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逆差与美国贸易保护的转变 一、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背景： 根据中国的统计，中美贸易1993年美方开始出现逆差62 亿美元，到2003年上升到586亿美元, 10年增长了近8.5倍；根据美国的统计，1983年美方开始有逆差，为3亿美元，到2003年上升到1240亿美元 , 20年增长了412倍。 按美方统计，1988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的前10位逆差国行列，1989年就从第9位发展到第6位，1990年攀升到第3位，1991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2大逆差对象。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继续攀升，到2003年，中国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达到23%。 中美贸易逆差之所以备受关注，其原因是： 1）美国总体贸易逆差扩大：从1997年的2000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4800亿美元左右。2003年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为5357亿美元，比去年又增长了12%。尽管近三年贸易逆差的增速没有前期快，但是从量上已经达到GDP的5%以上。由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且90年代以后逆差增长迅速，因此中美贸易逆差受到美国的格外关注。 2）美国进出口一个总的发展趋势是出口乏力，而进口保持强劲增长。2000年美国经济衰退以后，这个特点变得更加明显。2003年，尽管出口在经历连续两年下降之后开始缓慢回升，增长率也只是4.5%。相比之下，进口虽然也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相对出口而言并不明显。2003年进口比去年又增长了8.5%。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出口保持持续高增长的反差显得尤为突出。 二、 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里的位置： 如果只看中美双边贸易逆差，这个问题对美国而言，似乎确实很严重，但是如果把双边贸易平衡放到美国整体贸易逆差里，情况却有所不同。 首先，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发展的作用重要、但并不是决定性的。相比之下，欧盟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起到加速的作用。90年代中国在美国全部贸易逆差中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变化。1995年占美国贸易逆差的21%，到2003年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百分比为23%，仍与1995年大致相当。相比之下，欧盟占美国贸易逆差的百分比却持续增长，从1996年的8.9%增长到2003年的17.6%。因此，与中国比较，欧盟在美国贸易逆差增长中的作用正在加大。这也就是说，中国对美贸易逆差的增长并没有超过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增长水平，而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的快速增长则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更重要的原因。Dismal Scientist 2002年的一份研究 列出了各国从1997-2002年对美国贸易逆差增长的贡献值：在这段时间美国贸易逆差增长的160%里，39.5%来源于西欧，29%来源于中国，其他亚洲和拉美国家相当，为27%左右。 研究也认为，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作用没有增加，2002年美国贸易逆差增长了14%，其中西欧起到的作用最大，为5.9%，中国为4.9%，拉美为4%。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多头而且相对平均。 其次，尽管从2000年开始中国成为对美贸易逆差的最大国，但是中美贸易逆差占全部贸易逆差的百分比并不十分突出。相比之下，80年代日本是美国最主要的贸易逆差国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占全部贸易逆差的比重曾达到40%以上，非常集中。直到1990年，日本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比重仍然为40%，1995年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37%，此后逐渐下降，到2003年为12.3%。因此，9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过程也是贸易逆差分散化分布的过程。美贸易逆差由集中在日本逐渐分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贸易伙伴。 第三，由于中美贸易的反周期性，有相当一部分产品仍然集中在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大的消费品上，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经济放慢的时候受影响不大，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并不突出，而当美国经济增长放慢时，中美贸易逆差就突出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增长放慢时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就升温的原因。 第四，从美国贸易逆差的产品结构来看，整个90年代，除能源外，交通设备是美国贸易逆差的首要来源，而且其增长依然迅速，上升了约1.6倍，扩大着美国的贸易逆差；消费品，包括服装和家具、玩具、鞋是贸易逆差增加其次的因素，逆差规模和增速都与交通设备相当；资本品，包括电力设备和原子反应设备 的贸易逆差规模虽然小于交通设备和消费品，但是逆差增长速度却超过了前两项，1990年是交通设备贸易逆差的一半，但是到2003年已经相当于交通设备贸易逆差的69%。其逆差增长是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上述产品中，中国对美的贸易逆差集中在部分消费品和电力设备、原子反应设备上。在美国贸易逆差来源最大的能源、交通设备上，中国并无出口优势。而电力设备和原子反应设备交易所带来的中美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全球配置资源导致的贸易逆差的一部分。 三、中美贸易逆差增长的原因： 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样的。包括国内储蓄不足、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下降，以及全球化生产加工等因素。这些因素在中美贸易逆差中都有表现。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劳动力具有的突出优势，使中国对美出口增长非常迅速。在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带动下，这些增长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取代原东南亚国家对美出口的份额。 1）劳动力成本因素： 从制造业来看，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化竞争，美国国内的制造业逐步被东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替代。这一原因使美国制造业在80年代对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及香港产生贸易逆差。