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作 者: | 陶文钊 | 关键词: | |
书 名: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 成果形式: | 专著 |
合著者: | PDF版本文: | ||
出版社: |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 出版时间: | 1995-07-01 |
第 八 章
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
第一节 蒋介石访印与宋美龄访美
1942年2月,蒋介石对印度进行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访问。这
次出访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也是蒋
介石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身份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耀武扬威,战场形势十分严
峻。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滇缅之间的交通以及唯一的出海
口仰光都受到极大威胁。印度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近3.5亿,
是盟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中国政府希望开辟中印之间的
陆路交通和空中航线,加强中印的军事合作。但当时印度本身的局
势却并不安定,英印当局与国民大会党(国大党)的矛盾十分尖锐。
欧战爆发后,印度总督即于1939年9月4日宣布印度进入战
时状态。国大党谴责法西斯的侵略,但拒绝无条件支持英国作战。
欧战爆发后,印度总督即于1939年9月4日宣布印度进入战
时状态。国大党谴责法西斯的侵略,但拒绝无条件支持英国作战。
国大党当时的主张是:战时印度国家的首脑仍然是总督,中央立法
机关仍然保持根据原有法律建立的那种形式,但政府对立法机关
负责,而不对英国议会和政府负责。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英国答应
战后印度独立,国大党就支持英国作战。国大党要求遭英国政府拒
绝。1940年10月,甘地(Mohandas K.Gand5)宣布开始公民不服
从运动,国大党的口号是:“用金钱或人力支持英国作战是最愚笨
的事,而唯一有效的反战方式,乃是非暴力”①。印英当局逮捕了
2.5万至3万名国大党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印当局鉴于印
度内部的骚动与美国的压力,释放了被捕的国大党人,但双方的矛
盾并末缓和。
印度国内各派政见不一,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国
大党代表了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印度教人,伊斯兰教联盟代表了占
人口l/4的伊斯兰教徒,各土邦王公统治着约1/4人口,这三部分
人互不信赖。伊斯兰教联盟主张伊斯兰自治,在东北的旁遮普及西
部的阿萨姆两省设立伊斯兰自治政府,以脱离印度教控制,而国大
党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各土邦王公与国大党之间也有较深隔阂。印
英当局巧妙利用这些矛盾,挑拨离间,以“交还政权的期间愈近,印
回间的冲突也日益迫近”为由①,拒绝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
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印度人民强烈的反英情绪,提出:亚洲
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进行蛊惑宣传,以亚洲的“领导者”、“解放
者”自居,要求“驱英、美出亚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进攻印
度,而印度人民又不积极支持战争,印英当局势难抵御日军,这可
能对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通过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
国家宣言》及成立中国战区,仿佛一下子提高了国际地位。当美英
军队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时,中国军队于1941年12月
下旬至1月中旬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作战,把进攻的日军打得落花
流水,取得了盟国方面自珍珠港事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蒋介石
从政治上到军事上感觉都很好。作为“亚洲最大国的领袖”,他自以
为应当也可能对印度局势发挥作用。他希望通过访问印度,劝说印
英当局和国大党双方作出让步:印英当局改变其殖民政策,允许印
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国大党暂缓要求完全独
立,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实行战时合作。蒋介石相信,他可
以对公平台理地处理印度问题“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此外,他还准
