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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中美关系四十年”会议要点总结
作者: 来源: 时间:2018-12-11

“机遇与挑战:中美关系四十年”会议要点总结

美国研究所

2018年12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机遇与挑战:中美关系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丽晶饭店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美友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洛杉矶世界贸易中心、中国贸促会、波士顿学院、南加州大学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共计1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开幕式于上午九点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吴白乙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致辞。来自国内外学术、智库、政府机构的二十余位顶级专家学者围绕中美关系在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在致辞中指出,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且必将惠及全世界。中美两国应该客观看待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积极面对和解决问题,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他还呼吁两国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冷静思考、妥善应对,避免激化矛盾加剧冲突。最后,谢院长代表社科院表达了扩大对美合作和交流的希望。

第一单元:主旨演讲

会议第一单元主旨演讲于九点十五分开始,至十一点三十分结束,由中国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吴白乙主持。

中美友协副会长、前驻美大使周文重认为,目前中美关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源自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出现的误判。他借用杨洁篪的观点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无意挑战任何人,也无意取代任何人。由于中国的对美政策相对稳定,而美国自奥巴马总统之后,对华政策出现了较大摇摆,因此,美国必须自己解决“如何客观看待中国的问题”。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肯定了中美建交四十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认为,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崛起没有打破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局势,让两国都能够繁荣,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体制,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让全球人民更加习惯、适应这种体制。他还认为,在美国出现社会分化的背景下,美国对于中国的抱怨主要源于美国商品销售不利,美国在华企业遭遇不公平待遇,美国学者无法通过文件直接了解中国实际,中国对公民权利保护程度不及美国,中国不承诺全部开放,中国对美日进行军事对抗,中国的新疆政策,以及中国与美国的选举政治差异甚大等问题。因此,他建议中国不要认为美国会与中国发生冷战,双方学者都要认识到彼此存在的价值,双方政府都应警惕不良企图,并且开诚布公谈论各自的军事意图。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章百家认为,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是两国对于彼此战略意图的明确,中国已经认识到美国不会入侵中国,美国也已经认识到中国不会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张。中国的高速发展既取决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也取决于世界对中国的接纳。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问题不再是经济转轨的问题,而是新的体制如何健全和完善;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现在开始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已经在高速发展时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此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开展竞争,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他相信中美不会陷入冷战或实现脱钩,通过一段博弈之后,中美会重新认识对方力量的限度和目标,建立新的合作。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对中美政治发展进行了对比,他深刻肯定了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发展的历史功绩,并认为美国正在出现政治衰退。他指出,美国的很多政策正在使世界秩序陷入混乱,希望中国不要袖手旁观,而是要在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前提下,继续推动国际协作。美国的优势仍然没有消失,世界也会对中国“听其言,观其行”。

原中央外办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司令员陈小工回顾了历史上中美关系的困难时期。他指出中美关系存在两段巨大波折时期,一是在八九年北京风波之后,一是当下阶段。中美关系能够从第一个时期走出来,要归功于邓小平和老布什总统的共同努力。而在当下的困难时期,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和不搞对抗原则,并正在积极解决自身的问题,但美国则从各个方面几乎以“麦卡锡主义”的方式敌对中国,这有可能会使中国政府对美政策的民意基础出现消极变化。

前负责东亚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认为中美共识尚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她指出,过去四十年的中美合作已经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坚定的基础,美国和中国已经在几乎所有国际安全事务上有所合作,而中美合作主要由中国国内发展所驱动。尽管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冲突在结构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可以共同反思各自的问题,以求克服当前的巨大困难。中国应该更加开放,并尽快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好的协议。她还建议中美两国为全球化经济继续做出努力,让各个国家都适应现在的趋势和框架。

泰国前外长、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董事会成员甘达提·素帕蒙空从第三方的角度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和期许。他指出,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都在寻求与中国合作,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合理管理结构冲突。特朗普总统想要解散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而习近平主席则表示会坚定捍卫全球化,这使第三方国家感到中国变得非常冷静,美变得非常叛逆,美国甚至想把中国排除出地区经济合作,这并不符合地区的发展趋势。最后,他表示对中美在90天内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充满信心。