随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变得十分突出，为美国的1/40，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7-1/8，所以现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从周边国家或地区转移到了中国。贸易逆差也相应转移到了中国。例如，80年代时台湾地区和韩国等是美国服装、鞋和廉价家电等产品的重要出口地，享有很大的贸易顺差，但是现在这些贸易顺差都被转移到了中国。在新兴的IT产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由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计算机和其他办公设备制造的硬件部分很多从台湾地区和东南亚转移到了中国。 2）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因素： 随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不仅美国看到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要利用它, 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包括亚洲的国家和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也把自己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利用这里的廉价劳动力加工制造，然后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市场出口。这就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了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迅速；第二，外资企业带动的出口增长迅速。2003年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的55.2%。同时出口的54%是由外资公司进行的。事实上，中国贸易增长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加工后出口增长所带动的。 上述两个特点，在我国对美的出口中尤为鲜明。2002年，加工贸易占中国对美出口的比重最大，占中国对美出口的67%。在加工贸易里，又以三资企业为主，占加工贸易的72%。这样，三资企业的加工出口就占到中国对美全部出口的48%。美国占中国对全球出口的21.5%。但是却占中国全部加工贸易出口的30%。 加工贸易也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和决定性来源。在美国全部逆差的428亿美元里，中美一般贸易的逆差额为68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逆差额为400亿美元，其他贸易方式美方的顺差额为40亿美元。 按在中国加工30%的附加值算，由三资企业在华加工贸易产品出口所产生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有70%是由原产地转移给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背了一笔很重的逆差转移包袱。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对美贸易顺差缩小的同时，中美贸易逆差迅速增长起来。如果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则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与其他国家、地区对美贸易顺差减少相抵后，总体对美贸易差额的变化不大。从1990到2002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3%增加到11%，而同期日本、台湾和韩国的份额却从27%下降到17%。总和来看亚洲对美国的出口份额没有变化。 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对美产生的贸易逆差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这种贸易结构对中国贸易平衡的一个影响是：中国进口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或地区，进口的主要产品以部件和原材料为主；而出口则对欧美市场，以加工后的制成品为主。这样，中国对亚洲国家或地区就表现为贸易逆差，而对欧美则表现为顺差，总的贸易基本保持平衡。2004年前两个月贸易开始从顺差转为逆差79亿美元。2002年，中国最主要的10个进口贸易伙伴前五位的除欧盟外，都是亚洲国家或地区，分别为：日本、台湾地区、东盟、韩国。中国最主要的10个出口贸易伙伴里，前几位的则分别是美国、香港、日本和欧盟。2002年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是台湾地区、韩国、东盟、日本。而贸易顺差最大的则为美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欧盟。 其次，中国被当作加工制造平台，主要是搞装配。在中国所进行的加工技术含量很低，中国无论是从价值链中还是产业发展中获得的利益都是有限的。华尔街日报在2004年1月29日的一篇报道 中介绍说，“在每年贴有“中国制造”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Logitech（罗技）”计算机鼠标中，Logitech的大销售商“万达”卖给美国的价格是40美元。这其中logitech得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15美元，另外14美元由给万达提供部件的供应商获得：一个摩托罗拉在马来西亚的分厂提供鼠标的芯片；美国的Agilent Technology 提供光感器。销售是由美国的Cookson Electronics进行的。而中国从每个鼠标中获得的仅有3美元，包括工资、能源和其它成本。 近20年中，尽管跨国公司的投资明显促进了电子、电器、汽车、通讯设备等这些新兴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但这些产业在相当程度上是采用较高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即以主要部件的进口装配为典型特征，在技术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多数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工艺装备主要依赖进口。2001年机械及运输设备还是中国第一大类进口商品，进口达1070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44%，贸易逆差达121亿美元。2001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为17.5%，进口比重为26.4%，相差达9个百分点，逆差高达176亿美元，并呈现逐年扩大之势 。 可见，中国电子产品生产规模大、出口量也大，但由于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不高，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核心技术的产品不多，关键部件都要靠进口。中国既不是研发中心，更不是利润中心。在当今全球市场上销售的“中国制造”产品,大部分应称为“中国加工组装”产品，中国只不过扮演着组装加工中心的角色。 四、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问题： 美国有人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导致中美贸易逆差，这种说法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其一，汇率变化与逆差变化并不完全一致。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行的是强势美元政策。