西 方的世纪末悲观情绪引起的，并非美国独有。有人认为向信息经济的过渡使众多的美国人 感到对未来没有把握，焦虑心态促使他们对政治发泄不满。这些说法各自揭示了部分事 实，但普通美国人有更简单也更尖锐的解释：政界的肮脏和虚伪败坏了自己，也驱走了选 民。 　　 　　 金钱与选举 30多年前，当约翰*肯尼迪总统参加他的就职游行典礼的时候，他曾 经对美国首都的凌乱破败发出感叹，并发誓要整顿华盛顿的市容。在今日华盛顿富丽堂皇 的气派面前，恐怕肯尼迪总统最大胆的重建计划也要黯然失色了。70年代以来，大量的金 钱涌入首都，使华盛顿脱离了简朴，并且在这个城市中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政治特权阶层---- 由资深议员和政府高官组成的华盛顿圈内人。要想通过竞选进入这个圈子，必须以大笔金 钱铺路。要想保证在圈中的地位，同样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据统计，在1986年选举中 竞选众议院席位的候选人平均每人花费21.8万美元，参议院候选人平均花费189.7万美 元。 而在1996年的选举中，获得一个众议院的席位平均需要花费50万美元，在竞争激 烈的选区则需要200万美元；获得参议院席位所需的平均资金是500万美元，最高的州需 用3000万美元。为入主白宫投入的竞选经费更是成为天文数字。民主党筹集了3?32美元 的经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募集的捐款为5?49亿美元，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竞选费用飞涨是从1974年国会通过"选举改革法"之后开始 的，而这个法案初始目的是为了限制参选花销。它规定个人对候选人捐款不得超过1000 美元，对政党全国委员会竞选捐款不得超过2万美元。选举法通过不久，其中为议员竞选 费用规定上限的条款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对个人捐赠的严格规定使得各种政治行动委员 会大行其道。它们很快发现了选举改革法的漏洞：其一，以支持某个政治主张的名义向两 党提供资金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为从名义上讲，资金并非捐给个别候选人，使用资金的 是党的官员而不是某竞选班子。其二，只要不是直接赠款，以其他方式间接地提供资金 （以选举法中的术语说，即为反对或支持某候选人进行"独立"活动的开支）并未受到实 质性的限制。政治行动委员会利用这些漏洞将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政坛，形成了人所 共知的软捐款（the soft money)。 　　 自1974年以来，美元因通货膨胀的缘故实质贬值不少。但政客中没有人提出要提高 选举法规定的经费限额。因为这些限额根本没有实际意义，软捐款早已成为竞选开销的主 力。拥有雄厚资金，就能在电视、电台、报刊上刊登广告，就能将音像、文字宣传品遍送 选民，抬高自己，打击对手。一般情况下，募集到多于对手的资金就意味着选举的胜利。 争取捐赠成了政客的必修课，募款手段花样翻新。在1996年大选中，共和党举办了名为 "通往白宫之路"的募捐晚宴，入场券每张1000美元；如果愿意出资4000美元就可以在 宴会上同金里奇合影留念；出资达到25万美元就可以列入宴会主席名单，并获得参加共 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4张门票。结果共和党在一夜之间获得1600万美元的资金。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则开列了详细的价格表：赠款超过10万美元者可以分别同克林顿和戈尔进餐 两次，可以参加扩大外贸活动的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赠款5万美元者可以分别同总统和 副总统进餐一次；赠款1万美元者有可能被邀请到白宫同克林顿喝咖啡；捐赠1000美元 者可以参加总统夫人主持的活动。 　　 在两党你追我赶的争夺战中，总统竞选的经费一路飞涨。以募捐高峰阶段（从大选前 一年夏季到大选年的夏季）比较，1980年竞选中两党共筹集了2400万美元，1992年竞选 中两党筹款合计已将近4000万美元，而96年同期两党筹资竟超过了1亿美元。 　　 如此高额的资金消耗已经使美国的选举成为不折不扣的金钱游戏。金钱介入政治的消 极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首先，它使企业界，特别是其中的大公司在政治活动中拥有过度 的影响力，而压制了普通民众的声音。在美国人当中对政治捐款在200美元以下的占 99?97%，也就是说政治家们依靠着不足万分之三的美国人提供选举经费。 这万分之三的 美国人因而能够会晤重要的政坛人物，向他们陈述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代表自己发言和 决策。绝大多数美国人就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这使得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能够凌驾于民意之 上。尽管多数美国人支持禁烟立法，但烟草企业向96年选举注入350万美元以上的资 金，在共和党10大捐助者中，烟草商占了3家。于是国会议员，特别是共和党议员始终 不赞成通过限制烟草销售的法案，除非该法案为烟草生产商所认可。同样，得到多数美国 人支持的枪支管制法案命运多舛，因为全国步枪协会是几乎所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重要 捐资人。 　　 其次，竞选费用的膨胀迫使政客们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募捐活动，影响了他们为公 众服务的质量。任期两年的众议员就任不久就要开始考虑连任资金问题。任期较长的参议 员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因为他们竞选连任所需的费用远远超过前者。国会议员给予本选区 的关注在下降。他们更忙于参加华盛顿的募捐活动，或积极地为自己的赞助者发言。鲍 勃*多尔作为堪萨斯州的议员，却亲自致信财政部，极力为加州的加洛酿酒公司活动。因 为该公司仅在89-92年间就为他提供了9?3万美元。 　　 再次，金钱使选举日益平庸化。竞选费用踞高不下使不少筹资能力稍弱的竞争者知难 而退，其中不乏有才能的政治家。参选总统的花费最多，总统竞选中这种现象也最明显。 90年代以来，现时没有担任联邦职务的参选者往往在正式选举前三年就开始筹备活动。其 中颇有因资金筹集不顺利而打消竞选念头的。在96年总统选举前，共和党方面声望素著 的人选很多，如詹姆斯*贝克、迪克*切尼等都是一时之选。但最终都在经费高门槛面前 却步。92年竞选中，保罗*聪格斯一度领先于其他民主党候选人，但终因竞选经费耗尽而 退出竞争。代表企业利益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经常两面下注。受其影响，各个候选人的竞选 主张越来越相近，多是没有锋芒的陈词滥调，以避免开罪特殊利益集团。候选人的主要精 力不在于突出自己的特色，和对手在政策问题上又没有多少可争论的话题，于是只有想方 设法从道德和人格上攻击对手。竞选格调难免日益低下。 　　 最后，长期的金钱游戏侵蚀着美国的政治道德水准。90年代以来，政界丑闻不断，且 多数与金钱有关。1993年，涉及克林顿夫妇的"白水事件"开始引起关注。在克林顿担任 阿肯色州州长期间，希拉里接受克林顿前助手麦克杜格尔的贷款，和麦氏共同投资白水房 地产公司，获利近10万美元。而麦氏在该州的经营活动则不断得到神秘的帮助。他的银 行在实际破产5年后才被停止活动，给纳税人造成6千万英镑的损失。