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看待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

2018年09月12日

《红旗文稿》2018/17

魏南枝

　　前一阶段，伴随欧盟主要官员访美，曾一度酝酿向对方发起贸易战的美国和欧盟，转向愿意共同努力消除关税和贸易壁垒，特别是美欧联合声明中有关“推动WTO改革、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等表述，被视为将联合起来针对中国。此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将联合起来构建“全球贸易新格局”、中国将遭遇“排斥”的种种说法，变相成为新一轮“中国崩溃论”的中心议题。我们应当全面客观认识被舆论炒作的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坚定信心、以打好持久战的心态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发达国家的竞争力下降与内部矛盾

　　特朗普政府既针对包括欧洲、加拿大和中国在内的全球多国在不同程度上发动多形式的贸易战，以求实现美国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积极联合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试图推动构建所谓的“全球贸易新格局”。

　　美国之所以发起贸易战，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全球贸易格局不利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产出比例的失衡等，使美国的实体经济很难支撑整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转，这是美国2008年陷入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增长动力不足、基础设施陈旧等问题，都不过是上述问题的结果，当然它们也会反过来加剧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导致美国的竞争优势呈减退趋势。

　　竞争优势减退在不同程度上也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其他发达经济体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发达经济体和跨国资本力量共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以及该思潮统治下全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二者反过来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利益与跨国资本利益更紧密地结合，使得美国发生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型的结构性变化；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企业大量采用外包等形式，导致其产业空心化不断恶化，而产业空心化导致其产业竞争力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这些国家为资本在全球流动过程中提供动力的能力趋于衰减。

　　美国之所以试图联合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推动建立所谓的“全球贸易新格局”，是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向原本由发达经济体垄断的全球产业链的上端进军，这种进军态势和能力已经让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认为必须在新兴经济体尚未真正占据全球生产链上端之前进行围攻，迫使新兴经济体放弃甚至自毁向上发展的可能。尽管发达经济体内部利益分歧众多且危机重重，但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已经使得由美国主导、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共同构成中心的“中心-外围”国际经济利益格局有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格局转型的趋势。因而，推动建立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遏制新兴经济体的有力挑战，符合发达经济体的共同利益。

　　但是，具有共同利益基础就能够一蹴而就地克服发达经济体内部既有的各种矛盾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清楚地研判当前跨国资本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资本之间的矛盾等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交融的胶着局面，资本的全球性和跨国化的空间逐利性使资源在全球重新配置，全球资本和生产力不断从发达经济体流出、转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全球生产体系出现混合型多层次分工的结构。“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等是产业资本力量对日益膨胀的金融资本的反弹，但因为美国不仅缺乏充足的原材料和核心部件、具有一定能力的熟练技术工人，还缺乏完整的配套产业和庞大而复杂的供应链，短时间内只能停留于口号。

　　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产业结构、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金融业都具有高度竞争性，在产业协同互补关系实现之前，难以通过内部迅速整合而协调一致地遏制或打击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与生产向外转移，使得这些国家通过对外资产赢得了巨额收益，并且对外资产的收益率远高于对外负债的成本率，实际上通过货币和金融手段免费消费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反过来，这些国家高度依赖对廉价金融资源的占有来维持其过度消费。在上述资源与资本流动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则是跨国垄断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垄断资本。垄断资本通过干预发达国家的国内选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进行产业调整的效果，导致其经济结构仍在呈畸形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各种新的全球性风险、特朗普新政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体系对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支配地位、资本全球性流动带来的产业空心化、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高竞争性改造、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瓦解和收入分配严重向资本倾斜等，使得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例如，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即通过四轮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攫取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利益而实现，对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目前美国开展的贸易战等，事实上也损害了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力。并且，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对欧洲的损失巨大，欧洲越来越对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失去信心，这也阻碍了欧洲与美国就所谓的“全球贸易新格局”形成共识。