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李成就中美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美国的中国忧虑,以及中国“海归”的社会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过去四十年中,中美的教育交流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美国会以政治观点看待教育交流,对中国留学生威胁其国家安全感到焦虑。而事实上,恰恰是在美国接受过教育后回到中国的留学生充当了让中国了解美国的重要角色。他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延续教育交流的佳话,造福后世。

在提问环节,针对问题“美国专家会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傅高义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尚且不够清晰,而且总统意见不能代表一个民主国家。傅立民认为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缺少一个系统的对华政策,无法用一个统一的言论评价。他建议中国应该在贸易问题上保持敏感。针对问题“如果2016年不是特朗普当选,美国对华政策是否不会如现在一般;如果2020年之后有一个民主党的总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董云裳认为,虽然特朗普与奥巴马的政策不同,但是美国并没有一个领导者在领导中美关系。李成同意董云裳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很多不满要素是长期存在的,特朗普和美国的变化都是导致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傅立民认为特朗普不是问题的根源,中美目前已经在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客观矛盾。针对问题“中国改革至今,其改革的健康程度如何”,周文重认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明确的继承性,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美国拒绝分享。章百家认为中国领导方式的革新和面临问题的变化都会对中国改革有所影响,但整体趋势是在方向上更明确,具体做法上更民主。针对问题“当下困难阶段需要多久过渡”,傅立民认为在问题的联系性和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需要很长时间从错误中恢复。

第二单元:“中美经济、社会纽带与不确定性”

会议第二单元“中美经济、社会纽带与不确定性”于下午一点三十分开始,三点三十分结束,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出庭律师张军主持。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主任葛维宝指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其他国家帮助的共同结果,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意义是警醒,而不是命运。在谨慎的乐观下,他认为中国领导层有意愿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也有能力解决知识产权、贸易赤字、和政策补贴等问题。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就三个经济概念探讨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他指出,至2008年,全球价值链日益分化成为三个区域价值链,分别以中国、德国和美国为中心;中美经济联络强度在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欧美日形成经济“上环流”,而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了经济“下环流”。他从中美经贸关系横向化的角度分析了中美竞争和摩擦不断加剧的原因,并建议中国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在第三方市场与美国合作,并和其他发展国家之间加强标准制定方面的合作。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非常驻研究员葛艺豪认为,中美之间与日俱增的相互依赖使脱钩难以实现,但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矛盾是国家体制层面的矛盾,中国面临更多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融入到全球体系的架构当中。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迅猛,但是与美国尚有巨大差距。在研发投入、大学素质、知识产权、论文数量、科技创新等方面,中国虽然存在不足,但是与美国的合作取得了巨大成果,中美贸易战也可以参考中美科技合作的经验,建立对话机制,实现优势互补。

洛杉矶世界贸易中心主席张鸿泉以洛杉矶为案例透视了中美关系发展轨迹。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本土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中美利益关系度之高足以帮助中美双方克服知识产权、民众误解、等方面的误解。中国要向世界发声,让世界各国在了解中国的基础上扩大对华投资。

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执行主任王雪佳指出,美国政府中从事中美关系事务的官员普遍缺少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因此会在贸易逆差等问题上对华产生偏见。美国应该综合考虑两国贸易产生的利益格局的分配,认清贸易的本质。她还认为中美只有进行更多、更广的沟通交流,才能帮助双方真实地了解对方的政府文件、企业信息、管理制度和市场转型。

在提问环节,针对问题“中美经济脱钩到底有没有可能,为什么”,崔凡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横向化的趋势虽然会导致摩擦加剧,但是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制定共同规则解决现存问题。针对问题“是否可以列举事实证明中国没有强制性转移知识产权”,王雪佳指出,美国的301报告中存在方法论模糊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太多不准确、不真实的信息。章百家认为知识产权问题存在被扩大化的情况,技术越接近,强迫技术转让越难以发挥作用。葛维宝认为无论知识产权问题是否存在,中国都可以做一些建设性措施以缓解当前局势。针对问题“美国地方政治会否对联邦政府带来格局变化”,张鸿泉认为国会会因政党变化而改变政治任务,总统也会因国内事务而分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会产生联动效应。葛艺豪则认为,美国政策具有一致性,美国政府对民众的承诺不随国会或其他执政层面的变化而转移,尽管美国商界愿意同中国维持建设性关系,但是同时也认为中国的一些政策有违公平。崔凡认为,中美当务之急是将对话中的相关概念明晰化,如强制技术转让、产能过剩,要对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第三单元:“中美战略稳定与国际/地区挑战”

