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结 论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 罗伯特•S•罗斯 怎样对这本书中如此丰富的经验主义分析加以概括？可以从这些差异很大的国家的交往战略内容中做出什么对比？接触作为对付出现的强国的战略，从其怎样发挥作用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本章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初步的回答。 描述性的对比 国家战略的变化能依照两个基本的层面来使之概念化（图11.1）。第一个是接触——遏制层面。这一层面抓住了各国如何对一个（潜在的）修正主义国家的力量崛起做出反应的基本差别。如同施韦勒指出的，遏制本质目的在于阻止一个不满现状、正在上升的大国崛起或者有效地促使其衰落。接触，如同本书所用的术语，意味着十分相反的意思——使用非强制性的方式来改善一个崛起大国行为中的修正主义成分。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政策讨论也倾向于将二者并列。 当然，也可以是两种战略的混合物。这一层面是在天平的两端，而不是分立两下。 第二个层面抓住了国家积极寻求接触或者遏制的程度。那就是说，使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人力资源来推行这些战略的程度。最大限度的努力表示该国正在尽力推行一套全面的手段，并与其他对外政策利益相关联，来推进自己的战略，而这一战略在这个国家总体对外政策中占据突出的地位。与之相反，最小的努力暗示接触、遏制或者这两者的混合物不是被积极地推进，或者该国更多地依赖其他行动者实施这些战略。 （这里插入图11.1，另附图。译者注） 将两个层面合二为一，便产生了行为的分类学，它可以典型地描绘对于崛起大国的大战略的范围。 由此一个寻求全力以赴的、最大限度的接触的国家能够追随崛起的大国，希望从这个新强国要求的国际规则和资源分配改变中获取好处。或者它能尽力将崛起的大国约束在现存的国际机构、规则和规范中，依靠这些外在的约束来创造新的成套利益或现存利益之间的新的中性曲线，使崛起大国改变现状要求的代价高昂。或者尽力通过双边的、基辛格式的讨价还价来约束崛起的大国而创立一个共管局面，协调维持各自的合法利益。或者使用国际机构规则、责任和制裁的程序尽力缠绕崛起的国家。或者通过使其在现存的机构中合群而尽力改变崛起大国的倾向和战略。 相反，一个国家寻求全力的遏制，将从根本上依赖军事力量的动员（不管是通过内部的、外部的平衡还是二者一定程度的结合）来阻止崛起大国力量的进一步增长，并实际上扭转这种趋势。对外政策战略旨在对这个国家封闭经济上增长而带来的军事和技术上的收益，并变革其政治架构以便使涌现的精英们不认可修正主义的目标。 与最大限度的接触和遏制相对照，最低限度的战略基本上是对其他国家或者接触或者遏制崛起国家的努力搭便车。比如，对某国采取的全面遏制战略搭便车，而不用付出任何或者首先付出代价来获得安全的益处。另外，还可以不费力地从那些寻求全力接触国家的努力中获益，希望因修正主义国家的兴趣变得温和而受益，同时避免付出试图将这个国家纳入国际机构的代价。 问题是：本书所研究的行动者按照这两个层面来划分应当归属哪里？首先，做一些防止误解的说明。在图11.1中的排列是大致的（“启发式的研究”是逃避的说法）。它们是从各章节中提取的归纳，不能够精确把握该国的战略。在这些层面内部比此图表显示的有更多的差别。而且，沿着次国家角色跨越时空的这些层面，依照行动角色和时间加以分解将会产生一个差别更为细微的动向图景。描绘国家行为的微妙之处是复杂的。这些角色的相对位置还能够揭示有关接触战略变化的有趣的信息。 在这里对所有国家的研究中，韩国是最致力于接触的国家。按照维克托•车（第二章）的分析，韩国关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力量或许要求某种形式的军事平衡的期望是最低的。汉城的目标是多重的。其短期目标是获得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提高汉城作为中国经济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和事实上是一个典范的声望。其长期目标是推进中国对于经济与安全的合作和更高水平的多方位互惠的规范性义务。韩国是这一研究中较少的几个国家之一，它有如此明显的关于接触的变革性观念。汉城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的运用。不像这里的其他多数个案，韩国不将军事平衡视为一旦在接触不起作用时的一种必要的安全保障政策。 新加坡也是一个强烈和大声疾呼的接触战略拥护者。事实上，按照袁丰康（音译）的观点（第五章），李光耀具有本书讨论到的领导人接触观念中最深入的一种接触观念。如同韩国一样，新加坡将经济交往作为推进中国维持现状利益的一个重要工具之一。李光耀驳斥了标准的现实政治担心，即不断增长的富裕将一成不变地导致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和有更大的兴趣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势力范围。