备乘机与英印当局讨论战时合作问题。1月下旬,蒋介石向驻华大
使卡尔表示他有意访问印度。卡尔在1月24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
说:“我强烈要求立即友好地赞同这项建议,对此蒋介石已下定决
心,他以高昂的热情提出此议,其用意是以令人注目的方式表明他
全心全意进行合作的愿望。”①英国政府没有理由拒绝蒋的提议,
27日,外交部复电卡尔,表示“热情欢迎”蒋的建议,并肯定蒋与印
度“行政和军事当局的接触对盟军在近东地区的协调作战极具价
值”。但关于蒋会见甘地、尼赫鲁(JawaharlalNehN)的建议,外交
部认为要到印度后与总督讨论才能确定⑥。
英国政府口上说“热情欢迎”蒋介石访印,实际上从一开始便
对蒋介石与国大党领导人的接触采取防范措施。2月3日,丘吉尔
亲自致电蒋介石说:“你这次只能作为印度总督的客人进行访问,
住在政府大院或总督在德里或加尔各答的私人宅邱”。关于蒋会见
国大党领导人的问题,丘吉尔说:“此事宜在你和印度总督对整个
形势进行讨论之后由他作出安排,否则,就可能会在英国和整个大
英帝国造成最为严重的影响”。他接着进一步提出:“不管怎样,如
果你会见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你就应该会见8000万穆斯林的代表
人物真纳(M,A.Jinnah)先生、4000万贱民的代表和统治8000
万人口的印度诸王公的代表”,“国大党虽然在几年前的省级选举
中获得了成功,但它并不能代表……印度各个民族。”丘吉尔在同
日给印度总督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示:“我们不可能同意让外国
元首充当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的代表与甘地及尼赫鲁等人之间的
仲裁人……你要通过说明他很有必要会见印度其他公众团体的代
表,使他取消会见甘地等人的打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他像
你所设想的那样在阿拉哈巴德或尼赫鲁可能停留的任何地方下车
与尼赫鲁会面……这类会见比任何事情都更有可能使泛亚洲情绪
通过印度所有的集市广泛传播。”①这就是说,英国首相同意了蒋
介石访问印度,但却不赞成他访问印度的主要目的,并干方百计设
置障碍以阻挠蒋介石实现其目的。
2月4日,蒋介石、宋美龄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
国民党中央政法学校教育长张道藩、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英国驻
华大使卡尔、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等人陪同离开重庆。
蒋介石一行途经缅甸腊戊,5日飞抵加尔各答。上述丘吉尔给蒋介
石的电报同时发往了缅甸和加尔各答,以便卡尔大使就近转交蒋。
卡尔和林里斯哥(Lord Unlith8。W)总督收到丘吉尔的电报后,却
感到难以执行首相指示。林里斯哥2月5日致电印度事务部说,蒋
介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会晤甘地和尼赫鲁,“任何劝说他改变主意
的企图都不会成功,如果他被阻止,他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因
此他要求:“我应该有权在我认为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允许蒋会见
甘地和尼赫鲁,以便保持他对我们的信心和亲善”。卡尔还认为,丘
吉尔的电报会给蒋“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因此他只准备口头把
电报的主要内容告知蒋介石②。
蒋介石一行在加尔各答访问了两天。加尔各答是重要海港,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更成为盟国在东方的主要海运及空运中心。
这里是中国航空公司航线的终点,许多美国援华物资是由此地经
萨地亚转运中国的。蒋介石于7日会晤孟加拉省省长赫伯特爵士
(Lord Herbert),请求其“对于中国物资经加尔各答运华者,予以
全力的帮助”①。蒋介石还参观了这里的兵工厂和铸钢厂。
8日,蒋介石一行离加尔各答,9日抵新德里,21日离印回国。
在十几天中,蒋介石同英、印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
英国驻印度高级官员、国大党领袖、土邦王公贵族、印度教和伊斯
兰教领袖。
蒋介石在与印度总督林里斯哥、英军司令哈特莱(Hadley)的
多次会谈中了解了印度的防卫情况,讨论了中印军事合作问题。蒋
介石提出,印度需要保卫的海岸线太长,印度没有足够兵力,因此,
应集中兵力保卫东北和西北的重要战略据点,以维持中国与苏联
的交通,只要中印、印苏交通保持畅通无阻,“即使损失一些城市或
据点,也是不介意的”;他还说,为防日本切断滇缅公路,美国将供
给中国运输机,开辟从萨地亚到云南省的航线,以运输美国援华租
借物资,他希望印度对此予以合作。印英方面同意美国援华物资在
孟买或卡查克卸货,然后用火车或飞机运往萨地亚,在萨地亚除原
有机场外再建两个较大机场以供美国运输机使用①。
但蒋介石在促进印英当局与国大党改善关系方面却没有取得
什么成果。蒋介石在与林里斯哥的会谈中说:英国政府应该“立刻
宣布印度实行自治领之日期”,“使印人愿意作战而不为敌人所利
用”。但印英当局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林里斯哥反话说:“印度没
有一党或一派可以圆满执行政权的,我以为最好的办法,乃将政权
逐渐地、部分地交还,否则一定要引起印回间的自相残杀”。他直截
