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存远——戈尔的成长历程 目录 一 童年时代 家族渊源 一个好孩子 富有叛逆精神的姐姐 圣•阿尔班斯中学 二 哈佛岁月 业余生活 哈佛的学习 相识蒂帕 动荡的校园 痛苦的抉择 三、越战磨练 投笔从戎 对于政治的幻灭 越南纪事 四 记者生涯 神学院的净化 新闻调查记者 五 年轻的国会议员 进军国会 选民利益高于一切 注重事实和细节的工作风格 军控专家 六 参 议 员 失败的总统竞选 飞来横祸 《处在危急中的地球》 七“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副总统” 海湾战争中的戈尔 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担当克林顿竞选伙伴 与希拉莉争夺办公室 “政府重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克林顿性丑闻风波 八 通向白宫之路 NBA球星布雷德利 初战告捷 “超级星期二” 置于死地而后生 民主党代表大会 志高存远——戈尔的成长历程 一 童年时代 家族渊源 阿尔•戈尔（Al Gore）的祖先来自英格兰。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城的一块牌匾上，刻着殖民地最早的一个居住者的名字“托马斯•戈尔绅士”，这就是戈尔的祖上。当年仅13岁的戈尔和父亲一道访问此地，见到这一牌匾时，他情不自禁地评论道：“爸爸，我们的境况已经有所下滑，不是吗？” 戈尔祖上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作为对他们的回报，美国政府给与戈尔兄弟们一块私有土地，位于现在田纳西州欧弗顿县境内。尽管田纳西州戈尔家族在密西西比河河畔的远房堂兄弟成为了田纳西州有名的豪绅，但是他们的运气却从来没有那么好。戈尔的祖父祖母阿伦•戈尔夫妇在靠近小镇波森霍罗附近的一块不太大的土地上种植烟草、牧草和蔬菜，饲养猪、牛和鸡。戈尔祖父和儿时的一位朋友科德尔•赫尔有时一起沿着河流放筏，将木材最远运送到纳什维尔，然后乘坐汽船返回。 科德尔•赫尔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他曾经是田纳西州巡回法院的一个法官。直到今天，在当地10个县法院的法官座位上方悬挂的照片不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菲逊，也不是弗兰克林•罗斯福，而是科德尔•赫尔。赫尔后来先是当选为国会议员，等到戈尔父亲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是当时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由于他在建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突出角色，赫尔曾经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老戈尔出生在与外界隔绝的、平穷而肮脏的农场。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受到了自己父亲和赫尔的重大影响。在许多方面，他喜欢乡下的生活，不过他和父亲（也就是戈尔的祖父）都认定自己将会走出田纳西州的乡下，从而打破戈尔家族几代人生活在农场的状态。为了走出农场，他就必须自强起来。于是，他去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上学，这里也同时是当地的社会活动中心。老戈尔同当地最有名的一些小提琴手熟识起来，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有造诣的小提琴手。不过，他的父亲轻视他的这一爱好。 他未来的妻子波林也蔑视这一爱好，认为在竞选期间演奏小提琴有失尊严，而且后给他人指控不务正业的口实。多年后，波林停止了小戈尔的音乐课，并告诫说，“未来的世界领导人不弹奏小提琴。” 人们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个萨克斯高手，可很少有人知道戈尔也有很好的音乐基础。戈尔学过好几年的小提琴，水平不错，因此他的同学送了他绰号叫音乐戈尔。 在高中的时候，老戈尔课外接受了3个月的教师培训，并获得了一个教师证书和一份工作。他赚得了钱得以进入到一所大学学习，但是从来都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撑连续两个学期的学习。他非常刻苦，在毕业以前就已经成为一个学校的校长。不过，这个学校只有三个教师。不久，他竞选史密斯县学校的主管职位。虽然他没有获胜，但是当选者在去世前推荐他接替了这份工作。此后他又赢得了4年的连任。 与此同时，他进入到纳什维尔一家教授法律的夜校学习。每周他都有3个晚上要驱车60英里前往纳什维尔上学。经过3年的艰苦学习，他获得了法律的学位。课后，他会在华丽的安德鲁•杰克逊宾馆停下来喝咖啡。在那里，他认识了波林•娜芳。波林高挑的身材，乌黑的头发，是一个生意在1929——1930年大萧条中家道败落商人的女儿。当时，波林正在范德比尔特法学院学习，是田纳西州进入该法学院学习的第二位女性，后来她成为田纳西州最早的女律师之一。她在学习之余，晚间到这个咖啡店来打工，当一个服务员。很快，老戈尔就迷恋上了波林，来咖啡店的次数与日俱增。可以想象，有自己心爱的人在，那里咖啡滋味自然就大为不同了。终于有一天，波林成为了老戈尔的妻子。在老戈尔的政治生涯中，波林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一直在幕后支持丈夫。每当老戈尔一家在进行政治讨论时，人们总会发现老戈尔参议员一直关注政策问题，而波林则谈论选民和利益集团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波林具备的政治才能并不低于自己的丈夫。 老戈尔最初进入政界时一切都顺理成章。在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获胜后，老戈尔被任命为田纳西州劳工委员会的负责人。1938年，他竞选所在选区的空缺席位获胜。为这次竞选，在华盛顿富有的堂兄弟格雷迪•戈尔向他捐赠了4，000美元的资助。他在竞选过程中不时演奏小提琴，增加了自己的魅力。 老戈尔当选后不久，他就向民主党的老政治家请教从政的经验。父亲的老友赫尔告诉老戈尔，专心呆在国会的全院大会上，学习运作的规则。对此，老戈尔谨记在心，后来他被议长任命为民主党人6名在国会全院大会上时刻准备反击共和党人的议员之一。 老戈尔喜欢华盛顿的生活，着迷于国会议员的工作。他是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担任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职位，监督着核能源的发展。妻子波林为了避开别人的猜忌，不再从事法律工作，专心于家庭的工作。后来，她曾经担任美国在联合国的一名代表。 1951年，老戈尔同寻求连任的麦克勒参议员竞争参议员席位。老戈尔尊重对手，告诫他的支持者任何时候都不要移去麦克勒的竞选标语牌。麦克勒的竞选标语牌上面写道：“有头脑的小伙子投票选麦凯勒。”在妻子的建议下，老戈尔就在下面竖起新的宣传牌写道：“多思考一些，投票选戈尔”。最终，他如愿以偿，进入到了参议院。老戈尔和其他两名政界人士主宰了田纳西州政治将近10年，相互竞争激烈。老戈尔是1956年国家高速路国防法案的提出者，此项工程耗资50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 不过，老戈尔不象自己儿子在国会中采取的立场，他经常同环境保护主义分子的观点相左。在他看来，保护生态环境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所以必须将发展经济放在保护环境之上。老戈尔同商界的关系也是他采取这样立场的一个因素。 老戈尔和企业家阿曼德•哈默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据说，哈默在早年曾经为苏联做事，在美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在整个5、60年代，哈默倚赖老戈尔这条主要的牵线同民主党领导层沟通，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50年代后期，老戈尔将哈默介绍给当时还是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认识。哈默对肯尼迪竞选总统提供了捐助，并作为老戈尔的客人参加了肯尼迪的就职典礼。之后，在老戈尔的推荐下，肯尼迪政府委派哈默前往苏联调查所谓苏联使用监狱劳工生产出口美国的食品。作为回报，哈默拉老戈尔合伙做饲养牲畜的生意。 在田纳西州中部流传着不少关于老戈尔饲养牛的生意和他在政治上的交易的传说。当地的居民能够辨认出那些上门游说者和对于老戈尔国会工作感兴趣的人们在秋天拍卖牲畜的时节成群结队地来到迦太基，相互竞价购买老戈尔的牲畜，有时甚至对于竞价购买的牲畜不在意是否带走。对于这种实际上的贿赂，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是在当地的报纸中却不乏报道一些著名的人士来购买老戈尔的牲畜。对于这种现象，即使是戈尔家的好朋友也感到怀疑，因为他们从来没能够将自己饲养的牲畜能够以那样高的价钱出售。 在老戈尔还是参议员的时候，他就为哈默提供了很多帮助。哈默也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不断扩展自己的业务。1970年，老戈尔落选之后，哈默就任命老戈尔为艾伦德•科瑞克煤炭公司的总裁和总公司西方跨世界公司的执行副主席。前者是当时美国的第三大煤炭生产公司。老戈尔每年的报酬据估计为50万美元，以当时的标准是相当不低的。面对一些人的指责，老戈尔回答说：“既然田纳西的选民已经选择将我放逐到草场上去，我就试图到长着茂盛牧草的地方去放牧。” 戈尔父子还卷入了涉及哈默属下的西方矿产公司的三方地产交易。老戈尔拥有的土地中，靠近扎尼•弗科河流的两块土地，在60年代后期还是被当地的居民所拥有。1972年，西方矿产公司收购了这两块土地，然后在第二年转手卖给了以同样的价格卖给了老戈尔。老戈尔又将土地出售给了戈尔夫妇。在哈默公司和老戈尔之间的偿付条件没有任何纪录，人们无从知道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默契。 老戈尔一直对于自己的儿子寄予很大的期望，对于培养戈尔倾注了很大心血，并留下了许多佳话。无论是戈尔竞选众议员、参议员，还是总统时，他总是通过各种方式为儿子摇旗呐喊，甚至亲自上阵。1992年，戈尔应邀担任克林顿的竞选搭档，老戈尔再一次成为了积极的竞选活动者。84岁高龄的他和夫人一道乘车进行竞选活动，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每一个县为儿子展开竞选活动，以至于这两个州的许多人都认识老戈尔。在戈尔成长的历程中，父亲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老戈尔年老不服输，89岁的时候，他还自己驾车，这使得戈尔感到担心。年老的老戈尔也闹出过笑话。在迦太基，许多人经常将他们的车钥匙留在发动机上。有一次，老戈尔离开了一个商店，却糊涂地钻进了别人的车，并开回了家。于是商店的老板驾驶着老戈尔的汽车一直到他的农场，然后把它停放在车道上，再驾驶了老戈尔弄错的车回到商店，而丢车的人却还一无所知，仍然在商店里逗留。 从1938年到1970年，老戈尔曾任国会议员三十二年，并曾经在1956年年竞选过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可以说，戈尔出自一个政治世家。 一个好孩子 1948年3月31日，戈尔出生在华盛顿。当时戈尔父母在1938年有了女儿南希后，一直希望生一个男孩。父亲老戈尔当时是国会众议员，许诺如果妻子生下一个男孩，一定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加以庆贺。在戈尔出世之前几个月，他见到了在纳什维尔报纸《田纳西人》非头版上刊登的参议员基福弗女儿出生的消息。他觉得自己子女的出世应当获得更显赫的待遇，于是他告诉该报在华盛顿的一个记者：“如果我生了一个男孩，我不想消息被淹没在报纸里面的版面，我想它应当在第一版登出来。”他的愿望获得了实现。在戈尔出世的第二天，《田纳西人》果然在头版加以报道，标题是：“戈尔先生，他来了！”此报道还公开了这个小男孩出生时的体重为9.3磅，而他10岁的姐姐依照电话本在家里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向人们报告这个消息。 戈尔的到来使得老戈尔惊喜若狂，此前他几乎都放弃了获得另一个子女的想法，更不要说一个儿子了，因为妻子已经年过35岁了。现在，在波林36岁的时候，生下了戈尔，这是多年来老戈尔所一直梦想的。可以想象，这使得老戈尔是多么的高兴了。 老戈尔一直极力在政治领域教育他的儿子，希望他能够对于政治感兴趣，并在有一天能够登及政坛的顶峰。戈尔父母对于这个儿子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长大后能够继承父业，出人头地，并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美国总统，所以从小就对戈尔的要求非常严格。 为了锻炼戈尔的体魄和意志品质，父亲敦促儿子坚持每天做50个以上的俯卧撑，最终戈尔能够连续做120个俯卧撑。尽管戈尔平时和父母一起在华盛顿学习和生活，但是他在夏天和节假日基本上都是在位于迦太基的自家农场中度过。戈尔的父母认为，在农场劳作对于他们的儿子有益处，能够打造他的个性，培养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 在父亲的要求下，戈尔夏天经常在农场里工作。在迦太基时，依照老戈尔的安排，他和租种他们家土地的汤普森一家住在一起。住处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房间也较为简陋。不过，汤普森一家把戈尔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在这里，戈尔结交了包括汤普森儿子在内的许多好朋友，大家经常在一起玩耍。戈尔的一位年少时代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说，在首都华盛顿戈尔所居住的旅馆周围没有很多的孩子一起玩，因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华盛顿的生活是单调的和孤寂的，所以戈尔总是迫不及待地等着回家乡。一有机会，戈尔就会前往田纳西的家乡。 有时，老戈尔也回到迦太基，亲自督促戈尔劳动。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叫他起床劳动，年幼的戈尔有时也会提出异议，说：“爸爸，我们有人工作。”而老戈尔则回答，“我知道，你下地去帮助他们。”于是，戈尔和雇用的帮工一道，捆扎草料、收割烟草和打扫猪圈。不仅如此，老戈尔还给他的儿子分配一些极为艰苦的任务。`有一年，父亲要求戈尔用一把小斧子清理一块长满灌木丛的土地。戈尔还曾经在陡峭的山坡上犁地。母亲虽然很心疼，但是认为，如果一个孩子连这些事都做不成，他就不能成为总统。老戈尔后来也说他对于小戈尔的要求的确有些严厉，但是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只是从事简单的任务。戈尔就曾经说过：他为拥有这样爱护、关心和培养他的父母感到幸福和荣幸，“他们的爱和他们生活中的教诲都支撑着我和继续支撑着我的家庭。”1992年，当老戈尔获悉他时年44岁的儿子戈尔担当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时，自豪地说：“是我们培养了他。”戈尔则认为，“我的父亲是我生命中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人。” 当时在所有人的眼里，戈尔是一个好孩子。“他想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他的母亲就曾经说过，“他是一个顺从者。”这种特点也将会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有所体现。忠诚、而不是落井下石是他在克林顿丑闻被披露后的一大突出特点。 不过，戈尔在田纳西的生活并不全是煎熬和性格塑造，他还有不少的乐趣。每当戈尔回首他在田纳西州的日子，他就感到十分愉快。他曾经光着身子和汤普森在牲口的饮水槽里戏耍，还曾经使用一种戈尔称为“一种不太为人所知的农场技巧”使得鸡进入睡眠状态。他和自己的小伙伴们经常会在一起聚会，玩耍。有时，戈尔会“恶作剧”，喜欢开一些令人捧腹的玩笑。一个新年的前夜，戈尔的几个朋友被大雪阻隔在戈尔家的农场里，于是戈尔的母亲波林叫所有的女孩住在楼上的卧室里，而男孩子则住在位于楼下戈尔的房间里。戈尔的父亲穿着睡衣，经常下楼来到他儿子的房间里察看。半夜里，在一缕光线下，戈尔和他的小伙伴偷偷爬出了窗口，并爬上了戈尔家房顶上的平台，在那里他们堆积雪人，而雪人穿着他们的内裤。而老戈尔对于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戈尔自己说，“我是在田纳西孕育的。”的确，相对首都而言，戈尔的情感更多地是同田纳西紧密相连的。田纳西州的生活经历成为戈尔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说，“尽管每年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华盛顿，但是田纳西是我家乡。”毕竟，即使在华盛顿，他的父母是代表田纳西，同田纳西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对于幼小的戈尔来说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将田纳西描绘成“人际关系更充满暖意“的地方，在那里有他最亲密的朋友。 有人说，戈尔是“田纳西王子”，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戈尔父母出身贫寒，即使在老戈尔当选国会议员后，家庭也不宽裕。戈尔的父母都是有名的节俭，一直到他们的儿子长大和老戈尔担任参议员的政治生涯结束之后才开始富裕起来的。在华盛顿时，戈尔的家是安在菲尔法克斯旅馆。旅馆的拥有者是老戈尔的堂兄弟格雷迪•戈尔，可以在房租上打很大的折扣。有时，在夏天，戈尔夫妇不得不收拾家具，将他们的物品堆积起来，以便在他们去田纳西的时候，房子可以转租出去。由于只有两间住房，戈尔不得不同比他大10岁的姐姐南希住在一个房间里。尽管戈尔的父母把他们送进高级学校，并为他配备了舞蹈课的必要设施，但是戈尔还是经常穿着堂兄弟们的旧衣服。 华盛顿是一个与田纳西州乡下完全不同的世界。老戈尔十分注意培养戈而对于政治的兴趣。他经常带戈尔去参加参议院的听证会。戈尔坐在里面，听着有关他父亲提出的建造各州之间公路体系的议案的讨论。有时他和父亲结伴一起出现在参议院办公所在地拉赛尔大楼里，甚至和父亲一道去参加参议院的全院大会。当戈尔5岁的时候，有一天，小戈尔被邀请到前面，同当时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见了面，当时尼克松正在主持参议院的会议。尼克松把戈尔放在他的腿上，对他非常好。还有一次，戈尔的父亲让他的儿子旁听一次小范围的会面。当时老戈尔同肯尼迪总统谈话时，而肯尼迪当时对于一个钢铁工厂提高钢铁价格的做法大发雷霆。事后，小戈尔说，“爸爸，我不知道总统怎么那样讲话。”戈尔曾经被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所感染，认为演说带有诗一般的魅力。在家中，戈尔父亲的思想倾向自由主义，而他的姐姐更是一个自由派。父亲的着力培养，使得戈尔从小就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据老戈尔生前回忆，有天晚上当他们夫妇衣冠整齐准备去白宫参加一次晚宴时，当时年仅十岁的戈尔喊道，“爸爸，把你穿的衣服保存好，也许有一天我用得上它。” 在戈尔8岁的时候，老戈尔几乎赢得了民主党副总统的提名。当时民主党人、来自伊利诺州的阿德来•史蒂文森即将和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竞选美国总统。如果老戈尔更为积极地争取提名，他就可以获得史蒂文森的副总统提名。但是他在同史蒂文森私下里会面后，老戈尔觉得他将是史蒂文森中意的副总统候选人，以至于在史蒂文森决定把提名留给民主党代表大会后，老戈尔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可以说，戈尔是在华盛顿和田纳西这两个地方成长起来的，有两组不同的朋友和两种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他出生在华盛顿，从1到4岁是在田纳西度过的，此后是在两地之间来回走动，一直到上大学为止。 这些经历对于现在戈尔的个性有着深远的影响。戈尔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有些僵硬和木讷，而在私下里他是一个易于接近和幽默的人。有人认为，这种公开场合和私下里的巨大反差是和他生活在华盛顿与田纳西两个不同的世界所造就的。在华盛顿的环境常常是非常正式的场合，而在田纳西的乡下则是随意的和温馨的。实际上，戈尔更加喜欢在田纳西的家乡与小伙伴们一起无拘无束的生活。 富有叛逆精神的姐姐 姐姐南希比戈尔大了整整10岁，在孩提时代陪伴着戈尔，关心着他。她有着黑黑的头发，体质很好。与戈尔服从父母的管教相比，南希是一个家庭叛逆的角色。13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吸烟，在高中的时候喝酒。尽管父母试图对她加以管教，但是她总是会有办法应付。一个夏天，老戈尔送她到墨西哥学习西班牙语，试图让南希多学点东西，以便提高自己。南希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奇异而美妙的夏天，但是没有学到多少西班牙语。后来，当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代表团来到华盛顿的时候，老戈尔想炫耀一下她的女儿，于是就安排她用西班牙语做一次演讲。南希情急之下，灵机一动，靠近了代表团团长，偷偷告诉对方：我父亲把我送到墨西哥的一所夏天开办的学校，我会说的只有一句话。最后对方体面地帮助南希把这件事掩饰了过去。 南希非常喜欢她的小弟弟，经常看护着他。不过，在她长大了以后，她就更多地同她自己的朋友在一起。到了她进入范德比尔特法学院学习历史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具有活跃的、具有复杂思维能力的自由派女性，并有了一群自己富有理想的知识青年朋友，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美国南部的政治。在她的这群朋友中，有后来的参议员、曾经担任驻华大使的尚慕杰，还有著名的哥伦比亚电视台新闻记者弗雷德•格雷厄姆等一批精英。 他们夏天喝着柠檬茶或者冰茶，一起讨论政治；不时在靠近迦太基的一个湖中游泳，并在戈尔家的摩托艇牵引下，进行滑水运动。当时，南希抽烟就相当厉害。朋友们或者不抽烟，或者后来戒了烟，并拿南希开玩笑，但是南希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吸烟，这也是她后来患上癌症而去世的重要原因。 1959年，南希在范德比尔特遇见了弗兰克•汉格。当时，汉格正在女生宿舍外等候汽车，看见南希后，就再也难以把他的眼睛从南希的身上挪开，因为朝着他走来的这个女孩实在是太吸引人了。那时，汉格是一个空军飞行员，即将前往台湾。他是来同他家乡的一个朋友珍•霍姆斯道别的，而霍姆斯是南希的好友。汉格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陪同她一直到教室才离开。当时汉格认为他将永远不会在见到她了。 此后，南希一度曾经加入过“和平队”。1964年，她离开了“和平队”，回到田纳西州，帮助父亲竞选。她和弗兰克•汉格重新联系上了。那时，弗兰克正在杜克大学学习法律。弗兰克决定要赢得这个曾经使他呼吸急促的女孩。他们的恋爱最终开花结果，在1966年的夏天，他们在迦太基结婚了。 1984年，在被诊断为患了肺癌之后，南希回到了迦太基。显而易见，这是她一生吸烟的结果。戈尔的一个老朋友在迦太基开有一个药店，南希的药主要是从他的药店里购买的。当时，南希仍然很自信，认为她会很快恢复健康。戈尔则步行去药店为姐姐买药，当时，他的情绪似乎很不好，几乎为他姐姐的病而掉泪。那时，主要是开一些减少痛苦的药，因为医术已经无力回天了。几乎在戈尔为赢得参议员席位而努力的同时，南希死在了范德比尔特医院里。 圣•阿尔班斯中学 到了戈尔四年级的时候，老戈尔认为他的儿子已经为接受华盛顿一所好的预科学校的教育做好了准备。在老戈尔看来，如同儿子在农场上的工作一样，这也将是为戈尔日后飞黄腾达做准备的一个部分。1988年，当戈尔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他的父亲就自夸说：如果我有一点自豪的话，那就是他的语法已经近乎完美。当时，他之所以将他的子女送进好的私立学校，其中一个原因是让自己的子女不再有自己身上的不足。由于老戈尔接受的教育不是十分正规和严格，所以在国会辩论时，对手经常会找他语言上的毛病。 尽管家庭非常拮据，他父亲还是把他送进了著名的圣•阿尔班斯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圣公会男生预科学校。许多著名家族如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的子女都曾经在这所中学就读过。戈尔在班上一直名列前三名，而且曾经是该校橄榄球队的队长。戈尔最好的运动其实是篮球，他的远距离投篮经常会减轻队里的压力，但是由于并不突出的身高、速度和运球技术，使得他在这方面的发展前途就十分有限。 圣•阿尔班斯中学开设了一种政府课程，每周四的晚上学生们聚在一起，讨论一些政治事务。这个班级大约有25名学生，被分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集团。每次上课之前，两大阵营的领袖都会同老师会面模拟课堂做好准备工作。在戈尔高年级的时候，他是自由派的领袖。当时的戈尔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支持林顿•约翰逊、支持民权法案、反对美国出兵阻止多米尼加共和国左翼上台执政、敦促将中美关系解冻和发展两国的贸易来往。 在父母在田纳西州竞选的时候，高年级的戈尔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在高年级的宿舍里，没有熄灯的规定，他的室友经常弹奏吉他一直到深夜。戈尔竭力想在午夜入睡，但是从来都不能在噪音中入眠。他经常在凌晨2、3点醒来，就穿好衣服去教室，然后再回来睡觉。由于入睡不易，床罩会在脸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在班上和早餐时都能够清楚地看出来，他的同班同学开玩笑说这是“戈尔病”。 戈尔在那个时候已经学会有很好的自控能力，使得他的一些同学认为戈尔不太容易令人接近。他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总是试图取得成功。戈尔在学习、体育和课外活动的突出表现使得戈尔赢得了该校师生的尊重。