　　因此，现行全球贸易格局是上述多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大量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被卷入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上述矛盾。特朗普政府试图联合欧洲和日本改变这一格局，且不论建立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存在的种种结构性困难，即使其努力获得成功，也不过是通过对外吸血来延缓上述矛盾，并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相反，有可能因为失去中国等高速增长的巨大市场和廉价优质商品来源地，而加剧发达经济体内部上述三种矛盾的激化。

　　垄断资本扩张与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

　　特朗普政府推动建立的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并非仅为了实现美国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同时有利于垄断资本制定全球规则、实现其“将世界变平”的梦想。对此，要清楚地研判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以垄断资本制定全球规则与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公正国际秩序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严峻现实。

　　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全球零关税，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分析，这一关税政策最有利于美国。因为美国基本上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具备最全面机会优势的主权经济体，既具有较全面先进发达的经济地位、也拥有多元技术产业优势。这将导致那些产业优势相对较少较窄的发达经济体（例如欧盟部分国家），有可能失去与产业优势幅度较宽的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的对抗能力。因此，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并不当然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经济体具有吸引力，例如，欧盟和日本在2018年7月签署了一项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该协议承诺将取消双方贸易中几乎所有商品的关税，表现出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针锋相对的意图。

　　此外，有利于美国并不当然意味着有利于大部分美国人。美国在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公共财富总量却越来越缩水。特朗普政府试图以极度满足资本利得以及通过开展贸易战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等，吸引资本和生产回到美国，继而希望以就业提供福利来改善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但是，在当前美国经济一片乐观的同时，净资产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也越来越高。这说明，美国经济不缺钱，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可支配收入却有限，这种贫富差距扩大化必然进一步危及美国内部的稳定性，从这两年美国的文化冲突、种族冲突、暴力枪击案频发、代际矛盾凸显等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

　　在这样的美国国内趋势之下，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所主张的全球零关税政策，实际上更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

　　一方面，废除各个主权国家设定的关税壁垒，不但赋予跨国垄断资本制定全球规则的极大可能，还将进一步扩大其全球自由流动的空间。世界经济因跨国资本的不断膨胀已经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投资目的国，工农业产值居全球首位，中国的产能与市场体量决定了中国是跨国资本的改造对象、而不是隔绝对象。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要素逐渐变得相对充裕而“走出去”，意味着不同西方垄断资本和新兴经济体资本力量之间为占据有限的市场空间发生竞争冲突。资本只有占据垄断地位才能攫取超额利润，资本主义只有认同于国家、并且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庇护下才能得到巩固与不断发展。因此，西方跨国垄断资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和扩大其垄断地位，需要依赖美国的世界军事霸权；美国为了争取资本回流，必须与西方跨国垄断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美国力推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主张全球零关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另一方面，全球零关税政策推翻了WTO规则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别待遇，与基于谈判的渐进改革路径，不仅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因此失去自主培育产业的可能，也失去了在适度市场保护下具备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产业、以市场换自主人才成长周期的可能。所以，全球零关税政策是西方跨国垄断资本遏制新兴经济体产业和资本力量升级的重要方式，所支持的恰恰不是特朗普所声称的公平贸易关系，而是固化乃至强化既有的垄断资本利益结构。

　　这种西方跨国垄断资本制定全球规则、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与当前世界大势之间是相悖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八成。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四成，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十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因此，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并非某些“中国崩溃论”舆论所说的仅针对中国，而是引发了包括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不满。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争取公平公正国际秩序的斗争绝非中国一家孤军奋战。

　　值得警惕的是，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开宗明义地表示：“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并非恐怖主义——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该报告将大国战略竞争、特别是将中美竞争视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关切。2018年8月13日签署的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加强对外国投资是否构成美国安全威胁的审核，并包含多项涉华消极条款，将国家间战略竞争视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体现出军事霸权倾向和零和思维。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需要充分认识到，虽然世界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当前国际竞争的根本在于各国内部力量的整合和内部矛盾的解决。中国要有战略定力和持久力，要在更好地发展自身的基础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不是简单地高举自由投资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旗帜，而是需要突破发达经济体和西方跨国垄断资本的“规则制定权”，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