了当地表示反对蒋介石介入印度争端,说:“如果在民众心目中留
有印象,以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将判断是非曲直,并且是
袒护国民大会的,那末将使我十分感觉困难。”鉴于当时蒋介石迫
切希望加强中印军事合作,并有求于印度,他进一步威胁说:“这种
印象决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他要求蒋介石不伯不倚,既会见
国大党领导人,?也会见其他各党派领袖②。
蒋介石数次会见国大党主席阿柴德(Maulana AbMlKalam
Azad)和执行委员尼赫鲁,并作长时间的谈话。他建议国大党:一、
用间接的方法(即政治手段)而不是直接的方法(即暴力手段)达到
争取独立的目的;二、经过若干阶段达此目的,即先取得自治领地
位,然后独立;三、放弃不合作政策,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加速达
到民族独立的目的。他说,如果国大党放弃不合作主义,暂时停止
对印英政府的攻击,积极合作,积极参加民主阵线作战,定能赢得
盟国同情,则战后在和平会议上,“各国自必出力帮助”,这是争取
民族独立的“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机会”;如果国大党“抱残守
缺”,坚持不合作主义,不积极参战,则“不但不能增加同盟国对印
的同情,且将失去过去已有的同情”,“实是印度革命的损失”①。
阿柴德和尼赫鲁同意使用政治手段来争取印度独立,但对蒋
介石的主要劝告却听不进去。他们说,印度的问题“归根一句话,还
是立刻将主权交还印度国民的问忍如果这方面能够得到解决的
办法,我们可以考虑;否则不行。”至于不合作主义,他们认为这是
国大党唯一的武器,是不能放弃的。尼赫鲁说,印英政府对于暴力
革命很有应付办法,但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则感到棘手。“二十年
来,这种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力量,使英政府十分惧惮我们,承
认我们巨大的势力”,这是比暴力革命更为有效的手段②。
甘地是国大党的精神领袖,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蒋介石自然
指望通过他影响国大党。但与甘地的会见却费了一番周折。蒋介
石本拟到甘地住处孟买附近的瓦尔达拜访甘地,印英当局和英国
政府都竭力反对,丘吉尔还在12日专门致电蒋介石说:“此间内阁
同僚均以为阁下提议在华尔达访问甘地先生之举,可能会影响我
们集中全印度力量以对抗日本的努力,此举或会无意中加重当地
派系间的政见”②。蒋介石被迫取消这一计划。对此,甘地、尼赫鲁
都表示十分失望和惋惜,蒋介石于是再次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同意
他去见甘地。18日,蒋终于在加尔各答同曾地见面,并作了长时间
的谈话。
甘地一开始就介绍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并称这是“第一号
的武器”,它不是消极抵抗,不是弱者的武器,而是只有强者才能用
的,36年的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蒋介石说:
“不合作运动用于印度,我并无异议……然而在印度之外,就为另
一个问题了。”他反复强调,印度此次参加民主阵线作战,是争取自
由的机会,此次不参战,“即失去一争取自由的机会”。又说:国大党
现在不必急于打倒英国,不要以为只有打倒英国才是争取独立的
唯一途径;而应当改变主张,作出参战的决定,那样就能赢得全世
界的同情,“将来和会派遣代表一节,资格上可以绝不发生任何问
题”,如和会不能给中印两国以真正自由,中印两国将联合起来再
作奋斗;但如果印度袖手旁观或取两可态度,这对中印两大民族和
世界反侵略阵线都是损失,世界人民对印度同情也将减少①。
甘地认为蒋介石误解了他的意思,解释说,“抵抗侵略是中印
两国应有的共同目标,印度的同情完全寄托在中国方面”,为此,国
大党将采取“不捣乱政策”,“不作节外生枝增添灾害的举动”,也不
阻挠军队开入中国。但是,现在印度的人力物力不论事实上还是法
律上都在英国政府手中,所以不能指望国大党“对于战争能有什么
积极和有效的贡献”。他要求蒋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印度获得
自由,以此来使国大党相信其主张。蒋介石说服甘地的希望又告落
空②。
蒋介石没有达到说服印英当局和国大党各自作出让步,实行
战时合作的初衷,他对这两方面部不满意,反之亦然。他在2月21
日离开加尔各答时发表《告印度国民书》,公开阐明他对印度问题
的看法并再次向印度有关各方提出呼吁。他说:现在“只有两个壁
垒,凡为国家与人类求自由者,皆为站在反侵略阵线,其间决无中
立旁观之可能,……凡参加反侵略阵线之同盟者,无论何国,皆系
在整个反侵略民主阵线之中共同合作,而非单独与某一国合作与
不合作之问题”,他吁请印度国民积极参加反侵赂阵线,“联合中、
英、美、苏等各同盟国,一致奋斗”。他又敦促英国政府“不待人民有
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之实权”①。
印英当局虽然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但当时的形势迫使英国
政府对于印度事态采取某些措施。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两
个多月里,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接连沦于放手,缅甸
也发发可危,英国在亚太战场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英国极盼得
