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思想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辩论的主题 　　 　　冷战结束之后的10年，是美国外交思想大转折、大分裂和大辩论的10年。围绕美国 的国际地位、全球战略、国家利益、安全战略、外交路线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外交决策界和 思想界的辩论接连不断。20世界90年代的美国外交始终伴随着思想的分歧和争议，而其分 歧的深度、争论的烈度和广度在美国外交历史中都是相当罕见的。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偶然 的，它反映出冷战后世界的不确定性、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纷争。 　　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人类历史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时代更迭之际，客观上需要展开一场 外交思想的辩论。后冷战的世界将更加和平还是更加动荡？国际格局将走向以美国为主导的 "单极"，还是走向多极化？未来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何方：是帝国的崩溃、大国的崛起， 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还是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环境恶化、经济衰退， 或者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美国如何看待自己的实力，如何定位自己在这个时代 的地位和角色？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美国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时代交替之时，外交决策者和思想家们必须就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同上一次国际体系的交替--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比，冷战的终结留下了更多的不确定和困惑。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在不到两年 的时间里，美国便奠定了对外政策的基本方略。这个时代也很快获得了一个专有的名称-- "冷战"。冷战的世界是被二分的，以美苏两极为中心形成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这一格局 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任何角落的风吹草动都将触动两极的中枢神经。 在这样一个泾渭分 明的世界上，美国的利益、地位、对外战略的基本脉络都是清晰可辨的。正如美国哈佛大学 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所言："在将近50年里，遏制苏联强权提供了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北极星。" 　　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至今已经10年有余，美国仍然没有形成普遍共识的、稳定的 对外政策方针。今天的时代仍然被称为"冷战后"。虽然不断有政治家和思想家高声宣布"冷 战后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形成，有人还创造了"后冷战后"的名称，但 是只要"后"字仍然存在，就表明世界仍然在新旧过渡的夹缝中期待新时代的来临。今天的 社会科学中充满了"后"字，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后意识形态、后民主、后政治等等， 这并不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科学家们语言贫乏，而是因为在现实世界的变化太多、太快。人类 社会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进程中，很多新现象和新因素都有待人们去理解和消化。外交和国 际关系只是这场大转型的侧面之一。早在苏联尚未解体的1990年，美国《外交政策》主编 梅恩斯就认为美国即将丧失对外政策的"定位仪"，并预言一场大辩论"不可避免"。 他可 能没有预料到，大辩论会持续10年之久。 　　20世纪末的美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苏联的解体消 除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美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看得见的威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 革命浪潮的兴起，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急剧扩大。从1991年3月开始，美国经济创 造了连续九年的"奇迹"般的增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冷战后的美国 都站在"高处不胜寒"的地位。很多学者都认为，当前的美国霸权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 的、独一无二的。这一史无前例的单极霸权自然会给美国人带来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问题，这 也导致了外交思想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理查德*哈斯 把美国人面临问题概括为："美国当上老大之后怎么办？"（What to do with America's Primacy） 　　美国的"老大"地位不仅制造了外交辩论的话题，而且为辩论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无人挑战的战略地位使美国在外 交舞台上获得了"空前的行动自由"，几乎没有人能够侧肘它的行为。 在这种状况下，美国 可以不顾旁人，也不必担心犯错误、干蠢事，因为美国几乎不可能遭到外来的惩罚。其次， "美国优越的地位意味着它需要通过国际舞台获取的东西很少"。 美国是世界市场体系和全 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界有求于美国的似乎远远多于美国需要求助于世界的。于是，外交变 成了可有可无的消遣品。 　　外部环境的宽松使大多数美国老百姓都失去了对外交事务的兴趣。美国芝加哥对外关 系委员会在1999年初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没有一项外交问题被列入"当今所面临的2-3 项重大问题"当中；而当要求举出美国现在面临的2-3个最大的对外政策难题时，公众中最 普遍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由于公众的冷漠，外交事务在政治家心目中地位的出现了下 降，而特殊利益集团的地位和作用相应上升。美国的外交辩论变得越来越内政化，大量的国 内政治因素、利益集团、党派斗争搀杂其中，从而使辩论变得更加激烈、尖锐和复杂化。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际地位 　　 　　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界的第一场大辩论是关于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事实上，关于 这个问题的辩论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经济问题是促成这场大辩论的主要动因。20 世纪70年代，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为标志，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 进入80年代之后，美国背上了由联邦债务和贸易逆差造成的"双赤字"包袱。财政赤字如 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1992年达2,904亿美元，累计国债突破30,000亿美元。这样庞大的国债，用克林顿的话来说，如用1000美元面值的钞票摞起来，将高达267英里，相当于 50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扩大，到1995年达天文数字般的1,745亿 美元，美国因此从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制造业生产率和投资水平相对下 降，在日本和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竞争乏力。日本人不仅用汽车和家电占领了美国，而 且在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上超过了美国。日本人甚至收购了坐落在美国金融中心区曼哈 顿的两座摩天大厦。 　　在这一系列数字和现象的刺激下，很多美国人都发出了"美利坚沉沦"的惊呼。美国 衰落论一度成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主流。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发表的《大 国的兴衰》为这一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持。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和技术发展是世界变化的 原动力，经济力量是一国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的基础；而各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是 不平衡的，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不均衡，对国际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 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和长期的影响"。 他接着指出，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它会在军事力量 上投入更多资源以保护日益扩大的经济利益；而军事力量的过度扩张最终将剥夺生产性投 资，从而导致长期的实力衰退。这种状况曾经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路易十四时期的法 国、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帝国身上发生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美国似乎也走上了相同的衰落之路，军事力量的过度扩张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 担。 　　《大国的兴衰》将美国衰落的辩论推到了高潮。支持者，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莱 斯特*瑟罗认为："罗马帝国延续了1000年，大英帝国维持了约200年，为什么我们只持续 了不到50年就开始走下坡路？"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则认为，"过分扩张"是 历史规律，1500年左右威尼斯帝国开始衰落，1600年左右荷兰开始衰落，1873年左右大英 帝国开始衰落，1967年左右美国开始衰落，原因如出一辙。 持反对意见的经济学家通过修 正对比的尺度，认为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认为："如 果选择更恰当、更有代表性的年份，我们会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过去’和‘现在’， 美国经济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比相差无几，约为22%至24%"。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报告发 现，80年代美国在主要工业民主国家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实际上还略有增长。 　　一些政治学家则从分析力量构成的角度向衰落论提出挑战。约瑟夫*奈在1990年发表 了一部与《大国的兴衰》针锋相对的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他认为，在相互依赖的 世界上，力量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来自 文化、意识形态、机构、机制等无形资源的"软实力"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奈认为， 受到力量转变和分散化影响的国家不只美国一家，所有国家都受到这种结构变化的制约。而 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巨大优势仍然使自己保持最强大的综合国力，因此，正如书名所显 示的，美国不能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亨利*诺在《美国衰落 的神话》中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的力量并不符合大国兴衰的另一轮循环……赞同美 国目标的国家现在比1947年或1967年都要多。因此，相应地，为了影响这个世界，美国不 需要像20年或40年前那样强大的实力。它可以通过像一个全球教皇而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的 形式保持其领袖地位……" 　　90年代中期，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下，美国创造了"新经济"奇迹。 GDP连续10年保持高速增长，就业增加、出口扩大、消费活跃、股市兴旺。失业率下降、 通货膨胀率降低。联邦财政预算从1998年开始连续三年出现盈余。2000年联邦财政实现盈 余2,364亿美元，创下了1948年以来的最高记录。贸易赤字状况虽然没有扭转，但美国在 高科技和服务业方面的领先优势使其连续几年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国家。经济的繁荣彻底 终结了思想界关于衰落问题的辩论，关于美国实力地位的悲观论调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 是关于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单极霸权"的乐观讨论。 　　"单极霸权"的论调主要来自新保守主义，其代表人物之一，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 劳塞默早在1990年就发出了"单极时刻"的口号。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领导的 "单极时刻"的到来。"