他虽因金融欺诈而 受审，却最终被宣布无罪释放。克林顿夫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令人怀疑。在共和党人的坚 持下，国会开始调查。总统和第一夫人被传唤作证。国家首脑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再次遭 到沉重打击。 　　 白水事件还未完全平息，1996年又出现了与白宫有关的"捐款门事件"。民主党全国 委员会被揭露在大选筹资活动中接受外国公民的捐赠，数额在100美元以上。捐款人来自 印尼、印度、台湾、中东等各国家和地区，而且他们得以到白宫会见总统，或同总统夫 人、副总统合影留念。如果证实克林顿等人是有意识地参与上述募捐活动，他们将面临严 厉的指控，因为美国法律严格禁止以任何方式接受外国政治资金。 　　 共和党人把捐款门事件作为打击民主党总统的利器。但正如美国新闻界所警告的，共 和党人使用的可能是飞去来器，他们自己在外国资金问题上同样存在疑点。多尔最重要的 赞助者之一是出生于古巴、现持西班牙护照的糖业大王José Fanjul。多尔竞选班子负责募 捐的副主管西蒙*费尔曼（Simon C. Fireman）被判软禁在家6个月，因为他企图通过香港 将部分竞选捐助转入多尔名下。金里奇则利用沙特和俄罗斯使馆举行募捐招待会，还曾接 受过印度锡克教徒的数千美元捐赠。 　　 接受外国政治资金如同美国竞选募捐中的卢比康河。在选举胜利的诱惑下，两党政客 不约而同地接近这个最后的界限，说明金钱的介入已经使美国政治堕落到危险的境地。目 前有83%的美国人要求修改选举法，实质性地降低选举费用。但他们的呼声在国会山并没 有得到多少诚心诚意的回应。政客们同金钱的关系太深了，他们似乎难以想象没有巨额资 金支持的竞选。 　　 　　国会山上的在职者 　与美国政治竞选经费的日益高昂互为因果，国会议员重选率步 步提高。竞选经费增加，也提高了投资失败的代价，迫使代表企业利益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日益谨慎，只肯把资金捐给已经扬名的老牌议员。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这些议员总能成功 地连任，他们的名气就越发响亮，吸引的资金也就越多。政坛新人要想击败他们就面临日 益棘手的筹资问题。据传统基金会的统计，92年竞选中新出现的候选人筹集的资金仅为在 任者的28%。 新手挑战的成功率是很小的。久而久之，国会里总是充斥着熟悉的老面 孔，形成长期连选连任、盘踞国会山的"华盛顿权贵"。 　　在50年代，国会议员连选连任成功率平均为81.8%，80年代上升为87.1%。 1992年 选举中，连任成功率竟达到93%。资深议员成了华盛顿权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利用手 中权力，放肆地谋取私利。 　　1995年夏，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决定对参议员帕克伍德性行为不端的问题展开调查。帕 氏已经5届30年连选连任，并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显要职务，是华盛顿在职者 的典型代表。在调查中，帕氏被迫公开了自己的日记。尽管他抢先作了修改，但美国民众 还是对日记记录的华盛顿圈内腐化肮脏的现实感到震惊。象帕氏这样的资深议员，不仅在 竞选期间可以得到大笔资助，平时也会收到游说集团慷慨的馈赠和款待。百元以上的美 酒，千元以上的盛宴，携带亲眷的海外旅游，都是平常事。政治行动委员会同时为议员助 手提供薪水，承担议员邮资的超支部分。这些好处加在一起，每年将近1百万美元。尽管 这是违反国会自己通过的若干法律的行为，早应受到道德委员会的制裁，但风气如此，大 家乐得相互包涵。帕氏在日记中写道："不管得到什么好处，我都非常高兴。" 　　帕克伍德为逃避被参院开除的命运，最终自动辞职了。他假公济私的行为固然令选民 愤怒，但使他们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对自己的作为丝毫不感羞愧，反而沾沾自喜。其实议员 们利用控制钱袋的权力、提高自己待遇的时候，其厚颜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 93%的国会议员为自己搞到了终身养老金，做为"为国服务应得的鼓励"。这笔资金总的 数额已经超过200万美元。 大多数议员每年得到的退休金在5万到6万美元之间。与此 形成对照的是，1991年议员们一致支持一项立法，为美国联邦政府担保的公司雇员的退休 年金规定了上限： 不得超过2.6万美元。而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年退休金都不到7000美 元。 　　最令美国平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部分国会议员的退休金比他们在国会工作时的工资 还多。 如曾多年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著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在参院任职时 的年工资为4.2万美元，而他退休后每年可以得到8.2万美元的养老金，不工作到比工作 时多拿93%。不过他还不是最突出的例子。共和党的一位议员退休后得到的钱竟是工作时 的2.76倍。 即使是在经济衰退时期, 议员们维护私利也是毫不收敛。1991年，国会刚刚 批准了美国历史上赤字规模最大的联邦预算，接着又通过一项决议，将自己的薪水调高了 23%。在全国失业人口超过800万，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为保住饭碗而被迫同意削减医疗 保险和养老金的时侯，国会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年华盛顿地区居民的税后收入在全国 各大城市中居首位。特别是国会议员聚居的地区，不光彩地成了经济衰退中的一个富裕之 岛。 　　冷战结束后，美国民众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在职者的情绪。1992年，14个州通过了要求 限制议员任期的公民创议。94年的中期选举中，，若干著名的长期在职议员被逐出国会 山。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后，根据他们在"美利坚契约"中的承诺，提出限制国会议员任期 的宪法修正案，要求参众两院议员的任期均不得超过12年。但这个提案在众议院只获得 了227张赞成票，远远低于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成为"美利坚契约"10项立法动 议中首先被击败的一个。不少老资格的共和党议员不顾金里奇的威胁，不顾民意测验显示 80%的美国人支持对任期的限制，对修正案投了反对票。他们声称：限制任期将损害选民 自由选择代表的权利，是不必要的行为。要求在职者自行限制任期看来是与虎谋皮。 　　 　　华盛顿"旋转门" 　罗斯*佩罗在1992年总统竞选中曾经讥讽地说，在华盛顿有个 著名的旋转门。华盛顿权贵们可能昨天还是受人民委托、保护国家利益的议员、政府官 员，今天就会变成某个大公司的代言人，利用他所知道的内情、利用他在华盛顿的关系网 为私人企业服务。佩罗声称，他们通过为大企业和外国政府提供此类咨询可得到50万美 元的报酬。 有些人甚至不等转过这道门就身兼两任，既是民意代表，又接受私家委托。 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在96年大选中参加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其夫人温迪*格拉 姆在布什政府中曾担任联邦农产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在她离任前的几天里，她抓紧 时间批准9家公司免受政府规定的约束。