从2002年开始，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慢，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制造业面临价格竞争的压力，尽管美国不放弃强势美元政策的口号，实则对美元贬值放任自流，目的是促进出口。从2002年2月到2003年年底，按照贸易比重进行加权计算的广义美元名义价值降低了13% 。中国自从1994年开始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2002年以前，也就是美元贬值以前，在强势美元的带动下，人民币也随之升值。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国出口却以每年20%左右的增长速度逐年扩大。最高的1994年增长达到29%。此后从2002年初开始尽管美元贬值，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不过增长了24%，因此很难用汇率变化解释贸易逆差的扩大或缩小。 其二，汇率对贸易的实际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按照人民币被低估15%-20% 的尺度来测算，由此增加的中美贸易逆差也不过100亿美元左右。无论按中方统计或美方统计，这只是全部贸易逆差中的一小部分，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有限。2003年10月，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在华盛顿向美中经济安全评审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中也说“中国并没有基于货币贬值而竞争。我的估计是：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可能给中国出口价格带来很大影响。例如，如果将人民币升值20%，则本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价格将只会上升4%。这几乎不足以导致需求转向美国制造的产品”。美国的其它一些研究也估计，即使人民升值两倍，也不足以对出口价格产生可见的影响。 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其逻辑也是片面的。造成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原因实际上是多方面的。 首先，美国制造业工人就业的减少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密不可分。即：制造业的生产率相对于服务业已大幅提高，用较少的工人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社会需求随之转向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制造业的就业随之减少。据统计，在过去15年内，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年均提高3%。而美国制造业工人就业，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之后就开始不断下降。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14%。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劳动力成本高，美国属于夕阳产业的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失掉竞争力是必然的，即使不在中国生产，这些东西也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尽管要区分一个产业就业减少是由于国外竞争还是国内结构调整的因素极其困难，有的时候这两个因素含义甚至是接近的。但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不可否认是与失业增加严密关联的。 其次，导致失业增加另一个更直接的因素是经济周期。就90年代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状况看，在美国经济繁荣，进口和贸易逆差迅速增长的90年代，制造业工人的失业率却相对较低，从1990年的5.8% 下降到1995年的4.9%和2000年的3.6%。工人失业再度增加出现在2000年经济衰退以后。总失业率从2000年的4.0%上升到2001年的4.7%， 2002年的5.8%。2003年工人失业继续增加，最大时曾达到6.4%。到2003年10月，失业率略微下降为6%。而且这次失业增加的面广，不只是制造业工人。在2003年9月和2001年9月之间,虽然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了18万，比2001年9月增加了18%，但是服务业的很多部门，包括批发和零售、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失业增加幅度都达到甚至超过了制造业的水平。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的失业增加了29万，比2001年同期增加了31%，专业服务的失业人数增加了17万，增长达20%，其他服务业的失业人数增加了11万，增长幅度更高达50%。事实说明，自从美国经济从2001年初陷入衰退以来，工人失业的情况也趋于严重化，制造业并不是失业增加的唯一部门。而且其失业情况也不是最严重的。 由此可见，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最主要受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一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因素的影响。这方面，来自中国的竞争，同美国面临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是一样的，影响虽然存在，但不是决定性的；其二，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还受到美国经济周期因素的短期影响。相比之下，中国进口对美国失业的影响并不大。 五、美国贸易保护的发展和转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并没有像美国所说的那样，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决定因素；贸易逆差形成也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是中国不公平竞争的结果；美国贸易逆差形成有其自身的原因。由于具有劳动力优势，在对华直接投资的带动下，中国转移了一大部分原有亚洲国家对美的贸易顺差，尽管对美贸易顺差并不与中国得到的实际利润存在比例上的相关。各种研究已经显示，贸易逆差为美国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抑制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可以利用劳动力优势节约生产成本，同时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消费者剩余。但是美国为什么夸大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呢？从2003年美国国内一些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施加的压力来看，答案非常清楚地指向--美国国内出现的贸易保护情绪。 美国搞贸易保护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其贸易自由化从一开始就是保护和开放的混合体，而且即使是自由化，针对的也仅仅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1967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向国会关税委员提供的一份报告称,‘…美国的外贸政策的标志是自由贸易哲学,它有别于具体的各项政策措施’。报告把自由贸易作了政策与哲学的区分,它的意义在于表明,美国奉行的是自由贸易的哲学,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各项贸易领域中的每项政策和作法都是自由贸易的” 。