在任何自己决定卷入的地区冲突中，（美国）都拥有具有决定意义的 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实力"。事实证明，冷战后的世界是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工业化国 家参与的单极世界。美国应当"问心无愧地为世界新秩序设立规章制度并做好贯彻这些规章 制度的准备"。 在衰落论四处弥漫的当时，克劳塞默的观点的确有鹤立鸡群的感觉。1997 年，他得意洋洋发表文章说，"美国衰落论者"遭到了最可耻的失败，美国无论在哪一方面， 军事、经济、文化、外交，都是胜利者；两极体系之后是"美国高高在上的单极世界"。美 国的霸权对世界的有利的，美国不但给世界带来了和平，而且带来了美国的信念。 　　克劳塞默的"单极时刻"得到了新保守主义者的热烈响应。乔治城大学的威廉*沃尔 福斯推出了"单极世界稳定论"。他认为："我们已生活在现代世界第一个单极格局之中，而 这个单极格局并非昙花一现。它深植于世界政治之中，有着延续好几十年的潜力。"他还论 述道，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将比多极均势格局更稳定，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卡内基基 金会的罗伯特*卡甘更直截了当地把冷战后的美国同古代罗马帝国相提并论，而且与历史上 的任何一个霸权都不同，美国是一个"仁慈的帝国"。美国所拥有的经济和均势优势超过了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国。而且美国运用权力的方式也与众不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独 特的自我克制、民主化、舍己为人的风格。"大多数眼睛清楚的国际观察家都认识到美国主 导的事实。而且这一事实是，美国推行的仁慈的霸权有益于世界大多数人民。" 　　2001年共和党重新执掌白宫，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在小布什的外交路线中得到了全面的 贯彻。从《京都议定书》、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核态势评估报告》到"小布什主义"、"先发 制人战略"，美国外交显示出咄咄逼人的霸气。"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世界各国都希 望美国能从中检讨自己的霸权作风，然而美国战略家反省的结论却认为："‘9*11’恐怖袭 击不是因为美国对外卷入太多，而是因为美国对外卷入远远不够，美国的决心和抱负太小， 解决之道是美国在指定目标时应更具扩张性，在贯彻目标应更加积极"。 　　反恐战争为美国提供了扩展其全球霸业的大好时机，与此同时，一股"帝国论"的热 潮出现在美国外交思想界。著名政论家罗伯特*卡普兰在《勇士政治学》中写道："未来的 史学家在回顾21世纪的美国时将会发现，美国既是一个共和国，也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 个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截然不同的帝国，因为它是良性的和善意的。" 令人惊 讶的是，10年前曾预言美国"衰落"的保罗*肯尼迪竟然也发表言论说：目前的美国具有 历史上任何帝国从未有过的无以伦比的实力，至少在形式上美国与历史上的庞大帝国没有什 么两样。 　　美国外交思想和实践中的"单极霸权"和"帝国论"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和警惕， 他们对其提出了批评和忠告。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提醒美国人 注意："单燕不成春，几年的增长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基本原则的转变"。他认为美国经济的进 步是有限的，不值得自满："只要美国经济略有衰退，欧日经济略有恢复，亚洲经济回升， 一切关于美国统治世界的言论都会变得愚蠢可笑。未来的历史学家不会把21世纪算成美国 世纪。" 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新经济"泡沫破产，股市动荡，大 公司丑闻频现，克鲁格曼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 　　理查德*哈斯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虽然很明显，但并非无限、永恒的。美国 的实力最多不过是"矬子里的大个"（first among equals），而且这一优势不可能永久保持。 他认为世界正变得更加多极化，美国不应该抵制这一趋势，而应该引导它。"美国外交政策 的合适目标是鼓励一个以合作和协调为特征的多极化，而不是竞争和冲突"，为实现这个目 标，美国应该用特定的原则来整合世界，并通过"劝说"和"协商"的方式促使其他大国参 与美国主导的多极世界。 　　约瑟夫*奈他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固然强大，但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 界上，跨国组织和网络日益发达，以武力为核心的硬权力并不能解决美国面临的全部挑战。 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跨国犯罪、毒品走私、传染病、环境保护、乃至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 上，软权力和国际合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单极、霸权主义、主权和单边主义为核心 的政策所造成的美国的傲慢形象必将损害我们的软权力……我们一定不要让帝国的幻觉模 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软权力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约瑟夫*奈把这本出版在 "9*11"之后的新著起名为《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目的就是"给 美国人敲一个警钟"。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国家利益 　　 　　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在美国外交思想界由来已久。国家利益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理论和 实践的核心概念之一。通常被认为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国家利益的定义 却向来十分模糊、空泛甚至油滑，几乎任何一种利益都可以被装进这个大口袋里。因此，美 国外交思想的历次辩论，无一例外地都会涉及到这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过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 题为："另一场‘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在论文中指出，国家利益必须防止次国家、 超国家以及别国利益的侵入，而次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所 谓次国家利益，就是以经济、种族集团为代表的局部利益。它们通过游说、宣传、捐助等手 段持续不断地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产生影响。所谓超国家利益，是指那些超出民族国家定位 之上的普遍价值和利益。这些东西应该由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来代表，而它们却常常挂在 美国政治家的嘴边。 　　在摩根索的这篇论文发表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外交思想界再次出现了关于国家利益的 大辩论。这场大辩论主要有两个话题，其一是"新干涉主义"，其二是利益集团。 　　民主党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后，把人权与经济、安全并列为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在国 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中积极推行人权外交，并且在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下，先后发动了对索马 里、海地、波黑、科索沃、东帝汶的政治和军事干涉。尤其是在1999年3-6月，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就科索沃问题，向南斯拉夫发动了大规模的空中打击。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人们对 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讨论。对美国自身而言，这一命题的核心是："新干涉主义" 是否吻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谓的"新干涉主义"，指的是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保护国民的人权、甚至侵犯和践踏人 权，那么其它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权干涉该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科索沃战争在西方被某些 人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不以国家利益为名、而以道义原则和价值观为名所发动的战争"。 克林顿1999年7月宣称："希望将来能确认一个重要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种族 灭绝和民族清洗，就应当加以阻止。" 这番话一度被媒体鼓吹成"克林顿主义"。 　　"新干涉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人权无国界，因此"国际社会"有权干涉国家主权。 而美国作为主权国家中的一员，它的对外行为也只能以国家利益为根据。由此发生的问题是： "国际社会"的利益能否等同于国家利益。人们注意到，美国公众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态度起 伏不定。当索马里的灾难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后，美国人热血沸腾地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然而 当美国大兵血溅摩加迪沙时，美国百姓又纷纷要求政府把孩子们送回家。约瑟夫*奈形容这 种反应为："宽达一英里，深只及一英寸。" 由于美国在人道主义干涉方面几乎是"零利益"， 所以公众虽然会在短期内涌现出极高的热情，但不愿意为这种大公无私的行动支付实质性代 价。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专栏作家斯蒂夫*查普曼鲜明地指出："你当然可以把任何东西 都定义为国家利益，正如你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定义为建筑材料一样。不过，当暴风骤雨到来 的时候，你就很快发现什么是、什么不是了。" 　　约瑟夫*奈在评论科索沃战争时指出，对国家利益的不当界定可能损害真正的国家利 益。在信息时代，"关于人们直接冲突和受苦受难的生动画面往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可 能出现‘魏玛俄罗斯’、中国霸权的崛起、美日联盟的重要性、或者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可 能崩溃等‘A’类抽象问题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科索沃战争的危险之处就在于，由于美国 的政策不当，这一"C"清单内的问题可能祸及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联合国的地位、 国际法的准则等一系列"A"清单的问题。 　　20世纪末美国国家利益大辩论的另一个话题是由美国外交中的利益集团引起的。冷战 后美国外交中，出现了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增加军费开 支、削减对外援助金额、拖欠联合国会费、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等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出国 内利益集团对外交事务的干扰。 　　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树立了党派斗争干预外交事务 的恶劣典型。这场表决呈现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党派界线，55名共和党参议员当中只有4人 投了赞成票，45名民主党参议员只有1人投了弃权票。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副教授彼得*特鲁波维兹则认为，地域性因素左右了美 国国家利益的构成。他在对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外交史进行 研究后指出，美国国家利益是东北部、南部和西部三大地域性利益集团在国会中纵横捭阖的 结果。东北部与西部的联合开创了19世纪末美国扩张的历史；东北部与南部的合作摆脱了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孤立；而从80年代开始，西部与南部的"阳光地带"压倒了东北部 的"夕阳地带"，决定了今天美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取向。 　　以军工复合体为代表的商业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导弹防御计划 问题上，传统基金会、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务政策中心等保守派思想库抛出 了大量的研究报告，炮制出"流氓国家"、导弹威胁等莫须有的说辞。这些思想库的背后都 存在军工集团的影子。1997-98年，军火商为游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投入资金5100万美元。 而它们获得的回报更加可观，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雷神三大军工集团每年都从国防部赚 取300亿美元之巨的合同。如果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付诸实施，仅波音一家就将获得52亿美 元的订单。 　　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认为，"种族集团的煽动"已经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 制造了恶劣的先例。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由犹太人、古巴人、 印度人乃至阿塞拜疆人、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游说集团都程度不同地把美国外交政策搅成了 "一锅粥"。"