其中有7家公司是她丈夫竞选活动的捐助者，还 有一家公司在她离开政府后任命她为公司董事。 　　在这些兜售权势的活动中，国会议员利用他们掌握的立法权力，使自己处于相对有利 的地位。直至90年代初，对国会议员及其主要助手离职后从事职业的规定一直付之阙 如。强制联邦政府官员遵守政治道德的法律尽管设定不够严密，而且实际效用值得怀疑， 但毕竟是存在的。而对国会议员而言，连这些基本束缚都没有。于是部分热衷于权钱交易 的议员行事毫无顾忌，引得国人侧目。获得1992年普利策奖的两名记者揭露了这样一件 事。1985年，当杠杆收购之风席卷美国的时侯，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在全国舆论的压 力下打算过问此事。当时民主党议员提莫西*沃思（Timonthy Wirth）是能源和商务委员 会下属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在调查杠杆收购问题上表现积极。他指示小组委员会的首席顾 问戴维* 埃尔沃德（David Aylward) 着手准备召开听证会，估价兼并活动是否公平合理。 埃尔沃德开始表现得比沃思还要强硬。他对报界吹风说，小组委员会不仅要研究兼并者在 杠杆收购中采用的种种手段，而且要进一步追究支持杠杆收购的垃圾债券问题。"我们不 知道这些钱是哪儿来的，它也许可以用在一些更有益的长期投资上。"当时人们纷纷推 测，这次调查可能导致国会就杠杆收购问题立法。 　　就在听证会正开始后不久，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埃尔沃德辞去了小组委员会首席 顾问的职务，加入一个游说集团。而这个游说集团最大的客户就是垃圾债券之王米尔肯组 织的"争取资本联盟"（Alliance of Capital Access)。不言而喻，这个联盟的首要目标就是 阻止国会通过限制杠杆收购和垃圾债券活动的法律。由于埃尔沃德自始至终参与了国会听 证会的准备工作，他对议员们关心什么问题，国会手里掌握了哪些不利于证券商的证据了 如指掌。他的反戈成了游说集团有力的王牌。结果是，不仅米尔肯们顺利地经受住了这次 听证会的考验，而且在此后的6年里，国会未通过任何限制金融投机、保护杠杆收购的牺 牲品之类的法律。 　　这类事件的增多当然使普通美国人感到愤恨。他们选出的代表及代表的助手们竟公然 利用人民的授权为各种利益集团服务。最令美国人不能容忍的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全球 化，外国压力集团逐渐成了华盛顿的常客，同时华盛顿的权贵们很快学会了为美国的竞争 对手们奔走。 　　连续6年担任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的理查德*珀尔，在离职接受土耳其政府 的委托，帮助该国每年获得6亿美元的援助。土耳其政府为此每年付给珀尔的咨询公司 87?5万美元。前驻日美军司令威廉*克拉克将军退休后，受雇于日本两家最大的军工企 业：三菱重工和日产。他运用自己在国防部和白宫高层的老关系，帮助日产公司获得了美 国企业开发成功的复合火箭发射系统的技术。 　　1988-1989年，美国海关总署与日本汽车生产厂家在日本对美汽车出口问题上发生了 冲突。日本企业为了充分利用对美汽车出口份额，将轻型卡车重新分类为小汽车。美海关 总署认为这是滥用美国关税税则，于是展开调查。在日本院外集团的积极活动下，国会议 员詹姆斯*英霍夫和威廉*丹尼米耶联名致信美国海关总署署长，要求他停止调查。30位 众议员和11位参议员在这封信上签名以示支持。但是海关总署没有理会这些议员的压 力，依然裁定不准将轻型卡车分类为小汽车。围绕是否执行这个裁决，分别由日本和美国 汽车商支持的院外集团在国会山展开了竞争。尽管美国最重要的三大汽车厂家采取了联合 行动，并发动其销售商给国会议员发出大量信件，但财大气粗的日本人还是占了上风。 应 众多议员的要求，美国财政部推翻了海关总署的决定，同意将日本轻型卡车归入小汽车一 类。据估计，美国政府因此至少每年损失5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华盛顿权贵们的作为使美国国民感到愤怒。迫于国民的压力，政客们也作出一些自我 约束的姿态。1992年，作为提高自己薪水的交换条件，议员们同意以后不再为演讲或出席 午餐会而收取大企业的报酬。但就这几年的贯彻情况来看，这个无关痛痒的决议同样形同 虚设。议员们确实不再直接从企业拿钱，而是各自设立基金会接受企业的捐赠。 　　 　　金钱控制选举、议员长期在职、非法游说活动是目前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严重的痼疾。 这三种缺陷事实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互为表里。选举费用高涨使在职议员在竞选中占有 优势，使连选连任现象蔓延；长期任职的议员得以控制关键的国会委员会，成为院外集团 可靠的代言人；而平时向华盛顿权贵提供优厚待遇的游说者，往往就是竞选经费的主要赞 助人。过去几次改革尝试的失败表明，单独打破其中的一环是困难的。要阻止情况的恶化 可能需要三管齐下，这当然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弊病迟迟不能根除，美国民众只能日 益对政治生活持抵触情绪和怀疑态度。 　　 　　 第二节 重新组合的努力 　　 　　长期稳定的美国政局当然也有自己的变革时期。即由于选民普遍调整自己的政治态 度，导致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如果能够在政局重组中掌握主动，就可以为自己的政党组 成稳定可靠的选举联盟，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左右全国政治，如林肯在南北战争时期，罗斯 福在新政阶段所做到的。美国政客们都希望自己能有机会步伟人后尘，名载史册。冷战的 结束唤起了他们的历史感，左翼和右翼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政坛重组的时机 出现了。 　　如西奥多*怀特所说："当代所有的全国性政治活动都是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开 始的。"左右翼在寻找历史的方向感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选择罗斯福时代的政治为基点。 不过保守派希望回归罗斯福之前的政治，而自由派打算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在保守派看来，新政时期开始的政府干预经济、行政机构膨胀、社会安全网建设本来 应该是对付大萧条的权宜之计。二战迅速爆发使这个临时格局固定化。随后的长期冷战 中，国家安全被置于首位，助长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终于可以纠正长期 的错误，回归小政府的时代。在自由派看来，30年代的社会经济改革不过刚起步。4年的 世界大战和40年的东西方冷战迫使国家将财力物力投入安全建设，阻碍了革新事业的完 成。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终于可以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全力铲除尚存的社会不公。 　　左右翼都相信，这次政局重组是有利于自己的。他们感到了选民中普遍存在的对政治 不满的情绪，并将其视为政局调整的基础。双方都竭力将民众的愤怒引向对方，自己则寻 找标志未来的旗帜，希望形成新的选举联盟。 　　 　　新民主党人 首先获得机会实现政坛重组设想的是民主党人。1992年克林顿击败 布什当选总统，民主党事隔12年后重新入主白宫。