相反，中国对于富裕的追求克以成为对其使用力量的限制，因为在20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要求参加现存的资本主义机构。这主要是经济约束和利益联系的说法，而不是合群或者变革的论点。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从李光耀的接触观念中消失。他争辩道，如同许多小的亚太国家历史所显示的，中国最大倾向维持现状的源泉之一是回到祖国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带着商业、经济学和技术的学位、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全球主义和或许是富裕的世界主义看法。尽管有这些观点，新加坡也修筑防护网。如同袁丰康指出的，它的“退而自保”立场，是继续实现军事现代化，以使其能够与美国——日本同盟及其他东盟国家一道平衡中国的力量。 与韩国和新加坡相比，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于接触的价值更为怀疑。对于马来西亚来说，这种怀疑是植根于一种对中国的力量和意图的消极看法。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潜在军事角色是马来西亚军事规划者特别焦虑的。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和合法性的原因，马来西亚队同前殖民或者新殖民的大国如日本和美国一道来平衡中国的力量，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由此马来西亚相对弱小、历史的记忆和政治上的脆弱，共同要求有防护性的接触，或者被阿查亚富有洞察力地称作为“抗击支配”的做法。 但是马来西亚关于接触的理论没有像在新加坡那样很好地得以发展，或者至少是更折衷的。如同阿查亚所指出的，一些马来西亚人相信经济的联系将鼓励中国有兴趣使用外交和谈判来解决地区领土、资源的冲突；还有一些人希望中国和马来西亚能够以一种基辛格式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调和它们的合法利益；有些马来西亚人把地区经济和安全机构看作是将中国融入非强权政治的行为规范机制，这是一种更有变革性的接触的提法。总体上，与韩国和新加坡相比，马来西亚对于接触的方式更多是建立在信念和希望之上，而不是在接触已经改善了中国非现状性目标的基础之上。 印度尼西亚更是公开地表示怀疑接触——如同利弗所指出的（第四章），一个术语直到最近在印尼的外交词汇中还是陌生的——将约束中国的力量。按照印尼对于威胁的评估，中国是对其主权的最大挑战。印度尼西亚精英认为中国在领土上的修正主义兴趣并没有减退的迹象。中国的崛起也挑战了印尼自视为授权的地区领导人的做法。所以接触成为向其他东盟国家和美国的一种务实的外交表示，尽管雅加达寻求不同的接触战略。它反映了印尼作为一个东盟成员国和一个主要地区大国的义务。雅加达也寻求将接触作为一种收集信息的途径。不过，与地区内一些接触战略的支持者相比，印尼怀疑多边接触。例如，它担心中国对于比如东盟地区论坛的参与会降低东盟和印尼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因为印尼对于接触期望值很低，所以没有接触外交的平衡在对付中国时是更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印尼的倾向反映在印尼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十分迅速的增长上和对于再次增强海上空军和海军力量的兴趣上。总的说来，比起其他东盟国家的政策，印尼的政策更接近于遏制。 如同戈尔茨坦指出的（第三章），台湾对接触是最为怀疑的行动者。比如，台湾领导人担心双边的经济交往能为北京提供政治杠杆，即使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对台湾计划成为一个地区高科技和金融“营运中心”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在这一背景下，与中国断断续续的政治联系寻求推迟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条件下的统一。不仅如此，台湾对中国介入多边经济和安全组织将约束中国强迫台湾接受统一条件的行为没有多少信任。除非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否则是不可能改善台湾对大陆的态势。与寻求接触相反，台湾的政策是不顾一切地极力鼓励其他国家加强政治和军事义务来平衡中国的强制外交。它极力利用美国对于其安全的义务来平衡和威慑中国，而美国从官方上也避免一种平衡中国的政策。 不过所有这些因台湾的民主化而变得复杂。尽管继续分立的情绪不一定支持独立，但却是强烈的，这鼓励了台湾推行激怒北京的国际政治行为。台湾通过极力将美国更加紧密地与其安全拴在一起，加以回应，这增加了北京对台湾致力于统一的不信任。