纵观美国历史，贸易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美国的经济地位和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先地位是决定其是实行贸易保护还是开放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各部门在贸易竞争中领先地位的不同则构成了游说国会和试图主导政策取向的主要因素。 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尤其是高科技和电信领域的领导地位，尽管也有贸易保护的一面，其全球化贸易政策的着重点始终放在开放和自由贸易上。也就是说，实行的是以自由贸易为基调的有限的贸易保护。政府强调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会带给美国最大的好处 。它一方面为开放全球市场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许诺为国内受损的传统产业提供保护，并相信通过政府帮助这些产业和工人的努力，全球化最终将使美国保持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 但是过去几年出现的情况，却使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变得越来越艰难。继钢铁贸易保护之后，经历过经济衰退以后的制造业，其失业始终没有恢复。尽管前面已经说过，这与经济周期和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密不可分，受到影响的行业却更愿意把责任推到别国身上，而不愿意面对自身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制造业的利益集团要求贸易保护。其基本观点是，贸易自由化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夺走了美国国内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中国加入WTO后对美出口的增长使中国成了一个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为了激起贸易保护情绪的普遍化，制造业的利益集团还利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国投资青睐的事实，制造新兴高技术的制造业--例如计算机硬件—生产外移和美国国内“空洞化”的言论，使服务业和高技术行业似乎也感到一种即将到来的威胁和压力。很多美国人担心其失掉竞争力的将不只是制造业，而是美国最有竞争力的部分、美国赖以在全球取得领导地位的部分。有一些人提出，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和印度的技术将有可能赶上美国，也有人担心未来的美国还会剩下什么 。目前，在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情况已经演变到，只要是失掉工作的人群，不论其失业是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周期、还是个人的原因，都可以在贸易上找到说辞，贸易保护已经泛化到可以不必深究原因就借来一用的“挡箭牌”。 从政府来看，面对国内的利益集团，虽然依然强调开放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但是在政策上，面对外部压力，保护的色彩也越来越浓。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的贸易政策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脉络的加深。被搁浅达8年之久的“总统快速贸易谈判权”的恢复 也是依靠了大量对农业和钢铁等部门的贸易保护承诺才换来的。2003年9月坎昆会谈的失败、11月迈阿密“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类似经历、美国和欧盟、中国贸易争端的加剧更显示了这种倾向的加剧。 对当前美国贸易保护的倾向，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大选当中的政治问题，是一些特定利益集团调制出来的“特定气氛”， 随大选的结束，问题将渐趋平息。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也部分反映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真实的贸易问题，即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可能是美国的更多失业和高技术领域竞争力的丢失，而不是政府最初所设想的那么理想。如果是后者，则情况将更为复杂，它对政策的影响也将是持续的、长期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由化是美国政府面对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优势而采取的一项认为将使美国受益的贸易政策，但实际的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可能是不期然的。其最终答案的讨论正在激烈的争论中。涉及到一些非常细微而敏感的问题：例如，政府提供的就业和转型支持能不能经受住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冲击？这里存在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冲突。认为美国从中收益和受到损失的各方都能够提出支持其论点的统计和数据支持。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正在经受再一次的挑战和检验。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全球化不只带来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达国家的反思。 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是，虽然经济理论显示，开放贸易能为美国带来“消费者剩余”，但是这种贸易剩余的获得和就业上的失去相抵后，对美国社会不同就业者的影响是不同的。越是在就业上失掉多的部门，净剩余就越少，因此如果就业影响的范围扩大，消费者剩余的获得就将越加集中到特定部门和收入者手中，形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同理，开放贸易虽然可以使美国节约生产成本，但是享受这种利益的是一些特定的利益集团和公司，而且是以另一些利益集团的相对损失，例如就业，为代价的。因此，即使贸易逆差的背后是美国得到的利润增加和消费者获得剩余，但是由于在社会内分配的分化，所谓“美国的所得”并不能抚慰受到全球化威胁的利益集团要求贸易保护倾向的加剧。贸易对社会内部的就业结构、就业创造和转移、利润分配等问题的影响都是需要亟待回答的问题。而政府只有考虑到全球化带来的这些问题，有效地推进再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发展，才能避免贸易保护压力的进一步加剧。否则将难免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贸易保护将成为2004年总统大选的主题已经确定。虽然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显示，新政府上台以后，多数都会从竞选时的贸易保护论调转向推行开放，但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现状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模糊。在如何处理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新的思考和挑战还没有形成新的主流观点之前，很难预测美国会不会走到历史上又一个极其贸易保护的时代。当前各种情况表明它正在向更加保守的方向前进。而且这种力量起码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存在。