他们把这次选举称为罕见的重新决定 方向的竞选，认为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新联盟保证了克林顿的胜利。他们打算在此基础上 建立持久的民主党多数，因而对克林顿的执政寄予很大希望。 　　克林顿宣布自己是既不同于传统的右翼，又不同于传统左翼的新民主党人。声称要在 保守和自由派政策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但事实证明，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他的决 策班子则是由三种人组成的松散集体，新民主党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左右还聚集着 传统的自由派，和一路跟随他从阿肯色州发迹的腻友。这三个派别几乎在所有的政策问题 上都存在意见分歧，而优柔寡断的克林顿未能协调他们的立场，形成和谐一致的政策。在 经济领域，新民主党人的主张占上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社会政策领域，传统左 翼却拥有主要发言权。他们采取的若干政策行动，给克林顿推动的政治重新组合打上了鲜 明的自由派标志。 　　在社会文化问题上，传统自由派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主张政府明确承 认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权利，政府或其他的社会组织都无权去判定某种生活 方式比另一种生活方式更道德。他们对官方立场的修正很快引起一系列的争议，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即同性恋问题。在美国各州，围绕同性恋问题的争执一直未见分晓。某些州在自 由派的推动下给予同性恋家庭法律保护，允许同性恋伴侣享受社会福利。而另一些州的教 会组织则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坚决不允许同性恋婚礼在教堂举行。 克林顿班子里的自由 派对僵持局面感到不满，并对共和党在80年代利用爱滋病问题攻击同性恋者记忆犹新。 他们敦促总统公开支持同性恋者，以表明民主党政府的新型社会政策。克林顿在入主白宫 不久，便接见了一批同性恋权利运动激进分子，表示对他们要求的支持。接着又任命了同 性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前旧金山市监察官罗伯塔*阿赫顿伯格为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副部 长，成立第一个包括同性恋者在内的内阁。克林顿政府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唐娜*莎拉 拉女士在1992年曾试图劝说五角大楼解除对军中同性恋的禁令。作为就任总统后采取的 第一个重大行动，克林顿在入主白宫一周后就以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身份宣布：立即废 除对军队中同性恋的禁令。 　　总统的决定引起很大争议。发誓要维护传统道德观念的保守派组织闻风而动，展开全 力反击。共和党国会领袖多尔称总统犯了个大错误。共和党议员们则指出克林顿在竞选中 曾得到全国同性恋者组织5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他们指责总统为了换取"特殊利益集 团"的政治支持，拿国家和军队和利益作交易。本来就对克林顿存有疑虑的三军高级将领 在这个问题上公开支持保守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表示对此决定持强烈异 议。他指出允许同性恋者从军会对美国军队的士气造成不良影响。同性恋者在部队中将引 起性向问题上的对峙乃至冲突，破坏军人的团结，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自由派人士对克林顿的行动表示支持。民主党国会领袖、参议员米切尔称总统在这个 问题上"领导有力，坚定地坚持了原则"。同性恋者的院外集团在国会山大肆活动，积极 联络其他民权组织以声援总统。他们宣称同性恋者也是享有宪法权利的公民，完全有权利 也有义务保卫国家。不允许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是同种族和性别歧视同样恶劣的性向歧 视。 　　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尖锐对立迫使克林顿命令的正式贯彻推迟了6个月。而且最终得到 国会支持的是一个双方都不尽满意的妥协方案，所谓"不说也不问"。一方面，征兵时将 不再调查个人的性倾向。另一方面，同性恋者只有在不公开表露其性倾向的前提下方可入 伍服役。 　　在社会福利问题上，传统左翼不事声张地在克林顿经济学当中加进了反贫困的内容。 其中包括为年收入在8400美元～1?1万美元之间的家庭每年减免3370美元的税收；在5 年内向10个贫困地区提供30亿美元，以帮助该地区减税，增加当地的社会服务项目，资 助社区发展；5年内为食品券计划增拨25亿美元，并拨款10亿美元防止遗弃儿童。在一 揽子经济计划之外，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还扩大了资助无家可归者的联邦项目，使其资金规 模增加一倍，达到每年15亿美元。 这些计划的规模当然无法同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开战 的"伟大计划"相比。但90年代美国社会中要求实现预算平衡，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的呼 声高涨。传统自由派已经是在尽最大可能坚持自己政治主张，而且确实因此授人以柄。共 和党得以宣传说，所谓新民主党人仍然继承了大手大脚花钱，到处干预社会生活的老习 惯。 　　自由派推行的政策不断引起政治纷争和磨擦。民主党引导的政治重新组合起步就不太 顺利。克林顿政府于是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医疗保健改革计划上面。医疗保健与社会福利开 支是美国联邦开支的大头。1992年用于医疗保健的公私开支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14%，比用于教育、防务、对外援助、农产品补贴的开支总和还要多，是联邦预算中增长 得最快的部分，被称为"美国最重要的国内问题"。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国劳动成本已经 普遍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雇员医疗开支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例外。例如美国生产的汽车的 成本中，工人医疗保险费每辆平均为1000美元，是日本的两倍。美国人每人一年的医疗 开支平均超过3000美元，是德国人的1.7倍，英国人的2.6倍。 如果改革成功，医疗费 用得以下降，美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将有明显提高。因此也可以说医疗保健改革是关系国 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问题。 　　克林顿对医疗改革寄以厚望，视之为控制削减预算赤字、保证整个经济计划成功的关 键环节。他指定总统夫人希拉里亲自领导一个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特别工作组，财政部长、 商务部长、卫生部长、国防部长及预算局长全部参加筹划。