由于他在各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以至于当时学校的师生就认定，戈尔在不久的未来就会在华盛顿政坛上飞黄腾达。他的老师评论说，戈尔是一个极为成熟的学生，“阿尔令人生威地精通很多事情”。在他的圣•奥尔本斯预科学校的毕业纪念簿上，一位同学评价道，“或许不要多长时间阿尔就会到达顶峰。” 在高中阶段，令人吃惊的是他同儿时伙伴唐娜•阿米斯特德之间的恋爱关系。在此期间，戈尔频繁地给唐娜写信，每周至少打一次电话。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将她带到华盛顿。如果不是在圣•阿尔班斯中学的朋友来到迦太基走访他的话，几乎没有人知道唐娜的存在。在戈尔中学毕业的夏天，他们断绝了关系。一年后，唐娜在戈尔结婚前夕才将他的求爱信件烧毁。 二 哈佛岁月 1965年，戈尔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对于自己是如此的自信，以至于他甚至都没有考虑申请其他的学校。“我知道它是最好的，”戈尔在几次关于他大学岁月的访谈中简单地说到了这一点，“我知道肯尼迪总统是去那里学习的。” 业余生活 在哈佛，他父亲是一个参议员这一背景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在这里有不少人的父亲都是社会名人，已经不足为奇了。或许在其他大学有这样的背景就会显得与众不同，但是在哈佛大学则是很平常。 到达校园的第二天，17岁的戈尔在一次成功的竞选中成为了新生委员会的主席。 在哈佛，他经常向他的朋友发起挑战，进行俯卧撑、飞刀、横渡查尔斯河和喝啤酒的比赛。戈尔和他的朋友琼斯现在还能够回忆起他们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他们几乎使一棵距离他们住处很近的榆树死掉。他们将那棵树作为靶子，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飞刀比赛，以便分出高下。刚刚入校的戈尔将校园的抗议浪潮放在了一边，他和宿舍里的朋友相互交流手中的磁带，欣赏大量的歌曲，诸如披头士乐队、布法罗•斯普林菲尔德等乐队或歌手的歌曲。他 打扑克、室内橄榄球和手球，还曾经是哈佛篮球队的替补队员。 在第一年结束时，戈尔和一帮朋友编排了一个音乐讽刺剧，并在一个咖啡屋进行了演出。这些都是他们一时的兴趣之作，所表现的是一个古老的乡村场景，穿插了过去乡村音乐家的作品。戈尔在其中扮演一个喜剧人物，是一个受到极其尊重的畜牧业和医疗学教授阿尔伯特•A•戈尔博士。这场演出并不算十分成功，人们在困惑和有趣中观看了这一表演。 有一次，他驾驶了一辆摩托在雨中从华盛顿回到学校，并让朋友们在波士顿周围过了一次高速驾驶的瘾。他的一个朋友、现为华盛顿国际商务顾问的约翰•泰森说，“我不喜欢乘坐他的摩托车。他尽可能吓我，加档把车速提高到每小时65到70英里，并开怀大笑。” 在这里，戈尔还是对自己的家乡情有独衷。他在学校穿着宽大的罩衫，订阅来自家乡的《迦太基信使报》（The Carthage Courier）。他希望这些能够给他有关迦太基和家乡伙伴的写作提供灵感。 哈佛的学习 戈尔起初是以英文为专业的，不过，乔叟等大家的作品却激发不起他的兴趣。相反，戈尔深入涉猎天文学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星球演变问题使得年轻的戈尔着迷，他喜欢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对于天文学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但是到了大学3年级，诺伊施塔特教授的总统决策课程时才真正吸引了戈尔，以至于他将他的主攻方向转到了政府专业。在诺伊施塔特教授的课堂上，学生们重新模仿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时，戈尔扮演肯尼迪总统。 一旦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之所在，戈尔在学业上有了突飞猛进。他经常要求诺伊施塔特教授单独给他布置阅读的书目。那一年，戈尔获得了他在哈佛大学第一个A的成绩。在此之前，他获得在一长串的C——甚至在二年级时还获得了一个D，以至于他的一个朋友开玩笑道，由于没有完成进化，所以他注定要在田纳西州的政治中寻找一份职业。在美国的高校中，学生的成绩通常按照A、B、C、D的等级来打分，A是优秀，D在本科生的等级中相当于刚刚及格。 戈尔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诺伊施塔特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论文的主题是关于电视对于总统执政的影响。戈尔对于这篇论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使得他的论文合乎学术的规范。不过，他在论文中，对于新科技的影响做出了有些夸大的评估。戈尔充分肯定了电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总统可以利用电视来影响民众的倾向，也可以用来对付对手。在他看来，那些在媒体上表现糟糕的人士能否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得胜利就值得怀疑了；相反，未来的总统可能会模仿肯尼迪的姿态，以便赢得支持。 从戈尔在课堂上的表现来看，诺伊施塔特教授认为戈尔既不怕作决定，也不鲁莽。至于戈尔的思维独创性，诺伊施塔特教授的评价是：戈尔处在好学生中的第二档次，而不是最顶尖的学生。但是他同时清楚地指出，“我所见到的白宫中最为聪慧的人士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但是他们也都不属于顶尖的学生。”就智力而言，在他所知道的总统和副总统中，戈尔的天分还是挺高的。 在哈佛大学的教授当中，还有两位对于戈尔的影响是延续一生的。一位是地球物理学家和海洋学专家罗杰•雷威尔。他认为，由于人类燃烧煤炭的等地下开采的燃料，使得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这就会导致他所称的“温室效应”，导致地球气温的上升。他是第一位系统地测试空气中二氧化碳的科学家。罗杰在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戈尔和其他许多的哈佛大学低年级学生一样，选修了雷威尔的课程，作为自然科学选修课。不过，雷威尔的研究成果和论点抓住了年轻的戈尔的想象力。戈尔后来说，作为本科生，能够听到这样的讲课实在是一种特权。“这里是这个老师讲述不是多年成旧的、而是刚从实验室出来的新鲜研究成果，并对于我们的未来具有深远的影响。”戈尔在修了他的课程以后，很快得出结论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人类文明就会对整个地球气候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变化，而这是戈尔1992年所著的“处在危急中的地球”一书中的论调。 另一位教授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克•埃利克森博士。戈尔在四年级的时候，选修了埃利克森博士得“人类生活圈”这一课程，这时关于人类发展阶段的课程。埃利克森博士提出了“个性危机”，认为个性不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部分地依赖于一个人如何较好地处理他成年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戈尔认为，这一课程中教授的“心理分析法”就个人而言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仅如此，戈尔依据埃利克森博士对于男性和女性行为的差异，认为女性似乎更加关心和尊重她们周围的世界，而男性则趋向主宰世界，所以人类文明将会从尊重女性对待世界的方式中获益。 相识蒂帕 不过，正如戈尔自己所说的，他在哈佛大学课堂里学过的所有东西与他从玛丽•伊丽莎白•艾奇逊(Mary Elizabeth "Tipper" Aitcheson)那里得到的感情教育相比都相形见绌。艾奇逊自小时候的绰号“蒂帕”，取自于一首西班牙语歌曲。她住在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她祖父母建造的房子里。蒂帕的父母在她还只有3岁时就离婚了。她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蓝色的眼睛。尽管蒂帕很漂亮，但是似乎她既难于接近，也并不令人可怕。她在任何场合都非常注重别人对于她的反应，总是尽可能赢得他们的好感。 他们两人是在圣•阿尔班斯中学的高中毕业舞会上认识的。第二天，戈尔就把蒂帕约了出来。蒂帕•艾奇逊比戈尔小1岁，在华盛顿的弗吉尼亚郊区长大，在戈尔二年级的时候来到了波士顿，和戈尔在一起，后就读于波士顿大学，专业是心理学。蒂帕的热情和大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戈尔的不足。 在戈尔今天谈起他的妻子时，就带有肃然起敬和感激的成份，并明确承认，即使他的父母也没有象他的妻子那样对于他一生的塑造有过如此巨大的影响。戈尔说，很清楚，这是我曾经有过的、最为重要的关系。即使在年轻的时候，蒂帕帮助我懂得本来我永远不能懂得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她，我将后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最近，一位访谈者提起同一天早些时候同他的妻子见了面，戈尔自豪地说，“她不酷吗？” 戈尔说即使在他17岁的时候，他几乎立刻知道他想要同这个女人度过他余下的一生。至少那是他在大学第一年刚到哈佛大学时就是这样想的，在他毕业时更加确定了这一点。 动荡的校园 这一时期，越南战争是变革戈尔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核心力量。越战使得整个校园蒙上了一层阴影。师生们每天都收看关于越战的报道，计算着美国士兵阵亡的数目。在哈佛，校园里的抗议缓慢地在酝酿，到了戈尔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达到了高潮。1966年秋，在戈尔大学二年级时，一小群学生袭击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乘坐的汽车，当时麦克纳马拉刚刚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学生们呼喊着反战的口号，向汽车投掷了石头。不过，在数天之内，2700多名学生联名签署了一封向麦克纳马拉道歉的信。 在随后的两年中，校园里的反战浪潮在逐渐升级。在戈尔三年级的时候，越南战争的影响已经开始波及到校园里，冲击着校园的正常生活。戈尔当时的同屋泰森是一个黑人同学，他和戈尔那一年的许多夜晚睡在两层上下铺上，不停地讨论种族和战争问题。之后，在春天短暂的放假期间发生了在孟菲斯枪杀马丁路德金的事件，并由此导致了骚乱。 当时，戈尔正和妻子蒂帕驾车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路上。在他们到达首都之时，戈尔的母亲正在市中心的一家拍卖店，需要有人去接，因为当时骚乱已经开始了。戈尔驾车前去接他母亲的时候，大街两边商店的玻璃窗都被打破了，并有抢劫发生。在戈尔驾车赶到时，他的母亲十分镇静但是在飞快地行走。 春假结束后，泰森和戈尔重新在哈佛大学聚在一起时，都为他们的国家感到难过，两人一直谈到清晨4点钟。泰森回忆说，“他（指戈尔）非常不安，因为骚乱和动荡已经在田纳西州发生了，我只是想诅咒，十分悲哀。”他们感到情势已经失去了控制，而这发生在美国，在此以前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那年夏天，戈尔帮助他父亲为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大会写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老戈尔对大会发言说: “四年前，我们党和我们党的提名人都向人民承诺，美国的孩子将不会被送去参加在亚洲的一场地面战争，但是他们得到的是戈德华特的政策。”这获得了在场反战议员的热烈掌声。 不过，秋季回到校园后，戈尔和他的大多数朋友继续远离各种的抗议群体，认为这些运动的许多东西是情绪化的，并不是十分理性的。戈尔回忆说，在他赞同他们反对战争的情感，但是他觉得学生们的抗议举动是错误的和幼稚的。他认为，将对战争的怒火发泄在大学校园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对我而言，将目标放在一个私立大学的行政当局是愚蠢的。” 在戈尔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示威游行者接管了学校的行政大楼，第二天被全副武装的当地和州警察驱赶出来，不少学生还遭到了殴打。对于戈尔来说，这些似乎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戈尔一直脱身校园政治之外，将他的大多数时间花在了他的同室朋友和蒂帕身上。在这期间，他开始吸食大麻，这大约延续了10年左右，一直到他1976年决定竞选国会议员后停止了吸食大麻。 痛苦的抉择 戈尔有很好的原因要置身于哈佛大学的动荡之外。他的父亲老戈尔反对越南战争、支持民权立法和反对反弹道导弹体系的立场疏离了选民，受到了对手的攻击，在即将到来的连任选举中肯定会遇到麻烦。戈尔任何左倾激进的行为都会对他的父亲构成伤害。不仅如此，戈尔还要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哈佛大学，或许戈尔最深的友谊是他同住处的辅导员马丁•佩雷兹的交往。佩雷兹现在是《新共和》杂志的拥有者和主编。在他们相识的时候，佩雷兹留着长头发和胡须，是一个左翼的反战激进分子。戈尔和蒂帕现在还经常是佩雷兹的家的常客。正是在他们的家中，戈尔在毕业后曾经和佩雷兹、诺伊施塔特教授商量他是否应当在军队里服役。诺伊施塔特教授非常肯定地告诉年轻的戈尔，服役将会保住他未来从政的可能性，而这是他父母对他所殷切期待的。 戈尔做出服役的决定是经过了艰苦的思想斗争的。甚至有报道说戈尔的母亲愿意和戈尔一道越过边界到加拿大去，以便逃避兵役。在戈尔前往佩雷兹的住所就这一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时，佩雷兹敦促戈尔通过服兵役保住他的政治前途。最终，戈尔决定接受兵役。事后，戈尔承认，当初是否服兵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抉择，他的确一度想逃避兵役。 他是哈佛大学69届1115名毕业生中仅仅大约12名去越南服役的学生之一。甚至在入伍之前，他放弃了加入国民卫队的机会。戈尔的一个堂姐有朋友去了越南参战，其中一个回来时已经截瘫了，所以她想排除戈尔去越南的可能性，于是她的前夫、一个国民卫队的成员，通过关系为戈尔找到了一个位置。但是戈尔却说：“我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是我认为我不能这样做。”他谈论迦太基是如此之小，如果他不去服役，他认识的其他人就会取代他的位置去越南战场。他说，“迦太基是一个小镇，不论谁代替我都将有一张面孔、一个名字、一个家庭和一个命运，我不愿意想象在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撞见一个顶替我的位置的某个男孩的家人。” 戈尔的这一抉择也可以有助于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为戈尔服兵役成为他今后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他的共和党对手德克萨斯州长小布什曾经被批评在越战中服役于国民卫队、由此可以逃避前往越南参战的可能性，戈尔则可以自豪地作为越战退伍军人的一员讲话。 做出决定后，他回到家中，看望了父母和朋友们。老戈尔夫妇告诉他，不必把即将到来的政治选举考虑进去。他的朋友史蒂夫•阿米斯特德则着眼于戈尔未来的政治前途。而戈尔则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有助于父亲的连任。在哈佛大学的同屋则回忆道：戈尔之所以决定服兵役，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多少有助于反战运动，其原因是戈尔相信可以帮助他的父亲连任，而帮助父亲赢得连任对于他作为个人来说是能够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他父亲反对越战的态度使得在田纳西州广泛不受到欢迎。如果他呆在家里，就会被父亲的对手抓住把柄。此外，个人的良心也促使戈尔决定服兵役。于是他加入了美国军队。 三、 越战磨练 投笔从戎 1969年，戈尔从哈佛大学取得政府专业的学士学位。8月8日，他主动要求加入美国军队。戈尔是乘坐飞机到了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参军的，因为他认为那里是“中立的和隐蔽的”。不过，当戈尔前去报名参军时，负责征兵的人士一听到他的名字，甚至不敢将他的名字签上，直到他们找来主管人，因为他们知道戈尔是那个反对战争的参议员阿尔伯特•戈尔的儿子 尽管戈尔说他被分配成为一个陆军记者是完全出乎预料，但是由于他所受的高等教育，所以也不令人感到奇怪。总体来说，戈尔具有哈佛大学的学位，他永远不可能有被分配到步兵团的风险。戈尔自己在审视了各种选择后，也希望当一个随军记者。在新泽西州经过一段时间的基本训练后，戈尔被派往了位于阿拉巴马州拉克堡的陆军航空学校的报纸工作。在那里，直升机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被加以训练，许多人都是要即将开赴越南战场。 戈尔当时也是一个年轻的新郎官。1970年5月19日，戈尔和蒂帕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年结婚典礼。戈尔身着蓝色的服装，蒂帕则穿着高领的婚纱装。戈尔夫妇在基地附近寻找到了一个10英尺宽的活动房屋，住处是由戈尔的工资支付房租。 戈尔工作努力，力图赢得大家的好感。在第一个月，戈尔就因为出色的工作而获得了嘉奖，收到了基地领导的祝贺信。一个战友在给家中的信说，他和一个未来的总统交上了朋友。 戈尔在拉克堡驻扎了一年多，他的出现还是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有一次，来拉克堡视察的威斯特摩兰将军将戈尔拉在一边进行私人交谈，询问这个年轻人对于为何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反对越战的看法，而让戈尔的上级在一边等着。不过，没有迹象表明，戈尔寻求特别的照顾。 对于政治的幻灭 每到周末，戈尔就回到田纳西州帮助父亲竞选.。在竞选的集会上，戈尔身着军装站在父亲的后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大选结束前，在一个竞选商业广告上，戈尔父子一同骑在马背上，老戈尔对儿子小戈尔说：“儿子，永远热爱你的祖国。” 不过，老戈尔的这一次竞选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1970年8月的初选中，老戈而仅仅以3万票击败了党内的主要对手，尽管这个对手并不是十分强大。同一天，共和党人提名已经担任三届国会众议员的比尔•布洛克来同老戈尔竞争参议员席位。布洛克有着雄厚的竞选资金，而且是一个职业化的政客，得到了尼克松总统手下专业新闻人员的助选。田纳西人认为老戈尔已经和选民缺乏相互的沟通，而且在政见上的自由派立场同他们有不少的分歧。由于老戈尔的反越战立场，当时有人将老戈尔称作为国家的叛徒。在一次橄榄球的比赛上，老戈尔的名字实际上是以非常蔑视的口气宣布的，但是老戈尔高高地抬起了他的头颅，默默承受了这一切。 老戈尔投票支持对枪支加以控制、反对修正宪法允许在公立学校的祈祷、支持民权法案、要求对于撤离越南确定一个准确的日期、反对发展发弹道导弹系统等等的立场都成了对手布洛克攻击的目标。尼克松为首的共和党人当时推行了“南方战略”，极力争取保守的南方白人选民。为了强调老戈尔的立场已经背离了田纳西州选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布洛克的竞选标语变成了“比尔•布洛克信奉我们所信奉的”。最终，老戈尔竞选连任失利了。 在投票选举的当晚，疲惫的老戈尔面对自己的支持者，尽力对于他们加以安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首先我要表达我对我们体制的信念。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政府体制，但是它是设计的最好的。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选战……但是我们必须战斗……我说出了我认为的真理。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并没有消失。真理将会再次占上风。” 后来的结果显示，田纳西州是共和党人“南方战略”唯一取得胜利的州。在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院候选人都获得了胜利。不过从长远来讲，“南方战略”发挥了作用。南方逐渐成为共和党人的天下。民主党人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须在支持民权运动以便获得黑人选民的支持的同时，还必须对犯罪采取强硬立场、支持社会福利改革和鹰派的国防政策，从而获得南方保守的民主党白人选民。如果戈尔未来在政坛上要有所作为，也必须对于自己的立场小心地做出抉择，毕竟他的选民基础是南方保守的一个州，这也决定了他将是一个新民主党人，而不是象他父亲那样成为一个传统的民主党人。 父亲竞选的失败使得戈尔痛苦万分。他对于田纳西州的政治有一种厌恶感，想尽可能地远离政治。当时，痛苦的戈尔心中决定，将永远不会谋求一个政治职业。他曾经告诉他的朋友，他和蒂帕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想回到田纳西州，居住在一个村庄里，种植蔬菜，从事写作。 不过，父亲的这次连任失败却使得日后最终从政的戈尔接受了两点可以借鉴的教训：一是他充分认识到了金钱在大选中的重要性，所以他在后来的竞选中总是满腔热情地筹集资金。另外一个教训是要时刻注意保持同选民的关系。尽管他否认自己的父亲同选民失去了接触，但是他自己在国会中时，时刻注意保持同选民进行沟通。这或许是此次痛苦的经历带给戈尔的财富吧。 1970年9月，戈尔就接到了即将开赴越南的命令，但是到年底才动身前往越南。当时，戈尔只剩下7个月的服役期，这是十分不寻常的。戈尔一家对此有些猜疑，认为戈尔开赴越南的命令被故意压后而延迟了。戈尔的一些伙伴也认定，当时的尼克松总统不允许戈尔按时前往越南服役，目的是不允许一旦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戈尔身上，从而使得戈尔的父亲在选举上获得一些好处。不过，这种猜测被尼克松政府官员否认。 越南纪事 1970年12月，新婚不久的戈尔吻别他的妻子，开赴越南。“太可怕了，你不知道什么将要发生，”蒂帕•戈尔回忆道，“你看到晚间的消息，回来的都是尸体袋子。” 当戈尔到达越南时，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士气低落，对于赢得战争已经失去了兴趣，士兵们只是想着完成任务，然后安全地返回美国。此时，尼克松政府已经在推进“尼克松主义”，逐步实现越南战争的越南化，让南越军队更多地承担战争的义务，而将美国军队逐步撤出越南。当时，尼克松政府以每月12，000到15，000人的速度撤退美国军队。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美国军队的撤出将意味着南越的覆灭和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因为南越的军队根本不能抵挡北方越南共产党军队的统一步伐。在戈尔抵达越南时，美国军队的分布十分分散，伤亡数量与日俱增。士兵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和服兵役，对于上级的命令不断提出质疑；他们还吸食大麻、海洛因，相互之间发生争斗。一些军队拒绝出来进行巡逻，公然违抗上级的命令。一些美国士兵甚至开枪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而不是执行他们的命令去战斗。过去的作战术语“搜寻和摧毁”已经变成了“搜寻和躲避”。 1970年12月26日，戈尔抵达了越南。在越南，戈尔担任了随军记者，被分配到了靠近西贡（即现在的越南胡志明市）的第20工兵旅的总部工作。在士气如此低落的情况下，戈尔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发掘出一些个人的勇敢行动，来经历激发士兵们的士气。 克莱顿•赖斯中校是戈尔连队的指挥官，令他最感到惊讶的是戈尔的到来，因为戈尔将只在越南服役7个月。他说戈尔从来没有抱怨，不过，他能感觉得到，戈尔认为这样的调遣之间同尼克松有关。事实上，戈尔经常向人们抱怨，尼克松延迟了他前往越南的时间，原因是总统担心，如果戈尔在战争中受伤，戈尔的父亲就会在竞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 在基地，戈尔在同伴的眼中是一个普通的家伙，和所有的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抱怨高级官员和战争，并在上级官员不在场时，戈尔也会在狂欢时模仿混了头的陆军中尉。 这里能够娱乐的东西非常简陋，戈尔和许多人一样都吸食大麻。他也以吸食香烟而留下最少的烟屁股而声名远扬，他可以将烟屁股吸食到只剩下1/8英寸长。他的伙伴们都戏称他为花花公子兄弟。最令戈尔感兴趣的是连队的篮球队，他们在夜间柏油铺的场地上练习和比赛。在一次比赛中，关键时刻，戈尔设计了一个方案，从而赢得了胜利，这使得球队在胜利后要戈尔担任这支球队的教练。人们都喜欢戈尔，认为他言谈举止很好，人也聪明。 戈尔有时必须在其中的一个塔楼上值勤，手持他的M-16步枪，紧盯着远方，但是大多数时间他的工作是竭力掘新闻故事，以便刊登在该旅的小报上。 尽管偶尔也会有警报响起，警告有迫击炮的袭击，20工兵旅的驻地还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不过，戈尔在住处就能够听到战斗机整夜里不断起飞的声音。 据说，在戈尔到达驻地之前，他的名字就在“需要注意的名单”上，而且上面有命令说要确保戈尔“这个人不要陷入他不能脱身的境地。” 戈尔所在的20工兵旅总部连队由一层木制结构的6到8间小房屋所组成。总部连队最出名的成员不是士兵，而是一个名叫“月光”的巨蟒，这是总部连队喂养的宠物。“月光”贪吃鼠类，但是更爱吃鸡。于是士兵们轮流区附近的村庄购买鸡和鸟给这条巨蟒吃。后来，“月光”被运回美国，在明尼苏大州动物园安家。 在越南，戈尔和其他人相处的比较融洽。戈尔的同屋是一个叫奥哈拉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打篮球和玩耍，一同出外工作。在戈尔为基地的报纸采访时，奥哈拉则是一个摄影记者。奥哈拉回忆道：“我们是如此的亲密，以至于就象我们结了婚的两口子。”他觉得戈尔有一些幽默感，知识非常丰富。