由于缺乏明确的国家认同感，美国人变得无法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其结果是 次国家的商业利益、超国家和非国家的族群利益主导了外交政策"。 发生在1999年的古巴 男孩埃连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2/3的美国人支持将这个孩子送回古巴，但在少数情绪高涨 的古巴裔面前，沉默的大多数就显得势单力薄。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詹姆斯*林赛指出，决 定外交政策的一条基本政治规则是："真正重要的不在于问题双方支持者的人数有多少，而 在于某一方支持者的立场有多么坚定。" 他发现："政治与生活中的其它领域一样，爱哭的 孩子有奶吃。" 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早已忘记了这个小男孩，而这些 古巴裔依然记得，他们用手中的选票进行报复，导致了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关键性失败。 　　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争相定义对自己有利的"国家利益及其手段"，是多元民主社会中 "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向来是各种势力"讨价还价"的结果。 如果用市场来类比美国的决策机制，那么政策主张就是商品，而公民手中的选票是选购商 品的货币。然而，这个市场是极端不完善的。首先，价格机制并不能及时地发挥作用，因为 选民手中的货币每隔几年才能发挥一次作用。其次，市场信息十分不透明，很容易受到虚假 信号的误导。 　　美国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外交问题在公众中的关注度比较低，民主制度的 "自动纠错"机制很难得到发挥，而少数利益集团和活跃分子就会在外交问题上发出更大的 声音。 因此，很多美国学者都呼吁重建关于国家利益的共识。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的康多丽莎*赖斯在2000年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批评克林顿政府缺乏"区分轻重缓 急并且严明一致的对外政策"，提出"总统必须就国家的政策重点和意图向美国人民发表讲 话，并与国会共同努力把对外政策集中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上"。 　　2000年7月，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继1996年后再度发表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报告。报 告认为："确立对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广泛的、全国性的理解是美国在未来10年发挥作 用的必要基础。"这份报告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分解为四个层次："核心利益"、"极其重要的利 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报告列出了五项"核心利益"：一、预防、遏制并减少核、 生、化武器攻击美国及其海外驻军；二、确保美国盟友的生存以及它们积极配合美国塑造一 个繁荣的国际体系；三、防止在美国边境出现敌对的大国或失败的国家；四、确保主要的全 球机制的成功和稳定（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五、同可能成为战略对手 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的建设性的关系。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思想的辩论归根结底是要回答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在为这个问题提供解答之前， 思想家和学者首先需要提出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美国的利益和目标？什么是美国面临的主要 威胁？美国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来应对这些威胁？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 则？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主张。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失去了对外战略的"定位仪"，从而在国家利益、战略目标、战略 手段、战略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境地。理查德*哈斯把这种状况 称为"失范"（Paradigm Lost）。根据他的归纳，冷战后美国思想界就外交政策目标问题至少 提出了五种主张，即威尔逊主义、经济主义、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和最低限度主义；在外交 政策手段方面至少有三大流派：单边主义、新国际主义和美国领导。 兰德公司发表的《1996 年战略评估》中提出了美国的大战略选择：新孤立主义、多极化和国际权力平衡以及美国担 当全球领导。 　　1996/97年冬季号的《国际安全》杂志发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里*R. 波森和美 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安德鲁*罗斯的论文，题为"相互竞争的美国大战略观"。他们认为， 区分美国的战略思想流派应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第一，该战略如何定义美国在国际舞台上 的主要目标？第二，该战略所依据的国际政治基本假定是什么？第三，该战略所选择的政治、 军事手段是什么？第四，对美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该战略采取什么立场？ 从这四个 角度入手，他们把冷战后的美国战略选择分成四大体系：新孤立主义、选择性参与、合作安 全和优势主导。 　　 　　新孤立主义（Neo-Isolationism） 　　新孤立主义对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并不大，事实上很少有人自称为"新孤立主 义者"。但是，这一思想根植于美国的历史传统，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新孤立主 义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第一，最低限度的国家利益。他们认为，美国的外交战 略应该以保卫核心的国家利益为限，既捍卫"美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和财产"。除此之外的 外交目标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第二，传统的现实主义。他们观察国际事务和美国 外交的角度集中在由主权国家、权力和安全构成的传统现实主义框架内。他们关心的问题是： 谁将威胁美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从这两个依据出发，新孤立主义者环顾冷战后的世界，发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威胁美 国的主权、领土及其核心利益。苏联自行崩溃之后，欧亚大陆没有一个大国足以构成对美国 的挑战，而且即使出现新兴的霸权，也会受到大陆内部其他大国的制衡。美国身处欧亚大陆 之外，在地缘上受到两个大洋的屏障，周边没有敌对的强国。这一天然的地理优势更确保了 美国可以置身度外，坐观大洋彼岸的列国纷争。核武器和远程运载工具的出现的确改变了世 界的战争形态，并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屏障。但是，目前的国际政治在根本上还是地区性的， 欧亚强国彼此之间的对抗会大于对美国的提防，这些国家核武器的主要瞄准目标不是美国。 更何况，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核打击力量，它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足以威慑任何使用核武器 的企图。 　　在新孤立主义者眼中，美国就象一位武艺高强的剑客，在冷战后的世界上竟然找不到 对手。《外交》杂志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不带剑的超级大国"。 新孤立 主义者反对美国干涉海外事务，因为这些事务同美国的核心利益毫不相干。他们还认为，美 国过多地插手中东、巴尔干事务还会给自己招来仇恨。因为，无论美国出于什么动机，在介 入地区或别国内部事务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偏袒一方的现象，继而为自己树立了敌人。例 如，美国如果不插手中东，恐怖分子就没有理由把美国当成攻击的目标。新孤立主义者十分 强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反对美国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以及与盟国 的关系中负担过多的责任。他们主张解散北约，反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因为这些国际组织 不仅与美国的利益无关，反而可能把美国拖进海外冲突。 　　 　　选择性参与战略（Selective Engagement） 　　选择性参与战略的中心目标是确保大国之间不打仗。 在后冷战时代，所谓的大国有俄 罗斯、欧盟各国、中国和日本。这一战略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大国拥有巨大的军事、经济能 力，它们之间的冲突极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导致全球经济动荡甚至世界大战，这 必将对美国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因此，美国必须直接影响这些大国的战略走向，干预他们 之间的关系，从而预防大国冲突的出现和升级。 　　选择性参与战略的思想来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这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而 且美国最终未能置身度外，关键在于美国没有及时遏制新兴霸权在欧亚大陆的崛起。虽然美 国拥有两洋屏障，不至于直接受到欧亚大陆霸权的直接威胁，但这片大陆是世界政治、经济、 安全战略的"大棋局"，它的动荡必定是全球性的，美国终究无法独善其身。传统的均势机 制和现代的核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维持和平的作用，但是它们都存在误判和失效的可 能。因此，美国必须事先参与欧亚大陆的战略平衡，把挑衅者扼杀在萌芽阶段，这样才能确 保万无一失的和平。 　　另一方面，选择性参与战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的战略资源是有限的。美国虽然占有全 球GDP的22%，远远超过其他大国，但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优势不可能永久保持。 美国的地理位置远离世界其它大洲，这也限制了美国大规模海外军事干涉的能力。尤其关键 的是，冷战后的美国民众不太愿意为干涉海外事务奉献过多的资金和生命。这些因素决定了 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或者充当单极世界的霸主，美国也不可能对世界任何角 落的冲突和危机都做出反应。因此，美国的参与必须经过慎重的选择，只有在事关美国重大 安全利益的地方，美国才能投入自己的力量。 　　选择性参与战略的拥护者把欧亚大陆的两端设定为美国战略的"重中之重"：欧洲和东 亚。"欧洲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桥头堡"，而亚洲"除了成为世界经济重心 之外，还是潜在的世界政治火山"。 因此，美国要加强传统的联盟关系，北约应该承担起 欧洲防务的重担，日本应该成为美国"全球使命中的特殊伙伴"；美国同时还要处理好"地 缘战略棋手"以及"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关系，中国应该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 　　选择性参与战略不反对美国的对外干涉，但干涉是有选择的。只有在可能导致大国冲 突的地区热点中，美国才能投入自己的力量。巴尔干和中东就是这样两个需要美国介入的地 区。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美国还需要解决一个国内政治程序问题，应该为干涉设定清晰 可循的指导原则。选择性参与战略尤其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和不扩散问题，主张通 过国家机制甚至单边行动阻止伊拉克、伊朗、朝鲜等所谓的"流氓国家"拥有核生化武器和 导弹技术。 　　 　　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 　　合作安全思想认为，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世界的和平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任 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者都是美国的敌人，因为他侵犯了国际社会的和平和法律，危害到每个国 家的和平与安全"。 合作安全思想还认为，民主有利于大国之间的和平。历史证明，民主 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冷战后世界的主要大国都是民主国家，或者正在向民主化方向前进， 因此大国之间不存在安全竞争的危险，而相互合作的程度日益加深。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 出，合作安全思想带有相当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提供了一个宽泛定义。 　　从思想渊源上看，合作安全是对传统集体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集体安全思想认为， 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人发动的侵略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国际社会应该联合起来遏制和消 灭侵略。这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安全状况。合作安全完全赞同这一理念， 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发展和深化。第一，世界和平的机制化。合作安全认为，单纯依靠国家 的自觉行动来遏制侵略是不可靠的，维护世界和平必须要有相应的国际机制。在全球层面上， 联合国应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在地区层面上，类似北约的国际组织应该发挥维护本地区和 平与安全的职能。