最后通过的方案同时采纳了新 民主党人和传统左翼的意见。一方面，方案同意逐步将竞争引入目前为医院垄断的医疗保 健领域，利用市场竞争压力降低医疗费用和保险费用。另一方面，方案又主张直接对医生 和保险公司的最高收费进行限制，要求企业为雇员提供医疗补贴。通过开源节流筹集的资 金将用来给迄今为止被排除在保健制度外的3500万美国人提供保险。这个计划若得以贯 彻，可以基本上解决医疗开支剧增的难题，联邦预算赤字将从1994年的2348亿美元减为 1995年的1651亿美元。 　　医疗保健改革如果能获得成功，克林顿政府就有把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预算 平衡，民主党人也可以证明自己既能解决经济难题，也能根治社会痼疾，从而树立持久的 政治声望。因此尽管对希拉里的领导方式和白宫的方案持有异议，民主党领导层还是动员 起来支持医疗改革。参院领袖乔治*米切尔和众院第二号人物理查德*格普哈特亲自在两 院发起提案。但医疗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者确实太多，因而遇到极大阻力。企业界不愿为每 一位雇员都购买保险，保险公司反对对保险费设定上限，受威胁最大的医疗界更是一片哗 然。代表医疗界利益的游说集团纷纷出动，宣称克林顿的计划可能造成全国一半以上的医 生失业，6600多所医院中可能会有35%~50%被迫关门，其影响将波及整个美国经济。特 殊利益集团投入数百万美元发布电视广告，开展院外活动，坚决反对改革法案。 　　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共和党议员普遍表示反对医疗改革法案，认为政府插手太 多。而部分民主党议员也表示疑虑，认为使3500万被遗弃者加入保险固然理想，但所需 资金不易筹集，搞不好反而会增加预算赤字。医疗保健法案在国会中的处境一直不妙。 1993年夏，为了保证一揽子经济计划的批准，克林顿决定推迟讨论医疗改革方案。一年之 后，为了挽救反犯罪法案，他被迫同意再次推迟讨论。民主党阵营的士气一再受挫，本就 三心二意的支持开始瓦解。而共和党人的反对态度日益坚定。反对者的领袖参议员格拉姆 号召两院议员拒绝讨论该法案，声称："除非我的政治生命结束，否则克林顿的医疗计划 休想获得通过。"为克林顿政府所珍视，普遍唤起选民希望的医疗改革法案根本没有在 103届国会得到讨论，结果成为废案。民主党的声望遭到沉重打击。 　　在1994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遭到惨败。其参议院席位从56席减少到 47席，众议院席位从256席减少到204席。40年来首次同时失去两院多数。在州一级选举 中，11位民主党州长为共和党人所取代。选举的结果清楚不过地显示，民主党人重新组合 政治力量的努力没能得到选民的认同。 　　 　　美利坚契约 对于共和党人而言，自己在1994年中期选举取得的压倒优势标志着选 民抛弃了克林顿的领导，意味着共和党获得了领导政治重组的机会。他们将这次选举比作 1930年的国会选举，在那次投票以后，民主党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了国会多数。共和党 人相信自己将同样长期保持对国会的控制，并对在两年之后重返白宫充满信心。 　　在中期选举前两个月，300多名共和党候选人曾集体签署了名为"美利坚契约"的10 点政治纲领。他们把选举的胜利视为选民对该契约的认同，这份文件俨然成为共和党创建 政坛新组合的宪章。首倡美利坚契约的金里奇接任众议院议长，一批首次入选国会的新议 员聚集在他周围形成"金里奇派"，大刀阔斧地开始共和党革命。 　　其实对如何应付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国会对峙的局面，共和党是缺乏经验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国会和白宫由两党分别控制，但都是民主党国会面对共 和党总统。共和党同时掌握两院的多数，已经是该党40余年来第一次遇到的新情况；偏 偏又与一位民主党总统共事，而且还是以摇摆不定著称的民主党总统，更增加了应对的难 度。金里奇等人满不在乎地选择了高压政策。他们毫不掩饰地宣布要让克林顿立即变成跛 鸭总统。并一反新政以来的潮流，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国会百天立法计划"，其范围从减 税、反犯罪、司法改革，到预算平衡、增强军备，几乎无所不包。如果行政部门对某一法 案提出异议，金里奇就称对手为怪物、叛徒，挑起公开对抗迫使对方让步。美国舆论界描 述他象"美国总理"一样行事，指挥着共和党人领导的各国会委员会对相关的政府部门大 张挞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干预。94年中期选 举后，共和党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他对克林顿政府在外贸、对外援 助、联合国等问题上的政策提出批评，对政府在波黑、海地、朝鲜、俄罗斯事务中的立场 表示反对。在他鼓动下，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拟就海外利益法案，试图对政府外交活动进 行微调。95年夏，赫尔姆斯要求将新闻署、裁军署和国际开发署并入国务院以节省开支， 遭到白宫拒绝。他于是停止招集外交委员会会议，以图迫使总统就犯，致使30名大使的 任命和400名外交官的提升得不到批准，十几个国际条约和协议被搁置。外交政策一贯被 视为总统享有特权的领域，共和党国会企图在此夺取权力引得舆论哗然。许多人指责共和 党人是在对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发动攻击。 　　使共和党人失分的不仅是他们的好斗态度，他们的政纲因为保守色彩浓厚也遭到了批 评。批评者认为美利坚契约除了取悦选民的小小改革之外，实质上是里根式的经济政策和 反罗斯福的社会政策的混合体。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不承认克林顿经济政策的成功，而坚 决反其道而行之。如在众议院科技委员会中，共和党人不赞成政府与企业联合执行技术发 展计划，而要代之以对企业技术革新的减税支持。他们计划削减民用科技预算，其影响波 及在航空航天局、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领导下的数十个联邦大型实验室。特别是能源部的经 费将在5年内从175亿美元下降到100亿美元左右。美国科学界认为这将削弱基础科学研 究，从长期看将影响克林顿政府科技政策的效果。 　　在福利问题上，金里奇发誓要瓦解"官僚控制的福利国家"。他设计的福利改革把矛 头针对未婚母亲，要求停止对18岁以下的未婚母亲发放补贴；年满18岁的未婚母亲必须 能确认孩子的生父，否则不能享受补贴。接受福利帮助的家庭至少一人须参加每周35小 时以上的工作，如果两年内没有参加工作将失去福利，而享受福利满5年者无论是否工作 都将被排除在福利名单之外。 这些"堵塞福利制度漏洞"的措施似乎无可挑剔。但共和 党还有另一项主张，给予年收入20万美元的家庭每个子女500美元的税收优惠。两相对 照，劫贫济富的味道过于明显。 　　事实证明，美国人选举共和党人进入国会并不代表他们批准了"美利坚契约"。金里 奇的支持率迅速下降，但他却执意挑起了引人注目的预算之争。在这场对峙中，共和党保 守派的错误集中地体现在美国公众面前。第一，经济计划似是而非，基础不牢。共和党议 员把自己的7年平衡预算方案视为至宝，要求白宫向此靠拢。而金里奇私下承认，他确定 7年为期并非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因为"7年归零"（zero in seven）的说法听起来有一种 魔力。 第二，福利政策不尽公允。