不仅如此，戈尔还曾经救过他的命。当时，奥哈拉在冲浪，但是碰到了巨浪，几乎被冲走时，闻声赶来的戈尔抓住了他，从而救了他。 戈尔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下到湄公河三角洲采访。在那里，新西兰特别部队在保卫着正在建造一条道路的美国工兵部队。在夜间与新西兰士兵在一起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吟唱新西兰当地毛利人的民歌，即使在特别部队的一些单位里也有一些毛利人。他的第一个报道比照美国的现状，赞扬了新西兰对待少数族裔的政策，支持文化多元性。“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那些欧洲的后代们学习了所有的毛利文化……并且它的确打动了我，”戈尔回忆道，“或许我将那理想化了，但是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对待非洲裔美国人……。”但是编辑不喜欢那些看法，于是这个稿子就被搁置了起来。 最为难忘的一次出行，是戈尔和同伴奥哈拉到工兵旅正在修建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他们睡在一个散兵坑里，寒冷而蹩脚。局面有些混乱，令人感到恐惧。戈尔开始开始在住处周围寻找，带回一些金属片，用来放在散兵坑上加以防护。他将散兵坑的防护顶修得较厚，希望一旦有东西落下来，也会首先砸到这些防护层上。 还有一次，戈尔去了一个靠近柬埔寨边界的一个小军营采访。那里有35个工兵在改建一条道路，由炮兵跨过边界用8英寸口径的机枪来提供保护。在戈尔他们到达之前一周的一个深夜，这一营地曾经易手给越共游击队。当时，袭击造成了3个工兵轻伤。戈尔访谈了几十人，并把它写成了一篇引人入胜的长篇报道：“2月22日，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在观看了电影“血腥的妈妈”之后，人们如同往常一样早早地入睡，……卫兵他往常一样站岗——口令是恐惧（fear）……” 在这个故事被发表之后，戈尔将这篇报道寄给了他在纳什维尔的妻子蒂帕。蒂帕将交给了《田纳西人》编辑约翰•，引起了他的注意。此前，他就已经见到了戈尔从越南寄给他父亲的一封长信，表达了有兴趣发表一些他所写的东西。戈尔的这篇纪实报道层次清楚，并不需要任何大的修改。将其发表在《田纳西人》上，然后打电话给老戈尔，说如果戈尔有兴趣在《田纳西人》工作，他可以在从越南回来之后来报社工作。不过，老戈尔对于这并不太感兴趣。他告诉朋友们，他想要他的儿子进入法学院，象他一样进入政界。 戈尔和奥哈拉曾经到靠近越南和老挝边境的地方报道在老挝采取的军事行动，整个气氛是紧张的，但不是因为敌人的活动，而是因为那里弥漫着种族之间的对立。与总部相比，那里有更多的黑人士兵。有一次，戈尔想拍下停靠在一个篮球场附近的眼镜蛇直升机，但是在附近打球的一个黑人士兵贴近戈尔并威胁地说：“不许拍照！”在黑人士兵的一再警告下，戈尔只好放弃。这种由于种族对立而带来的潜在威胁不止一次被戈尔他们俩碰到。 不过，由于戈尔对于他在越南经历的说法前后不一致，由此引起了一些争议。他曾经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看到了越南妇女和孩子被美国的直升飞机拦腰截断，并告诉他的朋友，在他回家后，之所以要进入神学院学习是为了赎罪和反省。但是在随后特别是在1988年的竞选中，戈尔又否认了这一说法。事实上，在越南的日子里，戈尔从来没有没有见到一个美国伤亡的士兵或者大批越南民众的死亡。对于戈尔关于越战前后不一的一些解释和看法或许真实地反映了戈尔当初参与越战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是戈尔心态的一种自然流露。 当他在1988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戈尔被批评在竞选活动使用他穿着军装、拿着M—16步枪的照片。许多人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参加战斗，对于照片的真实性有所怀疑。 “它是一张真实的照片，”他有些恼火地说，“那是我在做我的工作时的样子。事实是，在基地之外的地区，我带了一支铅笔和装有弹药的M-16步枪，我在必须武装的区域工作。”他继续说道，他从来都没有声称参加过战斗，从来没有把自己同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杀的人们相比。只不过是人们见到这张照片时，他们通常用夸张的角度来看而已。 总体来说，有惊无险可以概括他在越南的整个经历。在越南呆了5 个月之后，戈尔申请离开了越南，以便到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神学院学习。尽管戈尔对于自己在越南的一些细节问题上与许多人的回忆相左，但是毕竟戈尔在国内出现巨大动荡和道德意识模糊的情况下，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戈尔没有象克林顿或其他许多人那样想方设法逃避了兵役。无论如何，越南战场比在国内要危险和艰苦的多。 尽管戈尔痛恨关于越南的任何事情，但是他对于国际形势和动用美国军队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越战也没有使得戈尔成为一个反对干涉者，特别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支持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1991年，他是支持海湾战争的仅仅10个民主党参议员中的一个，这使得民主党领导阶层非常恼火。此后，他在美国出兵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戈尔的言论和行动中，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国际主义者。 四 记者生涯 神学院的净化 在越南服役完毕后，戈尔回到了美国国内。他决定和蒂帕居住在位于迦太基的家庭属地里，并参加了距离迦太基50英里、在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神学院的学习。对于戈尔的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他的一些朋友解释为戈尔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对于他父亲连任参议员失利的愤怒，或者是对于越战这场错误而野蛮的战争的反思。在戈尔进入神学院之时，戈尔曾经对人说过，越南的经历动摇了许多他认为是必然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在寻求什么，但是他想把这些事情统统抛在脑后。蒂帕对于丈夫在越战后进入神学院学习给与了简洁的解释，她说：“这是一种净化。” 不过，在他离开越南之前，他曾经写信给他的伙伴说，当他回去的时候，将计划通过参加神学院来“赎回”他的罪过。 尽管已经从越南回来，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总是有一种不安。在许多夜晚，蒂帕醒来发现他在外面散步。“我想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重新构建自己，”戈尔说，“我认为系统地研究一下对于我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好主意，这些是关于对错的问题。” 老戈尔则希望儿子进入法学院学习，作为进入田纳西州和全国政界的一个前奏。不过，进入神学院似乎同戈尔处理问题的方式相一致。每当感觉到自己心灵深处的困境时，他就选择了处理精神方面的课程，来为自己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寻找最初困境的方法。这成了他的一贯做法。他会自己寻找方法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后来，当他感知到选民对于核战争的担心，他就开始向国会里面的军控专家求教，学习有观军控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军控方案。在他连生了三个女儿后，他渴望要一个女儿，于是他就开始钻研关于调控新生婴儿性别的方法。 戈尔从落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进入范德比尔特神学院学习的奖学金，参加了范登比尔特神学院宗教研究系的研究生班。此奖学金目的是寻求有才华的人士研究宗教。戈尔并无意图要取得一个神学的学位，他只是要选修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课程，以便为己所用。范德比尔特神学院当时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温床，在种族和环境问题上非常活跃。 戈尔认真地对待神学院的课程，神学院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后来曾经对朋友谈及他“同上帝的一种特殊关系”，说上帝有时会同他谈话。他还选修了一门叫做“神学与自然科学”的课程。这门课程所着重的是关于环境责任的问题，否定了人类主宰环境的说法，认为地球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必须加以爱护。这些思想多多少少影响着戈尔未来关于环境保护的主张，并在他所著的“处在危急中的地球”一书中有所反映。神学院的一位教授所开出的参考书中，就有罗马俱罗部所发表的著名的一份长达197页的分析报告《增长的限度》。该报告指出，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导致地球上资源的耗尽和环境的污染，使得人类文明大约到了2020年出现危机。这以结论和发展进程是通过精确的数学计算得出的。日益增上的人口要求有更多的食物。但是在绝大多数最好的土地已经被耕种的情况下，人类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得不用一些科技手段来提高产量，于是带有污染的拖拉机、化肥和农药就被大量使用，最终造成范围广泛而严重的污染，对于地球的生态造成重大威胁。而日益的工业化使得资源被不断消耗，可是资源是有限的。最终，人口的增长速度要超过食物和工业供给的速度，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基于这些分析，罗马俱罗部的研究小组建议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实现人口和工业化的零增长。也就是对于非污染性工厂的投资不能超过陈旧设备淘汰的速度。人类不要以为寻求物质上的享受，而应当学会学习和自娱。所有可能的资源都应当重新回收，包括垃圾。诸如电视和汽车之类的产品必须要设计位可以长期使用的，并能够非常容易地加以修理。 神学院的老师记得戈尔深深地为罗马俱罗部的报告所打动。这些和戈尔自身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戈尔对于病态下的社会已经不报幻想，要求对于人类的不当行为加以改造。这些思想后来都潜移默化地成为戈尔世界观中的一部分，并体现在他后来的著作《处在危急中的地球》中。 一年以后，由于要学习希腊语，而戈尔又不感兴趣，所以他退出了范登比尔特神学院。 新闻调查记者 戈尔经常将自己看作为一个记者。他青少年时期所崇拜的英雄是来自《田纳西人》的两名记者佛雷德•格雷厄姆和戴维•哈伯斯塔姆，这两个人都在美国东部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成为美国新闻界著名的人物。50年代，他们都在纳施维尔工作和生活，同范登比尔特法学院学生们来往密切，而戈尔热情奔放的大姐恰好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俩经常逗留在他家，不断进行生动的辩论，似乎对于他们所做的一切充满了激情。当时还年幼的戈尔想，自己长大后应当象他们一样。 戈尔从越南回到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睡了20个小时。然后，他就打电话给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社的编辑约翰•塞根萨勒。此人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和支持者，在纳什威尔是一个著名的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积极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在接到戈尔的电话后， 他向戈尔提供了在报社工作的一个机会。在戈尔进入了范德比尔特神学院几个月后，他要求同他的新领导弗兰克•里特编辑进行了一次面谈。 里特对于戈尔的影响是相当不错的。在他的眼里，戈尔是一个并不太好但是可以培养的一个记者。从一开始，他对于戈尔人格的完整性就给与了很高的评价。里特在当时对于所有面试者都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编辑要你写一篇你知道不真实的报道，你会怎么做？戈尔的回答是：“我不能想象我的编辑将会叫我那样做，那是不符和职业要求的，但是如果他那样做了，我将会辞职。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里特对于戈尔的回答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他得到的所有应试者的回答中回答的最好的。 里特正式给与了戈尔在《田纳西人》报社的工作。戈尔和妻子蒂帕已经搬到了纳什维尔，做好了开始工作的准备。在戈尔夜里为报社工作的同时，蒂帕进入了纳什维尔工学院，学习摄影，最终也使得她进入了《田纳西人》报社。当戈尔告诉父亲自己获得的新工作时，老戈尔有些失望。他一直希望戈尔能够进入法学院学习，为从政做好准备。 当戈尔开始在《田纳西人》工作的时候，戈尔对与政治已经幻灭。他对于政治几乎是鄙视的态度，而这在记者中间并不常见。他要求允许在夜间工作，并写一些特写和犯罪报道，只要不是跟政治有关。“我不想同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道，“我也不想涉足1970年选举之后留下的漩涡，那是异常痛苦的选举。有一些人在选举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而我不得不去采访。这些人分属两大阵营，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我的父亲。我不想极力使得报道的技巧完美化，而与此同时要尽力在这种湍急的水流中航行。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只是不想和政治有任何关联。” 《田纳西人》的新闻室在当时是颇为典型的。戈尔在报社办公的地方并不太整洁，而是有些凌乱。在房间中，散乱地摆放着几排铁制桌子，上面铺着报纸，并散乱地放着装有半杯水的咖啡杯子，里面漂着烟蒂和其他不能分辨的杂块。在墙上，贴着巨大的世界地图，但是由于紧靠着桌子，所以地图也被磨出许多痕迹，斑斑点点。记者们在手动的打字机上写他们的报道，一式三份地加以复制。戈尔以勤奋努力而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戈尔负责关注各色各样的社会新闻，诸如警察逮捕犯人、大法官调查警察贩卖毒品等等。在报社工作时，戈尔留着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经常传着牛仔布衣服上班。报社的其他记者很快就喜欢上这个新同事。直至今日，他们认为戈尔聪明、工作努力、不做作，并且很诚恳。在其他记者递交了他们的报道后已经回家或者区附近的酒吧喝酒时，戈尔仍然逗留在那里，看值夜班的编辑有什么问题。他对于他所写报道的每一个细节都十分细致。每当戈尔出去进行新闻调查工作时，他总是将过去相关的材料加以阅读，并考虑好调查的方式方法。戈尔每日的中餐经常是一张小报和一个苹果。 在蒂帕进入报社、成为摄影师后，蒂帕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和专业的水准，而且她友好的、易于相处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远为内向的丈夫的不足。“如果蒂帕坚持她的工作的话，我认为她本来可以获得普里策奖（注：美国著名的一项新闻和人物传记大奖），”里特回忆道，并且半开玩笑说：“我过去多年多次投了戈尔的选票，但是我其实在投票给蒂帕。” 杰里•汤普森是纳什维尔劳工阶层的一员，他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而一步一步成为报社的著名记者。在他的记忆力，戈尔是一个精力充沛、充满热情的记者，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一直有很大的好奇心。他承认，戈尔写文章比较慢，写的报道也不是太好。不过，在他看来，戈尔在最近的美国副总统中并不是最糟糕的。 戈尔和汤普森经常在工作之后区附近的一个酒吧喝酒。在他们所有的谈话中，汤普森没有记起戈尔曾经象他谈论自己在越战的事情，甚至都没有提起过一次。此外，戈尔还时常和报社里的其他同事一起喝酒、整夜的打扑克。戈尔打扑克的技术还算比较好，不过打牌时戈尔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一位同事说戈尔是一个“有趣的伙伴”，但是不是这群人中的活力之所在。“不象他的父亲，他从来没有使得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突出的人物。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缺乏想象力的记者。” 在戈尔《田纳西人》报社许多同事的回忆中，他们有一些倾向于将戈尔描绘成一个具有相当新闻记者才能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如果戈尔后来不从事政治的话，他有可能被一家大的电视台征召录用，或者至少会象报社最有名的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一样进入到《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社中工作。不过，在人们读了戈尔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新闻，可以发现多少有些缺乏热情、幽默、用词的辛辣或者人性化的分析，给人一点平淡的感觉。而这些和后来他在公众场合留给人们的感觉是有些相似的。 当时的编辑里特后来承认，在一开始的时候，戈尔距离一个合格的记者还有一定的距离。戈尔必须不断修改自己写的新闻稿，而里特也经常在戈尔的新闻稿上修改，有时改的密密麻麻。每当发稿的截至时间快到了时候，里特总是对戈尔叫道：“阿尔，我们现在就需要那个报道！” 在报社，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戈尔在等待机会，最终还是将会从政，而报社只是他停留和过渡的一个阶段。尽管别人对于戈尔的动机有所猜忌，但是戈尔的勤奋工作，使得塞根萨勒确信，这个年轻人将会把新闻报道作为他的职业。而且，他很快就意识到，他将失去戈尔，因为他会去一家全国性的报纸或者广播、电视网，《田纳西人》将只不过是他的训练地而已。 1972年12月，戈尔经报社的推选，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调查报道的讨论培训班。由于当时新闻界对于披露出的“水门事件”的出色追踪报道，使得报界许多人相信新闻调查报道的复杂性使得他们相对于电视台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是一个需要研究和发展的领域 回到纳什维尔，戈尔开始扮演当地侦探英雄的角色。他以前对与政治的玩世不恭发生了一个不同的转变。 现在他所着迷的是政府官员如何和出于什么原因做出他们的政策决定。在报道警察和法院的事情的同时，他是地铁委员会会议候补的记者。有时，当他们的会议一直开到夜深人静时，戈尔是唯一仍然留在那里的记者。 戈尔后来说，他在那种场合所行使的力量使得他有些眩晕。当他拿起笔并开始写的时候，每一个委员会的成员突然都想要发言。当他放下笔的时候，他们将闭口不谈。另外的一些东西在他心中燃烧：他觉得可以比他们能更好地做好他们要做的事情。这一经验重新燃起了自从童年时代就不再有的对于政治的兴趣，回溯倒塌童年时代，他坐在参议院听证会的房间里，观看他父亲所在的委员会就各州之间高速公路的议案做最后的拟定工作，就每条车道的宽度和道路标志的颜色进行投票。如同他在到达华盛顿是就告诉他的朋友们的，作为一个国会议员和记者的仅仅区别就在于他现在能够传唤民众。 戈尔渐渐地发现他作为一个新闻调查记者的特长。与他从事的其他新闻作品相比，此时他的写作整洁、符合逻辑和论证有力。他不断推出好的报道，多数都与地铁区划有关。1974年2月，他发布新闻调查报告，揭露地铁委员会一个成员改变规划指令，使得两家公司收益，而这个成员拥有这两个公司的股票。 但是有一件事对于戈尔的震动最大，并直接导致他进入法学院学习，并逐渐恢复了对于政治的兴趣。作为一个年轻的新闻调查记者，他曾经参与调查一个公职人员的腐化案子。 1974年1月19日，戈尔在《田纳西人》当记者的第4年。戈尔和田纳西州调查局的官员做在轿车里，紧盯着附近的哈多克斯药店，在一起调查一起索要贿赂的案件。这家药店的药师莫里斯•哈多克斯是地铁委员会的一个著名的黑人成员。几天前，一个名叫基尔伯特•科恩的开发商向戈尔声称哈多克斯向他索要贿赂以获得地铁区划路线调整。现在他们让科恩身上藏着微型麦克风进入药店。科恩和哈多克斯谈了近两个小时，最终，哈多克斯对科恩说：“将需要1000美元可以做成这件事。”随后，报社提供了贿赂使用的金钱，并由开发商交给了哈多克斯300美元。而戈尔和调查官员则监听和录下他们的对话。但是在起诉哈多克斯时，法官断定磁带的准确性具有争议，不能作为认可的证据，并认为报纸和检控人员密谋引诱哈多克斯上钩。在4个小时的讨论后，陪审团投票宣布哈多克斯无罪。在判决宣布后，戈尔对于这个案子的结果感到惊讶，坐在法院外面的长凳上抱着头，不知所措。戈尔有感于在法院言辞的重要性，觉得自己应当对于法律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他进入了范登比尔特法学院学习法律。 这一次经历使得戈尔认识到：作为一个政府公务员，他能够实现更多的东西。他的新闻调查可以揭发腐败，但是却不能对其加以惩治。这使得戈尔重新认识到新闻工作的局限性，对于法院和法院里的辩论及其特殊的作用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觉得自己应当知道这些方面更多的东西。于是他进入了法学院学习，以便寻求更切实际的技能。对此，戈尔告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说，通过这些事件，使得他“容易地看到（政治家）所做出的决定和对于我们社会群体中人们的生活的作用和影响之间的关系。” 记者的生涯肯定使得戈尔个性的许多方面都在他的工作中体现出来。他着迷于重大的新闻、有一种坚定的使命感和自我的正义感、确信道德的规范、处理问题的小心翼翼和与直觉相比更加重视信息的特点，这些特性在作为一个记者的戈尔和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戈尔之间的连贯性。 在报社期间，戈尔的六个亲密伙伴，包括报道政治的记者在内，曾经花了一个晚上为戈尔成为总统超草拟了一个规划，并包括了戈尔必须竞选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时间表，他们将戈尔入主白宫的时间定在了2008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用来开戈尔的玩笑，但是戈尔从来就没有将它认作是仅仅有趣的东西。在心灵深处，戈尔的这种远大抱负并没有真正消失，一旦机会到来，他就不会轻易放过，并会迸发出巨大的火花。 五、 年轻的国会议员 进军国会 在进入法学院学习的两年后，迈入政坛的机会来了。1976年春的一天，戈尔从法学院下课回来，接到了老编辑约翰•塞根扎勒打来的电话，告诉戈尔说田纳西州第四选区的民主党议员埃文斯将宣布退休，从而出现了并不多见的国会职位空缺，而这一职位是戈尔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的。不再有更多的犹豫和仔细考量，戈尔一放下电话就对他的妻子蒂帕说：“我要竞选国会议员。”然后他就兴奋地在地板上做起俯卧撑来。 蒂帕听了这话几乎要晕倒。对于她来说，从政是她最不愿意丈夫走的一条道路。她所见到的仅仅是1970年戈尔父亲竞选连任失败后的痛苦和失败带给戈尔一家的影响。政治不是他们两个人规划之列，因此她首先下意识的反应是惊讶和沮丧。 当时，蒂帕对于自己的生活颇为满意，几乎拥有了自己想拥有的东西。她的生活均匀地分配在工作和照顾家庭上。蒂帕一边带着2岁大的女儿，一边在《纳什威尔田纳西人》的摄影部工作，拍摄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图片。丈夫戈尔是该报纸的社论记者，边工作边在法学院学习。此前，戈尔和蒂帕已经做出了发展的规划：买下一份家乡的报纸，在紧靠湖的小屋里撰写书籍，过着清静而自在的生活。数天前，由于资金不足，他们想购买《迦太基信使报》刚刚失败。现在戈尔要竞选国会议员，就意味着原有的计划就会被打乱，蒂帕的生活也会相应发生显著的变化。据说，当初，蒂帕对于政治的不感兴趣，就是戈尔父母对她不太满意的一点。 除了蒂帕的吃惊以外，整个家庭都支持戈尔参加选举。特别是戈尔的姐姐南希支持戈尔参选，她热衷于政治游戏，希望抽空离开密西西比河几个月来帮助戈尔竞选。母亲波林高兴地接受戈尔的选择，只是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戈尔放弃了法学院的学习但还没有获得学位。 在进行一轮不间断的电话交谈后，在星期天戈尔召集了他最亲密的朋友来到他在迦太基的家中，商讨竞选的战略。 等到周末结束，戈尔已经做好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他退出了报社，离开了法学院，发布出售自己房子的消息，修剪了自己长长的头发，并穿上了整洁的衣服：蓝色的西服，红色的领带和擦的亮亮的皮鞋。似乎在一瞬间，过去有些邋遢的戈尔似乎立刻换了一个人，浑身上下焕然一新。他的竞选队伍也是全新的，充满了活力。 戈尔在范德比尔特法学院学习的几位教授，以教授地方政府的杰姆斯•布卢姆斯坦为首，允许戈尔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替代他错过的课程卷面考试，这就使得戈尔在到达华盛顿之后可以再通过一年的课程学习获得他的学位。戈尔在原则上同意了，但是由于到了华盛顿后忙于其他的事务，所以就没有递交任何论文。由此，在若干年后，当戈尔再见到布卢姆斯坦教授后，他就笑着说：“我还欠你一篇论文。” 戈尔是第一个宣布要竞选国会议员席位的候选人。他选择了迦太基县法院办公大楼前的大台阶上宣布他参加竞选的消息。他在开始演讲之前非常紧张和激动，以至于他在厕所里呕吐了起来。在戈尔在公众面前宣布他的决定时，妻子蒂帕站立在身旁，大女儿在台阶上蹦跳玩耍。戈尔指出，竞选的核心问题将是哪一个候选人能够是“使得这个国家再次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力量”。