在另一方面，完全是台湾的经济利益促进了台湾和大陆之间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管理好这些纽带来减少北京的政治杠杆和保护台湾人的商业利益，使一个更机构化的、与北京更为官方的关系成为必要。如同戈尔茨坦在他的结论中指出的，最后的结果是台湾在同一时期的平衡、调和和躲避。不过，如同本书所界定的接触似乎在台北很少有支持者。 上面所列的行动者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放置在图11.1中的两个层面中。现在，我们面对日本和美国两个大国，他们的位置更加模棱两可或者更有变化性。如同迈克尔• 格林所揭示的（第七章），日本对待上升的中国力量，战略不是静止不变的。他指出，在冷战期间，日本领导人信奉对于接触采取一种反对隔离的方法：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机制的参与，和国内的市场化一道，将创造既得的现状利益。这种认识方法多少强化了对于美国20世纪50、60年代反华遏制战略怀疑的观点。在70年代，美国——日本同盟被美国、日本和中国三方看作是遏制苏联在东亚力量的一个有效工具。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的政策向一种“不情愿的现实主义”转变。格林鉴别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多种因素。第一，在许多日本人眼中，经济整合并没有改变中国非现状军事的雄心。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或者必然地使其军事开支提高，尽管中国已经更加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和国际机制之中。第二，美国推动日本采取更频繁的和更广泛的军事义务作为其同盟责任的一部分，这种义务转而增加了中国对于一个演变的反华同盟的关注。中国的批评反过来使许多日本人确信对抗中国力量的必要。最后，日本的政治变化是另一个关键的变量：老一代“中国的朋友”从自民党资深阶层的消失和比如由于中国核试验而造成日本左派的疏远，使日本更为调和主义的声音已经沉寂下来。 由此，如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日本已经转向一个修筑防护网的战略。一方面，它继续鼓励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加积极地推动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另一方面，格林指出，日本对经济交往的有关所得有日益增多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人为，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或许不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如果这种增长助长了军事现代化。而且，作为筑起防护网的一部分，日本已经悄悄开始准备军事手段的努力，以便应付与中国在地区内资源、领土和政治上爆发的冲突。它寻求悄悄的外交努力，防止中国在地区内孤立日本，包括最近改善与俄国的关系。日本也不比一些邻国对多边安全对话改变或者约束中国行为的能力感到乐观，尽管参与这些论坛将日本的地区安全行为放置于相对中国行为更为有利的目光之下。日本战略的变化是否会以修筑防护网而结束，或者更为和谐地移向平衡，格林表示，这是日本领导人还没有必须面对的一个决定，但这是他们还没有排除的一个方向。 我们再看看美国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研究接触作为20世纪后期理论和实践的主体（中国是接触的客体），美国在体系中是主导的一极，其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并且还在增长。全球均势比现代国际体系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物质力量分配意义上的单极体系。如同图11.2所显示的，根据裁军和军控署的数据，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世界军事开支的比例从大约27%跃升到大约35%。如果使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军事开支数字，在苏联解体之后的这种差距就更大。在1992年军事开支的份额中，美国、俄国和中国所占份额分别为43.5%、7.1%和 4.0%。 世界进入到一个“单极的时刻” 不一定是昙花一现的。尽管中国官方的路线是世界正在向多极化转变，但是中国一些民族主义的保守分子和那些被认为更倾向于“支持美国”的人士，赞同全球多极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北京必须应对美国居于压倒优势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以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