第二，战略相互依赖理论。合作安全认为，任何地方的战争都会扩散，战 争暴行可能被模仿，难民潮会涌向周边邻国，种族清洗会导致报复。尤其在人类社会拥有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任何一场军备竞赛或战争都可能导致世界性的灾难。当战争的恐怖通 过电视传递给公众之后，就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 　　合作安全把世界任何角落的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都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因此主 张积极主张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军事干预。合作安全论者主张国际组织应该形成干预地区冲 突的机制，大国应该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大国干预，在他们看来最主要角色就 是美国。他们主张美国必须保持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使之能随心所欲地发起"快速、低伤亡" 的战争。这样就能让美国担当起"世界宪兵"的角色。 　　合作安全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看成是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他们认为， 任何扩散都是后果十分严重的，不管扩散是发生在友好国家、中立国还是敌对国家。他们认 为，核国家越多，世界都就不安全，因为战略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国际安全合作机制都将 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美国必须敦促国际社会加强不扩散机制，在必要的时候，美国甚至 不惜动用战争手段来阻止扩散。 　　合作安全认为，随着世界民主化的进程，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变得越来越普遍。当然， 合作安全仍然是一个进行中的事业。冷战后的欧洲已经成为一个合作安全的典范，其中形成 了一整套关于军备控制、战略透明度、战略互信的机制。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 家"，应该通过"参与和扩展"来推动其国内的民主化，逐步消除大国合作的障碍。对于那 些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流氓国家"，必须通过国际不扩散和制裁手段加以遏制和打击。 　　 　　优势主导（Primacy） 　　优势主导战略的理论根据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均势不能有效地保 障和平，和平是力量不平衡的结果。当霸权国拥有巨大的实力，能够遏制潜在的挑战者，并 保护自己的盟友时，国际体系是最稳定的。 凭借冷战结束后美国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军 事等综合优势，两极格局崩溃后的世界不应该走向多极化，而应该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 界。美国的单极霸权不仅是实力造就的，而且还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默认。美国是一个 "仁慈的帝国"，虽然很少有人愿意在口头上承认这一点，但现实情况是，支持美国霸权的 力量远远大于反对的力量。因此，传统的均势理论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下根本不起作用，其它 国家都希望借助美国来平衡彼此之间的矛盾，而不可能联合起来制衡美国的霸主地位。 　　优势主导战略的基础是美国"一超独霸"的实力地位。美国所具备的优势是全方位的， 覆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各个领域。这一实力不仅表现在经济、军事的"硬权 力"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软权力"方面。美国是政治奥运会上的全能 冠军，其它国家充其量只能在一两个单项上挑战美国。冷战时代的苏联只能在军事领域同美 国对抗，日本和欧洲只能在经济领域追赶美国。主张优势主导的战略家认为，冷战后美国外 交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因为实力有限，而是因为美国缺少运用其实力的政治意志。"我们能够 负担我们所需要或所选择的任何外交政策。今天的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富有。我们能够支 配的资源比过去更多，而不是更少"， 但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实践中，这种实力优势远远 没有得到发挥，就象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却过着叫花子的生活。 　　优势主导战略最关心的问题是其它大国的实力，时刻提防现实的和潜在的战略"挑战 者"。而在冷战后的世界上，能够成为美国霸权"挑战者"的只有俄罗斯和中国。优势主导 战略的支持者大多数都是冷战时代的鹰派人士，对俄罗斯抱有根深蒂固的戒心和怀疑。尽管 今天的俄罗斯无论在力量还是在制度上都完全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但这些人认为，俄罗斯残 留的军事实力和民族主义情绪仍然会威胁美国的全球霸权。他们竭力主张北约东扩，以填补 华约解体后留下的"战略真空"。有人甚至主张让北约进入中亚和东亚，从而彻底完成对"北 极熊"的包围。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者"。优势主导战略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成 长引人瞩目，它的新经济实力能够很快转化成地区、甚至全球性的军事优势。中国的崛起已 经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在保持接触的同时，进行"隐蔽的遏制"。如 加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加强同亚洲盟国的关系，复活当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等。 　　优势主导战略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是完全功利主义的。他们认为，国际组织可以成为美 国对外战略的工具，为美国的战略行动提供道义和法律的掩护。除此之外，美国就应该警惕 不要让国际组织限制和左右自己的行动自由。优势主导战略对待地区冲突、种族冲突和人道 主义干涉的态度类似选择性参与战略，只关注在具备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发生的冲突。优势 主导也十分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他们认为这类武器的扩散会增加美国对外军事 干预的风险和成本，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优势主导战略尤其重视军队质量建设，主张增加 军费，维持一定的规模，并以"两强标准"维持美军的战斗力。 优势主导战略认为，军队 在对外战略中可以被随心所欲地调用，而不是被迫使用。不过，他们反对过多、过滥地对外 动武，反对出于经济目的、人道目的或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武力干预内部事务，因为这会损害 美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的主要流派和观点 　　很多研究美国政治和外交思想的学者都指出，美国是一个盛产主义的国家，形形色色 的"主义"、"论"、"观"层出不穷。尤其是冷战后的大背景下，各路诸侯争先恐后地提出自 己的宏篇大论，为美国外交和全球战略指点迷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穷尽冷战后美国外交 思想的诸子百家是不可能的。本节只能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遴选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 和实践影响较大的一些流派和观点加以介绍，并尽可能地凸显其代表性、涵盖其全貌。 　　本节介绍的新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和平论和新干涉主义四大流派构成了冷战 后美国外交思想的主要脉络。新孤立主义虽然实际影响力不大，但总是阴魂不散，因而需要 单列分析。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的主线是在共和党内占主导的新保守主义和民主党的新自由 主义之间的斗争，本节着重介绍了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体系在冷战后影响最大的两个理 论主张，民主和平论和新干涉主义。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 理论、基辛格的"大外交"理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更多地只代表一家之言，很 难称其为"流派"，但它们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或引起争论、或博得共鸣，因而值得特别介 绍和分析。 　　 　　新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现象。在当代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美国国内存在强 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在现实世界中，美国是最不可能孤立的国家，而偏偏就在这样的一个国 家会时隐时现地浮现孤立主义的阴魂，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 　　孤立主义是美国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的产物。在地理上，太平洋和大西洋将美国同 世界的其它主要强国隔绝开来，与之比邻的都是受其控制的、"友好"的弱小国家。这一独 特的地缘条件将美国可能受到的外来威胁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并在公众心理上产生了孤悬海 外的安全感。在历史上，美国的先民为了逃避本国统治者的压迫，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 他们一方面怀着对"新世界"的憧憬，另一方面也充满了对旧世界的愤恨、不满。北美的自 然条件给他们提供了创造新天地的机遇，他们在感受上帝的恩宠的同时，更加仇恨和鄙视欧 洲大陆尔虞我诈、兵戎不绝的君主政治。因此，在北美获得独立之后，避免卷入黑暗的欧洲 政治成为保障新生合众国长治久安和道德高尚的必然要求。美国外交史学家罗伯特*贝斯纳 认为："孤立主义不是一个自然事实，它是一种国家目标。美国外交家远离欧洲列强间的斗 争，不受欧洲总理们的影响，以一种追求自私国家利益的方式处理美国事务。美国公众则把 孤立视为防止欧洲堕落的习俗和制度毒害美国实验的预防器。" 　　孤立主义在美国的消长同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 退出政坛的《告别演说》中提出："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的我们的贸 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这一宣示成为美国孤立主义者的圭臬。在合众国 成立之初，为了保护新生的、弱小的美国免受欧洲列强纷争的侵害，华盛顿所主张的"孤立" 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是，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步强大，美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主线是扩张主义， 而不是孤立主义。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与其他20多个国家共同发表了《联合国家 宣言》，宣告美国从此开始全面介入国际事务并且担当起西方世界领袖的角色。自此以后， 孤立主义便丧失了在美国外交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孤立主义的思想逻辑十分简单。首先，严格限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把美国对外政策的 目标限定在捍卫"美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和财产"这一核心范畴之内。在此之外的其它利益， 如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与繁荣、以及美国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与 人权等等都不应该成为外交政策目标。其次，强调外交政策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中心。孤立 主义者经常用"美国第一"的口号来吸引听众，如新孤立主义代表人物帕特里克*布坎南所 言："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一种新的爱国主义，一种不仅要把美国放在第 一位，而且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新的外交政策。"最后，主张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这包 括两方面的政策主张：一、减轻美国负担的国际安全、援助、联盟责任，缩减美国的海外驻 军，"让孩子们回家"；二、怀疑国际组织的作用，尤其反对国际组织限制美国的对外行动自 由。 　　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衰通常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联。孤立主义是美国国内 的极端保守主义势力在面对经济衰退时做出的反应，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和90年代 初的新孤立主义都发生经济衰退时期。每当出现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的时候，孤 立主义者就会十分简单地把公众面临的经济问题与联合国的会费等外交问题联系起来，发出 "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大兵回家"、"美国应该照顾自己"之类的口号。孤立主义 简单明了的思想逻辑，以及建立在美国例外主义基础上的道德优越感，迎合了中下层百姓的 情绪，因此往往能在美国社会中掀起巨大的风浪。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冷战结束的同时，美国经济正在战后第九次衰退中挣扎。在最 大的战略对手消失之后，美国国内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浮现了出来，就业困难、福利下降、 国际经济竞争激烈、政治领导人信誉贬值、种族矛盾丛生、社会凝聚力下降等等。