戈尔将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宣布了自己的基本主张。在被问及他的名字是否将是他在选举中的资产，戈尔回答说：“我不想让人们投票选我或者反对我是因为我的名字是阿尔伯特•戈尔。我想要把重点放在谈论问题上，而第四选区的人民完全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我做出判断。” 对于戈尔来说，参加竞选既有优势也有弱点。他在选区中的知名度接近90%，比他的8个竞争对手高出3倍之多。一些选民认为，戈尔的竞选是作为对于他父亲当年竞选连任失利的一种补救，他们对于当年老戈尔的失败感到后悔，出于对老戈尔的好感和忠诚可以给与戈尔支持。而另一方面，一些选民特别是选区南端更为保守的乡下选民不想和戈尔的家庭有任何瓜葛。老戈尔反对越南战争，在国会中的立场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已经将老戈尔描绘城市东部自由派权势集团的马前卒，在许多问题上脱离了田纳西州民众，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出于对其父的苦涩印象，所以这批选民对于戈尔也不感兴趣。 戈尔十分清楚他父亲给他竞选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只好不情愿地要他的父亲坚持呆在幕后，不出头露面。老戈尔接受了儿子的这个决定，一直在幕后关注着戈尔的竞选活动，并在适当时候让他的妻子波林•戈尔出面助选。 戈尔的主要对手是来自田纳西州曼彻斯特的斯坦尼•罗杰斯，他是田纳西州众议院院长，有很好的财政支持。属于民主党右翼成员的罗杰斯对于戈尔参加竞选感到震惊，一开始就攻击戈尔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和戈尔的家庭背景，力图将戈尔描绘成象他父亲一样的自由派。 罗杰斯毫不迟疑地猛烈攻击戈尔的家庭和戈尔家庭同阿曼德•哈墨博士的经济联系。尽管戈尔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平民主义者，将会保护环境合同大企业抗争，但是罗杰斯说戈尔同哈墨的联系使得戈尔成为一个维护特殊利益集团的候选人、而戈尔只不过在选举中极力想掩盖其中的矛盾。“第四选区的人民应该知道大石油公司和大煤矿公司是我在这场竞选中的真正对手，”罗杰斯要求戈尔承认，在哈墨下属公司——西方矿产公司的交易中，由于戈尔允许在他的土地上开采锌而获得了开采费。 戈尔极力化解这一问题。在发布的关于自己财产的声明中，他并没有明确提及他收到矿区使用费的公司。因为西方矿产公司刚刚将他的开采权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这就使得戈尔得以指出：罗杰斯的指控事实是缺乏依据的。 实际上，罗杰斯并不清楚西方矿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戈尔获得了他的土地。这个公司买下了土地后，将它卖给了戈尔的父亲，而戈尔的父亲在同一天就转手将土地卖给了戈尔。罗杰斯并不知晓这件事，在攻击戈尔同哈默关系没有收到预想的成效后，他转而攻击说，戈尔是一个外来“无照经营者”，从来没有在迦太基生活和上学；戈尔来自华盛顿，现在又想重返华盛顿。 对手的攻击和选区保守选民居多的现状促使戈尔的立场朝着中间转变。他在打击犯罪的问题上展现出强硬的立场，主张加强美国的国防力量，认为美国不应当因为越战的缘故而不介入其他的冲突。此外，戈尔还提出一个“日落法令”，要求联邦的各个机构应当向国会监督委员会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否则在5年后就加以撤销。“我们要阻止把钱砸向每一个问题，”戈尔说，“因为一旦一个官僚机构建立了起来，我们就不能撤销它。” 戈尔在法学院的一些朋友认为，戈尔是一个传统的自由派，而他在竞选中提升的观点确是保守的，比如反对枪支登记法、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并对妇女堕胎权持保留态度。戈尔的这些都使得他们感到惊讶，甚至有人怀疑戈尔是否真的信奉这些观点。 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戈尔募捐了197，363美元，花费了188，560美元，两项数据都高于那一年国会选举平均花费的金额。在这次选举中，戈尔在个性方面没有体现出热情洋溢的形象，相反，他显得有些迟缓、僵硬和沉思，这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表现的越来越明显。经过艰苦的竞选努力，戈尔在初选中获得了不足1/3的选票，最终以超出对手3500票的微弱优势获得胜利。而在共和党方面，并没有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从而戈尔就等于顺利地当选了国会众议员。 1977年，时年仅28岁的戈尔代表田纳西州第4选区进入众议院。全家人都搬进了蒂帕祖父母在华盛顿建造的房屋。 选民利益高于一切 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使得民主党人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但是民主党在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转化成在立法上的优势。白宫和国会之间并不和谐，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各行其是。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国会在70年代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过去的资历制已经被完全打破，议员们的独立性大为增强；国会委员会主席的权力被大为削弱，小组委员会和议员个人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戈尔是20世纪后期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典型代表：如同商人一样来运作政府的工作，对于媒体反应敏感、为选民的需求所左右，积极努力地推进自己选区选民所关心的问题，并在立法日程上推行折衷主义，并不是十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在获得国会选举的成功之后，戈尔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他抓住时机，以感谢选民为由，力图进一步拉近同选民的关系，巩固自己的选民基础。每天清晨，戈尔就早早地就出发，在每一个工厂的门口，同选民握手致谢。到了11月底，距离他正式进入国会还有一个多月，戈尔就已经再次拜访了所在选区的每一个县，并举行了30多次公开的集会。甚至在他为自己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招纳主任和助手之前，戈尔就雇用了两个秘书，开始就他在田纳西中部选区旅行当中碰到的选民问题进行工作，帮助选民解决问题。所有这些做法都使得人们难以指责小戈尔脱离选民，而这正是当年父亲老戈尔在1970年竞选连任时受到的指责。 在选区内的各个城镇召开与选民沟通的集会是戈尔在1977年进入国会时最新流行的一种与选民沟通的途径，许多年轻议员广泛使用这种方式加强同选民的联系。对于这种方式，戈尔尤为热衷。他的年轻助手的任务之一，就是发现哪一个国会议员办公室举行了最有效的这类会议，并向戈尔报告他们是如何做的。然后，戈尔设立了5个选区办公室，不请自来地通过他的助手联系有关的俱乐部、民间组织、劳工组织、农场合作社和学校协会或者退伍军人，参加他们的集会，同选民积极保持联系。如果一个城镇太小，没有俱乐部或者社区中心，那么集会就会在天然气站或者乡村商店举行。 戈尔在众议院朗沃斯大楼的办公室并不宽敞，但是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人们就可以一眼见到一张巨大的地图，犹如五角大楼的战争指挥室的大地图，十分醒目。这是一张他所在的田纳西州第四选区的地图。每到过一个地方，戈尔就在地图上做上标记。不久，这幅地图上就布满了标记。 在随后几年的日常安排中，每一个周末，戈尔都从华盛顿飞回纳什维尔。每个星期五的晚上，戈尔一般都在纳什维尔地区召开一个城镇会议，然后就住在农场。周六上午一大早则按照既定的安排展开同选民沟通的活动。从早到晚，每一个星期六平均召开5次城镇会议，有时甚至多达7到8个，这些城镇分布在选区内的不同地域。周日早晨才返回华盛顿附近、位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的家中，同蒂帕和孩子们去教堂。在回到田纳西期间，戈尔经常会抽空打电话给《田纳西人》过去的同事们。戈尔就是通过这种永不停止的步调，平均每年召开250次会议。这已经成了戈尔同选民见面保持联系的固定方式。 不论是在一个只有3个民众的乡村商店，还是在有几百人参加的一个中学会场，戈尔都给与了相同的关注。每次集会，他通常使用前10分钟谈论华盛顿的事件，使选民对于发生在首都的重大事件犹一个了解。然后用45分钟回答选民所关心的问题，再呆上20分钟以便他和助手们能够对于个别选民的问题做出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运作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戈尔利用他的电脑建立了一个轮流表以便决定那些城镇需要访问。戈尔雇用用前田纳西州的新闻工作者罗伊•尼尔为他的小商业信贷服务咨询专家，这项业务是极受欢迎的一项服务。这能够使得在戈尔一帮人来访时有更多的民众出来参加集会。 在公开场合，戈尔讲话经常十分慎重和严密。对于他助手写的稿子，他总是亲自严格审核。安迪•舒克霍夫是戈尔以前在范登比尔特法学院学习的伙伴，作为当地的律师参加了多次戈尔召集的城镇会议，并且注意到戈尔对于任何的演讲对象都是以同样的深思熟虑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招致了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戈尔听起来象是一个庇护人的口气。不过，舒克霍夫认为这种方式不是意味着带有优越感，而是对于人们的尊重。 戈尔的这种运作很快使得他在自己的选区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举行城镇会议、同选民保持沟通成为他固定的工作模式。到1985年，他进入到参议院时，他已经在田纳西州第四选区举行了大约1200个这样的会议。在任参议员期间，他在整个田纳西州范围内举行了大约400多个这样的集会。 每周固定地回访选区和听取选民的感受使得戈尔对于选区内选民的情感十分敏感。在众议院里，民主党自由派的思想比较突出，但是他所在选区却是较为保守，这就给戈尔到来了难题，他在这两者之间被牵扯着。作为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为了避免与他父亲同样的命运，戈尔急切地想把自己树立成一个温和派的形象，而不是正统的自由派。在众议员席位的竞选中，戈尔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立场，这使得他的朋友和同事感到惊讶。当选后，他的这一倾向随着在国会任职时间的推移而在增加。他寻找各种机会表现自己的温和派立场。他对于美国出兵黎巴嫩和格林纳达没有加以反对，还有限度地支持在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认可派遣美国海军到波斯湾。同时，他支持具有争议的武器系统比如建造和部署MX核导弹。他还反对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和登记枪支。戈尔在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中，他是少数采取这些立场的议员。 此外，戈尔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是有些耐人寻味的。出于选民的需要，他在国会中一直反对堕胎，反对将联邦经费用于堕胎。1984年，他支持共和党人提出的一个激进的修正案，将“人”的定义扩大到妇女从怀孕开始的胎儿。3年后，他又支持了由共和党人提出的一个支持生命的修正案。到了1992年，戈尔改变了自己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认可了将堕胎纳入健康保险之中，这样就使得他和克林顿的立场能够相一致。不过，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1992年和1996年大选中都受到了质疑。作为克林顿忠实的竞选伙伴，戈尔后来成为了一个支持堕胎的领导人物。 戈尔之所以这样做，应该说他父亲的经历发挥了作用。当年，他的父亲在民权、越战和学校祈祷问题上远离了选民，最终落得连任失败的下场。这些都深深刺痛了戈尔，还一度使得年轻的戈尔对于政治失去了兴趣。现在，他当选了众议员，他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毕竟，以3500票的微弱优势获得竞选的胜利使得戈尔认识到，只要稍不小心，就会随时被选民轻易地抛弃。所以尽管他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同选民不相一致，但是他还是顺着选民的需要投了票。比如堕胎问题上，尽管与他的选民相比，他个人更愿意支持个人选择，但是他在国会的投票中还是反对堕胎。 注重事实和细节的工作风格 在戈尔赢得他父亲过去在众院的席位后，他开始逐渐以一丝不苟注重细节而出名。在担任国会议员的第一年，他阅读所有他办公室的信件，然后对每一封信加以划分采取行动。随着岁月的流失，他的这一名声愈以增长。 在进入国会的第一年，戈尔积极地竞争在拨款委员会的一个席位。不过，留给新议员的职位只有两个。为此，戈尔展开了活动，他父亲也来到国会山为他进行游说。 诺曼•D•迪克斯是那一年来自华盛顿州的一个民主党新议员。根据他的回忆，他主要是依靠参议员沃伦•马格鲁森和来自西北各州的7个众议员的支持，而戈尔的主要游说者是他的父亲。最终，迪克斯和另外一个新议员得到了那两个大家都希望得到的职位。戈尔被分配到州际和对外商业委员会及其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 戈尔在竞争拨款委员会的职位失败后，他是第一个要求进入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新议员。在戈尔看来，这一委员会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同他当新闻调查记者相像，这是他所感兴趣的。他开始将他的国会工作作为他早先当一个新闻记者的延伸。在戈尔进入国会的第一个春天，《田纳西人》的弗兰克•萨瑟兰拜访戈尔。在一个晚餐上，萨瑟兰问戈尔，与当记者相比，当一个国会议员是什么样的？戈尔回答说：除了一件事，就如同一个新闻调查记者，而唯一不同的是获得了传唤权，具有更大的权力。 在年轻的戈尔看来，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事实，尤为重要的是构成信息的原始数据。戈尔认为力量来源于对于事实的掌握，对于是使得把握能够最大限度地改变世界。 “我将信息看作是一种战略资源，”他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说道，“我对于国会议员的工作有一种看法，这是基于我作为一个记者时获得的经验。我那时感到，并且现在也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之中……。你或许没有你需要的关键事实，但是你可以获得所有事情的信息。于是一些当今最为关键的技巧是那些能够帮助人们遨游信息的海洋，并认知它们的含义，以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突出的知识点，然后再连贯一致地传达所形成的一揽子知识。那是一个记者所做的，并且也是国会议员们所做的，或者至少我是那样做的。” 戈尔就是使用这种方式获得对于事务的认识。经过不断的积累，戈尔成为一个信息灵通的人，有效地扮演了应有的角色。 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的工作经常会得到公众的关注。在每一次听证会后，他都会检查报纸，观看电视，看看所报道的和他是否给与关注。他有时会向采访过他的记者抱怨说没有在报道中引用他的话语。他非常注重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形象。每一次在前去参加委员会听证会之前，他都会在盥洗间里站在镜子前梳理自己的头发。 对于戈尔的同事和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来说，戈尔富有进取心，出色地胜任他的工作。来自加州的约翰•莫斯是戈尔第一任期内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对戈尔非常信任，以至于他在他退休之前的数月实际上将小组委员会交给戈尔来负责。戈尔对于事件的细节非常关注，仔细阅读助手们准备的文件。不论工作人员提交多长的备忘录，戈尔也会连夜阅读。不管他选择调查的什么主题，都会引起媒体的兴趣。尽管没有取得法律的学位，但是戈尔询问的准确和使用的逻辑使得他人刮目相看。每次调查前，戈尔总是做出充分的准备，经常比准备材料的助手更加透彻地学习和把握。 戈尔的前助手曼德说，戈尔不断地督促自己和工作人员学习更多的东西。他认为，戈尔具有强烈的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求知欲，这如同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城市，就会驾驶着车子沿着马路行驶，直到对于这个城市的布局有所了解为止。戈尔将所有的信息加以把握，并加以分析和理解，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政策措施。 对于戈尔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那时许多人也认为年轻的戈尔或许有一天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当时众院出现了一批1974年和1976年进入国会的民主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同戈尔一样年轻、受过高等教育、工作努力，气势咄咄逼人。不过，在具有远大志向的年轻议员当中，似乎只有来自密苏里州的理查德•格普哈特能与戈尔相比。格普哈特同戈尔一起进入国会，同样雄心勃勃。 对于具体事实和细节的把握已经成为戈尔的一大突出特点，并时时体现在他后来的工作当中。比如，在讨论一个涉及几百颗卫星的项目时，他会注意到这些卫星的颜色，以确定它们反射的部分不会影响到地球晚上的光亮。作为一个重要环境会议的主持人，戈尔不仅对于发言人的排列顺序感兴趣，而且对于表演者的排列也感兴趣。 戈尔注重细节的一个方面是他喜欢应用视觉效果，来清晰透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设计演讲还是提出军控步骤，戈尔总是喜欢使用一些图表、图片。在戈尔看来，这样做会使得他人对于自己的观点有更好的了解。有时，在吃饭讨论问题时，手边没有可以写字的纸张，戈尔就会用饭桌上的围巾当作纸张来写画。他还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将聚苯乙烯杯子比比作为核弹头。1993年，在戈尔同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工作午餐上，戈尔带来了他的小图表，向克林顿展示在过去的30年所排出的导致气温上升的气体必此前的500年加起来还要多，这使得克林顿总统感到非常有趣，但是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注意细节的东西——并看到所有的一切——是理解戈尔和他决策风格的关键点。在每次重大决策前，戈尔总是尽可能收集和把握有关材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周密的研究和思考后，他就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别人就很难改变的他的观点。 这一时期，因为无意在众议院长期逗留，所以戈尔并没有着力巩固自己在众议院的基础，这使得共事的一些议员将戈尔看作是“独行者”或者是“自我推动者”。后来成为民主党党鞭的戴维•博里奥尔就认为，从第一天起，戈尔的举动就似乎注定要干大事情的人物。 不过，戈尔在委员会的工作还是可圈可点的。一旦认识到某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就会尽可能去了解它。或者会请教专家，或者利用举行的听证会来获取大量的信息，并利用听证会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在立法方面还是有所成就的。比如，当发现制造内衣的制造商使用了一种能够致癌的化学原料后，戈尔敦促通过立法，禁止使用这种原料，同时对于那些无辜的制造商给与补偿。他还曾经调查保险公司蒙骗老年人的做法，从而引起法官和公众的关注。尽管有人攻击戈尔只是关注这些琐碎的事情，但是他的大多数同时都肯定了他的才能和远见。1984年，戈尔推动国会通过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案。此法案指示卫生部长建立一个私有的、非盈利的运输网络，对于捐献器官者和可能的需要者加以登记，以便能够有效地帮助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人们。戈尔也是建立所谓的“超级基金”的主要推动者，这一信托基金由环境保护机构管理，用来清理最为紧急的有毒废物问题。戈尔所在的委员会为了这一基金的建立举行了多达15场的听证会，使得广大公众对于在纽约州友爱运河附近倾倒化学污染物给与了关注。戈尔坚持造成污染的工业企业必须为清理这些有害的垃圾和废物担负费用，并且在美国各地设立这一基金，使得反对污染的努力得以全面进行。这些都和戈尔保护环境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军控专家 进入到80年代，在戈尔的选民中，有一种对于核武器巨大杀伤力威胁的焦虑感。里根政府上台后，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美苏关系恶化，两国的军备竞赛使得核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人们的心头，美国国内对于核战争的到来非常担心。在戈尔举行的与选民见面的公开集会上，他经常被问到与这些有关的问题，比如：我们如何阻止核战争？我们面对核战争的到来可以做些什么？ 1980年夏的一天，戈尔在选区内参加田纳西州女孩代表大会，会址是他父亲在半个世纪以前进入了师范学院学习的地方。一个女孩问戈尔有关军控的问题。联想到自己的三个孩子，戈尔就问了与会的每一个女孩一个问题：你们是否可能在你们的一生中见到核战争？许多人举起了手加以肯定。戈尔进而问道：如果我们真正去尝试的话，你们有多少人认为我们能够改变这种危险局面的出现？这一次，只有几个女孩举起了她们的手 这一场景使得戈尔难以忘怀。他后来告诉人们，他被这种“巨大的无助感”所冲击。在那之后不久，戈尔说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在梦中一个朋友叫醒他，并告诉他一个原子弹被发现了。他能够做些什么？他走出房间，发现原子弹的引爆器正在滴嗒滴嗒地在走时，而他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使原子弹的引爆装置停下来。他将家里的人召集到迦太基农场的一个安全地带，在他们躲在一个厂房后面时，他们见到了一个火球并感觉到冲击波。 那个梦，如同他对朋友们所说的，让他感觉到控制核武器灾难的毫无能力。这些都促使他以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采取行动，他开始收集资料，并将这些转化为政策建议。 1980年，戈尔顺利连任众议员。97届国会开幕，戈尔被任命为情报监督委员会成员。作为一个资历非常浅的年轻议员，这一职位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富有使命感的戈尔开始关注军控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也可以使得戈尔奠定自己在民主党人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他的名声不断上涨，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一届国会伊始，戈尔就找到委员会的主席，要求派一个辅导老师，帮助他了解军控问题。 1980年11月，该委员会的军控专家福尔斯被指派担当这一角色。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朗沃斯大楼的走廊里。戈尔高高的，宽阔的肩膀；而福尔斯身材适中，不过他有些弯着的腰使得他的身高看起来有所降低。 两个人回到戈尔狭窄的办公室，从总体上谈论了武器、扩散、核查和威慑等军控问题，讨论进行的相当不错。在福尔斯离开的时候，戈尔表示愿意以后继续这样的学习。当时，听了这话的福尔斯并没有太在意，认为这只是一种客套话而已，因为此前他在数年里已经为两党的多名议员就军控问题做了简要的阐述，而这些议员听了一到两次后就感到足够了。 然而，很快就表明，戈尔的确与他人不同。戈尔非常重视专家的意见，一贯注重自我提高，力求掌握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和细节。这一次不仅仅是浅尝则止，听一听介绍而已，戈尔想成为一个军控的专家，以便对于冷战核威胁这个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很快，福尔斯就发现戈尔与其他人的不同，他从来没有见到一位国会议员会有这样大的决心和兴趣来关注军控的细节问题。两个人开始一周一次或者两次的会面。有时在戈尔的办公室里，有时在情报监督委员会在国会山的固定办公地。戈尔指示，除了他家里的电话之外，工作人员不要打扰他们。10个月后，戈尔才把福尔斯正式介绍给他的助手们。 从此，在接下来的整整13个月中，戈尔和福尔斯每周都要花费至少6到8个小时研讨军控的问题，经常是福尔斯就此问题进行阐述。在后期，其它的一些专家还被邀请来客座讲演。有时是军控专家拉里•史密斯，他后来担任阿斯平的助手；有时是杰姆斯•伍尔西，此人后来曾经一度担任过克林顿政府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在表面看来，戈尔和福尔斯似乎很少有相同之处。福尔斯来自纽约，是一个卡车司机的儿子，祖父是一个苏联移民。他比戈尔几乎大了10岁，思维定式主要受到了50年代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戈尔的一个前顾问认为，福尔斯的思维在本质上是由冷战所左右而形成的。福尔斯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在进入众议员工作之前，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了11年，主要集中于政策策划和情报。