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 兰德尔•施韦勒 世界政治史通常被讲述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崛起与衰落的故事。有时，这些命运变幻的速度类似于飞快的骑术比赛。这种变化在希洛多德时代的希腊城市国家之间已经显而易见。希洛多德观察到：“先前伟大的城市大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像现在这样强大的城市过去却是弱小的。” 这同样描绘了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期间的发展。在此期间，西班牙、荷兰和瑞典从列强的最前列栽了下来（波兰在地图上被抹去！），而法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则变成了大国。 在19世纪，这样的命运轮回并不存在，英国、普鲁士/德国、法国、俄国和奥地利保持了它们大国的专有地位。但是，到了世纪之末，美国、日本和意大利都叩响了大国之门。从1945年以来，没有新的国家跃进大国的行列，却有一个国家从这一行列中跌落了出去。 不管结构变换是引人注目的还是几乎难以察觉的，是狂风暴雨般的还是平稳的，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的等级排列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正如肯尼迪所言：“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是因为不同社会发展速度不同和技术上与组织机构上的突破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好处比其他国家更大。” 认识到这一点，本章提出一个问题：国际体系是如何适应新兴国家崛起的？更为具体地说，就是既有强国如何成功地处理与和平地接纳正在崛起的、对于现存国际秩序不满的挑战者？ 大国的转换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但是当这些转换是缓慢、稳步地进行而不是在全面危机的氛围中发生时是最好的。粗略地扫视一下历史记录，揭示出既有大国对于崛起国家做出反应的性质和成功不仅从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个历史时代不同，而且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个案上也不尽相同。正如大多数对于历史的解释一样，这种变异是由环境因素（如国际体系的结构特点）和处理因素所造成的。关于后者，关键的问题是：崛起的大国对于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其在那一秩序里的位置到底是如何不满的？其修正主义要求的程度和性质是什么？既有大国如何看待它的要求和意图？崛起的大国能够获得必要的力量（通过内部或外部的力量）来通过武力改变国际体系吗？被要求的改变到底如何影响其他大国的利益？ 本章从探讨何时崛起大国是危险的和为什么的问题开始，随后部分展示既有大国可能对于新兴大国做出反应的不同政策，其后是按照新兴大国的目标和风险倾向来将它们归类。在最后一部分，将新兴大国的特性（在此前部分讨论过）同既有大国成功选择的回应政策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新兴大国的危险 如何处理一个新兴大国的问题，是基于大国的兴起是危险的、由此要求既有大国制定出一个行动的战略或规划这一预先假定上的。这就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新崛起的大国是危险的？在一个国家成长，特别是新崛起的大国相对力量的获得与国际冲突及可能存在的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何时和为什么大国俱乐部增加一名成员会导致系统的不稳定？ 为什么新兴大国是危险的：扩张的诱惑 依据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一个国家的利益首先是由其力量（用物质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加以衡量）来决定的。具体而言，如马丁•怀特所阐述的：“大国扩张是天性。大国成员的力量通过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行辐射，除非有巨大的障碍，这些倾向可以归结为领土扩展。” 依照这一观点，任何国家只要有可能，便会进行扩张。那就是说，当它们感觉在国家力量相对提高 和当扩张的相对代价和好处发生变化使得它们这样做有利可图时，他们就会扩张。 