于是，很 多人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现在应该享受"和平红利"了。《外交》杂志主编威廉*海德兰 撰文呼吁："冷战的胜利，使美国能在今后10年将自己的思想、注意力和资金从国外转向国 内。"正在这个时候，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一批人举起了新孤立主义的大旗，主张贸易保护主 义、限制外来移民、推出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减少对联合国的财政支持和对外 援助。他们的主张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获得了普通公众的欢迎。1996年2月，布坎 南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中异军突起，取得了新罕布什尔州全国第一场预选的胜利。 　　这场新孤立主义风暴如同自然界的暴风雨，来的凶，去的快。随着美国的经济繁荣、 国势强盛，新孤立主义很快就偃旗息鼓，几乎没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留下什么痕迹。事实上， 孤立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贬义词，除了布坎南之流的少数极端分子之外，很少有 人以此自诩。但在美国外交政策辩论和报章杂志上，这个词汇却时常出现。1999年，共和 党在参议院否决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克林顿政府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上阻挠新一轮贸易 自由化谈判，这些举动都被指责成"新孤立主义"。而这些所谓的"新孤立主义"实际上都 不是真正的孤立主义，只不过是党派政治斗争中相互贴标签的游戏而已。 　　 　　新保守主义（本小节参阅张立平博士的“新保守派与小布什政府防务外交政策”） 　　 　　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流派之一。持新保守主 义主张的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力很大。他们在共和党内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直接影 响和左右了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2001年，随着共和党小布什政府执政，新保守主义的 代表人物纷纷入阁，掌握外交、国防大权，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 整。9*11事件之后，新保守主义迎合了公众的情绪和要求，呈现进一步活跃和上升的势头。 　　新保守主义之所以称其为新，是因为它无论在渊源，还是在政策主张上都不同于传统 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以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 为代表的一批人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20世纪50年代，一 批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知识分子，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主张维护自由市场 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些人的主张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以区别于伯克的保守主义， 但他们同本文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主导今日小布什政府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新保守主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 时，一批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不满冷战时期的对苏缓和政策，主张以强硬的意识形态"圣战" 对抗共产主义运动。这拨人主要由犹太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 地区，其代表人物有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诺曼*波多霍雷兹，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政治学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纷纷投奔里根 的旗号之下，其外交哲学和政策主张首次获得施展的机会。进入90年代之后，活跃在外交 思想战线上的新保守派则是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及年轻的一代，代表人物有：国防部副 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负责军控和国际战略的 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负责人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国家利 益》杂志主编欧文*克里斯托尔、《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华盛顿邮报》专栏 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著名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根、"新美国世纪计划"副主任汤姆*唐 纳利、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卡根等。 　　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强硬，在冷战时期表现为里根政府的实力政策、对 苏强硬和"推回"战略。冷战结束之后，这些人认为美国没有理由放弃强硬的外交路线，并 高度推崇里根时代奉行的外交防务政策，因而又把自己的政策主张称为"新里根主义"。 新 保守主义的强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强烈主张美国例外 主义，信奉美国优越论和向全世界传播美国价值观的使命论。他们认为一切极权国家和独裁 政治都是对自由民主的威胁，因此在冷战时期强烈地反苏反共，冷战后则转向反华、倒米（洛 舍维奇）、倒萨（达姆）。第二，强烈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他们推崇实力，主张以强 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他们喜欢用"拳头"说话，而不太喜欢用"舌 头"，倾向于做"独行侠"，等而次之是"双边联盟"，"大合唱"是下下策，无可奈何时才寻 求多边解决。 　　冷战结束初期，在衰落论弥漫美国的时候，新保守派就大声喊出了"单极时刻"的口 号，主张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不应该退回孤立，而要凭借自己的 力量优势塑造和领导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10年之后，新保守派显得更加底气十足，他 们认为："由于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和经济实力，美国在击败威胁世界的两大独裁专制政权 过程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以及它在全世界独特的、广泛的利益，在世界上建立和维持一个和 平的秩序中它无法逃避起领导作用的负担和责任"。 　　新保守主义特别重视国家实力，尤其是代表国家"硬权力"的军队建设。他们认为实 力是美国领导的世界的先决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盟国之所以愿意跟随美国就是因为美 国的实力可以让它们搭便车；其他大国之所以不敢挑战美国是因为美国拥有无以伦比的力量 优势，任何挑战都无疑于以卵击石。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仍然一再呼吁增加美国 的国防开支，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保证军队的士气和作战能力，试图在军事革命中扩大 美国的军事优势，威慑潜在的对手。 　　新保守主义主张把国家利益同价值观适当地统一起来。他们反对克林顿的新干涉主义， 但并不绝对反对对外干涉，他们认为在科索沃、海湾这些关系到美国战略利益的地区，干涉 是必要的；但发生在索马里、卢旺达、东帝汶的人道主义问题就不值得美国动用武力进行干 涉。他们认为，军队不应该从事帮助其他国家"建国"或诸如此类的"社会工作"。美国军 队的任务是打仗，类似治安、维和之类的事情最好让盟国去干。 　　新保守主义把安全问题放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位置。他们认为，随着苏联的崩溃， 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相对安全观已经过时，美国现在追求的是绝对的安全。他们认 为，后冷战时代美国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未来大国兴起的挑战，中国被认为 是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尤其可能被"无赖国家" 所掌握。因此，新保守派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对中国实施遏制加接触的政策。他 们主张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美 国核力量的限制，他们极力推动导弹防御计划的实施。 　　在外交政策手段上，新保守主义倾向于单边主义，尤其在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 自由，避免多边主义可能带来的束缚、纠缠和拖累。如果美国能够得到多边国际机制或盟国 的帮助，那最好不过，但是美国必须显示单干的决心和意志。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克劳塞 默公开为单边主义叫好说："我们不允许其他国家，无论意图多么良好，来阻止我们追求美 国和自由世界的基本安全利益"。 美国可以率先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单方面废除 《反弹道导弹条约》，单方面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甚至单方面发动对恐怖主义或无赖国 家的先发制人打击。这些事例似乎表明，单边主义显然切合冷战后的单极格局，是保障美国 战略利益的最佳手段。 　　 　　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是冷战后美国以及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十分流行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并 不是在冷战后出现的，它的理论渊源可以追述到200年前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康德认为，以 共和制宪法、联邦制国家体系和全球公民身份为特征的开明政治秩序，可以造就一个人类共 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类的理性会指导民族国家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国际法的准则之下。 共和制宪法的制衡作用可能阻止具有冒险性的统治者把国家投入战争。因此，立宪共和国可 能是和平主义的。康德的思想启迪了后来的理想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威尔逊主义"，把启蒙思想和理想主义带入国际政治的实践。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社会科学实证主义方法重新探讨民主与和平的关 系问题。如墨克文*斯莫尔和戴维*辛格在1976年发表《民主政制的战争倾向：1816-1865》， 描述了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现象。1983年，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 外交》中第一次提出了"民主和平论"。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理论得到了西方政府和思想界 的热烈追捧，一度成为广泛流行的时髦话题。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民主和平论"的著述可 谓汗牛充栋，在美国从1993-97年出版的专著就有4本。其中，布鲁斯*鲁塞特1993年编辑出版的《把握民主和平：后冷战世界的原则》 影响比较大。 　　民主和平论的结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这里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者说决不会）打仗；第二、当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 很少威胁使用暴力；第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容易发生暴力冲突。支持这个论点的 主要依据是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斯莫尔、辛格和多伊尔认为，1816年以来，民 主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鲁塞特在和Z*毛兹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中量化分析 了冷战时期（1946-1986）发生的战争和危机冲突，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化国际争端 和参与国际危机行动的比率大大低于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以及非民主国家内部发生 的比率。 　　在解释这些历史现象的过程中，民主和平论者提出两方面的理由。第一，"制度的约束"， 民主政治制度具有相互制衡的特性。政府分权与制衡、决策的透明度、竞争性和多元化，这 些都有助于约束政府发动战争的企图。定期的自由选举使官员不得不对公众负责，而公众一 般都不愿意打仗，因为战争将使普通百姓蒙受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第二，"民主的规范和文 化"，民主社会信奉的自由、民主、和平的价值观。