1979年，福尔斯开始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工作，当时的委员会主席是来自威斯康星的民主人阿斯平。 尽管这些不同，戈尔和福尔斯是精神上的伙伴。这两个人来往密切，不分白天黑夜地探讨军控问题，聚精会神地谈论如何推进军控议事日程。两人的讨论是从最基本的水平上开始的，但是很快就开始讨论到诸如投掷重量、核武器战略平衡的问题上。在讨论过程中，戈尔从来都不做笔记，只是靠大脑吸收和记忆，并且将福尔斯的观点同自己的见解结合起来提出看法。戈尔惊人的记忆力和吸收能力给福尔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戈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在对于军控问题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别有了了解之后，戈尔和福尔斯开始寻找解决军控问题的方法，最终提出了一个军控的妥协方案，切入点主要是集中在从多弹头到单个弹头导弹的变化上。其目的在于达到一种“战略平衡”，使得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具备首先攻击对方的优势。他对于苏美双方的导弹数量和弹头数量加以分析，并提出建议，要求美国的弹头数量要达到两颗弹头对苏联的一颗导弹的比例上，这样才能维持战略平衡。这种方法是建立在数学的计算基础上。他们花费数个小时来对于国会研究局分析家提供核交火的计算加以检查。当时刚刚卸任的海军副部长杰姆斯•伍尔西走进戈尔的办公室时，戈尔利用电脑再专注地计算着。戈尔曾经叫伍尔西给他解释国防部模仿核战争模式背后的假定。年轻的戈尔提出的问题是如此的细致和深入使得伍尔西感到吃惊。 1982年3月，在军控问题上钻研了14个月后，戈尔将自己的军控建议放进了《国会纪录》。此建议号召超级大国统一冻结新武器，同时就把多弹头导弹逐渐替代为单个弹头进行谈判。携带单个弹头的导弹以“侏儒”命名，成为美国国防人员使用的一个专业术语。戈尔说，可以将发展MX导弹作为苏美谈判失败的备用方案。 在国会中，戈尔发表讲话，对于他的这个构想加以解释，指出主要的目的是防止战略不平衡局面的出现，要求两国的领导人担负起对于民众的责任。在戈尔讲话后的不久，戈尔的办公室就接到了俄国使馆的电话，他们受克林姆宁宫的指示，要求获得一分戈尔建议的复印件。此后，在美国一个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被俄国人两次问及了戈尔的步骤，苏联人称之为“一个有意思的谈判的基础”，这使他们大为感到惊讶。当时，代表团中除了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唐纳德•弗雷泽外，其他的官员都没有听说这个提议。 戈尔开始寻找机会宣传他的观点，以便对于里根政府产生影响。在戈尔的要求下，他的新闻秘书麦克•科普寻找记者来采访他。戈尔还特地举行记者吹风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在每个周末田纳西州举行的与选民的公开会议上，他也尝试简化“侏儒”导弹的概念，以便使得家乡的选民能够理解他的观点。 于是经常会见到这样一副场景。在田纳西一个偏远集镇的法院里，墙上挂着前国务卿赫尔的大幅照片。在一个烧着火的炉子旁边，戈尔站在一小群听众面前，向他们解释战略平衡的概念。他拿出三个杯子，将杯子在一个木桌上摆成一派，每一个杯子代表一个储藏10枚弹头的地下储藏库，由此可以成为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样，戈尔向选民们解释他对于军控的见解。在向选民宣传之前，戈尔和福尔斯曾经花了好几个月，研究如何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军控这个十分复杂的课题。 正当戈尔在大力宣传他的军控主张时，里根总统正在号召前所未有地大规模扩军备战。他要求发展MX导弹，认为这是维护和平的守护神，但是许多军控专家认为这会大大使得战略平衡变得不稳定，从而有可能刺激苏联人首先使用核武器，导致战争。 鉴于苏美关系的急剧紧张，美国国内要求冻结核武器的力量也在上升。他们认为大规模扩大军备是一种疯狂和不负责任的做法。1982年11月，美国有8个州通过了冻结核武库的公民表决。第二年，众院通过了一个冻结核武器的议案。在国会中，不少民主党议员也发表演讲，呼吁停止核武器的试验和部署。 对此，以戈尔、诺曼•迪克斯和莱斯•阿斯平为首的一群众院温和派议员认为，支持冻结核武器议员的意图是好的，但是有些天真，而最好的办法是推动里根政府同他们讨价还价。 1983年4月，在众议院没有通过对MX导弹计划提供资金的议案后，里根政府转而提出了一个报告，提出报告的小组是由曾经担任基辛格副手的斯考克罗夫特领导。此报告主张在核武库中放置100枚MX导弹，但是也建议部署携带单个弹头的“侏儒”式导弹，并强调了军控的重要性。戈尔等人认为这是可行的，于是致函里根总统，表明如果对于部署携带单弹头的“侏儒”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的承诺是认真的，他们就将考虑支持MX计划。不过，他们的立场并没有得到民主党党团会议的认可。 尽管里根政府的立场有些摇摆，但是在众院拨款委员会再次进行关键的投票之前几分钟，迪克斯收到了里根的一封信，对于限制MX导弹的数量和单个弹头的理念进行了承诺，从而赢得了戈尔、迪克斯等民主党温和派的支持，才使得这一议案顺利通过。 为了这笔交易，戈尔得罪了他在国会众的许多民主党同事，被认作是一个防务上的鹰派。许多主张军控的议员对于戈尔等人的举动感到愤怒。在众院全院的投票大会上，气氛颇为紧张。许多议员说，戈尔、迪克斯和阿斯平的举动在政治上是短视的；既出卖了他们，也将成为被里根政府愚弄的人。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议员谴责迪克斯说，“我希望你的孩子将不会原谅你所做的事情！”还有极力反对MX导弹的议员说，发展这一新的武器系统就等于打开了潘朵拉盒子。戈尔他们在大会上感到非常孤立。 最终，拨款的议案还是获得了通过，但是后来也并没有象戈尔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事实上，戈尔和里根政府在军控的目标上是完全不同的：戈尔将苏联看作是调控核军备竞赛危险的一个长期的伙伴；而里根则把核军备问题作为必须赢得胜利的一场争夺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里根政府“星球大战”计划的推行，“侏儒”式导弹的概念被彻底抛弃。 福尔斯和戈尔的忠实支持者坚持认为戈尔没有被欺骗，戈尔的观点被包括在后来的军控协议中。不过，戈尔对于里根政府推进的“星球大战”计划能否发挥作用感到怀疑，他认为苏联人肯定会大规模地发展他们的进攻型导弹，以便突破美国的防护网。迟至1991年，戈尔还在反对部署“星球大战”计划。他认为，美国要部署这一计划，美国就必须事先知道要构筑什么样的防御体系、《反弹道导弹条约》中的哪些条款可以修改和需要修改的以及技术上是否可行。 由此，人们可以联想到，在当前美国的全国导弹防御计划中，戈尔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或许，我们从戈尔过去对于星球大战计划的立场找出一点线索。 六、 参 议 员 失败的总统竞选 1983年，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霍华德•贝克决定不再寻求第四度连任参议员。又一次是《田纳西人》的编辑约翰•塞根萨勒首先得到消息，告诉了戈尔。贝克试图让他以前的助手、当时为田纳西州长的纳马•亚历山大来竞选他遗留下来的席位，但是亚历山大不想放弃州长的职位，于是共和党人提名了另外一位候选人。此时戈尔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两天之内就为他的选举雇用了一个负责集资的人员和一个现场组织者。他第一次转向政治生涯的原因如同他所说的，是一种感觉到有风在推着他走，这一次又是如此。他几乎毫无阻力，获得了竞选，成为一名参议员，从而使得他的政途更加顺畅。 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在参与国会工作的同时，戈尔逐渐开始建立一支可靠而能干的队伍。其中的一些人在未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皮特•赖特跟随了戈尔长达10年以上，主持了克林顿——戈尔在1996年的竞选活动。罗伊•里尔对于立法进程有着较好的把握，他从众议院一直跟随戈尔到参议院。此外，戈尔拥有里昂•福尔斯。1982年，在福尔斯帮助戈尔形成了他的战略观点后，他正式成为了戈尔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戈尔一直梦想着成为美国的总统，并为此不断努力着。1988年在他看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戈尔认为，在民主党内，参加总统竞选的杜卡基斯、里查德•戈普哈特和杰西•杰克逊都是正统的自由派，比较容易遭到戈尔所处的民主党中间派的攻击。而第二梯队的候选人比如议员保罗•西蒙、约瑟夫•拜登等人则不令人担心，不会对戈尔构成巨大的威胁。一些潜在的重量级人物比如参议员萨姆•纳恩、比尔•布雷德利等人已经决定未来再考虑参加竞选的问题，不准备参加1988年的总统大选。不仅如此，当年初选中的“超级星期二”主要集中在南方各州，所以来自南方田纳西州的戈尔认为有可能会在南方各州取得大的突破。 戈尔参加总统大选，除了自己的抱负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父亲的鼓动下做出的抉择。在1986年圣诞节期间，他父亲就不断地鼓动他。父亲和戈尔下到地下室的一间大房间里，单独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谈。他父亲希望在死之前亲眼看到戈尔竞选总统，因为当时他父亲已经是78岁的高龄老人。老戈尔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继续活了12年，直到1998年才去世。 在美国这个社会，尽管有钱不一定能够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是没有竞选的经费是根本不可能赢得大选的。虽然戈尔对于总统竞选知之甚少，但是他知道金钱在选举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度由于难以筹集足够的经费，戈尔曾经打消了竞选的念头。但是后来一位马里兰州的土地开发商、民主党人纳特•兰多打电话给戈尔，告诉戈尔：如果决定参选的话，他愿意提供财政支持。兰多是一个大富翁，个人资产当时据估计有1亿美元以上。戈尔和兰多在一年前就曾经会晤过，当时兰多去华盛顿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兰都第一次见到戈尔的时候，他立刻被戈尔良好的外貌、仪态和声音所打动。他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认为戈尔是当总统的材料。当即就在这个聚会上，兰多敦促戈尔考虑竞选总统。他和一群同样是经济巨头的人士组成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IMPACT’1988。这个委员会中的成员如同戈尔一样，都认为民主党人应当向中间立场靠拢。在1984年的时候，他们支持过蒙戴尔，但是没有获得成功。此时，一些人已经支持了其他的候选人，但是包括兰多在内10多个人还没有做出决定。他们的计划是发现一个具有温和观点和朝气蓬勃的人物，并出资来支持他。 戈尔在接到电话时，并没有马上做出回答，但是在一周后，戈尔邀请兰多在国会上附近他父母的房屋里进行了一次会面。兰多向戈尔保证，他已经准备捐助25万美元给戈尔的竞选，并且能够召集一批支持者，为戈尔提供财政保证。戈尔还获得了民主党民意调查者皮特•哈特的鼓励。戈尔还打电话给曾经参加总统竞选的蒙代尔和卡特，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在兰多的安排下，戈尔在华盛顿一家大酒店同来自美国各地的富豪们见面，戈尔的表现给与这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周后，戈尔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将他的办公人员叫到一处，宣布他将竞选总统，并要求他们当天安排一个新闻发布会。甚至戈尔最亲密的助手事先都不知道他的决定。他们知道他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丝毫的准备。罗伊•尼尔说：“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冒险。”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戈尔的竞选准备并不充分。他所组织的竞选班子力量一般，他也没有形成自己向选民应当传输的信息和口号。不仅如此，戈尔的竞选战略也仅仅是将目标定在争取赢得“超级星期二”决出的各州上。在竞选经费方面，戈尔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他从政治行动委员会IMPACT'88获得经费支持还远远少于杜卡基斯从希腊裔美国人获得的捐助。而且不少候选人已经在戈尔之前宣布参选，并开始了竞选活动，从而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戈尔选择曾经帮助蒙代尔参加国总统选举的弗雷德•马丁作为他的竞选主管。不过，马丁认为戈尔并没有给于他充分的权力，戈尔将许多的精力花在琐碎的小事上。在许多外人看来，戈尔是一个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人，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信认知。在马丁眼里，戈尔完全没有纪律性。他会拖延一些工作，然后象一个大学生一样开夜车赶着完成靠近最后期限的任务。比如，戈尔在迦太基宣布参加竞选的讲演稿就是连夜赶出来的。 1987年的4月10号，，戈尔在参议院党团会议的大厅里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当时戈尔刚刚过了39岁，被记者就问道：他的年轻是否将会成为一个问题？戈尔回答说：在美国历史上最年老的里根总统执政8年之后，美国人将会象1960年选举年轻的肯尼迪一样来转向一个年轻、充满活力和富有指示能力，并能够勇敢面对未来问题的候选人。戈尔同时明确表示，他对于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不感兴趣。 在迦太基正式宣布他参选的决定时，戈尔一家老小都到场参加，其中戈尔的父亲尤其是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他多年对于儿子的巨大期望。 鉴于当时披露出来的“伊朗门事件”，在戈尔的讲演中，他说将要恢复法制和尊重人们对于白宫的共识，并说在他的政府里，任何背着美国人民所出政治交易或者那些对于美国国会撒谎的政府官员都将被立即赶出政府部门。他还谈及了军控、环境、教育、健康保险等问题。可以说，涉及的方面颇为全面，但是他的讲演中并没有明确界定自己参加竞选的使命，也就是向选民传输一个明确的、与众不同的信息。而这是总统选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 在竞选的辩论中，戈尔将矛头对准了居于优势地位的总统竞选者杜卡基斯和格普哈特。他指责杜卡基斯支持将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指责格普哈特支持导弹飞行测试，认为那“的确是一个坏主意”。 在整个秋季，他试图将自己同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区分开来，认为自己是代表了“公众舆论的主流”，而他的对手则滑向了左派，他尽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温和派。但是实际上，他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的民主党参选人并没有大的不同，以至于在迈阿密的一次辩论后，格普哈特指责戈尔“迎合民主党的右翼”，并调侃地说下一次辩论是在老戈尔和新戈尔之间的辩论。双方的争辩可以想象是辛辣的。他们一起在1976年进入国会，并从那时起就将对方看作是对手。同时，他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似乎禁不住逻辑的推敲。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在烟草种植的问题上。戈尔不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吸烟，但是却反对采取措施使得种植烟草的农场主遭受损失。在艾奥华州的一场辩论中，他被问及对于烟草分配规划的意见。此规划对于种植烟草的面积加以限制，由此提高烟草的价格，从而使得种植烟草成为对于成千上万的小农场主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戈尔来自拥有10万种植烟草的农场主的田纳西州，自然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个规划，却不能告诉选民说每年有35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德的疾病。在这次大选中，他极力讨好在南方各州为数不少的种植烟草的选民。1996年，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戈尔曾经动情地提及了他姐姐兰希由于长期吸烟而染上癌症的事情，但是马上遭到了新闻界的质疑。一方面，戈尔不鼓励青年人吸烟，支持联邦政府采取的步骤，比如要求在香烟盒商标上吸烟有害的警告标记、征收高额税收以提高香烟的价格、要求对于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加以限定等等；而另一方面，戈尔指出政府的机制，提高烟草的价格以保护种植烟草的小农场主的收益。他似乎忘了烟草种植和人们吸食香烟而患上癌症之间的关联。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无意中问及了有关吸食大麻的问题。在众目睽睽之下，戈尔对此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事后，在这一问题上，戈尔和父亲出现了分歧。老戈尔建议保持沉默，戈尔则认为他应当对此加以一定程度的承认，以便轻装上阵。两人为次争执着，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老戈尔有些激动，不断提高他的嗓门，但是戈尔则竭力坚持自己的观点。气氛过于紧张，以至于竞选的工作人员感到尴尬，离开了房间。 最终，决定还是发布一个声明。这群人讨论了戈尔能够说的各种细微差别，对于具体的措辞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详细地加以了讨论，最终拟定了一个讲话稿。在讲话中，戈尔对于自己的行为加以了辩护：“如同许多与我同时代的人一样，我的生活反映了时代的特征。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一个国家成长、成熟、走出冷战、尽力解决越战问题和找回自己的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是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个个人，这些经历使得我们更加强大。” 第二天，戈尔在佛罗里达州代表大会上发布了他简短的声明。有人认为戈尔会就此断送自己的总统竞选，但是很快地，参议员克莱本•佩尔、劳顿•奇利斯和众议员纽特•金里奇都先后承认他们曾经吸食过大麻，这就使得各方感到释然了。 戈尔要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在艾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要投入多大的精力来开展竞选活动。这两个州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初选中通常是最先进行选举的两个州，其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后来其他各州的选民心态，所以就显得非常重要。不过，戈尔在做出评估后，他认为已经难以在这两个州有大的作为，所以决定放弃这两个州，而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南方各州。 1988年2月初，在其他候选人艰难地跋涉于艾奥瓦州进行竞选之时，戈尔则乘坐飞机、带着30多名记者直接到佛罗里达进行竞选活动，他们将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加已放弃，因为戈尔获胜的希望不大。戈尔将左右的资源都投到了南方那些初选在超级星期二的各州。 随行的记者们很快发现了戈尔的弱点。当戈尔站在演讲台时，他的表现很糟糕——僵硬而不自信。但是在飞机上做在戈尔身边时，他是一个和蔼可亲、易于接近的人。并且当戈尔在一大群人中进行一对一的谈话时，戈尔也能够非常有效。形象专家一直在考虑如何使得戈尔性格中好的一面成为公众眼中的戈尔。先是让戈尔发表演讲时不用稿子，但是不管用。他的表情不自然，使得人们感觉他的讲话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于是乎他们又尝试将戈尔放在人群中间，直接面对面地回答人们的问题。尽管不很完美，但是效果是明显的。戈尔似乎有些放松，而且能尽可能地自然。 如同意料之中，戈尔失去了在艾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格普哈特和杜卡基斯分别在这两个州占据了上风。戈尔将他的所有资源都集中在“超级星期二”的各州，特别是南方各州。 一份努力一分收获。戈尔的第一个收获是赢得了怀俄明州的初选，这就为戈尔进军“超级星期二”增强了信心。在南方各州的竞选中，戈尔在试图赢得那些传统的、白人劳工阶层的支持，而这是他父亲在1970年竞选参议员连任时所需要的同样类型的选民。戈尔的全力投入南方获得了回报：在“超级星期二”的预选中，戈尔在北卡来罗纳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以及内华达州获胜，在另外5个州名列第二。在超级星期二初选晚上早先的几个小时，在纳什维尔的奥普里兰旅馆，每一个人所做的就是盯住戈尔的父亲的反应来判断竞选的气氛。80岁的老人就象一个高中学生。对于他来说，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是想在世的时候看见他的儿子成为美国总统。当他看到他的儿子在台上呼喊，“这就是超级星期二！”时，老人举起双手，做出胜利的姿态，并对一个助手吼道：“你意识到那个孩子将会成为总统吗？” 但是这种激动没有延迟太久。尽管戈尔赢得了6个州的初选，但是杜卡基斯在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这两个南方最大的州获胜，杰西•杰克逊则在其余的南方各州获得胜利。 在奥普里兰旅馆的两个房间，灯一直到深夜才熄灭。一间房屋里是竞选班子成员，而在楼上协商的则是戈尔家族成员。工作人员担心钱的问题。放弃艾俄化州和新罕布什维尔州的战略得到了回报，至少在“超级星期二”的胜利没有使得他们被淘汰出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精确地选准下一个主攻的目标。 在“超级星期二”后，戈尔起初的计划是集中精力在纽约州和加州冲击杜卡基斯。作为赢得纽约州的前奏，戈尔试图赢得威斯康辛州和康涅狄格州。这时，戈尔犯了一个错误。鉴于戈尔在伊利诺伊州胜出的机会很小，他的竞选主管福雷德•马丁悄悄地同另一名候选人西蒙达成了协议，也就是戈尔不进入伊利诺伊州换取西蒙不在威斯康辛州同戈尔竞争。戈尔的父亲却认为戈尔能够在各个州获得胜利，所以他反对这一交易，坚持要将主要目标之一定为伊利诺斯。这使得工作人员感到震惊，因为伊利诺斯州对于他们来说毫无希望，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两位受到欢迎的来自该州的候选人保罗•西蒙和杰西•杰克逊。但是戈尔家人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最终在那里花费了25万美元，只赢得了5%的选票。 这时，戈尔的竞选开支已经愈加短缺，钱的问题已经在制约着戈尔竞选活动的开展。戈尔在选举日仍旧全力以赴地进行选举活动，即使在他的工作人员已经失去了希望。在纽约的竞选最终只是对杜卡基斯的竞选由一些干扰而已，戈尔只获得了10%的选票，远远落后于杜卡基斯的51%和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37%的得票率。在纽约的竞选中，戈尔还对于杰克逊加以了攻击，认为不管杰克逊具有多大的才能，他都不是当总统的材料。“我们不要挑选一个布道者，”戈尔说，“我们实在挑选一个总统。” 在纽约的选举结束后，戈尔向杰克逊道歉，告诉杰克逊他将结束他的竞选。杰克逊体面地接待了戈尔，并要求他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回到田纳西州宣布他将暂停竞选活动，而不是正式宣布结束参加竞选，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得他的代表参加民主党代表大会和参与大会的讨论。不过，在他的演讲中没有太多的痛苦。毕竟，他还很年轻，来日方长，况且他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还是获得超过300万张的选票，赢得了民主党7个州的初选。而且，他的参选，已经给各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的知名度也大为上升，这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本。1992年，克林顿决定挑选戈尔为竞选伙伴，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戈尔在这次竞选中的表现。 他结束了竞选，留下了160万美元的债务，但是他发誓在民主党大后之前偿清债务问题。他又组织了一个由40人组成的集资小组，所谓的40-40制，即40个人，每人集资4万美元。他实现了这个目标。 竞选失败后，戈尔举行了一系列的宴会。在宴会期间，他不厌其烦地向与会的众人询问他失败的原因、哪些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应该做而没有做的，等等，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次参选做准备。许多在戈尔身边工作的人们并没有特别在意戈尔的这次失利。在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戈尔竞选总统的一场演练，或者说是一次准备活动而已。几年后，戈尔一定会卷土重来，再次竞选总统的提名。