金里奇主张控制联邦政府给老年人医疗照顾项目的拨 款，使其增长率从每年10%降至7%，节省资金270亿支持预算平衡。但他同时许诺，将 老年社会安全保险的免税额从1?5万美元提高到3万美元，将年收入4?4万美元以上夫妇在 此项目上的税率从83%降到50%。仍然是厚此薄彼，而且使富人得益。第三，对行政部门 坚持实行高压手段。共和党国会在临时开支法案上附加条件，引起克林顿的否决。使部分 政府机构在95年11月被迫关闭7天，80万联邦雇员暂告失业。克林顿被迫取消赴日本参 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的计划，留在国内应付危机。在克林顿接受7年内平衡预算 的时限后，政府和国会未能就平衡预算案的细节达成一致，共和党即拒不通过新的临时开 支法，使联邦机构从12月15日起再次关门。第四，轻启争端又拒绝妥协，立场过分强 硬。预算平衡并不是打击克林顿政府的理想题目。因为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联邦预算在二 战结束后第一次出现连续三年的下降。指责政府不愿消灭赤字并不能令人信服，采取迫使 政府关门的非常措施显得反应过度。长期对峙使共和党温和派都感到不安。在他们的支持 下，参议院通过决议呼吁尽快结束僵局。但金里奇仍然不愿让步。 　　预算战将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的优势消耗殆尽。共和党议员咄咄逼人的态度和拒 绝让步的僵硬立场，给公众留下了较坏的印象。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相信克林顿是 为保护老年人和穷人而战，认为错在国会一方。预算僵局后，金里奇的不支持率一度接近 64%，共和党最终未能在96年夺回白宫，还险些失去国会多数。赫尔姆斯等极右翼人物经 过苦斗才保住议席，"金里奇派"新议员闭口不谈美利坚契约才得以留在国会山。共和党 重新组织政局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第三种势力　 民主党和共和党发动政坛重新组合的努力先后以失败告终。无论是民 主党人的"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和党人的"美利坚契约"都没能征服美国人的心。美国民 众对两党的表现同样感到失望，对传统的党派之争感到厌倦。渴望新面孔，寻求新的政治 势力和政策主张成为冷战后美国政治中强有力的潮流。于是出现了1992年大选中的"佩 罗现象"和1996年总统竞选中的"福布斯现象"。 　　罗斯*佩罗本是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在参选前没有何从政经验，没有组织严密的 竞选体系，没有得到任何利益集团有目的的扶植。甚至在距大选只有9个月的时侯，他自 己都还没有下定认真参选的决心。只是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含混表示如果各州选民都把 他列入候选人名单的话，他愿意参加竞选。结果普通民众的热情反应连佩罗自己都感到意 外。几乎每州都有数百名志愿者主动为他征集选民签名，散发竞选传单。许多知识界精英 主动加入他的竞选班子，帮助他拟订竞选纲领。支持佩罗的运动像旋风一样席卷全国，使 这个政坛新手成为1992年大选中风头最健的人物。作为无党派的独立竞选人，佩罗最终 获得19%的选票，是80年来两党以外的总统候选人中最成功的一个。如果大选提前到 1992年6月份举行，他就将当选美国总统。因为当时他在民意测验中领先克林顿13%个百 分点，比落在最后的布什领先得更多。如果不是在共和党及保守派人士的劝说下中途一度 退出竞选的话，他很可能造成克林顿和布什均不能赢得选举人多数，只好通过国会投票决 定新总统的戏剧性场面。 　　选民们在佩罗身上看到并且赞赏的正是两党支持的职业政客所缺乏的东西。他与那批 长期盘踞华盛顿、不断制造丑闻的老牌政客素无瓜葛。他敢于在竞选中提出美国面临的棘 手难题，承认赤字正在使国家衰弱，种族问题、文化冲突正在使国家分裂，美国的教育落 后、城市凋弊、犯罪问题严重。他认为这些都是国家管理者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他又能 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尽管有些建议在职业政客看来简直是政治上的自杀。例支持普遍征 收烟草税和能源税，支持限制使用枪支，支持保护堕胎的法案。他指出美国人必须准备接 受变革的痛苦，要求纠正向富人倾斜的税收政策，限制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开支。　　因 为佩罗道出了美国人对两党政治的不满，对在职政客明哲保身、回避棘手问题的愤怒，选 民把这位亿万富翁看成平民百姓的代言人。他们试图通过支持佩罗给华盛顿的"圈内人" 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民众已经对该集团把持的政治产生了信任危机。 　　1996年大选中两党制度再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以首倡消费者权益而著称的拉尔 夫*纳德组织了绿党，号称是代表21世纪的政治组织。1995年9月，佩罗宣布成立"改 革党"参加大选。支持佩罗的政治组织"团结起来支持美国"只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征 集到了足够的政党登记者，使改革党得以参加加利福尼亚州的总统初选。与此同时，在竞 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队伍中出现了另外一位百万富翁史蒂夫*福布斯。与佩罗相比，身 为出版商的福布斯没有传奇式的经历，没有突出的个人魅力。他的政治主张也相当简单： 要求实行单一税制，大大简化美国的税收法典。这个倡议刚出台时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 应，但很快遭到许多经济学家的置疑。福布斯未能围绕税改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计 划，被政评家列入无望获胜的竞争者名单中。但随着国会与总统就预算问题发生对抗，福 布斯的支持率节节上升。共和党的初选开始后，福布斯顺利地在特拉华和亚利桑那州获 胜，获得的总票数一度位居第一，对多尔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多尔在不得不认真对待福 布斯的同时，一直被共和党内"征召鲍威尔"的呼声所烦恼。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科林*鲍威尔被广泛视为超越党派政治的人物，他在政界和军界表现 出的卓越才干一直为人称道。大选前举办的各种民意测验都显示，鲍威尔所获的支持率明 显领先于克林顿和多尔。无论他以共和党人或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选，获胜的机会都很 大。 　　几位新人连续的出色表现震动了美国政坛。选民对他们出人意料的支持表明了美国民 众对现行政治的厌恶，对两党的不满。评论家们纷纷猜测选民的抗议投票究竟会达到怎样 的规模，能不能构成产生一个新政党的政治基础。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 合举行的民意调查，55%的美国人支持建立第三党，希望这个新政党脱离华盛顿权贵，真 正代表人民。 然而迄今为止的政坛黑马们都不过是一时风光，还没有人能在两党之外形 成稳定的第三极。鲍威尔谨慎地拒绝了参选的邀请。福布斯未能拓展初步的胜利，很快被 多尔击败。佩罗96年的表现也远不如4年前，只得到8%的选票。至于绿党则一张选举人 票也未能得到。 　　