到国大党的合作,以加强印度的防卫。3月下旬,英国政府派掌空
大臣克利普斯(Stafford CriPps)访问印度,与有关各派进行协商。
克利普斯带来了一个解决印度问题的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大
战结束后,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给予自治领地
位;二、战争结束后成立省和土邦的代表机构来制定新宪法;三、不
愿加入印度联邦的那些省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政府旧有关系,
或成立单独的自治领;四、战时对印度统治不作任何变更,印度各
政党应帮助政府作战,全部国际责任由英国政府承担②。
国大党拒绝这一方案,主张英国从印度撤退,恢复印度自由,
建立全印的国民政府,然后以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抵抗日本。4
月,尼赫鲁一再致函蒋介石,介绍印度情况,解释国大党主张。6月
14日,甘地致函蒋介石说,国大党要求英国退出印度,不是“以任
何方式”削弱对日本的抵抗,也不是妨碍中国的抵抗,国大党正是
为了防止印度重蹈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陷落的覆辙才要求这样做
的。他还保证将不采取草率行动,国大党的任何行动“将以不妨碍
中国或不鼓励日本侵略中、印为准则”,并“定以非武力为主……避
免与英国当局发生冲突”①。25日,英国大使薛穆(Horace James
Seymour)见蒋介石,称甘地将发动非暴力反抗运动,“印度政府必
限制其活动”,在运动扩大之前“先行抑制”,他要求中国对印英当
局可能采取的措施表示谅解。蒋介石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26
日复函计地,强调“目前日本侵略,最为吾人迫切之祸患”,亚洲各
国应当团结一致“首谋应付此一大患”,希望国大党不要操切从
事⑧。
与此同时,蒋介石于6月22日致电时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
他向罗斯福转达甘地信的内容,并建议美国重视此事,“相机处
理”,使印度问题“有=公平合理之解决”。7月5日,宋子文电告
蒋,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是要蒋再劝告甘地“勿走极端,以免为敌利
用,危害中印数万万人民”。翌日,蒋指示驻印专员沈士华密告尼赫
鲁并转甘地,“此时国民大会应极端忍耐”,“以便联盟国对印增进
充分同情,伸得促进印度问题之早日解决”。
印度事态在继续发展。7月6日至14日,国大党执委会在瓦
尔达举行会议,通过了由甘地起草的《英国政权退出印度》决议④。
决议将交由8月8日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然后付诸实行。蒋
介石深感事态严重,于24日给罗斯福发了一份长电,促请他劝导
英国,使英国能为“本身荣誉与真正利益计”,用“非常之勇气与忍
耐,非常之远见与英断,从速消54局势恶化之原因”,而若用军警压
力相强制,则只能扩大骚乱与不安⑥。罗斯福耍了个滑头,他于29
日把蒋的电报转告丘吉尔,并问丘吉尔对这份电报作何感想。丘吉
尔断然拒绝美中两国干预印度事态,称“此刻来自联合国家其他成
员的建议会损害在印度现有的唯一政府的权威,导致印度出现真
正的危机”。8月8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认为美中两国现在暂不
采取行动较为明智(9。
与此同时,印英当局已经作出决定,准备一侯国大党全国委员
会会议通过执委会决议,立即逮捕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并宣布国
大党执委会、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委员会为非法。8月8日,国大党
全国委员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英国政权退出印度》决议,甘地并
发出展开不服从运动的指令,当晚,孟买公交系统职工首先罢工。9
日凌晨,甘地和国大党执委遭到逮捕。10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
紧急呼吁后者“出而支持正义,以缓和印度之局势,而使之归于安
定”。12日,蒋介石接见薛穆,表示他没有料到印英当局会这么快
速捕甘地等国大党领袖,他强调,从盟国共同利益出发,现在仍应
寻求事态的和平解决,办法是由美国出面调停。他还说,让印度人
感觉到联合国家中至少有一个成员同情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中国
人不应采取伤害印度人民感情的政策②。
罗斯福接到蒋介石lo日电报后,又像上次那样,把电报转告
丘吉尔,并问询他的意见。12日,罗斯福回电蒋介石称,美中两国
的最好立场是:不公开呼吁或表态,但如果争端双方都发出求助呼
吁,可以就友好调停的适宜性和可行性进行磋商⑦。这不音是拒绝
蒋介石的建议,因为英国政府历来是不愿让第三者插手它殖民地
的事情的。8月26日,丘吉尔给蒋介石发出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
他强调印度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并无中生有地指责国大党
准备与日本妥协,借助日本军队镇压穆斯林和非印度族各邦及种
族,以建立起印度族的统治。他要求蒋介石遵守盟国之间互不干涉
内部事务的原则,如同英国对中国的国共矛盾不加干涉一样。他斩