也就是说，戈尔的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飞来横祸 戈尔和妻子蒂帕非常恩爱，婚姻一直和睦如初，共有4名子女。说起他的子女，就使人想起他为了获得一个儿子的努力。戈尔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但是戈尔夫妇一连生育了3个女儿，这使得戈尔有些焦急。有一天，他听说了有一本叫做《如何选择你孩子的性别》的书，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写的，主要教授人们如何进行性生活，以便对于所生孩子的性别尽可能地加以掌控。戈尔读后如法炮制，终于在1982年的10月，蒂帕生了儿子阿尔伯特。此后，戈尔还曾经向朋友传授他的经验。可以想象，戈尔对于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儿子自然是倍加爱护。然而，正是这个宝贝儿子却几乎在一场车祸中丢掉了性命。 1989年4月3日，戈尔和妻子蒂帕以及6岁的儿子阿尔伯特在巴尔蒂摩的纪念露天体育场观看了一场黄鹂队同波士顿红萨克斯队的棒球比赛。戈尔夫妇是红萨克斯队的球迷。当时，布什总统和他的幕僚、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贝克、迪克•切尼和斯考克罗伏特也陪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总统包间里观看这场比赛。 观看完比赛，戈尔牵着儿子的手走向停车场。高度兴奋的阿尔伯特挣脱了戈尔的手，跑到了车道里面。在一声可怕的响声中，阿尔伯特被车撞得飞到了空中，然后在地上又滚了20英尺才停下来。当时，阿尔伯特一动不动，脸色苍白，没有呼吸也摸不倒脉搏，鲜血从嘴角流出。在紧急处理后，阿尔伯特被送进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确认他的内脏受到了损伤，之后成功地进行了手术。几经努力，伤情终于稳定下来。戈尔立刻取消了所有的活动，整整一个月和妻子一道守候在医院。 本来，戈尔准备在1992年参加总统竞选。但是在经历了这场遭遇之后，戈尔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并暂时放弃了竞选总统的想法。时至今日，戈尔即使在大选最繁忙的时刻，也总是想办法挤出时间同孩子们在一起度过，对子女加以关心和爱护。他说，“１９８９年４月，差点痛失爱子的经历使我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方式，并重新思考生活中孰轻孰重的问题。” 《处在危急中的地球》 1992年，戈尔出版了关于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处在危急中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一书。此书在2000年后又出版了精装版，并附上了新序，在《纽约时报》精装版畅销榜上停留28周。可以说，这是戈尔长期以来对于环境问题关注的一个重要成果。 作为一个充满热情的环境保护者，戈尔在这本经典的畅销书中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动力是如何将我们带到了灾难的边缘，面临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和最终人类的毁灭。这种分析使得环境问题被放在了国家的日程上，推动政治家、媒体和公众思考一个即将到来的灾难。8年会后的今天，这一警示也还是有效的。《处在危急中的地球》探寻了环境危机的根源，提出了一个大胆和有力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文明必须从心理上和精神上进行自我医疗，如果我们要整治我们的环境和为后代拯救地球生态的话。 不过，促使戈尔在此时写作并完成这一本书，是同他儿子阿尔伯特的事故联系在一起的。几乎丧子的痛苦使得戈尔开始深层次到考虑一些困难和痛苦的问题，那就是自己在生活中真正需求的是什么，而原因又是什么。戈尔将环境危机看作是内心不安的另一种表现，写作本书是对他内心不安的一种发泄。 在书中，戈尔首先描述了在当今世界上人类的不当活动给与环境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放射性的废物杀死了白海成千上万的鱼类；由于氯气的大量释放使得南极洲上空出现了“黑洞”，导致紫外线对人类的有害辐射；每年都有田纳西州那样大的森林面积被砍伐；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多和人类燃烧煤炭等燃料使得地球出现“温室效应”，从而导致地球气温的上升；气温的上升又带来了一些列的负面效应。他指出，空气、水和土壤的质量正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这不仅仅是区域性的，而且是全球范围的。 戈尔利用合理的逻辑推理阐释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即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而在这循环当中，人类所处的环境就越来越恶劣。在戈尔看来，“人类的文明现在是导致全球变化的一个主导原因”。戈尔指出，绿色森林的失去、天空中“黑洞”的扩大、珍惜物种的加速灭绝和全球变暖表明了人类文明和自然界的强烈碰撞。二战以后世界人口的巨大膨胀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增强了人类污染地球环境的能力。人类目光短浅地寻求短期的回报而没有认识到位后代保护地球的责任。戈尔在书中一再警告，人类不要等到灾难到来之时，才采取行动，因为那时已经为时过晚了。他在书中争辩道，只有对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给与深刻的反思，才能为后代拯救地球的生态。 戈尔在书中充分论述了地球变暖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温室效应”造成的气温上升使得南北两极的冰块融化，海平线上升，居住在海岸线边上60英里内的1/3的人口将失去他们的家园，这就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在各种问题中，全球变暖是最令戈尔困扰的，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空间。 在冷战已经结束的背景下，戈尔敦促美国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突出的战略问题，使得环境保护成为“文明的核心组织原则”。这方面的具体措施有：采取措施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有利于环境的科技发明；各国应当签订国际条约来要求各国保护地球和气候；实施一个全球的“马歇尔计划”，向第三世界转让保护环境的技术，帮助他们稳定人口的增长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处在危急中的地球》是近年来在位的美国政治家所撰写的颇有影响的著作。此书精装本就销售的超过500万册，使得戈尔成为十分有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这有助于他赢得1992年民主党副总统的提名，并使得他在1997年关于全球变暖的京都条约的签署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戈尔在其著作中表述的许多观点得到了有关人士的认可和重视。不过，在他的书中，有些论证经不住逻辑的推理，有些观点也有过分夸大事实的嫌疑，这些都受到了一些专家的批评和质疑。尽管如此，《处在危急中的地球》反应了戈尔的哲学、价值、态度、偏好和情感，充分显示了戈尔在环境问题上认识的深度。 七 “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副总统” 海湾战争中的戈尔 儿子的遭遇车祸使得戈尔对于生命的意义重现进行思考。尽管他继续在撰写他的著作，照常完成在国会的工作，但是他坦率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和一些记者：他原来追求更进一步的雄心开始淡漠了，更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同自己所爱的家人们在一起。 不过，戈尔在1988年总统预选中的表现和其在竞选当中采取的中间立场已经使得他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里根政府时期，戈尔在对伊拉克政策上的强硬立场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早在1988年，戈尔就两次在国会公开谴责里根政府没有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使用化学武器采取强硬的立场，要求里根呼吁联合国对此采取行动。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举世震惊。布什总统已经清楚地表明准备不惜对伊拉克动武。这既获得了美国欧洲盟友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也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对于伊拉克实施经济和军事制裁的支持。布什总统并在寻求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一旦伊拉克拒绝在1991年1月25日前从科威特撤军的话。布什坚持认为他不必需要国会的授权就可以动用武力，但是大多国会议员都认为，如果布什觉得授权动武的决议可以获得国会的通过的话，他将会寻求这样的权力。 戈尔时任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成员，位置自然颇为重要。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希望给与禁运以更多的时间，以便消耗伊拉克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布什政府已经调派大批美军前往海湾地区，必须尽快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举行了相关的听证会。不少前政府官员都对军事行动采取谨慎的态度。戈尔也明显持有与国会中自由派议员相同的立场，主张要给与实施禁运以更多的时间，担心美国军队会承担一项代价巨大的长期军事义务。11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支持布什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在众议院，布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在参议院，支持和反对的议员人数就更为接近。最后，参议院的投票结果为52票支持、47票反对对伊拉克动武。有10名民主党人打破党派界限支持了这一决议，其中有现在出任戈尔竞选伙伴的利伯曼。不过，戈尔是唯一的潜在的总统候选人。 戈尔之所以投票支持这一决议，是出于良心和道德的激励。这一立场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好处，但是也有巨大的风险。如果美国的军事行动成功了，自然功劳就主要记在布什总统身上，而不是给与戈尔；如果军事行动失败了，民主党肯定会摒弃戈尔。如果戈尔顺着民主党的路线投票，他的政治风险就会很小，但是一种正义感促使他采取了支持的立场。 在这次投票后，委员会主席纳恩对于戈尔明显地变得冷淡，民主党领袖米歇尔几个月几乎都没有同戈尔说话。不过，一旦战争胜利了，民主党可以将戈尔作为一个挡箭牌；而戈尔的投票使得他在南方各州选民和以色列的支持者当中的地位上升。 波斯湾战争进行的颇为顺利，美国的伤亡率比预先的最好的情况还要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7%。后来，萨姆•纳恩的支持率非常低，以至于没有在参加参议院的连任竞选。戈尔作为一个强硬的民主党人地位使得他从自己遭受的一些打击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1991年8月，戈尔宣布将不竞选1992年的总统或者副总统。对此他解释：在儿子阿尔伯特遭受车祸后，他就决定花费更多的时间同儿子和家人在一起，所以他不愿改变这一状态，而要参加总统竞选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他在民主党人获得的支持率不高，相应的潜在的财政支持也不会充足。在一次重要的民意调查中，他仅仅获得了8%的选票，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名列最后一位。 1992年，民主党初选超激烈，但是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异军突起，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了下来。在此之前，一方面，克林顿受到一个妇女指控说他们之间有不正常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曾经逃避服兵役和吸食大麻。但是这些困扰并没有阻挡住他前进的步伐。克林顿的竞选主题是“变革”，这使得他获得了民主党左、右两派的支持。 戈尔在1991年的冬天和次年的春天忙于出售他的新著，并不时遐意地注视着选战的进行。但是不久，戈尔收到了沃伦•克里斯托弗打来的电话。克里斯托弗正在率领一支队伍，帮助克林顿物色竞选伙伴。他们在5月12日见了一次面，交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主要谈的是戈尔对于其他候选人的看法。克里斯托弗也询问戈尔是否愿意被列进副总统候选人的伙伴，戈尔回答说他需要考虑一下。 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在克林顿正在赢得民主党的提名之时，戈尔和布什政府正在环境保护和全球变暖问题上出现大的分歧。总统经济委员会对于戈尔的论点加以了评估，并同各方专家进行了咨询，最后在1989年得出结论：没有理由使得经济发展付出重大经济代价来延缓“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 1992年6月，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此召开，世界上180个国家都派出代表参加，其中有100个国家的首脑与会，这是一次重要的国际论坛，主要的议题是制定一个战略，来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和保存生态物种的多样性。戈尔作为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官方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经过商讨，包括许多没有出席此次大会的154个国家签署了《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这是一项重要的但没有约束的协议，目的旨在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 布什政府对于这次重要的会议却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只是派环境保护署署长威廉姆•赖利率美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论坛。美国拒绝签署《框架公约》，认为要执行此公约，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减少使用60%的矿物燃料，而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都在扩大使用石油和煤炭。美国也拒绝签署《关于生态物种多样性的公约》。此公约要求富有的国家对于贫穷的国家提供经济的支持，以便对于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加以挽救。 可以说，这次会议的一些构想是同戈尔一直宣扬的观点相一致的。在戈尔看来，环境保护，如果还不是“文明的核心组织原则”的话，应当成为对外政策的一个合理的议题。同时，各国签署的公约中已经有了环境保护的“马歇尔计划”的轮廓框架，而这是戈尔所倡导的。鉴于布什政府在此次论坛上的消极态度，戈尔在会议上就提出了批评。回到国内，戈尔继续对于布什政府的立场提出严厉的抨击，他说：“贯穿此次的磋商，布什政府是取得进展的唯一最大的障碍。最终，我们的不妥协意味着最后的协议完全丧失了任何法律上的对于行动的约束效力。” 正是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戈尔同意被列入克林顿竞选伙伴的候选人名单上。应该说，这次会议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戈尔改变了过去拒绝出任副总统的立场。他希望寻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实施他的构想，毕竟这是他对于自己生命加以思考后得出的观点。他后来也对于此加以了解释，他之所以同意出任副总统，不是因为要竞选副总统，而是要为改变这个国家增加更好的机遇。 在戈尔回到国内两个星期后，克林顿宣布了他的决定，选择戈尔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据说戈尔的母亲在80年代的时候就对当时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印象不好。回溯到80年代中期，杰姆斯•弗莱明（James Fleming）一度是戈尔家的家庭医生。根据他的回忆，在迦太基戈尔家的农场，大家一起谈论了当时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因为克林顿刚刚来到纳什维尔进行访问。被认作为戈尔家庭的政治灵魂人物的波林•戈尔——也就是戈尔的母亲，认为克林顿道德不良，并告诫戈尔不要和克林顿来往过密。不过，这一次，面对克林顿的盛情邀请，几经考虑，戈尔还是决定接受克林顿的邀请。在戈尔看来，他的加盟可以有助于改变克林顿，而使得他有所不同。 担当克林顿竞选伙伴 1992年7月8日，克林顿正式打电话给戈尔，选定戈尔为他的竞选伙伴。戈尔一家当时都在迦太基，接到克林顿的电话后，戈尔立即接受了邀请。戈尔一家马上前往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在那里，克林顿和戈尔两家汇合在一起，第一次公开亮相。 尽管总统大选主要是看总统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和施政能力，但是副总统的选择好坏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副总统的提名还是受到各方相当的重视。一般来说，总统候选人在选择竞选伙伴时，通常会考虑对方的政治立场是否能够扩大或者稳固自身的政治基础，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候选人选择持有同样立场的竞选伙伴，一般是出于稳固主要选民的支持，而选择持有不同观点的竞选伙伴则是为了扩大选民基础。此外，地理政治的因素也会影响到竞选伙伴的选择。通常选择来自重要大州或者不同区域的竞选伙伴则可以提高自己竞争的实力。当然，竞选伙伴的选择都是总统候选人及其竞选班子根据大选中的具体情况做出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克林顿之所以选择戈尔为竞选伙伴， 其实，克林顿自始至终都希望戈尔担当他的竞选伙伴，他的竞选伙伴的挑选只是在走形式而已。据报道，克林顿多次向他的竞选班子称赞戈尔的才能、聪明和考虑的周详。可以说，选择戈尔为竞选伙伴几乎完全是基于克林顿对于戈尔的评估上。表面上看，克林顿和戈尔都来自美国南方，戈尔来自只有11张选举人票的田纳西州，而且两人都采取了温和派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违背了传统挑选竞选伙伴的准则。但是，克林顿的这一决定是有理由的： 首先，在大选中，克林顿被指控在越南战争期间逃避服兵役，对于他的形象有潜在的伤害，而戈尔亲身参加了越南战争，这对于提升克林顿领导班子的形象是十分有益的。 其次，戈尔担任国会议员多年，是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成员，曾经参加了1988年的总统大选，并取得不俗的成绩，有比较丰富的从政经验，对于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颇为了解，这些都可以弥补克林顿领导经验的不足。毕竟，克林顿来自阿肯色这样的小州。 第三，戈尔在海湾战争中打破党派界限支持了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动武的行动，从而使得这一问题不会在大选中对于克林顿的竞选产生不利的影响。当时，“海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赞同，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一度非常高，而国会中的大多数民主党人则反对动武，这就有可能使得民主党人遭到立场软弱的指责。 第四，戈尔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是温和的，这和克林顿走“中间路线”的方针是相一致的。戈尔在从社会福利到死刑的问题上都采取了温和的立场，要求坚决打击犯罪。他的立场和克林顿的立场合拍，可以树立一个温和的民主党竞选班子形象。而这可以赢得南方各州比较保守的民主党选民。 最后，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环保纪录并不好，而戈尔全心支持环境保护是众所周知的。选择戈尔担当竞选伙伴，可以赢得主张环保的选民的支持。 可以说，克林顿选择戈尔出任竞选伙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似乎成了这次选举的一个战略转折点。选民对于共和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当年4月在旧金山爆发的黑人骚乱显示美国社会依旧存在的种族矛盾；而当年的经济已经跌到了低谷，失业率高达7%以上，这是自从1984年以来的新高。这些都使得选民要求变革的心态更加强烈。而与此同时，布什竞选班子的组织工作一再出现错误，布什违背1988年竞选时不增加税收的诺言使得选民对他的信任下降。 相反，克林顿和戈尔这对年轻的组合同属于二战前的老一代布什形成了对比，成为变革的象征。而他们也继续高举变革的旗帜，努力开展他们的竞选活动。 为了对于克林顿班子的竞选策略和方式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戈尔同克林顿的主要政治顾问进行了全面的沟通，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都做出了应对的准备，从而使得戈尔能够比较从容地对各种问题做出得体的回答。 在前往纽约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路上，克林顿、戈尔及其他们的家庭成员在田纳西州史密斯县法院停留了一下。在那里，他们同戈尔的父母亲见了面。当时，戈尔的父母和他们竞选的支持者们一起出来迎接克林顿竞选班子的到来。 接下来的纽约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得非常成功。7月15日，在民主党正式提名克林顿为总统候选人的当天，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宣布退出竞选。这令各方感到惊诧。克林顿和戈尔的支持率在一夜之间上升了14个百分点，而布什只是上升了3个百分点，克林顿从而一举超过了布什，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尽管后来佩罗再次参加大选，但是已经不能影响克林顿领先的局面。 选择戈尔作为竞选搭档已经成为克林顿竞选的一项重要资产。不过，竞选班子里的工作人员觉得戈尔所著的《处在危急中的地球》中所表述的一些观点可能会成为共和党人的攻击点，所以为了准备戈尔同布什的竞选伙伴丹•奎尔之间的电视辩论，主要工作人员将对手可能发难的问题一一列出，并就应答加以准备。这是在大选中常见的一种运作。然而，随之发生的有关人员一次重大工作失误使得戈尔怒火中烧。他的助手罗伊•尼尔说，这是他25年认识戈尔以来第一次见他发如此大的火。 工作人员将这些准备材料中通过传真机在位于华盛顿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小石城和戈尔竞选获得的地点之间传输。然而，最后的一份备忘录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名叫做乔纳森•萨勒特的助手提交，其中包括了一些对手可能发起攻击的问题，诸如：戈尔不适于当一个副总统；戈尔没有原则性；戈尔是一个糟糕的科学家；戈尔是一个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如果戈尔有机会推行他的观点，美国人将失去工作机会，经济会遭到摧毁，等等。同时，在这份备忘录上，也给出了应答的建议。这一次，在传输过程中，其中一个工作人员显而易见按错了一个传真的号码，于是乎这份备忘录就被阴差阳错地传到了当时担任国会少数党党鞭的共和党众议员迪克•阿米（Dick Armey）的办公室里。阿米简直不能相信克林顿——戈尔竞选班子会犯下如此大的错误，并怀疑这可能使对方设下的圈套，只是在等自己上钩而已。于是他对于这个材料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就将传真给了《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完整地发表了这一备忘录，并配上了一篇攻击戈尔的社论。 戈尔的助手已经记不清戈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时准确的话语，但是戈尔的确是勃然大怒，气愤无比。毕竟，在这份备忘录中，民主党人自己将凝聚戈尔心血和在一定意义上的体现着戈尔对于生命意义反思的《处在危急中的地球》撕扯得七零八落，破碎不堪。可以想象，这使得戈尔是多么的尴尬，无比的愤怒就可以理解了。 1992年10月3日，戈尔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丹•奎尔以及独立候选人佩罗的竞选伙伴在亚特兰大进行了一次副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在此之前，克林顿、布什和佩罗已经进行了两次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佩罗在辩论中的轻松和调侃给选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辩论中，戈尔和丹•奎尔是平分秋色，不分高下，但是佩罗竞选伙伴的糟糕表现吸引了选民的注意力。