第三党的出现仍然没有成为现实，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两党制能够稳定存在200多 年，自有其独到之处。民主、共和两党也被戏称为可口可乐型政党，其基础并不是建立在 阶级和意识形态差异之上，其最高目标其实就是选举获胜。所以党纲灵活，组织结构更是 松散。有人甚至说有50个州，就有50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从基层兴起的新势力、新主张 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接受，得到有经验的助选，很少有另起炉灶的必要。坚持组织新党的人 很快会发现自己的特色观点被两党吸收和发展，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它们的纲领逐渐难分彼 此。 　　信息社会的传播方式部分地限制了两党应付挑战的传统招术。象佩罗这样善于推销自 己的新人有了一举夺下白宫的机会。但他仍然不大可能迅速建立能够在各个州里向两党发 起挑战的政党。选民就必须考虑，让第三党总统面对由两党把持的国会是不是将超出分权 制能承受的极限。而他们往往在不可预测的结果面前选择了退却。 　　另外一个原因也在阻止盼望第三党的选民采取行动。他们要求新党摆脱金钱和权势集 团，刷新政治。但在选举日益为金钱所左右的今天，能够成为政治新人、为公众注目的只 能是百万富翁。指望他们代表人民发言似乎不合情理。把权力赋与他们可能意味着金钱和 政治更密切的结合，岂非适得其反。公众的犹移使第三种势力终难成气候。 　　 　　 第三节 稳定与变化 　　 　　冷战结束后短短的时间里，美国两大党分别进行了一次促进政治格局重组的尝试。但 无论是民主党人向左聚合的努力，还是共和党人发起的右翼革命，都被选民迅速地阻止 了。看来实现历史性的政治重组只是政客们的一厢情愿。 　　遭到当头棒喝之后，政界人士多少冷静一些。民主党人表示：" 要从错误中吸取教 训。"（民主党众议院领袖格普哈特语）共和党人承认："金里奇错误地解释了94年的 选举。我们在太多的领域里走得太快。"（共和党参议员达马托语）金里奇本人也认识到 自己过于严厉和专断，认为必须放慢脚步，进行评估。他们的共同任务是按捺自己的野 心，努力去理解美国民众在冷战后的所思所求。 　　对普通美国人而言，冷战后的日子充满不确定感。多次民意测验显示，40%的美国人 认为自己未来的生活会走下坡路。他们的忧虑首先来自于经济转型引起的动荡。除了少数 技术精英外，很少有人能肯定自己不会在信息社会里沦为落伍者。即使是世界头号经济强 国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是得失参半，若干行业面对衰落的危险。有保障的工作机 会和薪金待遇成了众多美国人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社会被各种极端势力的相互对抗撕 裂着。对抗中暴力手段频繁使用。不安定和不安全成为中产阶级的普遍感受。这种情况 下，民众期望政治领导人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在激烈变革的时代给大家以可靠稳定的感 觉，而对党派之争、政治对决不感兴趣。 　　冷战结束后，若干选民群体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突出。像60年代反战运动的主 力、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像既注重家庭子女又注重个性张扬的足球妈妈。他们的自身 经历使他们成为革新的保守派和保守的革新派。他们呼吁两党一致，既反对左的极端也反 对右的极端。因为他们自己站在中间，站在两党立场的结合点上。要求政府在社会经济难 题面前有所作为，但又不相信任何宏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扎实、具体的点滴进步才能得 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选民通过两次否决式的投票表明了态度，也确定了政治的基调。美国政局在一番起落 之后走向了稳定。这首先表现在党派合作取代了攻击和对抗，成为一时的风气。政客们的 心态正如共和党顾问弗兰克*伦茨所总结的："政治中有3C--妥协、合作和对抗。但 更多地实现妥协和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克林顿在90大选投票前夕作出高姿态，赞扬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相互合作推动国会工作。一向专断的金里奇也发誓要以两党合作的精 神实现医疗制度改革，如果不能形成举国上下的共识宁愿暂缓行动。两党的头面人物都避 免出任破坏者的角色，相互妥协的余地自然扩大。一些久拖不决的政治难题很快获得突 破。1997年国会与总统合作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案。前些年两次导致政府部 分机构关门的平衡预算问题，在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之后也取得进展。克林顿签署了国 会通过的平衡预算案，其中包括对医疗保健制度进行初步改革的内容。两党一致表示在这 个问题上双方都是赢家。 　　其次，两党争相使自己的政策立场中间化，回避极端主张，也减少了冲突的风险。克 林顿政治顾问莫里斯所创的"三角战术"是其中的范例。它要求克林顿把自己的政治主张 定位在共和党保守派和民主党传统的自由派立场之间，使三种政策构成引人注目的正三角 形。左右两派分居底边的两端，而克林顿得以占据顶点。按照这个战术，克林顿在96年 批准禁止同性恋婚姻的法案，从上任初期支持军中同性恋的立场来了180?的转弯，拉开与 极端自由派的距离。在减税、削减福利问题上，他又向共和党主张靠拢。在96年初的预 算战中，克林顿更是有意识地在共和党预算案和民主党领袖托马斯*达施勒提出的草案之 间，提出自己的折衷方案。三角战术帮助克林顿扭转了颓势，也在美国政坛掀起了抢占 "中间高地"的风潮。稳健平和成为政治家首选的形象。 　　第三，规模较小而具体扎实的政治方案取代各式宏伟计划，成为政治家们热衷的话 题。还以克林顿为例，在96年春夏两季竞选总统的关键阶段，他用以争取选民的是一系 列温和的政策行动：禁止烟草广告、设置V芯片滤除电视上的暴力镜头、对学费实行税收 减免、限制青少年夜间外出等等。这些政策加在一起，其规模和轰动效应也不及医疗保健 改革。但相对而言，它们引起的争议较小，有把握顺利通过决策程序；一旦实施，又能实 实在在地改善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质量。克林顿的支持率就在这些政治上的点滴进步中稳 步上升。其他政治家也认识到积小胜为大胜的政策效果，愿意耐心积累政治业绩。于是， 阵线分明、全力以赴的政治决战变得罕见。政局变化的精彩程度可能不如以往，但琐碎和 平淡也意味着政客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做实际的工作，这也许正是选民们所要求的。 　　当然，在总体稳定的背景下，近年来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也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甚至 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各州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州和联邦权力的平衡是美国分 权制衡制度的支柱之一。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联邦政府是权力划分中的赢家。