会议第三单元“中美战略稳定与国际/地区挑战”于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开始,五点三十分结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周琪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陶文钊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台海地区的稳定对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大体遵守了一个中国政策,奥巴马时期的经验说明,维护台海稳定的最佳办法就是鼓励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他还指出五点现实:第一,台湾问题对中美双方来说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中美两国的共识是一个中国,且主张和平解决,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又有是差别的;第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从五十年代会谈以来对中方不变的要求,中方的态度是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放弃使用武力;第四,美国对台关系必须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内进行处理;第五,美国国会里有相当大的亲台势力。在此背景下,他认为美国打台湾牌的后果将比打贸易战的后果更加严重。

波士顿学院教授陆伯彬认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协调中国崛起。他认为,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中美关系的协调难度会继续上升。无论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其崛起本身就是对美国霸权基础的挑战。但是,他也认为战争是由国家领导人决定的,两国领导人都必须要管控公众的意见,不要采取强硬的政策,中国要考虑美国及其盟友的感受,美国也必须给中国更多话语权,两国领导人都要学习耐心和克制。

上海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主要就“一带一路”倡议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从放松到警惕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担忧,甚至怀疑“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而中国也在不断丰富“一带一路”的内涵,将其从纯粹的基础设施连接工程发展成为地区合作机制。这说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判断存在很多的误差,而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内涵也没有解释清楚。中美必须通过对话消除误解,甚至实现在第三方平台的合作。

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就媒体作用和大众文化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进行了讲解。他指出,中美民众所关注的中美关系核心议题经常变化,同时,青年人和老年人获得信息的媒体渠道也存在很大差别,这就导致认知出现偏差。他还指出,中国官媒的影响力相对有限,而美国人经常受到社交媒体的误导。中美要在媒体和社会层面加强合作,发挥媒体发现问题、澄清事实的作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出庭律师张军对中美之间的互不信任及其持续恶化表示担忧。他从律师的角度强调了两国向对方讲好各自故事的重要性,其中的重要因素是信息清晰度、受众偏好和信息载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齐皓对中美海洋竞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主要的海上安全威胁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沿岸侦查,中国想要建设海上缓冲带,这却被美国视为中国的海洋扩张。中国需要理解本国是否还能继续承受在过去几十年对于周边海洋主权利益的损失,以及是否能继续承受损失这些利益所带来的成本。他还指出,中美的长期理性就是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竞争,对相互力量认知形成稳定的战略预期,重点是经营国际法和推动彼此认识各自的区域海洋力量发展,避免出现恶性事件引发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最后,在下午五点三十分到六点的会议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倪峰与波士顿学院教授陆伯彬进行了对话。双方就避免中美新冷战的意义和方法交流了意见。倪峰指出,中美关系需要每十年进行一次回顾,中美关系过去四个十年的发展带来了七点重要启示:一是两国需要不断努力寻求利益交汇点和契合点;二是中美关系需要压舱石稳定复杂形势;三是两国应该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机制性联系;四是要发挥两国元首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引领作用;五是要不断扩大两国之间的交流,扩大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六是重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七是在中美竞争性加强的情况下,重视危机管理。陆伯彬对倪峰的观点表示赞同,并认为中美两国应在过去四十年交往的坚实基础上与贸易战作斗争,避免新冷战出现。

此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有助于中美双方的重要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议题进行高密度有效交流。在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之际,他们共同向双边的政府、社会发声,突出强调了中美关系对于世界发展的重要性,中美合作空间的盈余性,以及中美冲突的可避免性。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关系可以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共渡难关,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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