在整个大选中，戈尔获得了媒介的认可，认为他在竞选中神情放松、富有智慧和充满信心。当时，就有报刊认为戈尔将是克林顿顺理成章的继承人，甚至认为他还可能在1996年直接竞选总统。但是在后来，人们发现，戈尔在行为举止的许多方面给人以一种神情木纳、动作僵硬的感觉。当然，这是后话。 布什总统在位的主要功绩是在外交领域，已经为大家所认同，但是出于竞选的需要，戈尔也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攻击，主要的攻击点就是布什政府对于伊拉克和中国的政策上，认为当局政策过于软弱。在中国问题上，克林顿——戈尔竞选班子攻击布什政府将经济和政治的考虑放在人权问题之上，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他们许诺，如果当选，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把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问题相挂钩，并严格限制对于中国的技术转让。这些都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 1992年11月2日，克林顿和戈尔获得了美国大选的胜利。他们获得了43%的选票，布什获得了37%的选票，而佩罗获得了19%投票选民的支持。根据胜者取其所有的规则，也就是在一个州领先的参选人将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克林顿和戈尔这对大党获得了370张选举人票，布什是获得了168张，佩罗则没有获得一张选举人票。最终的结果证明，克林顿选择戈尔作为竞选伙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戈尔的出现极大地帮助了他们在佐治亚州、田纳西州、北卡来罗纳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和蒙大拿州的胜出。同时，戈尔的出现强化了克林顿的温和立场，吸引了东北部各州和中西部戈州民主党选民的支持。 与希拉莉争夺办公室 美国副总统的地位似乎很高，仅在总统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实际上副总统经常只是一种摆设，被笼罩在总统的光环之下；副总统的成就也往往被记在总统的帐下。 克林顿在竞选当中，曾经许诺戈尔将在未来的政府中担当强有力的角色。后来的发展表明，克林顿履行了他对于戈尔的承诺。 克林顿和戈尔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戈尔提出的建议往往会对克林顿的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两个人具有不同的特点：克林顿的思维是发散型的，喜欢横向对比和考察问题；而戈尔则是喜欢纵向深入，能够将一个问题研究得很深很透。克林顿处理问题上显得比较灵活，而戈尔则相对固执和蹩脚。正是由于两人不同的个性，所以在刚刚进入白宫时，两人之间还是需要一定的磨合。 在当选后，戈尔就和第一夫人希拉莉争夺副总统在白宫的办公区域。同时戈尔对于克林顿早期的举动感到失望，因为在任命问题上经常把并不胜任的人安排在许多职位上。在克林顿的过渡班子里，曾经主管过1988年杰西•杰克逊总统竞选的哈罗德•伊基斯和希拉莉的朋友与顾问苏珊•托马斯大选后在物色未来政府成员的过程中力图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戈尔对于这两人的自以为是非常反感，认为克林顿的错误在于过多地给与这些人插手未来政府事务的权力。在戈尔看来，他们终究不是未来白宫的权力主管。苏珊•托马斯甚至傲慢地插手未来白宫办公空间的安排，认为戈尔可以在旧的行政办公大楼里进行工作，行使副总统的权力，却意欲把距离总统的椭圆办公室仅仅18步距离的传统的副总统办公室分配给希拉莉。这违反了通常的做法，引起了戈尔助手的极为不满。 在克林顿任命了托马斯•麦克拉蒂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后，他召开了同戈尔、戈尔的助手尼尔的协调会议，来界定副总统在政府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一些重要的决定在这次磋商中做出： 首先是克林顿和戈尔将每周固定地有一次单独的午餐会面，进行沟通和协调； 其次，确定戈尔将在政府的外交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戈尔将在军控问题和美国与俄罗斯、乌克兰、埃及和南非的关系中担负重要的责任； 第三，戈尔将负责在环境和通讯问题上制定政策和任命有关官员； 最后，戈尔的主要助手在白宫担负重要的责任。戈尔的办公室主任尼尔也将担当总统的私人顾问，后来，尼尔担任了总统的办公室副主任，这就较好地协调了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立场。而戈尔在安全事务方面的助手里昂•福尔斯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可以参加所有内阁级国家安全官员参加的会议。 戈尔充分利用总统赋予他在环境保护机构官员的任命权，任命了一批专心环境保护的官员。卡罗尔•布若纳是原先他在参议院的一个助手，以热心保护环境而闻名，现在被戈尔任命为环境保护署的署长，负责管理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问题。另一位年轻的助手卡瑟琳•麦金蒂则被提名出任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的主席，掌管各类环境保护问题。 “政府重组” 戈尔担任副总统的第一项任务是领导 “政府重组”工作，其目的是精简政府机构，消除官僚气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并由此削减政府开支。 这一规划的出台实际上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而推出的。当时，第一夫人希拉莉抢先把持了健康保险改革、而总统高级顾问乔治•斯蒂芬珀罗斯和管理与财政办公室主任里昂•帕雷塔则反对戈尔进行社会福利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克林顿就决定把这一问题推后，最终决定让戈尔负责政府机构的改革。1993年3月，克林顿总统宣布由副总统戈尔负责改组政府机构，作为政府对于选民所做出的变革和使得政府现代化的承诺的兑现。戈尔也承诺将会在6个月之内提交一份全面的改革报告。 改组政府实际上是一向十分艰巨的任务，肯定会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阻力。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遭到各方的反对。作为中国人，对于国内机构改革的艰难性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在美国也同样如此。在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也曾经有过改革政府的规划，但是由于劳工组织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的阻挠，使得提议的改革不了了之。戈尔也将面临同样的局面。 首先是在宣布要进行“政府重组”的时候，戈尔的手下只有一个兵，这就是来自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卡玛克女士。戈尔就搜罗有关政府改革的专家来加盟他的改革，同时要求白宫赞同招募更多的工作人员，最终他招募了大约200人的队伍，仅仅是第一夫人希拉莉健康改革队伍人数的一半，几乎全部来自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这些工作人员的建议将提交给戈而，然后进行综合后成为戈尔提交的第一个报告。 更大的困难来自于劳工组织的压力和阻挠。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是政府雇员最大的劳工组织。1993年，290万文职政府雇员中的2/3隶属于不同的劳工组织，其中有70万是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的会员。在初期，政府雇员的劳工组织决定不同戈尔的重组政府规划正面对抗，而是集中于保护组织成员的工作机会，同时保证劳工组织介入戈尔改革的进程，以便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向戈尔发出的信息是：如果要获得劳工组织的支持，就必须将他们融入决策过程，否则没有他们的合作，就会一事无成。 戈尔将过去的教训谨记心头，于是同劳工组织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就成为戈尔领导的政府改组组织同政府雇员之间关系的核心桥梁，由此组建了全国伙伴关系委员会。此委员会包括了来自三大联邦雇员劳工组织的代表、来自劳联——产联公共雇员部门的代表。最终，戈尔选择了讨好劳工组织的做法，尽量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以便获得他们的配合。 在改革的过程中，戈尔最终放弃了一些改革方案，比如戈尔本来想让各州私有合同者来处理社会保障伤残索赔，这样就可以裁减大约12000名的政府雇员，但是在劳工的压力下，这一提议没有加以推行。 戈尔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政府重组”方案，毕竟，没有劳工组织的支持，他的政府充足方案几乎会寸步难行。况且，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基础之一就是劳工组织，而戈尔已经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的快车道权力问题上同劳工组织相左，所以他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太僵。在未来的选举中，他还需要劳工组织的支持。 最终，戈尔领导的改组班子提出到公元2000年裁减25万多政府雇员，所裁减的人员都是出自中层的管理人员，这样政府就可以节省开支约1080亿美元。在裁减的人员中，有大约3/4来自国防部门和军事基地的文职人员，大约裁减了这个部门16%的文职人员。而政府的其他主要部门裁减的人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裁减。但是不管怎样，到了1996年1月，在戈尔领导下，美国政府平均裁减了将近11%的工作人员。 政府的改革并不充分，克林顿政府也没有真正的决心将此进行到底。在戈尔所宠幸的部门，他很少推进他的机构精简措施。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逐渐将注意力转到了其他的问题上，各个机构内部的相关部门实施重组政府的工作，因而取得的成效在不同的部门也是不同。为了裁减，戈尔推行了280亿美元补偿金，鼓励一些人主动离开政府部门，最终离开政府的大多数是已经可以退休的人士，这受到了有关人士的批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戈尔担任副总统期间，经常被人们称道的是他在推动参议院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同大富翁罗斯•佩罗的电视辩论中，他明显占据了上风。他的全力游说使得这一协定得以通过 1993年11月9日，戈尔和罗斯•佩罗在美国有线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拉里•金主持的节目中，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展开电视辩论。戈尔愿意同佩罗进行辩论，带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佩罗是一个能言善辩的辨手，在总统大选中已经显示了他的天赋。在白宫内部，对于戈尔是否应当同佩罗辩论也存在争议。除了认为佩罗不可低估的辨才外，还有人认为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佩罗的地位。但是戈尔认为可以信服地击败佩罗，并赢得公众对于此协定的支持。最终，戈尔的观点到了克林顿的赞同。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布什政府时期签署的，但是还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在克林顿政府上任后，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这一协定上。克林顿忙于推出各种经济一揽子计划，而戈尔则致力于政府重组问题。而此时，佩罗则花费大量资金，宣扬这一协定会使得美国上市大量的工作机会给墨西哥；劳联——产联也在积极鼓动反对这一协定。在国会内部，以劳工组织为主要选民基础的众议院议长格普哈特也在众院笼络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协定。当时，克林顿政府深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遇到了麻烦。 在戈尔同佩罗的辩论中，戈尔依据强有力的论据和统计数据，阐述了这一协定所能带来的好处；举出了五位在世前总统的立场来强化自己的观点，他的论述非常充分，这使得佩罗在辩论的大部分时间里处在守势，以至于在整个节目中，佩罗显得有些激动和闹脾气。而戈尔则表现得相当出色。毕竟，戈尔在进入国会担任国会议员开始，已经磨练出较好的辩论才能，而在这次辩论之前，戈尔及其助手作了充分的准备，凭借着戈尔对于具体细节的出色把握，在辩论中明显占据了上风。 随后，作为兼任参议院议长，戈尔加入了克林顿政府的游说行列，全力以赴为参议院批准这项重要的协议进行活动。可以说，戈尔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通过的问题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外，依据美国宪法，戈尔作为参议院的议长，在关键的时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3年，他在两个重大问题的投票上投了关键的一票。1993年，当裁减财政赤字的预算案在参议院投票50对50票时，戈尔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使得克林多政府极具争议的预算方案得以通过。现在美国财政出现结余是与戈尔的功劳分布开的。1999年，他支持通过了一项法案，使得对于枪支展示加以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消除了原先的漏洞。在国际环保上，他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他是个一好人，”克林顿总统曾经这样评价戈尔，“他重新界定了副总统的职位。他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和最活跃的副总统。在过去的6年中，大量好的事情出自这一届政府，而他对于其中的许多事情都发挥了作用。””戴维•格根，这位曾经报道8届白宫政府并担任布什和克林顿的顾问的新闻记者，这样来评论戈尔：“他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副总统都更准备好担当总统的责任。他阅读所有的往来电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但是他不会向卡特一样被淹没在细节之中。……在和总统会晤时，他是一个（决策）参与者，而总统明确表示他对戈尔的尊重。阿尔•戈尔是聪明的。持之以恒，富有纪律性。” 克林顿性丑闻风波 在戈尔担任副总统期间，克林顿不断爆出的丑闻时不时地波及到戈尔。时至今日，克林顿的性丑闻还一直困扰着戈尔，从而为他在通往白宫的道路上增加了巨大的困难。 1998年1月，克林顿被指控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并作伪证，从而妨害了司法公正，因而受到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前后历时一年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此期间，戈尔和克林顿一样受到了考验，他的立场也显得十分微妙。 一位新闻人士曾经这样评价戈尔：“即使你罪有应得，他也不会在背后捅你一刀。”早在入主白宫不久，戈尔对于白宫一些官员的任命和第一夫人希拉莉对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戈尔从来没有公开谈及此事。相反，不管克林顿或者第一夫人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戈而总是提醒自己办公室的成员不要发表任何不利于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言论。这是戈尔一贯的风格。 戈尔和克林顿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克林顿重视戈尔的意见，相信他在处理同国会关系上的经验和才能，允许戈尔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曾经有人评价说，再没有总统象克林顿这样把许多权力和责任交给了自己的副总统。而戈尔也对克林顿格外忠诚，可以说是一对铁哥们。除了在公开场合不对总统提出质疑外，戈尔在白宫内部也不公开同总统的政策有明显的分歧。即使在内阁会议上，他也从来没有反对总统的意见，除非他事先同克林顿私下里进行了商谈。 戈尔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内有出色的表现，而民主党在1994年国会中去选举的惨败使得有人猜测戈尔是否要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挑战克林顿，来恢复民主党的温和道路。但是戈尔却一直信任和支持克林顿。当《纽约人》杂志皮特•博耶问戈尔是否满足于在克林顿执政纪录的基础上竞选总统时，戈尔回答说：“决定是这样。如果我决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决定竞选总统，我将很高兴和感到荣幸地在比尔•克林顿政府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来给与评判。如果我参选的话，我一定会在那一基础上被加以评判，尤其是在突出的措施上，因为我作为这支队伍的一员已经为之而努力工作。” 1998年，在独立检察官在对克林顿性丑闻调查提交的报告公开并进入高潮之际，戈尔也由于涉嫌不当捐款问题而受到调查。克林顿的问题使得戈尔又可能在距离2000年总统选举之前两年就成为总统，从而使得共和党人要重夺白宫的计划更加复杂化和艰难。在另一方面，对于戈尔自己的集资问题进行的调查将使得这一问题扩大到更为严重的问题，比如接受外国的非法捐款等等。不过，戈尔和他手下的人马开始考虑戈尔如何在众院调查克林顿-路文斯基丑闻之时使得戈尔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一夜之间，由戈尔、蒂帕和一小群政府内外的核心人士，定期在副总统官邸讨论，实际上成了一个危机处理委员会。首先要处理的事情是决定戈尔如何对于目前关于总统不当行为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做出反应。在当年的1月，当路文斯基的指控第一出现时，戈尔和白宫以及内阁的其他成员一样，已经告诉公众：克林顿已经否认了指控，而他相信总统。在没有对外公开的国会的民主党党团会议上，戈尔敦促民主党国会议员信任克林顿，为实施克林顿的施政方案而努力。有一次令人感到惊异的是，戈尔和克林顿一起出现在伊利诺州大学，戈尔确确实实的高呼他对于克林顿的支持。不过，戈尔并没有和克林顿一道对肯尼斯•斯塔尔的政治攻击；也没有认可希拉利•克林顿关于这是一次“右翼的阴谋”的指控。他对于克林顿的品质没有加以任何的评论，一次访谈中，他拒绝任何关于总统品质的评论，相反，他指出，这一问题需要“留待美国人民来决定”。 戈尔一家人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后，经过深思熟虑，戈尔认定，个人的忠诚和对于宪法的义务，使得他应当采取反对弹劾克林顿的立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戈尔全盘接受克林顿对自己的辩护说法；他还是依旧没有明显的意图要攻击斯塔尔。因此，他对于克林顿的支持是有力的，但是并不是没有界限的。在他第一次对于这一问题做出的正式声明中，戈尔就斯塔尔报告指出：“我不认为这一报告可以作为推翻美国人民在1992年和1996年关于克林顿应当是他们的总统的判断。”随后，戈尔从个人角度对于克林顿加以了强有力的认可，但是是限于对克林顿作为总统所推进政策的支持：“我现在已经和这位总统几乎一起共事了6年，他领导我们迈向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朝着解决我们美国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方向前进。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作为总统，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继续处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时，我期待着继续和他一起工作。” 戈尔在10月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他对于这一种立场进一步加以了阐述：“现在我已经对于6年来我的工作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加以界定：尽力帮助他成为一个可能的最好的总统，”他说，“那就给了我所作的每一件事情有了一个明确的中心，帮助我穿过许多的起起伏伏。”但是对于克林顿的个人品质却很少加以正面评论。 在参院投票决定是否弹劾克林顿时，戈尔站在玫瑰花园，在民主党国会议员的簇拥下，戈尔将克林顿描绘成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共和党人几乎都不能相信他的眼睛和耳朵。 在紧张的危机初期，戈尔所采取的立场成为后来民主党人成功地应对克林顿性丑闻的方式：尽管克林顿的个人行为难以辩护，但是这些并不能由此构成对克林顿的弹劾，不应当过于分散国会的注意力，影响诸如烟草立法、竞选改革、加强教育等问题的处理。 在随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同克林顿一道还是单独为民主党进行竞选活动，戈尔都激励称赞克林顿执政的业绩，甚至声称克林顿为政府提供了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有创造性的途径。不过，在对斯塔尔的指责上，戈尔还是保有了一定的克制。他在他的职权范围里显示对于总统的忠诚，另一方面，他要以一种同他良心相一致的方式来这样做。 早在1998年1月，戈尔就对于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发出警告，如同他在1994年灾难性的国会中期选举后所做的一样，那就是，在任何场合——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在私下——都不要显示对于总统的不满。不仅如此，在戈尔的家庭成员据称在对克林顿辞职或者遭受弹劾对于戈尔2000年大选的机会的考量时，戈尔就让他们停止这样的谈论。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戈尔很少有对于总统的负面评论。 不过，随着1998年国会中期选举的日趋激烈和戈尔作为民主党的头号竞选者，副总统戈尔咄咄逼人党派争夺的立场趋向于将他在攻击共和党人和维护克林顿之间所划定的界限模糊了。在1998年的选举后，戈尔赢得了许多充满感激的朋友，也留下了许多恶意的政敌。 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使得民主党人感到振奋。民主党人缩小了在众院的差距，保持住了在参议院的席位。面对党内的压力，众院议长金里奇不得不全面后退，宣布辞去议长的职务。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的民众反对弹劾克林顿。但是众院的共和党人依旧决定要弹劾克林顿，并开始了立法行动。在此期间，戈尔的忠诚使得他始终站在总统一边，甚至公开说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些都给戈尔留下了潜在的和现实的政治风险。 八 通向白宫之路 1999年6 月16日，田纳西州的迦太基小镇，彩旗招展，人声鼎沸。在一片欢呼声中，戈尔宣布了他参加2000年的总统竞选，以便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梦想。对于为什么想成为总统，戈尔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想做这份工作——你必须想做这份工作——因为我能够做这一工作，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并感谢有机会领导这个国家……我感谢上帝给了我蒂帕的爱，我们所分享的爱将使得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已经准备好。我已经准备好。我感到兴奋。”于是，戈尔又开始了新一轮更高的冲击，而这次冲击将会更艰苦，但是也将更加激动人心，扣人心弦。 NBA球星布雷德利 美国总统选举都要经过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党内候选人预选，以便推出正式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戈尔首要的目标就是打败自己在民主党内的竞争对手，赢得初选。在初选中，经常会出现五花八门的总统候选人，妓女、囚犯甚至是动物都试图成为总统候选人。在2000年大选中，共和党内是群雄混战，而在民主党内，戈尔所面对的主要对手是前参议员布雷德利。 布雷德利的名字无论在美国政界，还是在美国的体育界，都是毫不陌生的。出生于1943年7月28日的他曾经是著名的NBA球星，在1967年到1977年效力于纽约的尼克斯队，司职前锋，曾经在1970年和1973年两次帮助尼克斯队获得NBA联赛的冠军。1978年，他凭借自己的名气，竞选参议员一举成功，代表新泽西州直到1997年连任失败。 连任失败后，他获得资助，应邀到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成为一名访问学者。