由此吉尔平写道：“只有一个国家具备了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那就是说，如果国际体系中的均势对于其有利时，该国家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 认识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必须具备经济基础，现实主义者将经济繁荣视为扩张和战争的开端；一个充足的战争金库和后备力量是支撑军事集结、军备竞赛和大规模长期军事暴力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由此，现实主义者预测，当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时候，它们不仅寻求与它们能力相称的、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对于领土、其他国家行为和世界经济的控制） ，而且更能扩张它们的利益，如果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猛烈地修正或者完全推翻现有的秩序。简单来讲，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和越富有，它就需要更多的影响力，也更愿意且有能力为推进它的利益而战。 强国的扩张不仅是内部压力的产物，而且是外在环境中威胁和机遇的产物。比如，周边国家的弱小产生了外在强迫的两种形式。强国发现与一个权力真空地带搭界，感觉受到贪欲和诱惑的驱使来使用自己的力量填补这一真空地带。 不扩张到这一权力真空地带的危险是，其他强国将不会同样受到节制而不这样做。追随的动力也产生扩张的政策。因为“一个内部缺乏力量和稳定的缓冲国将被吸引并疏远一个衰落的大国而转向追随一个扩张的大国，无论其自身愿望如何”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显示出软弱和犹豫不决是加倍危险的。在这里软弱和犹豫不决指的是当机会来临时抵制这种扩张的诱惑。最后，因为虚弱预示着政治不稳定，大国必须填补权力真空，以便阻止这一地区的不稳定会扩散到自己的边界之内。那就是说，使得其能够免除战争（国家间战争，内战和种族战争）和革命观念的影响。 扩张的必要：国家成长和碰撞的利益 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成因时，纳兹里•乔克里和罗伯特•诺斯提出了侧面压力理论（the theory of lateral pressure）来解释国家成长和国际竞争与战争的动力。 基本的论点是，一个国家人口密度和先进科技的增长产生了对于更大规模和范围更为广泛的资源需求，而这经常不被国内资源天赋所满足。这种国内缺乏反过来产生了侧面压力，即在新崛起的国家中产生扩展它们外部活动的倾向，不管是为了寻求原料、市场、生存空间、宗教皈依、军事或海军基地，或者仅仅是冒险。 当数个国家采取扩张主义政策时，它们的外在利益和义务就愈加可能相互之间发生碰撞，这些利益的冲突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 此理论是基于一个正反馈过程，而迅速的成长要求外部的扩张来支撑自身，所以，他们断言，实际上每个近代的工业化国家都有显而易见的、强烈而广泛的、某些形式的侧面压力。 无论是受到探险、商业、投资还是征服的推动，侧面压力确立了大国之间在疆界之外的国家利益。当两个或更多主要国家的对外活动和利益发生碰撞时，取决于种类、程度和强度的侧面压力，总体来讲导致主要国家的冲突。乔克里和诺斯对1870年到1914年间大国政策的分析揭示出： 扩张行动是最有可能同具有相对强大实力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且同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国家）实力的增长同国家间对于资源和市场、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和声誉激烈的竞争息息相关。 一个与安全困境相关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一个国家试图提高自己安全的种种方式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 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是当它们已经或试图获取绝对统治权或者其他不太正式的、过分的利益和义务时，将可能产生安全困境或者加剧已有的安全困境。如同杰维斯所指出的：“任何在拥有全球利益的国家不能避免地拥有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力量。” 所以，当美国在美西战争之后成为世界大国时，它发现不可能在保卫其在太平洋新属地的同时而又不威胁日本本土岛屿及其海岛殖民地的安全。西奥多•罗斯福对于美国获得菲律宾和由此带来与日本的安全困境失去信心，他在1907预言性地指出： 菲律宾群岛成为我们致命的弱点，它们使得同日本之间的情势变得危险并保有这些岛屿而不慷慨地对待它们，同时不切实增强对它们的防卫并建造一支仅次于大英帝国的海军，这将是极端危险的。不过仅仅这样做也有危险。 在日本方面，日本谋求东亚霸权也不能在不严重损害美国安全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所以，威尔逊总统徒劳地反对1919年5月7日四国委员会将赤道以北太平洋德属岛屿交给日本托管的决定。