钉截铁地表示,只要他当首相或政府成员,英国政府绝不会接受蒋
介石所建议的调停①。至此,蒋介石调停英、印关系的努力最终失
从1942年11月到l 943年6月底,宋美龄在美国访问7个多
月,这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又一重要外交活动。
1942年9、lo月问,美国共和党领袖、1940年总统竞选的共和
党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Wilkiq)经罗斯福赞同,历访非洲、中
东、苏联和中国。这是一次没有什么特殊使命的友好访问。10月上
旬威尔基访问重庆时,蒋介石曾与威尔基就战时和战后的各种问
题交换看法。威尔基回国后写了一本《天下一家》②的小册子,介绍
他访问的各国的情况,对中国的抗日颇多肯定,并敦促美国援华。
威尔基还给罗斯福带去了宋美龄希望重新访问美国的口信,罗斯
福于10月26日回电称“亟盼能早日欢迎蒋夫人”②。11月27日,
宋美龄乘坐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租用的一架波音307飞机抵达纽
约。在此后的7个月中,宋美龄在美国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就医疗
养四;二、协助宋子文办理中美之间的交涉;三、广泛宣传中国抗
日,争取美国朗野的同情。她虽然是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的,但实
际上是蒋介石的特使,是去美国从事对政府和民间的外交工作的。
宋美龄的访问受到美国政府热烈欢迎。在医院治疗和休养两
个多月后,宋美龄于1943年2月中旬在罗斯福的私邱纽约州海德
庄园住了六天,并曾于2月17日、4月14日、6月24日三次在白
宫受到罗斯福接见②,与总统的密友、顾问霍普金斯(Hany Hop-
kins)更是过从频繁。她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更多的美援,尤其
是为陈纳德航空队争取更多的飞机、汽油和飞机零配件。她在与罗
斯福、霍普金斯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中反复重申了这一要求。
她刚到美国时,正值美英两国首脑和参谋长的卡萨布兰卡会议
(1943年1月14至25日)前夕o。宋美龄对中国未被邀请参加此
次会议颇有微词。会议之后,2月初罗斯福派美空军参谋长阿诺德
(Henry H.Arn01d)访华,向蒋介石通报会议情况,就推迟反攻缅
甸进行安抚。阿诺德这时所答应的,只是给陈纳德航空队增加重型
轰炸机36架。蒋介石认为这仍然无济于事,于2月7日致电罗斯
福提出一系列援助要求,并于12日致电宋美龄发牢骚说:“兄致罗
总统函……乃我国残目前维持战场最低之要求,亦是极少之数量,
未知其政府为何连此极少而可能之物品不肯作切实之答应,令我
军民皆莫名其妙。阿诺德对此尚未能解决,故彼此来,兄认为并无
结果,有便与当局婉言之”②。2月19日,罗斯福与宋美龄联合举行
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到会的记者达172人。她乘此机会向美国新闻
界呼吁:“我们不可能赤手空拳去打仗”,“我们需要军需品”,“我们
有受过训练的飞行员,但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汽油,问题是我们
如何得到它们。”她接着要罗斯福对此作出回答。罗斯福强调了增
加对华军援运输上的困难,说这是“军事运输人员目前研究得最多
的一项任务”,也同时保证,“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我们肯定要增加
这项援助,我认为很快会增加,并且希望如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感
情问题。这是一个与赢得战争有关的实际问题”⑧。
宋美龄在与罗斯福、霍普金斯的谈话中还详细谈到她关于战
后世界的主要看法。她表示,在和平会议上中国将和美国站在一
起,因为中国信任罗斯福及其政策。她主张立即采取某些步骤,使
四大国讨论战后事务,而罗斯福应成为这一团体的主席①。
宋美龄到美国后,发现美国大众传媒对中国战场的报道很少,
与她原来在国内想象的相去甚远。宋美龄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诸
如没有语言障碍,了解西方文化和美国人的心理,在美国有广泛的
个人联系等等,从东到西,在各种官方和民间场合发表多次演讲,
如2月18日在参议院、众议院、3月1日在纽约市政厅、2日在纽
约麦边逊广场、22日在芝加哥运动场、27日在旧金山市政厅、4月
4日在好莱坞,她在这些演讲中介绍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历程,表达
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呼吁加强中美战时合作。这对增进美国人民对
中国的了解、美国加强援华都起了一定作用。当时美国正在酝酿废
除《排华法》,宋美龄访美所动员起来的美国舆论也起到了促使废
除《排华法》的作用②。
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宋美龄多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她的雄
辩,她润熟的英语,以及个人的魅力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追求轰动效应的美国记者用她的来访来渲染版面,形容
她“横扫”美国,“轰动全美”,1943年3月1日的6B4.代》周刊再次
以她作为封面人物。宋美龄在讲演中自然要宣传蒋介石,其结果,