民主政治中的公民通常能够比较理性地 对待战争和冲突，能够平等地看待其它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民主政治能够培养出政治宽容、 善于妥协、尊重规则、遵守法律等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和文化因素也有助于民主国家之间以 "和平的竞争，说服和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 　　民主和平论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一理论对冷战后西方国家尤 其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民主和平论继承和发扬了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传 统，并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克林顿上台以后，这一理论成为其"经济、安 全与人权"三大战略的思想基石之一。多伊尔提出的"民主区"概念已经成为美国官方声明 中常用的词汇，克林顿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指出：美国在冷战后的目标必须是 扩大民主和平与繁荣的区域，"一旦在其它国家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取得支配地位，我们自 己的国家就变得更安全、繁荣和有影响力。" 　　在冷战后美国外交实践中，克林顿政府的"参与-扩展战略"带有鲜明的民主和平色 彩。根据莱克的阐述，这一战略包括四个部分：一、加强主要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大家 庭；二、在可能的地方帮助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三、反抗敌视民主和市场经 济的国家的侵略，并支持其自由化；四、对存在严重人道主义问题的地区，美国的人道主义 议程不仅包括提供援助，而且要帮助建立民主和市场经济以实现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新 干涉主义、北约东扩、以及在2000年提出的民主国家共同体，背后都有民主和平的影子。 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民主制度之间决不打仗的观念，对许多学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公 理……是国际关系中的自然法则"。 　　然而，很多学者也对民主和平论提出了尖锐的反驳和批评。首先，什么是民主，民主 国家的标准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是主张民主和平的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民 主和平论把理论的起点定位在一个内涵模糊的民主国家概念上，这必将影响到整个理论的严 密性。其次，民主和平论在量化分析历史资料的过程明显存在取样偏差的问题。该理论无法 解释"例外"和"反常"现象的大量存在，如1812年的美英战争、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 以及二战期间芬兰与德国结盟等等。第三，民主和平论提出的两个解释性理由在逻辑上缺乏 说服力。既然民主"制度约束"和"民主规范"使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那么民主国家向非 民主国家发动的战争又如何解释呢？民主和平论从国家的内部结构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 而相应地忽略了外部因素的作用，这一点尤其遭到现实主义学者的指责。 　　最后一点批评已经不完全是理论的问题，而涉及到了政治的现实。很多学者指出，民 主和平论指导下的外交政策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既然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越多，世 界就越和平，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用它们的民主模式来改造非民主的国家，尽量扩大"民主 区"的范围。然而，西方民主向非西方世界移植的过程中经常带来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其后 果往往不是和平，而是更多动乱和战争。 　　 　　新干涉主义 　　 　　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国动用武力对别国内政进行干预，即武力干涉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 1618-48年的30年战争、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93-1815年的七次反法同 盟、19世纪上半叶"神圣同盟"对欧洲各地革命的干涉、20世纪30年代德意法西斯干涉西 班牙内战，都可以被认为是干涉主义的例证。19世纪大小列强对殖民地内政的干涉更是数 不胜数。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巩固阵营，争夺势力范围，也多次发动干涉战争， 例如美国卷入朝鲜、越南战争，出兵格林纳达、巴拿马；苏联干涉匈牙利、捷克事件，入侵 阿富汗。 　　19世纪法国著名外交家，塔列朗曾经有过一句话："我不知道干涉与不干涉这两个概念 之间有什么区别。"干涉主义的存在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基本现实决定的。在缺乏最高 仲裁权威的"自助"（self-help）系统中，强国为了保护或者增进自己的利益，对弱国进行干 涉，在行为逻辑上是完全合理的。赫德利*布尔认为：干涉也许是"国际系统内在的（built-in） 特性"。一部国际关系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干涉史，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价值 标准不同，评判干涉合法性的标准也不同。在欧洲宗教斗争的时代，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干 涉战争时常发生。在殖民时代，宗主国干涉殖民地的"炮舰外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冷战 时期，美苏打出"自由世界"或"社会主义大家庭"等意识形态旗帜可以当然地干涉他国内 政。 　　冷战结束以后，在美国和西方出现了一股新干涉主义的思潮。这一干涉主义之所以称 其为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干涉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人权、维护人道主义，是为了 "价值"而不是"利益"，它因此也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第二，干涉的主体通常是以联合 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具备伦理道德的普适主义色彩。新干涉主义在冷战后的兴起，一方面 是为了适应冷战后国际社会现实的需要，应对在非洲、中东、东南欧以及东南亚等地出现的 民族分裂、种族仇杀、社会失序等人道主义灾难；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国际社会道德规范的强 化和全球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人权的尊重与保护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的重点， 而通过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手段，国际社会不可能坐视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的悲剧场面而不 顾。 　　人道主义干涉的兴起与联合国的作用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后，联合国先后通过决 议，卷入地区冲突热点问题的解决，其中既包括中立的维和行动，也包括强制性的军事行动。 1991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88号决议，在伊拉克北部建立库尔德人安全区。1992年 8月，安理会通过770号决议，在波黑部署具备某种强制力的"联合国保护力量"。同年12 月，安理会又通过794号决议，授权在索马里实施人道主义救援行动。1999年科索沃战争 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言论说："如果一国政府在对其人民进行迫害，而同时又辩解 说那是自己内部的事务，那么世界将不会再袖手旁观。" 　　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推波助澜，是导致新干涉主义尘嚣直上的最根本原因。在伊拉 克、波黑、索马里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美国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科索沃战争更 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抛开联合国，直接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向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欧洲期间发表讲话提出："希望将来能确认 一个重要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就应当加以阻止。"这番话 一度被冠以"克林顿主义"的大名。 　　新干涉主义最基本的观点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他们认 为，主权国家的政府在行使主权权力时是有限度的，当一国人民遭到超出限度的专横和持续 的虐待时，别国就有理由使用强制手段实施人道主义干涉。根据《奥本海国际法》的权威界 定："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 震骇人类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预是法律所允许的。"西方学者通常为新干涉主义 提出三项原则：一、是对实际否认或违反基本人权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二、保证纠正这种 情况；三、是以国际共同体名义采取的行动。 　　克林顿政府执政之后，把经济、安全和人权并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新干涉 主义实际上成为其外交指导思想之一。克林顿的人权外交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批 评，而科索沃战争引发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大辩论。对新干涉主义的批评主要有以下 几种观点：一、人权与霸权，新干涉主义已经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二、双重标准，美 国的对外干涉具有选择性，一方面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发动科索沃战争，另一方面却坐视卢旺 达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不顾；三、手段与目的不符，军事干涉并不是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最佳 手段，美国在科索沃是"用错误的方式从事正确的事业"；四、人道主义干涉可能危害大国 关系等更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五、新干涉主义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综合上述批评 和意见，很多美国学者都呼吁在人道主义干涉的问题上采取"审慎和克制的态度"，并希望 为新干涉主义制定规则。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要评选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最具争议的理论，那么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莫属。 塞缪尔*亨廷顿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70年代曾经以一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蜚 声学界，现任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1993年6月6日，他首先在《纽约时报》上 发表了题为"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的冲突"文章，接着在夏季号的《外交》 杂志登载了一篇2万字长文："文明的冲突？"继而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了一场大地震。面 对蜂拥而来的批评、质疑，他接着在同年11-12月号的《外交》上发表了"不是文明又是什 么？"的文章。1996年，他结合各方面的批评意见，修改、补充和扩展自己的观点，出版 了一部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很简单。亨廷顿认为，人类历史新阶段中冲突的主要 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将成为导致人类纷争和冲突主要因素。 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将取代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一个实体，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和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体。文明 具有层次性，能动性和融合性的特征，历史上各种文明起伏不定、交汇融合。亨廷顿认为冷 战后的世界存在7-8个主要文明体系：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 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这些主要文明体系的存在形成了世界 的多极化。在冷战后的世界政治中，起作用的将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 家。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固有特点决定了文明存在差异和冲突。不同文明的历史、语言、 文化、宗教各不相同，对权利、义务、自由、权威、平等和秩序的认识各不相同，这种观念 分歧已经在造成了漫长的历史冲突。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了文明冲突的可能。 日益密切的交通和通信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但没有缩短人类的心理距离。文化的共性成为地 区一体化的动力和前提，同时也凸显出地区之间的差异。