据说，主要是写他自己担任参议员期间的回忆录。1998年秋，他离开斯坦福大学时，该校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他专门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尽管笔者知道他是前NBA球员，但是当笔者见到这位高出别人一大截、有点象铁塔一般、面色有点黑的大高个时，还是感到非常惊诧。在一片掌声中，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感谢斯坦福大学的盛情，并表示会继续努力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国际问题研究所赠给了布雷德利一把太师椅，并缠绕着红布，这倒有点像中国的传统。 布雷德利的支持者曾经敦促他在1988年和1992年参加总统竞选，但是布雷德利都拒绝了。不过，这一次，他决定要象当年打篮球那样发起一次冲击。布雷德利离开斯坦福大学不久，就传来了他准备参加2000年大选的消息。他要求为没有健康保险的人提供健康保险，对克林顿政府的社会福利改革法案加以谴责；主张登记所有的手枪，加强枪支管理；指责克林顿政府忽视儿童的贫穷状态；批评戈尔提高国防开支的主张。在种族问题上，布雷德利批评克林顿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种族关系，并对戈尔在肯定行动上的立场提出质疑；他主张同性恋者应当被允许公开在军队服役。不过，他的立场似乎并没有获得大多数民主党选民的认同。这样，他对于戈尔所构成的挑战是有限的。后来的初选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初战告捷 美国的总统预选通常都是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首先开始，然后到6月初落下帷幕。2000年大选的初选是从1月24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党内的预选有两种方式：党内预选和通过党团骨干会议来推选出自己的候选人。2000年大选中，民主党有3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了初选；而共和党人则有4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了初选。 艾奥瓦州位于美国中西部，盛产粮食和肉猪，是第一个举行党团骨干会议推选出总统候选人的州。新罕布什尔州位于美国东北部，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农业州，在初选中第一个举行党内预选。尽管这两个州面积和人口并不大，但是由于两州首先举行初选，其结果会对其后在各州举行的预选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格外受到关注。各个参选人通常也会非常重视在这两个州的争夺，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便争得先手，抢占先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看作是美国大选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州提前举行初选。特别是一些州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极力将预选的时间提前，而这种你赶我超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艾奥瓦州将党团骨干会议选举的时间提前到了2000年的1月24日；而新罕布什尔州则把预选时间提前到了2月1日。如果不对这种恶性竞争加以制止，真是不知道总统初选的时间最终会提前到哪一天。 戈尔竞选班子对于这两个州的预选自然时非常重视，力争打响第一炮，所以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戈尔也多次亲自前往这两个州，进行拉票活动。最终，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 1月24日，艾奥瓦州。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党团会议初选正在这里紧密锣鼓地进行。这标志着美国２０００年总统大选正式拉开序幕。 前参议员布拉德利希望在艾奥瓦州获得胜利，以便来拖垮戈尔。但是，民意调查显示，他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的支持率都已大跌。戈尔由于有着良好的基层竞选组织和各工会的强力支持，在教育、健康医疗保险等问题上的主张赢得了民主党选民的广泛支持，声势颇壮。根据23日的民意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在党内获得５６％的支持率，高出其对手布拉德利２８个百分点，戈尔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尽管艾奥瓦州的竞选格局已经基本明朗，但是布雷德利还是全力以赴造势，以便为后来的预选打下良好的的基础。戈尔也丝毫不敢大意，整个周末都在这里拉票，呼吁选民积极投票给与支持。戈尔说：“请不要相信那些民意调查。不要假设我们的政治进程将如同一些分析家或调查机构预测一样。地区会议本身得出的结果才是唯一的重要决定。” 最终，戈尔以较大优势击败布雷德利，取得预选战的首场胜利。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也在该州获得了共和党内的预选。 继艾奥瓦州之后，新罕布什尔州在２月１日开始全国第一次直接预选，受到了各方的关注。从过去的历史来看，１９４８年以来当选的总统全部都是预选中在该州获胜的候选人。 路透社此前进行的一项民意测试显示，戈尔领先于竞争对手布拉德利１２个百分点。不过，布雷德利表示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将和戈尔竞争到底。由于得到华尔街财团和一些大公司的支持，布雷德利近期的筹款额也远远超出了副总统戈尔，这就为他继续参选保留了足够的资本。最终的结果是戈尔再次获胜，没有给布雷德里留下太多的机会。 可以说，戈尔的竞选已经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但是最终的决战是在随后到来的“超级星期二”。 “超级星期二” 戈尔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获胜，首先拔得头筹，这就为他迎接“超级星期二”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美国大选中，许多州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同时举行初选，因而举足轻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被称之为“超级星期二”。 今年的“超级星期二”是在3月7号。当天，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民主党在１５个州同时举行预选，共和党则在１2个州同时举行预选，其中包括举足轻重的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大州。这一天对于要角逐2000年总统宝座的任何一位竞选者，都将是决定性的一天。 民主党的戈尔在１５个州以绝对优势全面获胜，而他的竞争对手、前新泽西州参议员布拉德利则全军覆没，没有在一个州赢得胜利。当天晚上，布拉德利坦率承认自己的失利。不久，他宣布退出竞选，并表示支持戈尔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宝座。 在共和党预选方面，布什在包括加州和纽约在内的至少八个州中获胜，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参议员麦凯恩只在马萨诸塞等四个州获胜。这为小布什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超级星期二”的预选还确定了相当数量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民主党方面选举产生了１３１５名代表，他们将出席８月在洛杉矶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共和党则选举产生了６１３名代表，将出席在费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些代表的数量分别占两党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仅仅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超级星期二”的确名副其实。 由于戈尔位居副总统的职位，在预选中获得了克林顿总统和民主党内的广泛支持，已经被人们广泛看好。在“超级星期二”的获胜使得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代表民主党同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竞选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 在初选中，戈尔一路领先，基本上是波澜不惊，只能算是热身运动，但是未来同小布什的争夺则更加紧张激烈。“超级星期二”预选一结束，戈尔和布什就开始把注意力从党内的竞争对手转向对方。直到此时，真正的较量才正式拉开帷幕。 置于死地而后生 “克林顿综合症”一直在困扰着戈尔的竞选前景，并使得戈尔一度选入非常困难的险境。所谓“克林顿综合症”主要指的是克林顿执政期间所爆出的一些丑闻，特别是克林顿和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使得不少选民对于政府的道德层面提出了质疑，有些厌倦了克林顿的所作所为。而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竞选班子对此抓住不放，并不断攻击戈尔在1996年竞选中的募捐活动，特别是极具争议的戈尔前往加州洛杉矶附近的一所佛教寺庙参加募捐活动和在白宫打电话为民主党募捐的行为。小布什声称，他要“恢复白宫的尊严和荣誉”。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丑闻都严重损害了克林顿政府的形象，并波及戈尔的总统竞选。不少选民认同克林顿政府的执政业绩，但是克林顿政府的丑闻使得包括保守的民主党人、中间独立人士在内的许多选民犹豫不决，驻足不前。 这一时期，民意调查显示，戈尔落后于小布什不少。到了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后甚至落后小布什18个百分点。戈尔在民主党内的支持率也落后于小布什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小布什获得90%以上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而戈尔只获得了80%以上民主党选民的支持。在获得独立人士的支持方面，戈尔也没有胜出小布什。在1992年和1996年的大选中，妇女的强大支持是克林顿——戈尔竞选获胜的重要原因，但是此时，戈尔在可能的女选民中的支持率落后小布什12个百分点，在男性选民中落后23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小布什竞选班子力图把选民的的注意力吸引到对于克林顿政府的丑闻上来，同时竭力塑造自己的个人魅力，以吸引选民的支持。一时间，小布什占据了上风，当选的可能性在上升，这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选民的心里，而且媒体也较多地给于小布什以关注，正面的评价相对较多；而戈尔的形象在媒体的报道中却是僵硬和发木。本来，小布什对于外交问题的了解非常浅薄，远远不能同戈尔相比，但是多数选民却认为小布什和戈尔能更好地处理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在克林顿——戈尔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经济出现了少见的繁荣景象，持续的时间之长实在少见，但是戈尔并没有从中受益，多数选民认为小布什能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这对于戈尔来说，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急切地要扭转这种局面，否则入主白宫就非常困难。首要的第一步就是摆脱“克林顿综合症”的困扰。让戈尔颇费思量的是，如何使自己既享受美国经济的成果，又与克林顿性丑闻「划清界限」。于是，在经过周密的思考，戈尔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举动，这就是选择犹太裔参议员利伯曼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在此之前，对手小布什已经选择了前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为竞选伙伴，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妥但稍显保守的做法。自然，戈尔竞选伙伴的选择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前，曾经有传言，说戈尔有意选择民主党在众议院的领袖格普哈特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格普哈特来自民主、共和两党角逐的重要战场密苏里州，又同民主党的主要支持力量——工会关系密切，能吸引自由派人士。但是，格普哈特公开表示无意出任副总统候选人。毕竟，在民主党人有望重新控制众议院、而格普哈特随之就可以出任议长的态势下，和戈尔资历相当的格普哈特自然就不会来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 逐渐地，人们把注意力缩小到几个人的身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以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埃文•贝赫(Evan Bayh)。 戈尔竞选班子在小布什选择迪克•切尼为竞选伙伴后，宣布将在8月8日宣布自己的竞选伙伴。不过，直到8月6日晚上，戈尔还告诉媒体：“副总统候选人我真的还没有想好，但我会很快做出决定的。”8月7日下午，在各方紧密关注的目光下，戈尔竞选班子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竞选总部召开了协商会议。除了戈尔之外，参加这次敲定竞选伙伴会议的还有负责挑选副总统候选人的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戈尔的姐夫福兰克•汉格、竞选班子的主席、前商务部长戴利以及竞选主管唐娜•布拉齐尔。此前，戈尔已经征求了妻子蒂帕和大女儿科丽娜的意见。这次会议在晚上继续进行，通过周密的反复评估，戈尔终于敲定了利伯曼为他的竞选伙伴。 戈尔之所以选择利伯曼为他的竞选伙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同克林顿划清界限，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力图治疗“克林顿综合症”的免疫针，帮助民主党重树“道德”形象。此前有民意调查显示，由于经济繁荣，政党是否正直已成为选民关注的首要问题。要知道，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利伯曼是首先公开站出来严厉批评克林顿不检点行为的民主党参议员，认为克林顿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戈尔的选择将有助于堵住共和党的嘴，增强戈尔对选民的道德感召力，使得小布什的一个“杀手锏”失去功用。此外，利伯曼是一个保守的自由派，选择他出任竞选伙伴可以吸引中间选民。　 在戈尔正式宣布了他的这一决定后，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响。犹太民众自然对利伯曼的提名欢呼雀跃。在他们看来，利波曼获得提名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突破。各媒体纷纷也给与报道和评论。小布什的竞选班子也评价利伯曼是个“好人”，同时认为利伯曼在很多事务上同小布什立场接近。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利伯曼。利伯曼出生在1942年2月24日，虔诚的原教派犹太教信徒。1970年至1980年，他是康涅狄格州参议员；1983年至1988年任州大法官；1988年至今任联邦参议员。利伯曼还曾跟里根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一起发起一场声势浩大、形式奇特的反暴力娱乐色情运动，给那些拍摄色情电影、音乐、电视片的导演和制片人颁发“银缝纫机奖”，极尽讽刺之能。利伯曼因此被媒体和民众称为美国的“卫道士”。 这里，选择利伯曼作为竞选搭档是戈尔的一招险棋。尽管犹太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不断上升，比如有11名参议员和23名众议员是犹太人，但是美国社会是否已经做好了接受一个犹太裔副总统则还是一个未知数。有人将戈尔选利伯曼作竞选搭档与肯尼迪1960年竞选总统相提并论，因为肯尼迪是罗马天主教徒，而美国的主流社会认同的是新教徒。如果竞选成功，利伯曼也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犹太人副总统。 不仅如此，利伯曼信奉“原教义”犹太教，禁忌颇多。从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是犹太教的安息日，在此期间，不能工作和娱乐。利伯曼曾在私下表示，在安息日期间，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参加立法投票和重要的会议，但不会参加种种竞选活动，除非“这种竞选活动有助于广大民众的生活”。真是不知道，利伯曼在大选的最后紧张时刻还会不会照常度过安息日。 根据“盖诺普民调”测验的结果，1937年问美国人是否愿意选一位犹太人当总统的时候，只有46%的人给了肯定的答案；而到了1999年，回答愿意的人数上升到92%。在戈尔宣布他的决定后的民意调查也显示，戈尔的支持率已从上周末落后布什十九个百分点飙升至现在只相差两个百分点。但是，这一次大选，美国选民会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利伯曼，现在做出判断还有些过早。有关专家认为，利波曼的当选将是美国社会对犹太人看法的一次测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戈尔的决定具有历史性意义，不管竞选成功与否，他们都将在美国总统竞选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 民主党代表大会 从立国一直到今日，在职副总统进而直接入主白宫的颇为罕见。只有三位在职副总统顺利竞选成功，分别是著名的开国元勋亚当斯和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以及小布什的父亲。一般来说，副总统要更进一步主掌白宫十分不容易。两位开国元勋当属例外，而1988年老布什艰难取胜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手杜卡基斯的大意和盲目乐观。在职副总统之所以入主白宫困难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在经历了4年或8年某一党的总统执政后，选民已经有所厌倦。如果政府有成就，那也经常会归功到总统、而不是副总统身上；相反，如果执政不当，竞争总统宝座的副总统通常要背黑锅。在2000年的大选中，戈尔也面临这样的局面。他一直被克林顿的丑闻所困扰，反映在民意调查上，就是他一直在小布什之后苦苦追赶。 除了“克林顿综合症”之外，戈尔作为副总统一直被笼罩在克林顿的光环之下，一时间难以摆脱克林顿的影子。于是，突出自己的形象，使得选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魅力就成为戈尔竞选班子的一大任务。而传统来讲，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为此，戈尔竞选班子绞尽了脑汁。　 首先是克林顿总统的角色问题。面对戈尔远远落后的局面，民主党内要求让克林顿总统发挥一定作用的呼声有所抬头，因为克林顿在一些选民中特别是黑人选民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的演说也更加具有鼓动性。但是戈尔竞选班子还是谨慎地否定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克林顿总统出来做工作，会不会又使得人们想起了他过去的种种丑闻，从而适得其反，让戈尔陷入尴尬境地。而且，要克林顿出来发挥作用，还有可能转移选民的注意力，而把戈尔抛在一边，继续使得戈尔被笼罩在克林顿总统的影子里。为了顾及戈尔，克林顿也比较知趣，所以在许多公开场合都低调处理。 2000年8月14——17日，在数万名抗议者抗议游行的示威声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召开。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如何让克林顿扮演适当的角色就成为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让克林顿的光芒压倒了戈尔。几经考虑，决定让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的第一天就发表演讲，回顾了执政8年来在经济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政绩，对戈尔加以称赞，然后便离开洛杉矶，为戈尔腾出空间来。之后克林顿前往中西部，和正在那里进行竞选活动的戈尔举行了一个火炬交接仪式，这其中的象征意义自然是不言自明。 在大会的第二天，通过了民主党的竞选纲领。纲领以“繁荣、进步与和平”为主题，突出宣传了克林顿政府执政近八年来的政绩，并全面阐述了即将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戈尔今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　 在戈尔正式来到大会会场之前，民主党各路豪杰纷纷登台，为戈尔造势。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前总统竞选人布雷德利等人先后出场，然后利伯曼夫妇也登台露面，戈尔美丽的大女儿、27岁的科丽娜也发表演讲，为父亲摇旗呐喊。她的政治热忱和坦诚言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好莱坞明星如汤姆汉克斯、汤姆克鲁斯、芭芭拉史翠珊、莎朗史东和名导演史蒂芬史匹柏格等都是民主党，也都前来为戈尔助阵。 　　 戈尔对于他的演讲稿做了精心的准备，因为他认识到，这次大会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他必须要明确将自己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之间的不同清楚地勾画出来，让选民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此前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几乎没有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在大多数问题上还是比较含糊。这就为戈尔提升自己详细的主张、显示自己的不同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在人们的期待中，戈尔出现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在他一语不发地上台拥抱提名他的长女，登时间整个会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支持戈尔的旗帜和标语牌在整个会场挥舞。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戈尔接受提名，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演讲。 在他51分钟的演讲中，他承诺将领导美国谱写新的篇章，使得美国“更加美好、更加公正和更加繁荣”。他不仅强调了克林顿政府和他担任副总统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更多地着眼于未来。他说：“现在我们翻开新的一页，谱写新的篇章。这也是今晚我所要谈的内容。”他保证争取扩大保健、环保、更好的教育、减税以及改革竞选资助。许多政策非常细致，突出地体现了他的风格和对于政策的熟练把握。戈尔突出地打起了“平民主义”的旗帜，目的在于争取美国社会中下阶层的支持，而这也是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基础。戈尔说：“为了所有的劳动家庭，我接受你们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指出，共和党是支持有权有势的人，而民主党人则“支持人民。”针对自己形象不佳的问题，戈尔坦言： “我知道我不是个经常令人兴奋的政治人物，”但是他清楚地指出，选民选择的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仅仅形象好的人。他承诺将会为美国的选民服务。他向美国民众传输了一个极为强烈的信息，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在他的领导下，不仅会保持已有的繁荣，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美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戈尔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出色表现使得他终于摆脱了克林顿的影子。他的自信和具有说服力的论证显示了自己的独立领导能力，从而逐渐扭转了不利的局面。此后的民意调查显示，他已经开始领先小布什。尽管通往白宫的道路依旧艰难，但是他知道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接近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