但近 年来的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据《华盛顿邮报》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4%的美国人支持扩 大各州的权力，让它们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 这流露了普遍的怀疑大政府的情绪。毕竟 各州政府的规模比联邦政府要小很多，离百姓的生活也更近些，官僚习气相对容易控制。 且如路易斯*布兰代斯所言：美国各州一直是"伟大的民主实验室"。在棘手的社会难题 面前，各州更勇于尝试各种解决方案。因为州的经济社会条件相对简单，容易制订可行的 方案。半数以上的州还设有公民创制权或复决权，可以直接根据民众的好恶制订政策。 即便州内改革受挫，损失也比较容易控制。各州的探索往往为全国性的改革提供经验，铺 平道路。 　　冷战结束以来这种从各州发端、最终影响全国的政治浪潮此起彼伏。处于阳光地带的 加州更是屡开风气之先。94年加州通过公民投票推出187号法案，采取严厉措施限制非法 移民，首先触及敏感的移民问题。加州的举动引起全国范围内的争议，各阶层的态度倾向 通过论辨逐渐明确。最终导致1996年联邦政府对移民法进行重要修订，美国的移民政策 趋向严格。在96年的选举中，加州又推出了更有挑战性的209号法案，要求停止在大学 招生、政府雇用公务员和签订企业合同时实行"肯定性行动"计划，又为联邦政治提供了 新的议题。此外，限制议员任期、修改税制等创议也都是从州的层面进入全国政治舞台 的。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10多个州进行的各式各样的福利改革，为联邦政府修改福利 法提供了动力和依据。在医疗保健问题上，各州也有许多创新举措。比之联邦政坛，各州 政治似乎更有活力，也更注重实效。 　　除了为联邦政治贡献政策，各州还不断将新人送入全国政坛。在最近的4位总统中， 有3位曾担任过州长。其中里根是因为在加州成功地推行了税收和管理改革，克林顿是由 于在阿肯色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教育改革，而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的。而且他们都试图把自 己在州一级的执政经验带到联邦政府中。在民主党内，各州影响力的上升更为明显。由于 自罗斯福时代以来，民主党拥有相对固定的选民集团，长期控制国会多数，众多资深的民 主党议员总能连选连任。他们逐渐以华盛顿为政治根据地，忙于全国政治，与地方政治事 务日益隔膜。久而久之，民主党事实上分化成两派：国会一派和以民主党州长为代表的地 方一派。二者在政治理念和政策手段上都出现分歧。控制国会的民主党人依然致力于维护 传统的自由派纲领，与保守派针锋相对；倾向于继续扩大联邦权力，干预各级地方政府的 微观管理，特别是各州的财政政策。地方一级的民主党领袖则已经逐渐背离了传统的自由 主义，积极探索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向共和党的健康平衡财政政策靠拢，支持限制联邦 政府的权力。最近两位民主党总统，卡特和克林顿，事实上都是地方一派民主党人的代 表。他们迅速获得成功，若干资深民主党议员则在选举中遭到打击。地方政坛成为民主党 领导层新鲜血液的主要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各州政治地位提高使部分州长过于自信。他们召集州长和州议员会 议，企图联合地方势力，"对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进行长期的调整。" 其实他 们应当认识到，尽管美国人同意向州下放权力，但也希望联邦政府继续负担福利、环保、 种族平等等大项目。如果不顾民意，贸然扩大州权，州长们的努力可能和两党政治重组的 尝试一样，受到严重挫折。 　　目前人们经常议论的美国政治另一个变化就是新的一代人逐渐掌握了政治主导权。在 一代人就是在1945年--1960年生育高峰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和相对优 越的发展环境，得以超过沉默的一代（大萧条至二战结束生育低谷期间出生者），上升到 国家政治的主导地位。1992年大选中，属于生育高峰一代的克林顿战胜布什，被认为是领 导人更新换代的标志。从艾森豪威尔到布什，参加过二战的当兵一代操纵美国政坛近40 年，自此以后纷纷让位于新的一代人。在众议院，1945年出生的金里奇取代了年长他14 岁的福利担任议长；在参议院，1948年出生的达施勒取代老兵乔治*米切尔担任少数派领 袖。在教育界、新闻界，同一代人也在接管权力中心。 　　更为重要的是，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成为美国选民的中坚势力，他们的政治倾向和 政策理念已足以左右美国政局。这代人成长于美国经济持续扩张的黄金时代，在反战和民 权运动中度过青春，立业成家的时候又经历了里根领导的保守革命。曲折的经历使他们形 成对人生、社会、政治的复杂态度。其中部分人仍然是理想主义者，另一部分转变为地道 的保守派，但大多数人对国家政治的态度则是折衷和务实的。他们不为意识形态立场所束 缚，更不在意党派界限。注重政策实效，对所谓政治原则持相当灵活的态度。在恐怕是冷 战后两党发起的政治重组均未成功的主要原因。 　　同当兵的一代相比，他们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不那么乐观，但回到新政之前的 小政府时代对他们来说又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担心社会福利制度规模扩大会增加联邦财政 负担，最终危及他们自己老年的待遇，影响后代的生活质量。但又不愿失去现行的福利体 系给他们在教育、医疗、子女抚养上的种种优惠和扶植。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使政治家的 政策回旋余地相当有限，决定了改革只能缓慢慎重地进行。 　　 　　 　　 　　总之，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局总体上保持稳定。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度，两大政党轮流坐 庄，权力精英和利益集团共同控制政坛等基本特点都没有重大变化。这样的政治体制体现 了美国人务实渐进的处世方式。它的稳固为美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但另一方 面，这个体制也在被金钱所锈蚀，被职业政客和有势力的游说集团搞得腐败僵化。面对民 众关心的社会经济难题，它经常显得冷漠、无能。于是导致民众对国家政治的隔膜和厌 恶。它如果仍不能进行自我净化，继续失去民众的参与，就等于失去西方民主制度的根 本。 　　美国政治在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是存在变革的必要也存在变革的余地的。冷战后两大 政党试图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建立有利于己的政治基础。这种政治革新的努力主要是出 于出于自私和野心，并未反映民众的需求，其失败也是理所当然。民众对政客更加失去信 心，不少人希望出现象20世纪初平民主义那样的政治运动，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冲击改 革政治制度。但目前美国社会四分五裂的状况却使这个理想很难成为现实。政治的僵化使 它无力对付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的恶化同样为政治的革新设置了障碍。如果美国政治要 寻求真正有意义的变革，它就必须设法克服这个双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