她和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大为增长。美国战时对华政策的一个致命
伤是把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化身,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等同于中国
的前途。宋美龄的访问对于促使这种政策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宋
美龄在美期间进一步密切了与一些人士的关系,如《时代》和《生
活》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Henry Luce),她在洛杉矾及其他地方
的一些活动就是由卢斯安排的,而卢斯正是后来亲蒋反共的院外
援华集团的头面人物。所以,宋美龄访美对于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
负面效应也不应被忽视。
第二节 中美新约的签订
从1842年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
就进入了外人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代,众多的不平等条约是束缚、
桎梏中国人民的沉重枷锁。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
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
曾经一再提出废约的要求①。在大革命期间,这种要求表现得尤其
强烈,中国在收回利权方面取得了个别的成果(如收回汉口、九江
英租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先是于1929年实行了关税自
主,随即开始同美英两国进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谈判进行得
很艰苦,但到1931年中英之间总算已谈定草约,与美国也达成了
类似的妥协。当时的条件是:天津、上海各保留领事裁判权5年、10
年,其他各地的英美在华领事裁判权即行取消。但这个过程为“九
.一八”事变所打断。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后,国民政府又向美国
提出了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经过三四年的交涉,当中美之间有可
能恢复谈判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②。 ’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国民
政府此时的外交重点在于争取国际社会援华抗日,不平等条约问
题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日本侵略矛头首先指向美英等西方大
国利益集中的东部沿海各省和长江流域,继续保留美英的领判权
和租界,有助于增加美英与日本的矛盾o。国民政府因此并不急于
废除领判权等特权。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想利用这个问题,1938年1月11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其中说,如果
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抗日,日本可以“考虑废除以往
所有的对华特殊权益(例如治外法权、租界、驻兵权)”②。这是日本
第一次以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约为诱饵来诱使国民政府投降。在
诱降汪精卫集团时,日本妄称要“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
中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1939年12月日本与汪精
卫集团签订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中,日本也虚伪地表示
要“考虑交还租界和治外法权等”②。日本的这种说法无疑是虚妄
的,但这对同样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威胁又在中国保留着不平等
条约特权的美英等国无疑是一种压力。1940年7月18日,英国首
相丘吉尔在下院表示,英国准备在和平恢复后,“与中国政府在互
惠平等的基础上谈判废除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和修改条约的问
题”凹。次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就丘吉尔声
明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我国政府传统的及业经宣布的政策和意
图,是在条件允许时,就我国与其他国家放弃根据国际协定在华所
享有的治外法权及其他一切所谓特殊权利问题,迅速与中国进行
有秩序的协商,并达成协定。此项政策迄未变更。”⑤
1941年4月,驻英大使郭泰棋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长。他取
道美国返华,并受命与美国政府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郭泰棋在华
盛顿受到罗斯福接见,并同国务卿赫尔、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