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正逐渐受到非 西方世界精英阶层的挑战，他们以民族主义作为动员群众的工具，文明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 从力量的角度，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亚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的 力量都在上升。因此，在21世纪，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文明的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同西方 文明的冲突。 　　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 正在聚合，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 心地带。亨廷顿指出，文明的冲突存在两种形式。第一，在地区和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 邻国和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20世纪最后10年，从巴尔干半岛、中东、北非到中亚外高 加索地区，这一新月形的热点地带恰恰处在几大文明交汇的夹缝之中。断层线的冲突具有相 对持续、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协商调解等特点。断层线战争的很难 永久性地结束，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应该采取行动阻止这些战争升级为全球性的冲突和战 争。第二，在全球的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这场全球性的核心 冲突主要集中在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上，尤其是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竞 争。亨廷顿认为，一个儒教-伊斯兰文明的联盟正在形成，"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于事实 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 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 　　亨廷顿认为，断层线上的文明冲突构成了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体，世界主要文明核心 国卷入全球战争的可能很小，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因此，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负责的多极、 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 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障。"他还认为，西方的生存取决于西方内部的团结一致， 以共同应对非西方世界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他竭力支持北约的巩固和扩大，并主张限制 和防范潜在敌对文明--儒教和伊斯兰教。亨廷顿还指出，美国社会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是 至关重要的。随着非西方移民人口的增加，多元主义文化的兴盛，美国面临着"直接和危险 的挑战"，因为"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 实际上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 　　 　　"软权力"理论的主要创造者约瑟夫*奈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他在70年代末与罗伯 特*基欧汉共同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理论，在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中出任负责国 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在80年代末"美国衰落 论"盛行的时候，他发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 ，通过分析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权力结构 和形态的变化，从而驳斥了当时流行的"美国衰落论"。在这本著作中，奈提出，在国际关 系中起作用不仅有军事、经济的"硬权力"，还有由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国际机 制等构成的"软权力"。"软权力"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后，奈 又在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个概念。 　　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奈首先把权力定义为："一个人达到目的或实现目 标的能力。"由于权力同时还包括"能使他人做不愿做的事的能力"，所以国家在运用权力的 时候存在一个如何评估自己与他人的权力大小的问题。而权力通常与占有的资源相关，构成 权力的资源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实力、政治稳定性 等等。然而，资源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权力，这两者间存在权力转化的问题。所谓权力转化就 是"将以资源为标准的潜在实力，转化为以改变他人行为为标准的现实权力的能力"。这就 类似人们打牌，手里攥的牌点大小并不能直接决定牌局的胜负，还将取决于牌手如何出牌。 　　奈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下，权力的转化力和转化方式各不相同，不同 类型的资源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在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农业和人口是最关键的权力资源； 在俾斯麦时代的欧洲，铁路和工业制造力是国家制胜的关键；到了19世纪末，决定大国竞 争的最重要的权力资源是航海和海军实力。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 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以及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权力结构和性质的巨大变化。奈指出， 在一个信息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权力的转化力减弱、扩散性增强，导致国际体系的结构 变化和军事力量作用的下降。在这种状况下，以"同化性"为标志的"软权力"可以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奈指出："同化式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 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能力。……这种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 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无形力量资源关系紧密。这一方面可以认为是软权力，它与军事和经济实 力这类有形力量资源相关的硬权力形成对照。" 　　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当中，奈把"软权力"描述为："同化式的能力，根据这一 能力，一个国家能够创造出一种国家，使其它国家模仿该国的方式来考虑自己的发展，确定 自己的利益。这类权力来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国际机构准则与制度。" 其后，他在1998年同基欧汉合作的"信息时代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以及1999年发表在《外 交政策》杂志上的"软权力"当中，进一步把"软权力"阐述为"通过吸引而非强迫得到想 要结果的能力"，其吸引力包括：思想、文化等能够影响其它国家偏好的能力，设定标准、 制度和日程的能力。2002年，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 中把十分简洁地把"软权力"定义 为"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能力，其中包括"在国际政治中制定纲领计划"和 "吸引其他国家"两个方面。 　　"软权力"（Soft Power）是相对"硬权力"（Hard Power）而言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除了构成要素不同之外。"软权力"主要来自一些无形的力量 资源，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机构和机制等，"软权力"的获得主要依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 吸引力、设定国际议事日程的能力、创造与自己体制一致的国际规范与国际机制的能力等。 第二、权力的运作的方式不同。"硬权力"是通过军事或经济制裁、利诱的方式强迫起作用 的，而"软权力"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的吸引力发挥作用的。换而言之，"硬权力" 是"命令"别国做自己想的事情，"软权力"是"要"别国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两者之 间是相互补充，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第三、"软权力"具有扩散性和非垄断性。经济和军 事资源通常是固定的，一旦被占有就很难转移。而文化、信息、知识等资源很难被垄断，而 "软权力"恰恰是通过它们的扩散来发挥作用的。第四、"软权力"对别国的影响是无形的、 非对抗性的。通过强制方式运作的"硬权力"往往遭到对象国的抵制和仇恨情绪，而"软权 力"的影响是柔性的、潜移默化的，甚至得到对象国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奈提出的"软权力"理论的初衷是为了驳斥"美国衰落论"。他认为，20世纪末国际力 量结构的变化导致"硬权力"的下降，这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普遍现象，并不不能构成美国 "衰落"的理由。相反，美国在"软权力"方面拥有无以伦比优势，足以担当"注定领导" 的责任。在这些言论发表了10年之后，他再次指出："21世纪的力量将依赖于有形和无形 这两种力量源泉的结合。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同时在军事、经济和软权力这三个 方面都拥有优势。"但是，奈始终认为美国的"注定领导"并不等于单极霸权。他在1999 年发表的"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中指出，今天的国际格局类似一个三维棋盘，顶端是军事实 力的单极、中间是经济实力的多极化，底端是一个由众多超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松散的权力结 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美国拥有的优势并不足以维持霸权的地位，因此，他反复强调了一 个论点："美国不能独断专行。" 　　 　　基辛格的"大外交"理论 　　 　　作为叱咤风云的大外交家，亨利*基辛格的大名可谓路人皆知。他在长达八年的两届 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执掌美国的外交决策大权，亲手策划并推 动了70年代的美苏"缓和"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他同时也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和学 者，曾经任哈佛大学教授，出版了无数著作和论文。如今，这位先生已是80高龄，但仍然 活跃在美国外交思想界和外交舞台上。 　　"大外交"理论是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 中提出对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 的规划。在这本洋洋70万字的长篇巨著中，他以历史的宏观视角考察了17世纪以来国际关 系发展的规律。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本国际关系史著作，但又不单纯是记载史实的历 史书，其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作者对于国际政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基辛格是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界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的国际关系实 践和著述都力图用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建构一个"和平构架"。在《大外交》当中，可以十 分清晰地体味出这一思想脉络。作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定，基辛格认为人性本恶，人类 难以通过对自身的改造来追求人性的完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是追逐自我利益，但是 "每个个人和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通过亚当*斯密在形容市场规律时所说的‘无形的手’， 可以造福于全人类"。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的第一基本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红 衣主教黎塞留开始，这一原则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存亡和国际关系的风风雨雨。其次，现 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利益是由国家的实力决定的。为了维护和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利益，民 族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地加强自己的实力，即所谓的"实力"原则。国家的实力来自国内和国 外两个方面。在国内可以通过发展经济、增加税收、扩大军备来壮大实力，但任何国家的疆 域、人口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还应该通过外交和结盟，借助国外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实 力。