A•怀特尼•格里斯沃尔德评述了威尔逊的担心： （威尔逊）向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助手吐露，日本托管横跨从夏威夷到菲律宾的航线，这些托管岛屿比加州海岸更接近夏威夷，能够轻易地加以设防；事实上他难以想象除了把这些岛屿作为海军基地外还有什么用途。……全部托管地……掌握在一个海军对手的手里，将威胁菲律宾的安全。 导致战争的利益碰撞并不常常涉及安全问题。比如，伴随着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出人意料地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斯图尔特海军发现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强大的、新的海上和商业对手荷兰共和国。尽管持续30多年抵抗西班牙的征服，荷兰依旧繁盛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伊丽莎白的援助之下）。接下来的英荷竞争和结束于1688年的战争完全是被荣誉、权势和收益所推动的： 长期对贸易和海上霸主地位的争夺这一基本原因奠定了英荷战争的风格——与英国在过去四个世纪打过的其他战争不一样，它们是贸易战争。双方都没有真正准备或试图入侵对方（除了在1673年）。如果将对于领土安全的威胁作为评估潜在对手的主要标准，那么两个国家将都把法国作为更可能的威胁。相反，这是一场关于谁应当主宰海洋和获取那一特权的商业利益的争执。 英荷对抗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两个崛起的大国由于扩张且非安全利益重叠而导致不可避免的摊牌。在它们看来，它们国家作为贸易强国的特性依赖于海洋霸权；因为它们的海岸和各自的海军力量仅仅是被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隔开，它们的商业和殖民利益使得它们在几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发生冲突，英国人和荷兰人注定要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无情的竞争；一场最终只有两个结果的竞争，或者是其中一个对手自愿屈服，或者通过战争考验进行一次力量的考验。” 可以这样说，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上面概论的意义在于它们显示出，一个崛起的大国不一定成为侵略者而引起全球体系的不稳定。因为在世界政治中没有一个有权势的人物来实施民族国家间的协议或者保持民族国家间的和平，国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上述论点强调，即使在仅仅寻求生存的国家之间，由于原料、市场、社会性物品（声望、领导权）和安全方面长期匮乏的状况，冲突也会发生。国内的天然资源不能满足国家成长的需要，从而加剧了对于稀有资源的争夺，而不管崛起大国的意图如何。同样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扩张的条件下，国家必须加快步伐才能保持原有的位置。担心在国际体系中失去相对的力量优势和声望，大国感到一种扩张的压力，这仅仅是为了跟上周边邻国的步伐（比如在1880年对于非洲殖民地的争夺）。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国家之间在边缘地带的互动将会激化，使得相互间更可能发生利益冲突。 系统结构：何时新兴大国是危险的？ 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不稳定？既有大国什么条件下、有多大可能将崛起大国和平地纳入现存国际秩序？这些中心问题的解决部分地依赖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功能。所有其他条件同等情况下，第六个（或第七个或第八个）大国的崛起将会对体系的稳定构成小的影响，既有大国将比对待第二个或第三个大国的崛起更加容易地处置这个新兴崛起大国。按照国际关系的说法，前一种情况代表了体系结构内的变化，就是说，增加第六个大国没有改变在出现崛起大国之前就存在的多极体系（一个体系由四个或者更多的大国组成）的基本架构状态。 相反，后两者假设是对体系结构的改变：第二个大国的出现使得单极体系变成两极体系；第三个大国的崛起是两极体系变成三极体系。这很重要，因为单极、两级、三极和多极结构相互之间的体系动力（或者行为特征）是明显不同的。毕竟，在理论上有理由使用“极”来将系统分类和坚持四种不同类别的归类，例如，如果三极体系就像多极体系一样运作，理论上就没有理由来将这两种结构加以区分。 在学者们认为这些不同的架构运转相互不同时，还需要对那种行为的准确特性达成共识。比如，沃尔兹派新现实主义学家断言，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为稳定（不易于发生体系内大范围的战争）；可是“数量经验”学派中的许多学者做出了正好相反的论断。 更为基本的，对于如何界定、运作和衡量“极”的概念没有共识。 目前的体系显然已经被描绘成单极、三级、多极、单一多极和多个多极。遗憾的是，试图解决这些长久以来的学术争论已经超出了本章讨论的范围。 （注释已省略。以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