当弱小国家面临强国的威胁时，就会联合起来进行制衡，这便是现实主义理论最著名的 "均势"原则。 　　从利益、实力到均势，这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大外交"的独创之处是在这一 逻辑线条上加入了"共同价值"因素。基辛格认为，"共同价值"对于"均势"的稳定是至 关重要的。如果参与"均势"体系的国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且在国家政治 制度上存在相同性，这将有助于促进各个国家在外交政策目标和手段方面的一致性。在一个 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主张维持现状的国际体系中，"共同价值"的存在将大大促进体系的 稳定性。基辛格认为，强调价值观念并不是理想主义的专利，早在威尔逊之前，19世纪的 梅特涅就已经利用"共同价值"来为"均势"服务。当然，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强调价值观 的意图是不同的，理想主义把价值观念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而现实主义只是把它当成手段 和工具。 　　在引入"共同价值"之后，基辛格对历史上的"均势"体系进行了分析。他区别了三 种模式的"均势"：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梅特涅模式"，以"现实政治"为基础的消极 维持的"不列颠模式"和积极推动的"俾斯麦模式"。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在"梅特涅模式"的主导下实现了几十年的和平。在这个模式下， 各国以君权神授的专制主义传统为"共同价值"的基础，以神圣同盟维持国内的安定，以四 国同盟保护地缘政治的稳定。梅特涅本人以高超的手腕调节奥地利与俄国、普鲁士、英国的 关系。为了不使法国的实力受到过分的削弱，维持地缘政治的平衡并安抚法国的愤怒，梅特 涅还在维也纳和会上保证了法国自黎塞留以来的领土等权利。基辛格认为，梅特涅对战败国 法国采取了宽大处理的方式，使它能够安心地存在于体系之而不至谋求东山再起和报复，这 成为保障维也纳体系稳定的关键。 　　顾名思义，"不列颠模式"指的是英国长期推行的大陆均势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帕默斯 顿和迪斯累利。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当均势运行平稳的时候，不以积极的外交手段来维持这 种稳定状态，而是放任自流，只寄希望于各方保持克制，不滋生事端。当均势失去平衡的时 候，英国担当起平衡者的角色，联合弱势国家制衡扩张者并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状态。基辛 格认为，这种均势是以不平衡与冲突为代价的，而且英国所处的"光荣孤立"地位具有地理 的和历史的特殊性。 　　"俾斯麦模式"是德国统一之后，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了避免邻国的猜忌而采取的外交 努力。其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减少敌人、增加盟友，为此要"尽可能多地多方面地建立亲密的 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限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双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 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由于缺少"共同价值"的制约，"俾斯麦模式"的均势在运作上十分 困难，要求决策者清晰地判断矛盾的轻重缓急并做出果断决定。这如同走钢丝一般，稍有不 慎就会落入自己编织陷阱之中。 　　基辛格认为，美国在21世纪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优势力量并不足以控 制世界事务，新的国际体系将向多极化均势方向发展。美国必须担当起这一均势体系的领导 责任。在上述三种均势模式中，由于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共同价值"，"梅特涅模式"是不现 实的；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美国也不可能采取"不列颠模式"中的"光荣孤立"政策； 因此，美国应该努力学习"俾斯麦模式"优点和经验，努力在各国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维持和 平的多重联盟结构。 　　基辛格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应该依据各国的不同利益建立不同的联盟，同时运用灵活 的外交手段，维持联盟之间的稳定和均衡。美国应该在西半球鼓励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 通过北美自由贸易体系维持其稳定和繁荣。美国应该鼓励北约和欧盟的扩大，使欧美的"共 同价值"成为欧洲和平的基石。美国还应该同俄罗斯保持接触，鼓励这个国家向西方靠拢。 在亚洲，美国的政策应该以经济为基础，联合日本，安抚中国，争取东南亚各国的支持。 　　 　　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一书是美国著名战略家兹比格纽*布热津 斯基继《大失败》、《大失控》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1953年移 民美国，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现任华盛顿战略于国际研究中心顾问和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他十分擅长于从宏观的地缘战略角度研究 国际问题。《大棋局》出版于1997年，是布热津斯基在国际格局转换、大国关系调整的大背 景下，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提出的"锦囊妙计"。该书一经推出，就引起了美国国内以及世界 各国外交思想界的重视，被认为是美国决策者的"必读参考书"。 　　《大棋局》的思想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上的首要地位。布热津斯基认 为，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美国在军事、经济、技 术和文化这"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均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但是，他认为，"由于 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美国全球霸权的深度有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减弱"。 世界经济竞争、人口爆炸、移民增加、种族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民族主义抬头都 可能"冲击美国所继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因此，"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 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协调"，美国的主导地位最终将让位给"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 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必须要正视这一现实，并在世界 多极化和美国主导地位之间寻找恰当的定位。 　　《大棋局》思想的主要着眼点是欧亚大陆。这片大陆拥有全球人口的75%和世界国民 生产总值的60%，"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 之后的六个世界经济和军费开支大国都集中在这里。在新的地缘战略环境下，谁控制欧亚大 陆，谁就控制了地缘战略的中心舞台，并使西半球和大洋州成为边缘地带。布热津斯基把欧 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比作一个棋局。在上面一争高下的有实力不等的数个棋手。这些棋手可以 被划分成两个等级：一、地缘战略棋手，指"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 影响去改变现存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利益的国家"，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 和印度；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指"所处地理位置敏感，对地缘战略棋手产生重要影响的 国家"，包括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 　　布热津斯基把欧亚大棋局分成西、东、中、南四个部分。西部主要是美国的欧洲盟国， 是"民主的桥头堡"和美国"向欧洲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东部包括中国、东北 亚和东南亚诸国，这一个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同时也是"世界潜在的政治火山"。中部 主要是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区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黑洞"。南 部包括东南欧、中亚、南亚、波斯湾和中东地区，该地区战略地位显要，蕴藏丰富的石油资 源，同时又充满了种族和宗教冲突，是"欧亚大陆的巴尔干"。 　　布热津斯基提出，美国应该在欧亚大棋局上推行一项三步走的战略。在近期，美国要 促进欧亚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可能向美国首要地位挑战的敌对联盟。在 中期，美国要逐步与若干地位重要、战略相互协调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并推动建立一个更 加机制化的跨欧亚安全体系。在这个阶段，美国仍然要阻止其它国家提出挑战，但美国应该 推行"宽容"的霸权，"不威胁欧亚潜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根本利益"。美国的长期目 标是建立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合作框架，"既能化解政治社会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 和损伤，又能演变成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这是，美国"作为第一个、 唯一一个和最后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布热津斯基认为，欧洲是美国欧亚大陆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美国要"通过更加真实 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在欧洲，法国和德国是最重要的地 缘战略棋手，而英国是"退休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地区主导大国，如果不 同中国进行战略和解，美国就不能实现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多元化。"中国的重要性不亚于 欧洲，更超过日本"，中国应该成为"远东之锚"。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不可能成为起主导 作用的亚洲地区大国，因此美国不应该扩大美日军事合作，破坏中美日三方协作关系。俄罗 斯的前途尚不能确定，仍然存在挑战美国的发展潜力，"美俄之间不可能建立成熟的伙伴关 系"。美国必须实行又打又拉的对俄战略，一方面消除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可能，另一方面吸 引俄罗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欧洲政治和安全建设。至于"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布热津 斯基认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区，保证全世 界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 当然，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现实远远比两极格局复杂，在两极之间以及两大阵营内部都存在各种变数。 本文在这里所描述的冷战与其说是现实中的冷战，不如说是观念中的冷战。冷战在人们思想中造成的印象 是两极化的。 Joseph S. Nye,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9, p. 22. 查尔斯*威廉姆*梅恩斯："摆脱冷战后的美国"，《冷战后的美国与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 编，时事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Richard N. Haass,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1999, p.37. Stephen M. Walt: "Two Cheers for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0, p.64. "Two Cheers for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p.64. 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9, p.7.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536页。 博斯韦尔、伯吉森编：《美国与世界"危机"》，（纽约：普雷格公司，1987年），转引自约瑟夫*奈：《美 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译本，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页。 同上，第5页。 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译本，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 Henry R. Nau,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Leading the World Economy into the 1990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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